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文集(共四册)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日期:2004-11
ISBN:9787806815663
作者:贾植芳
页数:1821 页页

作者简介

本次出版的《贾植芳文集》主收具有文献价值的著译和首发及散佚文稿,近年新出或重版的著译不在此列。《文集》共分四卷,每卷30万字左右:第一卷为“创作卷”,收录自20世纪30年代至近期贾植芳先生所写的小说、散文和随笔;第二卷为“理论卷”,收录贾植芳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等研究领域撰写的理论文章;第三卷为“书信日记卷”,收录贾植芳先生致胡风及致贾夫人任敏女士的书信,并将首次发表1985—1987年贾先生退休之前的日记;第四卷为翻译卷,收入贾植芳先生50年代翻译的已绝版多年的三种译作:《论报告文学》、《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由于篇幅限制,贾植芳先生近年出版、重版或即出的多种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译,如《狱里狱外》、《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契诃夫手记》、《写给学生》以及收入《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早春日记》(大象出版社即出)等书中1985年以前的日记部分,本《文集》暂不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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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最近刚在看贾先生《把人写端正》,很震憾。先生久经磨难,还能在高龄写作时保持旺盛的精力、清晰的思辨、老到的文字,真是幸事,让人叹为观止。
  •     《贾植芳文集》出版感言四卷本《贾植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版)摆上案头,提醒我贾先生九十寿庆这个让自己在内心里激动了多半年的主题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第一次跟随业师拜访祖师爷,未识其门而在复旦九舍大门外先遇其人,局促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最终只能傻笑着跟在两位且走且谈的尊长身后亦步亦趋,到如今屈指算来,我竟已经在先生身边生活了十多个年头,而先生的九十寿庆也已经安然过去了。九十岁的先生仍可让如我这般没出息的"徒孙"有机会跟在他身后怀着一个出息的希望傻笑,这该是何等欣幸的事。在先生的寿庆会上,当年曾因"反右"遭罪,一度被与胡风先生关在一处的"广义上的难友"张强华先生开玩笑说,如果说与胡风同监是一种荣幸的话,你们这些后生们是不会再有这样的荣幸了。张先生的话说得轻巧,对我却是一个震撼。一个人被突然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拉出去,打入社会的"另册",从那一刻开始他所习惯的日常的一切就再也与他没关系了,那该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我想,任何一个人,当他突然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心理上的压力都会非常之大。我们可以用许许多多名义去定义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但一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日常生活对他的需要。什么叫日常生活对他的需要?人首先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其次生活在一个单位当中,再次生活在一个交际圈子当中。当他突然从正常生活中被拉出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变了,和他无关了,家人的生死音信杳无,单位与他脱离关系,朋友和交际连想一想都是一种奢侈。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何以自处?捱不过这一关而终以殒颠瘐死失智发狂乃至不知所终的人们该有多少!贾先生52年从震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位置上经院系调整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那时候他精神焕发,非常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工作中去,开新课,做翻译,写小说,写论文,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新中国最大的典范是苏联,就像现在学习美国,美国的所有新理论、新作品都是我们最先要学习的东西一样,那时候在大学的中文系里,学习文学最先要学习的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就是俄国苏联的文学。为此贾先生率先开出俄国文学研究课,现在收在《贾植芳文集》翻译卷里的3部译作,《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论报告文学》,就是他当年为这门课准备的材料。其中《俄国文学研究》本不是一部现成的著作,而是他动用自己多方面的外语积累,从当时能够找到的外文报刊中自己编译出的俄国著名学者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贾先生这方面的工作成绩,过去广为人知的只是《契诃夫手记》,现在《贾植芳文集》把这些绝版多年的译作重印出来,所具有的应该不单是文献价值,这样的书和人,可以为今天的读者带来的应是多方面的启迪。年轻的贾植芳这样地投入工作,首先说明了他的工作热情,其次说明他对自己工作的环境的认同程度之高,也说明着他在50年代初对于"新中国"即将为这个国家带来的新面貌的一种体认。他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差不多半辈子的追求一朝实现,"新中国"成立了,他没有理由不把自己当成国家和社会的当然的主人,努力投入工作。但突然有一天,他要从这个环境中被拿出去,正当他以饱满的热情对待自己的工作,投入到新生活当中去时,突然被这个生活驱逐了,我想这种遭遇在一个人心理上所产生的震荡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今天我们披览收在《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里的文革后期《写给任敏》的那些书信,应该不难体会,贾先生和师母在十几年互相不知生死的情形下,一个"活着就是胜利"的念头是如何命悬一线地承载了人生的全部重量。回顾过去,贾先生经常说到一句话,那是他80年代初获得平反时的最强烈的感受,那感受他概括为:重新由鬼变成人。这样简单几个字的一句话中,实际包含了一个人几十年的经验。