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乐为天下
出版日期:2016-1-1
ISBN:9787203093212
作者:林嘉文
页数:357页
内容概要
林嘉文，男，陕西西安人。主要学术兴趣为西夏学、宋史。著有历史随笔《文景之治》（出版时更名为《当道家统治中国：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版），史学专著《救斯文之薄：北宋庆历年间的新政、党议和新儒学运动》（出版时更名为《忧乐为天下：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山西人民出版社）。另撰有短评、随笔若干，部分曾发表于《东方早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等刊。 2016年2月24日自盡，留有遺書，年18歲。
书籍目录
序（李裕民）
自序
第一章 山雨欲来：范仲淹的早年经历与北宋前期的政治局势
一、岳州故事
二、幼年坎坷
三、苦学生涯
四、北宋的建立
五、边患重重
六、贫弱之局
第二章 万千气象：仁宗朝初年的士人结盟与朋党政治
一、范仲淹早年的仕宦与思想
二、“救斯文之薄”
三、“儒者报国，以言为先”
四、“四贤一不肖”
五、西北军政的压力
第三章 同道为朋：革新思潮下的同志士人与庆历新政
一、“患法之不变”
二、天章阁对策
三、庆历新政的十条纲领
四、吏治改革与其他
五、欧阳修的文史之学及其思想史背景
六、虚虚实实的“朋党”
七、庆历兴学与“宋初三先生”
第四章 人散曲未终：新政的夭亡与北宋的士大夫精神
一、“天下议论相因而起”
二、“当世已不容”
三、“自知其不可行”
四、政治、权势与“风”
尾声：波峰浪谷——近世清流的命运
附录1：晚唐至宋初社会历史大背景与庆历新政
附录2：关系、范式、历史想象——对历史研究的若干随想
参考书目
后记
作者简介
西夏学泰斗李范文亲笔题签。
宋史名家李裕民破例作序。
学界推荐：
读一读林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注文长达6万多字，占全书五分之一以上。博览群书，引证古籍127种，今人论著311种，其中外国著作四十余种。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成果，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取舍意见。其治学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其水准放诸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也是当之无愧的。
说实在的，我对当今史学界存在的粗制滥造成风、学术垃圾成堆的现象十分担忧，颇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当我看到年轻中学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确信，不可小看年轻一代，他们中间是有好苗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苗茁壮成长，成为学术界的新星。我一向不愿为年轻人的书作序，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修改论文后出书，请我写序，都拒绝了，而今自破其例，为了鼓励这位年轻人，我欣然答应作序。
——宋史名家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裕民
范文正公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庆历诸公之真精神，一传为王荆公、张横渠、二程子之“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再传为朱晦翁、陆象山“以身任道，舍我其谁”，三传为王阳明、东林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遂为我中华文化不朽之魂魄。吾友林嘉文君，骋少年高才，挥如椽大笔，所撰高文大着《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表彰文正诸公之大功业，弘扬其真精神，于当今之世，又岂止有功乙部也哉！林君志向高远，更得硕德名儒真传，精进不已，臻于学术高峰，必矣！
