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猛步--司明專欄選
出版社: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12
ISBN:9789882193963
作者:司明,主編: 盧瑋鑾,編者: 熊志琴
页数:416页
作者简介
用「一生兩世」來形容司明的經歷，貼切不過。
司明一生的轉捩點在1950。那一年，司明隻身從上海南來香港。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一切關於上海的記憶只能成為前朝夢憶。司明在香港寫下了「異鄉猛步」的歌詞，或許也藉此以明就此落地生根的猛志。
昔日的「跳舞學生」與後來的賣文酒徒，最終沒有落拓終生，卻反高潮而合情合理地被個人的家庭甜美生活收編，被社會的安定繁榮收編。現實人生，就是如此。十年專欄，司明從〈標準海派〉寫到〈不辭長作香港人〉，既是個人的心跡，卻又不限於個人。只要回到1955至1965年間《新生晚報》的司明專欄裏去細讀，即可發現從他鄉異地到本土，從難民到移民甚至市民，過程何其微妙。
今天的「香港人」與「香港記憶」，已經無法剔除當年的上海來客與吳儂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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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在香港顾文豪张爱玲《重访边城》叙及她1952年从罗湖口岸出境，彼时正是大跃进后大饥荒大逃亡，“五月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出香港边界”。大热天的罗湖桥，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袴，烫得摺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倔傲，背着手踱来踱去”，而这边的站岗兵士，“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的一小块阴凉地，意思让等着过关的人到那边避避日头，可“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彷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彷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是的，或许这是彼时张爱玲的心声吧，不论如何，一定要出去。而对那些已然栖身香港的大陆人，尤其是一干落脚此地的上海人来说，到香港只是为了“避风头”，不久就还要回到那个朝思暮想的上海。大陆政权鼎革，本就不乐与政治周旋的上海人似乎更不知如何应对新形势了，索性抛下产业，纷纷南下，开始了各人的异乡记。在这群异乡客中，有一位唤作司明者，颇有意思。此公原名冯元祥，又名冯凤三，祖籍宁波慈溪，生于上海，1950年移居香港。出身商贾人家的他，早年亦是诗酒风流之辈，曾终日流连舞场而成为“跳舞学生”，舞而优则作，给叶逸芳主编之《影舞新闻》杂志撰写舞稿、舞文却不取分文。日后全身心投入小报写作，据说其最有名是为《万象》撰长篇连载《大学皇后》与《镀金小姐》，时用笔名冯蘅，故人赠“放胆文章拼命酒”之美称，而其自誉“曾是上海最多产的文人”。来港后，继续以写作为业，同时在各家报刊撰写专栏，“有一个时期日写长短十八篇”，更以笔名“冯凤三”编写电影剧本，以笔名“司徒明”撰写国语流行曲歌词，就中即有今日听众耳熟能详之“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的《今宵多珍重》。然则时光匆迫，毕生文字无数的司明，国内文学界几无人知晓，直到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主编的“旧梦须记系列”收录了《异乡猛步：司明专栏选》，我辈才多少领略卖文酒徒的异乡文事与心事。是书按上海人在香港的生活情状、香港的生活风貌，香港的政治及文化空间、卖文甘苦、南来回望等内容约略分为“上海人在香港”、“香港真是好地方”、“要鸣要放‘乃可在此’”、“作家与爬格子动物”和“十年一觉赤色梦”五辑，另附其一二小说选与写台湾之文字，司明文字风貌之大略备矣。容我这小小宁波佬的上海小赤佬目力平弱，格外偏爱此书第一辑。不是说司明写香港写得有多好，而是作为上海人的他始终从上海人角度来看待香港，说偏见自然不乏偏见，可从中生发出的对香港的认识反倒尤为清明通达，对不得已栖身香港的上海人也看得特别清楚，有些话搁在今日亦不觉过时。