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章节摘录

书摘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沿着这条路线演绎过来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同样会遵循这个规律继续发展下去。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实际上是发展我国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党的建设)，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首先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第一个也是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实施“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发展”时，最为重要的也应该是经济发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有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发展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解决纷繁复杂的国内矛盾。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邓小平才会坚定地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江泽民才会不断地讲，“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我们解决国内国际问题最主要的条件。”我们在迈开新长征第一步的时候，首先做的也就是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    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奋斗以后，为了使我们国家能够在新世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强于国际竞争之中，就更必须始终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保持长期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努力实现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月标。    1．2  历史使命与现实奋斗    唯物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的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基础，也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已经走过80多年战斗历程了；中国改革开放自进行以来，已经经过20多年的努力奋斗了。无产阶级政党所做过的事情难以计数，所肩负的重任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无论在夺取政权以前，还是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都应该不断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清制度上或体制上的障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20多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历史，为中国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和自主地位，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团结了全国各族亿万人民，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根本性变化，再度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三中全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意义。那么，三中全会的核心是什么?是拨乱反正，是思想解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何谓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思想解放，是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前提条件；两个基本点，是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把我们工作的中心点转过来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全党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才有可能出现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有可能提出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模式，才有可能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和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肩负着十分重大的历史责任。江泽民在“5．3l”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新世纪，“我们党要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    这三件大事，最初是由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江泽民自80年代末主持中央工作后一直在努力推进这三项任务的实现。这三件大事都非常重要，但事情有轻重缓急，办事要举重若轻。我们在新世纪里能否真正完成这三项任务，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经济仍然是基础，发展仍然是关键。江泽民2000年10月11日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十分明确地指出，“在这三件任务中，现代化建设是核心。”这个判断是江泽民一贯思想的充分体现，近十多年来，他曾经反复地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反复提醒大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我们解决国内国际问题最主要的条件。”其认识基础，就是根据我们的时代特征、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  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特征(或首要特征)就是经济不发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特征尽管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对于经济发展处于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讲，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理解，可能与发达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和感受。穷人要吃饭，富人也要吃饭，但同样一碗米饭对于两人的效用是不一样的。现在全球都在谈发展，共同点是存在的，但分歧点可能更多。发达国家讲发展，总是把人权和民主挂在嘴边；发展小国家讲发展，却一直强调生存问题和吃饭问题。为此，经常出现吵架，经常发生争论，经常导致不欢而散。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如同富人之所以不喜欢谈吃饭问题，是因为他们已经尝尽了山珍海味。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争取民族的生存权却是万事之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就是首要之务。因此，对于同样一个经济增长或发展速度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引起的敏感度和重视度以及感觉到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必然远远超过那些西方的发达国家。    众所周知，生产决定论的生成土壤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而不是商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主要经济矛盾是人地矛盾，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土地占有不公，土地产品仅能维持生存所需，进入流通领域用于交换的剩余物非常少，因此，必然山现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理论和思潮。在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机械力替代了人力和畜力，社会化生产替代了单个生产，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生产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产业资本的威力所陶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的问题是，当生产技术的快速提高导致全球生产力的极大扩张，世界性生产过剩的经济现象已经出现的时候，当人类社会已经逐渐地步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一个被称之为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初露端倪的时候，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对于经济运行的作用，是否仍然一成不变？生产是否仍然发挥着不可动摇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认为，在农业社会，生产决定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生产力并不十分发达，需求市场空间只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相对而言，对经济发展构成最大威胁的上要是来自生产力的约束。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经济矛盾的焦点，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占有关系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即使在那个时候，马克思仍然在微观层面上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与企业的计划性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就有了企业主“惊险的跳跃”之说；而在宏观层面，他看到了生产增长的无限性与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的购买力有限性的矛盾，因而，又有了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的警示。仅此两点，就充分表明流通对于经济生活顺畅运行的重要意义。尤其是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生产力急速发展，真正对经济构成威胁的已经不再是生产的直接约束，恰恰相反，而是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流通约束，是产品能不能顺利地卖出去的问题。国际市场或国内市场一个紧缩，经济增长马上出现问题。我们今天遇到的最大难题，并非是生产能力的问题，而是市场约束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固守某个基本理论观点，而是应该根据客观条件和现实发展的变化，重新考虑理论的适应性。至少应该将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看作是一个只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完整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很可能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第二，劳动决定价值不等于劳动决定生产力。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对工业化初期的资本主义英国进行批判分析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同时也揭示了社会化商品生产中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全部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和重要支撑，它所要表明的是商品的价值是由一般人类劳动决定，即劳动决定价值。并且，这一观点的得出也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基础之上的。显然，劳动决定价值并不等于劳动决定生产力，因为价值反映的不是物，而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应当与使用价值相对应，使用价值的决定因素与价值的决定因素并非是同一回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混淆了二者的区别，以使用价值决定替代了价值决定，导致了理论的庸俗化。我们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以价值决定替代使用价值决定，如果这样的话，同样可能导致理论的庸俗化。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三个代表”与“第一要务”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期间发表丁著名的“高州讲话”。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随后，江泽民在5月的江苏、浙江、上海视察期间；6月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和10月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以及在2001年1月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里，都反复地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根本宗旨、根本任务的集中体现，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也是为了在新时期新实践中更好地全面落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要求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全面、正确地把握“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之贯彻落实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和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实事求是地纠正。    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系统论述，是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七一”讲话)中作出的。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以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为主线，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80年来的历史经验，阐明了我们党在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讲话实际上为我们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制定了一条总揽全局的基本方针，同时也为已经进入新世纪并且继往开来迈开了新长征步伐的亿万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行动纲领。因此，无论对于我们党的现实发展需要，还是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贡献，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七一”讲话发表以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逐步统一了思认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以及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自觉性。在此基础上，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5．31”讲话中，不仅再度强调了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党同志和全国上下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而且还进一步指出，贯彻好“三个代表”要求，就“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提高到是否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高度，提高到能否成为执政党第一要务的高度，提高到能否开创现代化新局面的高度；是江泽民“5．31讲话中提出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思想观点和政治要求。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已经逐步构成并将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现在，又进一步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了出来。这二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我们认为，“第一要务”既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三个代表”要求的必然结果。    ……

书籍目录

序言：“三个代表”与“第一要务”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1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I．2  历史使命与现实奋斗    1．3  历史使命与核心任务  二、客观上把握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2．1  生产力的性质特点    2．2  生产力的运行规律    2．3  走出几个认识误区  三、发展始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3．1  中国发展问题的由来    3．2  中国发展的当前特征    3．3  中国发展的环境变化    3．4  中国发展的现实要求    3．5  中国发展的现实矛盾  四、发展要有新思路    4．1  坚持发展路线    4．2  深化体制改革    4．3  改变分配方式    4．4  扩大对外开放    4．5  优化经济结构    4．6  注重可持结发展    4．7  实行科教兴国    4．8  提高人的素质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客观上把握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发展始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发展要有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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