——山东大学教授范学辉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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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学的书，花了一个多礼拜，断断续续读完了。读完以后，内心的感受很复杂。为本书作序的李裕民教授评价说，此书可入「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我在这方面虽无造诣，但纵览全书，仍不得不叹服于林同学在史料、史观和历史书写方面的卓越才能。其基本功之扎实，我等站在历史学门槛之外的小学生，恐怕还需要努力学习才能赶上。真是惭愧啊，看看林同学的水平，再看看自己，我哪还有脸面揣着历史科目的教师资格证进课堂，分明是误人子弟啊！说回这本书本身。关于那段历史本身，我没有深入了解过，毕竟自己的学术兴趣一直都在近现代史。但是读着正文的时候，我却感到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直到读罢掩卷，才彻底想清楚自己熟悉的是什么：是那种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一脚踩空、却还是要义无反顾的无奈和胆魄。庆历新政并不是时势造英雄、把改革家推向风口浪尖。也不是英雄造时势、看英雄人物大刀阔斧力挽狂澜。促使新政上台的最主要力量，是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群体。弊政有没有？有。外患有没有？有。需不需要改革？——这个就要看士大夫们怎么说了。本书总结道，「庆历新政是被士林舆论抬起的改革运动」，在现实的改革需求之上，对推动改革起最主要作用的还是士大夫们的改革呼声。这景象让我感到万分熟悉。士大夫推动改革，仿佛就像是古代版本的「舆论倒逼改革」和「民意倒逼立法」。两者的相似之处：其一，支持者们表面上维持着难得的共识，暗地里各有各的具体诉求；其二，支持者们有着充分的建言权利，却不用为其言论负责（群众造锅，领袖背锅）。当然，士大夫们的分歧，主要还是在新政的具体操作上，而不是在利益方面的诉求上，但这已经足以拆散新政的舆论根基。于是我们看到，在新政开始后，支持新政的士人们「对新政的节奏、手段、力度都或多或少地有着不同认识」，这很快便瓦解了新政在朝廷中的「群众基础」。不能不说，这也是新政被迫中止的原因之一。新政的只执行了一年多就被迫中止，恐怕范仲淹本人也预料不到吧。他心里盘算的是长久之计，但士大夫们却急着要他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一旦不满意即高叹「要你何用」。今天的我们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知道一年的时间并不能看出什么效果。然而当时的改革派士人，却并没有太多耐心。今天士大夫们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把改革给鼓动起来，明天也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把你给赶下台去。无非是今天批判的是别人，明天批判的是你罢了。可见舆论往往是短视、肤浅、下意识的，即使是执政集团的内部。倘若没有强大的组织控制能力，孤零零的执政者极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输家。我忽然联想到一句外国的歌词可以描述这样的场景：「My castles stand upon pillars of salt, pillars of sand.」范仲淹的晚年，辗转在地方之间调动。依我愚见，在经历过波澜壮阔的上下浮沉之后，最后调任地方知州，也算一个不坏的结局——这才是最能发挥自己理想与才干的位置啊。在人生的倒数几年里，能为百姓做些实事，也算是知行合一，践行了一代名儒的人生准则吧。---------------------------------------------------本文草草而成，竟能与作者的自述共同发表在这本书的评论版块，成为第一篇书评，实在有些脸红。于是愧将自己读此书时，在书上划下的笔记，都扫描、识别成电子档，并发表在本书的「笔记」版块，希望能弥补各位读到晚生这篇急就章时的不快。地址：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6685892/annotationp.s. 很想与如此有才的本书作者见上一面，但再也没有机会了。惋惜！叹息！ -
对不起，这不是书评。书还没有拜读，但少年英才的自杀令我震惊。看了遗言，我心益发沉重。我不认为这是简单的抑郁症，抑郁症是官僚式的遮羞布，如今但凡有点思想的人自杀以后都会被用这块布裹住止言。但我也不想再展开，遗言中的解释其实已经很明白。希望林嘉文君在天之灵允许在此转贴他的遗言。http://www.youth.cn/preview/news.youth.cn/sh/201602/t20160224_7671026.htm西安中学确认：17岁史学天才林嘉文跳楼身亡 林嘉文： 最后的话 终于还是要离开。一走了之的念头曾在脑海里萌发过太多次，两年多来每一次对压抑、恐惧的感受都推动着我在脑海里沉淀下今日对生死的深思熟虑，让我自己不再会觉得自己的离开只是草率的轻生，让我可以以为我最终的离去不仅是感性地对抑郁、孤独的排解，也是种变相地对我理性思考之成果的表达。 未来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仅就世俗的生活而言，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到的一切，也早早认清了我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太没意思了。