这种经验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把他由一个正常的公民、由一个"人"变成"鬼"开始的。然后,经过几十年,再重新由"鬼"变成"人"。记得贾先生真正的难友绿原先生对此有过一个类似的说法,叫做"起死人而肉白骨",可谓字字惊心。在这样的惊悸体验之下重新投入社会生活,又是怎样的情形?寿庆会上,苏兴良老师以同事的身份回顾了贾先生正式平反前应邀赴京参加现代文学资料整理的一个座谈会时的情形。在苏老师泪光荧荧的讲述中,贾先生重新投入正常生活时所体现出来的心底里的欢欣,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那是一种怎样的欢欣啊。一个过去几十年都被这个社会彻底排除在外,对社会来说完全无用的人,完全无意义的存在,突然又被社会所需要了,他再次感受到生活的对他的召唤,重新体会到自己的生存价值,能不欢欣吗?平反后的贾先生从他当时作为复旦中文系资料员的工作岗位起步,由现当代文学资料搜集整理开始他人生和学术生命的第二春,在担负多种学术和行政职务的同时为我们留下了单从数量上看远比他遭难前多得多的工作成绩(尤其是见于《文集》理论卷的部分),实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啊。有机会在贾先生的寿庆会上听到先生的难友和同事讲述他们心目中的先生,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有一点我感触很深。如果你今天去跟贾先生交往,到他家去拜访聊天,他可能会对你说:我老了,再也做不动学问了,做学问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你听了可能会笑一笑。但是要知道,在这样一句朴素的表述当中,实际上不仅寄托了贾先生对后人的期望,同时也包含了他自己几十年的遗憾,而且是已经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黄金年华白白浪费的人生遗憾,他希望这样的遗憾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这样一些事情,为我们勾画出来的贾先生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从《贾植芳文集》小说卷里可以看到,贾先生早年的小说题目里经常出现"人"字,《人生赋》、《人的悲哀》、《人的证据》、《人的斗争》,可见"人"这个概念在他的人生体验中的分量。他反反复复提到"人"这个关键词,反反复复告诫我们要把"人"字写端正,这当中,实际上包含着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体会、去实践的对人、对人生意义、对人生价值的体认。这样一种严肃地对待人、对待人生的意识,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传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着重强调的一条就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根据茅盾的说法,这个宣言是文研会十二位发起人公推周作人起草的,经鲁迅看过。茅盾当时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他能抓住商务印书馆老板为捕捉白话文带来的新商机,放手将《小说月报》交给他去改版这样一个机遇,在现代文学史上竖起"文学为人生"的大旗,所凭借的正是直接求教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这些新文化运动巨人,从他们汲取经验和精神。所以,今天贾先生以十分生活化的语言教给我们的为人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其实也正是从五四那一辈人那里传承下来的。所以,在那个会上我说,面对贾先生,我们不是面对一个衰朽的、好像已经远离我们今天生活的老人,而是面对着一部活着的中国现代的历史和文学史。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这儿在贾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去谈论他和他所亲历的这么一部文学史及文学现象,这是我们的幸运。现在放眼全国,像贾先生这样的人物,作为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可以来给我们讲课,可以让我们去请教他,这样的人物还有几个呢?因此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样的机会。2004-12-5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       最近刚在看贾先生《把人写端正》,很震憾。先生久经磨难,还能在高龄写作时保持旺盛的精力、清晰的思辨、老到的文字,真是幸事,让人叹为观止。
  •       《贾植芳文集》出版感言
      
      四卷本《贾植芳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版)摆上案头,提醒我贾先生九十寿庆这个让自己在内心里激动了多半年的主题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第一次跟随业师拜访祖师爷,未识其门而在复旦九舍大门外先遇其人,局促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最终只能傻笑着跟在两位且走且谈的尊长身后亦步亦趋,到如今屈指算来,我竟已经在先生身边生活了十多个年头,而先生的九十寿庆也已经安然过去了。九十岁的先生仍可让如我这般没出息的"徒孙"有机会跟在他身后怀着一个出息的希望傻笑,这该是何等欣幸的事。
      在先生的寿庆会上,当年曾因"反右"遭罪,一度被与胡风先生关在一处的"广义上的难友"张强华先生开玩笑说,如果说与胡风同监是一种荣幸的话,你们这些后生们是不会再有这样的荣幸了。张先生的话说得轻巧,对我却是一个震撼。一个人被突然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拉出去,打入社会的"另册",从那一刻开始他所习惯的日常的一切就再也与他没关系了,那该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
      我想,任何一个人,当他突然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心理上的压力都会非常之大。我们可以用许许多多名义去定义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但一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日常生活对他的需要。什么叫日常生活对他的需要?人首先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其次生活在一个单位当中,再次生活在一个交际圈子当中。当他突然从正常生活中被拉出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变了,和他无关了,家人的生死音信杳无,单位与他脱离关系,朋友和交际连想一想都是一种奢侈。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何以自处?捱不过这一关而终以殒颠瘐死失智发狂乃至不知所终的人们该有多少!