譬如开篇文章《距离最近的外国》里头他讲道，“香港与中英的关系，上海人中真正了解它者不多，但十之八九的人的心理上都把香港看作外国，这是距离最近的外国”，产生此种心态的原因，据他说是因上海自来租界华界分立，使得上海人颇以崇洋为荣，而彼时英国人地位高于美国，顺带当年扯着英国旗的香港亦高级得了不得了，以至于上海人每每以炫耀能自香港买到外国货为荣，这些外国货“似乎是他们的勋章”。从租界划然到国人心理上将香港视作异域而崇拜不已，外加“距离最近”小小限定，司明析解上海人肚皮里的小心机真真剔肉见骨，即便今日香港已从日不落辗转到红太阳的照耀下，上海人也不再如此前去香港那般激动，可“一部分上海人崇拜香港”的心态我看也未见得改变多少。然则崇拜每每滋生妒忌。初抵香港的上海人“承认香港的土著比自己高一级”，唯其如此，“他们往往有些妒忌，于是处处叫土著钦佩自己”，其法则是“拿钱晦气”。为了力避与香港人在咖啡馆拼桌，一位上海人每次叫四杯饮料，置于方桌四边，让服务生徒呼奈何。好逞这种不三不四之小慧的上海人津津自得，受到香港人表面上的尊敬，司明眼睛毒，“香港人也曾在心里欢迎过上海人，但欢迎与钦佩是两件事”。这样的上海人，我至今在香港亦不少见。为的叫人看得起，爱面子的上海人在香港更要“扎台型”了。所谓“扎台型”即是“争面子”，但凡有“扎台型”的机会，上海人绝对倾力而为，身上穷得只剩十块钱的上海人前脚刚从亲戚处告贷碰壁而归，后脚就在北角与本地人为争上电车吵架，忽一辆的士驶过，此君立刻叫车，从袋里掏出仅有的十块钱向对方示威，“你爷有钱打的士”！同样讲究“掼派头”的上海人亦绝不能容忍一桌人出去吃饭临了“劈硬柴”各付各账，即便南来香港的上海人大半皆经济拮据，但这点派头无论如何不能失掉的，于是他们往往事先将各自仅有的零碎散钱交与一人，这些单钞又很可能在买烟时换成整钞，真是吃力。司明专栏以“上海人写上海人”为鲜明特色，像这样的上海人故事，几乎无日不写。吴侬细语张口即来，海上典故层出不穷，或以为这是不得已南下的作者吃老本使然，我却以为更深在的原因或是唯有在娓娓叙说上海故事时，身为上海人的司明才找得到立身之处。而正凭着阅读这些故事，达十万之多的南来上海人才在这被他们视为“穷山恶水”暂避风头的香港营造出昔日的生活氛围，在不明前世今生不知后路前程的时空中创造出一份彼此的族群认同。至于司明文中常“暴露上海人之短”，我倒觉得里头有借此舒愤的意思在，没奈何流落他乡，是以诸人诸事皆横竖不对眼，用上海话说是“借因头”出胸中一口鸟气。不过这些写在五十年前的文字并不过时。因为上海人终究是上海人，不论时代如何日新月异，上海人的腔调总大致一仍其旧，我常常能在周围认出这书里写的上海人。而更重要的是，司明在香港叙写上海人的日常琐细，与张爱玲经营的一则则传奇相较，容或不具有太高的文学价值，但就为一座城市留下原初的记忆而言，意义相当。如同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用整整一章谈论“城市专栏作家”。他说，“这些首先记述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专栏作家捕捉了城市的色彩、气味、声音，加进趣闻轶事和幽默见解，他们还帮忙建立伊斯坦布尔街道、公园、商店、船、桥、广场的礼仪。我们之所以熟知一些教育程度不及专栏作家和报刊读者的伊斯坦布尔不幸之人——他们130年来在街上做的事，他们吃的东西，说的话，他们发出的声音，都得归功于这些屡屡愤怒，时而慈悲，不断批评的专栏作家，他们以写下这些为己任”。屡屡愤怒，时而慈悲，不断批评，这一句恰可移来形容司明的香港写作。在异乡猛步，他与当时大多数南来客一样有说不出来的郁结，在他那些嘲弄戏谑上海人与香港土著的文字中，我们读到了这种郁结与愤怒，同时也读到了萦绕其间的莫名乡愁和漂泊异乡的不安定感，更读到了上海人眼里的老香港的色彩、气味与声音。就此而言，司明写的不单是在香港的上海记忆，也是一份珍贵的上海制造的香港记忆，香港故事中合该有上海人的一席之地。香港与上海互为“镜像”，经由笔墨叙事与影像言说，共同构建出成分复杂的“精神还乡”，香港是上海的一种逃脱，上海是香港的一种归返，最终两者在种种强化与推演中，内化为一种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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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異鄉猛步（上海人在香港这一系列短文写的非常有趣，異鄉猛步这首歌也非常有趣，我觉得比叉烧包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