更何况我精神上生活在别处，现实里就找不到能耐的下脚的地方。活着太苍白了，活着的言行让人感到厌烦，包括我自己的言行，我不屑活着。离世前唯一的担忧是我的遗体大概会很难看且任人摆布，周围的环境决定了人很难有个体面的活法，连小小的中学里也处处是浓厚的政治气息(举一小小例子，西中教学楼内教师办公室靠走廊的的门窗无不是人为地被用纸贴上或用柜子挡住，或者干脆办公室靠走廊一侧就没建窗户，而学生教室却可随时被人从窗户向里一览无余，这就是种显而易见的对等级氛围和身份权利差异的暗示，套用周振鹤先生的概念，可谓之校园政治地理学。可叹很多老师从没意识到过他们这种不自重，用寡鲜廉耻评价毫不过分，因为他们一面对自己享有的这种特权安之若素，另一方面却大量抱怨着中学老师社会地位、收入、学校里面领导的官僚化作风，却不反思自己)，这样的社会风气里，容不下安乐死这样很个人主义的事的，因为总有人想榨取别人，自然不能放别人自由地生死。 烦请所有得知我去世消息的人，如果你们觉得不能理解我，请给予我基本的尊重，不要拿我借题发挥，像对江绪林一样，那种行为挺卑劣、愚昧的。我实在不想虚伪地以令人作呕的谦虚把自己“留与后人评说”——以我自己的解释为准就好了。更何况我相信那些芸芸大众里的旁观者，只会给出那种为我所不屑的轻薄、庸俗的解释。 你们知道吗，在这最后的时刻，在我给除刘雅雯外的每个人——包括我的亲人与学友——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内心竟然有种施舍般的悲悯。我想我应该坦白地告诉你们这一点，好让你们以对我的狂傲和自以为是的嘲笑，来减少点你们心里的恐惧。 遗嘱见下： 1、本人去世后，我所有著述的著作权都转赠给刘雅雯。这是我对刘雅雯的心意，两年多来我一直对她有爱恋。另外，我觉得她是最能确保不让我的任何著述在我去世后被出版、再版的人。 2、我的藏书，凡是摆在书房书架和卧室书架上的，全都转赠刘雅雯处理。余下书籍，由我父母处理。转赠刘雅雯的藏书中有一些与西夏学、黑水城研究、民族史相关的书籍以及一些古籍，如果刘雅雯觉得用不上，烦劳刘雅雯挑出来转给王荣飞和胡耀飞处理。 3、希望我的父亲能知足，珍惜我的母亲，同时改掉自己家长制的脾气以及极差的饮食追求，认清自己实际的生活能力和状况。太爱出去跟别人骑自行车，其实是不够挂念妻子和家庭。不要再保持那种单身宅男才会有的饮食习惯了，不健康，且这种饮食习惯是对性格和责任心的投射，说明人活得浑浑噩噩。 4、希望我的母亲能振起精神来多抓抓工作，多去挣钱。这样若我父亲先离开，至少还可以维持生活。一个志在过小日子的人，精神也会很脆弱，要学会找些东西依靠。金钱是可以依靠的，另外还有志业也可以支撑人。 5、剩下两次心理咨询，建议我父母分别去找郑皓鹏谈一次。我的离开不需要、不应该追责任何人，尤其是郑皓鹏，否则就是在侮辱我。我连我对刘雅雯的爱恋都没对郑皓鹏坦白过，而且我的心理问题太形而上了，郑皓鹏似乎比较适合解决诱因比较具有现实性的心理问题。 6、感谢西北大学招生办刘春雷主任邀请我报考西北大学，很抱歉辜负他一片诚意。谢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将我评为夏令营的优秀营员。谢谢邓小南老师的关照。 7、每次去李裕民老师家都能感受到平日很少能体会到的温馨和安稳感。我对不起李老师夫妇对我的关爱。 8、谢谢李范文老师一年多来对我的提携，答应给李老师整理《同音研究》的事也做不到了。恩情难报。 9、向我的“朋友”们致歉，抱歉我给过你们一些错觉，我曾自私地想让我尝试去适应与世界相处，努力过放下我自以为是的精神洁癖。但我天性敏感，总是善于从在貌似愉快的氛围中的发生的小小分歧里窥探出自己与别人的殊途，让你们为我这么一个于你们活下去无意义的人耽误了些许时光。 10、我要承认我对历史研究的日久生情。之前在媒体上抑或私下里，总冷冰冰地说历史研究只是渐渐随年岁长进而被我习惯的工作而已。但活到最后，对之还是曾有过牵挂。人活在世上，实在不该太把自己当回事，但只要人要赖活着，总得靠某种虚荣来营造出自我存在的价值感，无用的历史研究曾让我底气十足。虽然我的两本著作烂到算作草稿都不配，但我对我的学问有信心。我对古人的历史没什么兴趣，但每当我为活着感到疲惫、无趣时，对比之下，我总会自然地想去缩进历史研究的世界。但是即便是做研究，也并非能让我拥有尽善的生活感觉，因为有太多虚假的“研究”，还因为本质上少有其他人会对研究爱得纯粹。一个人喜欢追索，哪怕是对任意领域的，都会受到现实的阻挠和精神的压迫。问太多、想太多是种折磨，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人会很难活得简单肤浅起来。好像说远了，其实仅就对做历史研究的想法而言，我只是想明白了心有天游，拘泥在一门学问之中，那样活着也是很庸碌的。 说放下也就放下了。 林嘉文 2016年2月23日 于西安 -
<图片1>http://www.xazx.cn/C2/content.jsp?id=10556《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出版座谈会发言 2015.12.16 林嘉文尊敬的李裕民先生、曹伟院长、张艳云老师、范希望老师、贾连港老师、胡耀飞兄，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崔人杰兄，以及西安中学的校领导和各位老师，还有媒体的朋友：请允许我首先为自己今天要念稿发言致歉，因为一般来说随性的脱稿漫谈可能效果更好，且通常更合乎我的习惯，但我尤其想在今天这个场合用念稿这种形式上的严肃和控制来表达我对各位的尊敬和感谢。其次要感谢各位老师腾出宝贵的时间在今天下午前来为我和我的这本不入门的小书赐以斤斧，感谢下午因有课而未能与会的王双怀老师赐书为我祝贺。一般老师们其实都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因为免不了要讲套话，即便是实话实说，未免也会因耗费时间而让人觉得兴趣寡然，但老师们今天还是拨冗前来，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薄面，这全蒙老师们对后学的拳拳关爱和郭老师的支持，所以我今天感激倍至。我这本小书主要完成于高一期间，后经胡耀飞兄引荐，由崔人杰兄操刀，现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我在私下里时常讲，作为出版稿，我并不满意书稿现在的样子，不仅因为我知晓自己的书稿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更因为它甚至并非书稿的原貌——崔人杰兄在编辑时删减了全书的一些注释和正文，同时调整了原稿绪论的位置。但现在平心而论，那些正文和注释之所以在出版时被删减，要么是被编辑觉得有碍阅读，要么是本身谈的太散漫了，总的来说还是我的问题。当初写作这本书时，受限于出版要求、紧促的时间以及糟糕的身体状况，很多东西弄得都很粗疏，而且当时曾反复思虑要不要出书，因为我出上一本书纯属偶然，那只是初中时读书之余的戏笔，我当时也可以说是有意，也可以说是无意，专门选了一个不关乎我专业方向的内容为选题，自打交稿以后，我一眼都没再敢重看那份稿子，因为感觉以那本书语言之轻薄和错漏之多，恐怕会压得我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吧。后来我觉得自己年轻，出书越早积攒的都是黑材料，其实我自己一不贪财二不贪名，写文章只被我当作是督促学习，但是我很怕成为众矢之的，因为现在社会上的舆论其实也不太偏袒年少有名的人，历史学本身也不是什么要拿来张扬的学科，所以当初很犹豫出这本书。不过最后还是出了。这次这本《救斯文之薄》本身要比上一本要严肃很多，我自己态度也比较认真。书稿叫《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其实原名叫《北宋庆历年间的新政、党议和新儒学运动》。一开始我是奔着叙事的目标去写这本书的，这个可以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几节内容里看出，第一、二章的一些写法可不单单是为了吸引阅读，里面涉及的景物典故，我都做过必要的考究。但我后来发现真正高标准的、精致的历史叙事本身比完成一般的史学论著难度还大，而一般依据大众材料做出的普通叙事，像过去程应镠先生的《范仲淹新传》以及其他几本范仲淹传记，其实做得已经比较到位了。所以越到后来，我的写作意识越发转向去解决问题。在这之中，我在宋代政治史研究方面有了三点体会，分别是批判借鉴“活的制度史”，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以及超越旧的政治史历史书写。关于宋代士大夫政治、党争还有新儒学运动，从材料利用上来说，即便充分参考墓志和方志，能对传统文献起到的补充也极其有限。上世纪的宋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都是静态的，到后来就给人题无剩义之感，或者说选题还有不少，但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难以提升。新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为了突破这种困窘，强调从实际运作的角度重视制度和人事的联系，关注人事对制度的解释、运作甚至创造，以及制度背后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包公和邓老师他们提出的所谓的“活的制度史”。这套想法后来又有所扩展，开始关注文书传递、政令运作，另外还有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当然这之中还有不少尚待辨析的概念，比如政治文化，它的概念边界其实特别模糊，近来也有滥用的趋势。我自己在研究庆历新政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了这些经验。因为对庆历新政在材料的搜集上，不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了，所以就需要在理解上上一个台阶。之所以要把庆历新政放诸北宋新儒学运动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就是为了点明范仲淹有超越救治时弊的现实目的而志在起兴斯文的追求，以及庆历新政本身有着救斯文之薄的更大目标，从而也就把庆历新政从通常的历史叙事中脱离出来了，因为一般的宋史叙事都会将庆历新政视作北宋变革现实弊病的前奏，而忽视它作为范仲淹等人实现儒家理想的个性化尝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这种基于北宋新儒学运动的大背景的考察同时也解释了庆历新政失败原因中的两点——一个是苏舜钦讲的新政的很多措施被世人认为“皆非当今至切之务”，显然并非所有人都能体会范仲淹那种志在斯文的精神；另外就是在新政还未实行和实行的初期，科举士人们在大目标上的趋同遮盖了他们在具体事务上的观点分歧，进而导致了新政的夭亡。除此以外，包括我在书稿中对五代至宋初文学革新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的梳理，以及我对五代至宋初士大夫“文”“吏”属性演化的论述，这些想法，都是基于对文化发展和政治态势的互动关系的关注这样一种大关怀而得出的。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历史书写，我在书中粗略地对作为政治概念的庆历新政和范仲淹进行了文化阐释，这也是对本世纪初以来宋代政治史新研究方法的借鉴。我提出，在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笔下，在朱熹等南宋理学家的著述中以及在明季士大夫的议论里，对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描述不断走向抽象化和符号化，成为体现他们政治立场或者精神诉求的载体之一，这种现象遮蔽了和塑造了后来人对范仲淹以及庆历新政的通常认知和考虑思路，进而限制了研究。但是，“活的制度史”以及对权力关系、人事网络的研究固然开辟了宋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的新路径，可方法、理论的提升或许并没能从根本上为政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升境界。近年来我们宣讲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问题，也无非是将对典型政治事件中参与者的关注由主要士大夫转移到一般士大夫——也就是所谓的“小人物”——身上，另外就是留心像强至那样的下层士人的境遇，还有就是关注基层运作、基层的社群组织，以及深化对多样化士人关系网的复杂性的研究。其实这些问题意识本身并不难考虑到，只能说以往相关的研究积累不足，显得这些问题有新意，但随着新世纪以来宋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很多领域的研究空白被迅速填充，平面化的研究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似乎陷入了一种新的停滞。我觉得未来的政治史研究还是要对传统的大问题保留一定兴趣，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要求，也是学人自身素养的要求。但问题意识本身又不能不发展，这就要求对北宋政治史的研究不仅要提升研究方法，更要去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比如本书中提到的党争问题，在以往，没有人怀疑过党争本身这个问题成立的条件和动态性，即便是寺地遵、平田茂树的“政治过程论”——这是黄宽重先生认为的宋代政治史研究新趋向的范本——也强调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最下层之间势力集团的联系。我记得陶晋生先生在他的名著《北宋士族》的书末还曾制了一张十几页的表格叠在一起，梳理从赵匡胤到北宋中期士族的婚姻关系。但正如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士人间的姻亲、同年等关系和他们的政治取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譬如欧阳修与胥偃是翁婿，却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反目。以士人关系来分析政治事件，往往会不自觉地带有某种先设立场，如我在书中提到的，在滕子京用公使钱的事上，有些著作为了证明王拱辰是其他参与弹劾的台官的幕后主使，就举例王拱辰在滕子京被轻责后依然不依不饶，说王是为了借范滕的同年关系压倒范。这种想法本身就未加考量地先设了朋党之争的事实存在，可在同一著作中，作为所谓的范仲淹同党的杜衍却因公然批评滕子京的贪污行为而被誉为公正，这是典型的先判断了好人坏人，有二重标准。况且王拱辰在进奏院狱中作为苏舜钦的荐举人之一同样弹劾了苏，所以即便最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顺应了王拱辰的一些情感，但断然不能将这些政治事件上升为有谋划的政治阴谋。在以往对士人人际关系的梳理中，那种具体化的趋向往往是有选择性的，本身对士人关系的研究追求的是细化，可实际上学者容易在追索中一叶障目。我觉得真正细致的考察会得出的是在所谓的有联系的士人关系网之下，更密致的是面临具体事务时无取向规律的选择行为。因为看似同道的士人，在一些时候却会有分歧；所谓对立的双方，却常常在执行某件有着立场倾向的事情中有着妥协和配合。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一些在北宋中期看起来摇摆于改革和保守之间的人物了，比如张方平。对于所谓的党争，我的态度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摒弃党争这一先设的印象，而从具体情境里士人行为的利害角度入手。樊树志先生研究明代东林党，他直接说党争向来就是不存在的，只是一套舆论攻击的说法，这种想法也不合适，且不论樊先生那些文章，完全是顾宪成他们说什么樊先生就信什么，他这种论断，本身也是以偏概全，忽视了作为历史表述的党争，其真实性时有时无的动态。历史上在一些时候，党争是确实存在的，但另一些时候它只是纯粹的舆论工具，所以还是要具体地看待，不能犯范式癖。另外，那种情谊关系对政治取向的影响作用是极不稳定的，所以就像我在附录那篇文章的开头提到的，像类似于何冠环先生的《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曾枣庄先生《文星璀璨》那些研究，基本都是由因寻果，从一个同年科甲榜单入手，看这个榜单上的人在一些他们共同参与的事情上的表现，而类似祁琛云老师的《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那样的研究则是由果寻因，通过考察士人社会背景的共性，寻找其中有没有科甲同年这个因素，若有，则进而推论科甲同年关系对事件当事人的行为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窃以为，由因寻果的遗憾在于可以去考量、解释的事件的范围受到了局限，而由果寻因则会使得在探寻事件发生机制的时候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最典型的就是祁琛云认为景祐党政的产生是由于欧阳修等人不满高若讷作为同年却不和他们立场一致声援范仲淹，可这只是祁琛云的逻辑推测，文献上一点影迹也没有，相反，至少在台面上所有人都是从政见分歧的角度攻击高的，可见政见矛盾至少是主要矛盾，况且同年意见相左很常见，祁琛云是预先觉得同年就该一致，才会推论欧阳修他们曾以同年之谊拉拢高并因高“为谏官而不能辨”的不合作生气。其实，反思这种不自觉的立场先设——或者说惯常的学术路径依赖——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显而易见的悖论，之所以以往对庆历新政的研究总是自然地顺着党争这条思路走，其实是被欧阳修、苏舜钦他们的表述以及一些历史书写误导。欧阳修他们自己没有史家的后见之明，是不会从新儒学运动的背景去观察他们自己的，但是作为实际政争的亲历者，他们在后来的历史解释中会自然地向读者传达他们的立场。比如解释王拱辰等人行为的阴谋论，就是最早出自苏舜钦自己写给友人的书信；把公使钱事件说成是借机搞党争，这也是欧阳修《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里的说辞，今天人很多见识也基本还就是沉浸在古人的一面之词里，当然，北宋士大夫写文章本身都很强势，感染力很强。在以前，对庆历新政的研究，被人简化成了几个事件点串联起的过程，天章阁对策、争城水洛、公使钱事件、奏邸之狱，这都是欧阳修、苏舜钦他们强调的几件事，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些事情跟庆历新政关系不大，特别是跳出那种附会的党争史观后再去看它们，一些说法的价值就不复在了。相反是一些中间过程的事，比如苏舜钦致信批评范仲淹，以前人注意的不多，诸葛忆兵老师注意到了，但是我觉得他理解得不合适。不是苏舜钦在信里说他对范仲淹失望就失望了，责怪本身就象征着不放弃，况且其实苏舜钦写的很明白，他提那七个建议的目的就是“欲阁下之誉复如当年”，提的建议里除了立皇储，别的大体在方向上和《答手诏条陈十事》出入不大。不过我们确实有必要超脱旧的历史书写从而认识到欧阳修、苏舜钦、范仲淹、富弼等这些人之间细致的分歧，包括认识到对他们的评价的抽象性，因为南宋以后史学经世致用的作用越发凸显，而且伴随着一种忧患意识，所以像朱熹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这背后有现实振作的需要，也新儒学塑造道德完人的需要，把范仲淹等人以及庆历新政的形象都扭曲了。关于历史书写这块，仝相卿老师10月份发了一篇分析欧阳修写神道碑的文章，他最后在文末讲的把神道碑当作文本（text）而非客观文献（written documents）来看，其实也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不过他批评王瑞来老师没弄清欧阳修写文章的背景，可他自己引用的范仲淹晚年说自己“大忤权贵，几成废放”的话其实也不是很支持他的观点，相反王瑞来老师原来在几篇文章里其实是有意识到欧阳修他们在庆历新政后的思想转向的，而且王老师跟我一样，把这种思想转向方诸一种对儒道理想追求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仝老师在小注里说王瑞来老师推断范纯仁对吕夷简有私愤这一点在文献上不可靠，这或许算得上反而是他自己把text当成了written documents。所以，虽然反思和超越历史书写很重要，但也该对目的论抱以适度运用的态度，在进行史料批判时不能忘却自我审视。不过仝老师那篇文章还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通过墓志和神道碑的对比看出富弼和欧阳修二人在写作时的立场差异，但实际上像富弼这些人，后来在具体的实现儒家治道的手段方面依然有想法上的变化，这点我在书的第四章里也有说明，只不过欧阳修转向算是比较早而且比较明显的，你像东英寿先生他们从日本天理阁本欧阳修的集子新辑出的那九十六篇欧阳修书简里有几支是范仲淹刚去世时欧阳修写给在徐州照顾范仲淹的孙沔的，其中就有表达对“打破名目，号为党人”的悔恨。当然，富弼这一块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更细致的地方，除了《两宋名贤小集》里有《富郑公诗》一卷，他没有传世文集，这恰恰是李裕民老师指出的值得再努力的方向。以上交代的三点，批判借鉴“活的制度史”、解构传统的问题意识、超越旧的政治史历史书写，其实只是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产生的诸多想法中的部分，而且有些也只是停在想法层面，书稿里也不见得充分地拿实证把它们表现了出来，主要是学识，还有我的精力、出版要求都不足够支持。所以我丝毫不觉得有这样一本小书出版，我对庆历新政，对北宋中期的新儒学运动和政治史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就可以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了，相反，这本书仅仅只是我研究的开始，故而以后还望各位老师能不吝赐教。谢谢。
精彩短评 (总计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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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杀 -
2017年的第五本书，在休假后才看完，很难想象有这样热爱研究历史的同学。也是因为易川推荐才看完这一本书的。 他说，未来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愿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
唉，结束了！ -
当小说看完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不该苛责，也不该捧得太高。 -
不拘一格降人才 -
可惜了，真的是天才。 -
上穷碧落下黄泉基本就是大众学术。年青人要爱护自己，不要独面大众。 -
感觉写的过于烦琐，很多东西反来复去在讲，看了一半还是就放弃了。 -
刚刚买到《忧乐为天下》，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翻阅了，越看越觉得痛心疾首，自问对历史研究多年也颇有心得，但是与林先生相比，真的是望尘莫及，所以说，新闻报道中所言的“一般的硕士博士都达不到他的水平”这绝非夸张和虚言，尤其是当我读到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有着非常先进的史识和史论，其见解非常之独到，甚至敢于向陈寅恪、田余庆、李开元等史学名家发出质疑，魄力非凡，同时，林先生还具备了谦逊的学术品质，如果能假日时日，绝对能成为一代史学大家，然而，这一切全都停留在了十八岁，痛哉！ -
#庆历新政# 范仲淹：我从小家里穷，寄人篱下，23岁离家出走读书，国家不行啊，治理不好，边境动乱，我（老百姓）的日子就过不好，没办法呀，只能帮忙政改…… -
令人叹息！ -
斯文之薄不可救！写完书就写遗书，下辈子投胎去大宋！ -
作者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值得我辈认真学习和反思。可能是由于年龄问题，作者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少，全是“历史”，有点单调；前后部分有不少重复内容。 -
自己的书，下个月才会铺货上市。书一出版，总会有遗憾，白纸黑字难收回，错漏之处全赖读者包涵了。 -
前半本认真地读，后半本大概的读。佩服林嘉文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水平，但也觉得他的自杀是在可惜。另外就是这种历史描述实在是觉得枯燥，我的历史没救了，可是接下来还要看史学反思和天下当代性那两本。 -
作者今天去世了，抑郁症。走好！（2016，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