      贾先生52年从震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位置上经院系调整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那时候他精神焕发,非常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工作中去,开新课,做翻译,写小说,写论文,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新中国最大的典范是苏联,就像现在学习美国,美国的所有新理论、新作品都是我们最先要学习的东西一样,那时候在大学的中文系里,学习文学最先要学习的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就是俄国苏联的文学。为此贾先生率先开出俄国文学研究课,现在收在《贾植芳文集》翻译卷里的3部译作,《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论报告文学》,就是他当年为这门课准备的材料。其中《俄国文学研究》本不是一部现成的著作,而是他动用自己多方面的外语积累,从当时能够找到的外文报刊中自己编译出的俄国著名学者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贾先生这方面的工作成绩,过去广为人知的只是《契诃夫手记》,现在《贾植芳文集》把这些绝版多年的译作重印出来,所具有的应该不单是文献价值,这样的书和人,可以为今天的读者带来的应是多方面的启迪。
      年轻的贾植芳这样地投入工作,首先说明了他的工作热情,其次说明他对自己工作的环境的认同程度之高,也说明着他在50年代初对于"新中国"即将为这个国家带来的新面貌的一种体认。他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差不多半辈子的追求一朝实现,"新中国"成立了,他没有理由不把自己当成国家和社会的当然的主人,努力投入工作。但突然有一天,他要从这个环境中被拿出去,正当他以饱满的热情对待自己的工作,投入到新生活当中去时,突然被这个生活驱逐了,我想这种遭遇在一个人心理上所产生的震荡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今天我们披览收在《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里的文革后期《写给任敏》的那些书信,应该不难体会,贾先生和师母在十几年互相不知生死的情形下,一个"活着就是胜利"的念头是如何命悬一线地承载了人生的全部重量。
      回顾过去,贾先生经常说到一句话,那是他80年代初获得平反时的最强烈的感受,那感受他概括为:重新由鬼变成人。这样简单几个字的一句话中,实际包含了一个人几十年的经验。这种经验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把他由一个正常的公民、由一个"人"变成"鬼"开始的。然后,经过几十年,再重新由"鬼"变成"人"。记得贾先生真正的难友绿原先生对此有过一个类似的说法,叫做"起死人而肉白骨",可谓字字惊心。在这样的惊悸体验之下重新投入社会生活,又是怎样的情形?寿庆会上,苏兴良老师以同事的身份回顾了贾先生正式平反前应邀赴京参加现代文学资料整理的一个座谈会时的情形。在苏老师泪光荧荧的讲述中,贾先生重新投入正常生活时所体现出来的心底里的欢欣,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那是一种怎样的欢欣啊。一个过去几十年都被这个社会彻底排除在外,对社会来说完全无用的人,完全无意义的存在,突然又被社会所需要了,他再次感受到生活的对他的召唤,重新体会到自己的生存价值,能不欢欣吗?平反后的贾先生从他当时作为复旦中文系资料员的工作岗位起步,由现当代文学资料搜集整理开始他人生和学术生命的第二春,在担负多种学术和行政职务的同时为我们留下了单从数量上看远比他遭难前多得多的工作成绩(尤其是见于《文集》理论卷的部分),实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啊。
      有机会在贾先生的寿庆会上听到先生的难友和同事讲述他们心目中的先生,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有一点我感触很深。如果你今天去跟贾先生交往,到他家去拜访聊天,他可能会对你说:我老了,再也做不动学问了,做学问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你听了可能会笑一笑。但是要知道,在这样一句朴素的表述当中,实际上不仅寄托了贾先生对后人的期望,同时也包含了他自己几十年的遗憾,而且是已经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黄金年华白白浪费的人生遗憾,他希望这样的遗憾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
      这样一些事情,为我们勾画出来的贾先生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从《贾植芳文集》小说卷里可以看到,贾先生早年的小说题目里经常出现"人"字,《人生赋》、《人的悲哀》、《人的证据》、《人的斗争》,可见"人"这个概念在他的人生体验中的分量。他反反复复提到"人"这个关键词,反反复复告诫我们要把"人"字写端正,这当中,实际上包含着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体会、去实践的对人、对人生意义、对人生价值的体认。
      这样一种严肃地对待人、对待人生的意识,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传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着重强调的一条就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根据茅盾的说法,这个宣言是文研会十二位发起人公推周作人起草的,经鲁迅看过。茅盾当时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他能抓住商务印书馆老板为捕捉白话文带来的新商机,放手将《小说月报》交给他去改版这样一个机遇,在现代文学史上竖起"文学为人生"的大旗,所凭借的正是直接求教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这些新文化运动巨人,从他们汲取经验和精神。所以,今天贾先生以十分生活化的语言教给我们的为人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其实也正是从五四那一辈人那里传承下来的。
      所以,在那个会上我说,面对贾先生,我们不是面对一个衰朽的、好像已经远离我们今天生活的老人,而是面对着一部活着的中国现代的历史和文学史。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这儿在贾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去谈论他和他所亲历的这么一部文学史及文学现象,这是我们的幸运。现在放眼全国,像贾先生这样的人物,作为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可以来给我们讲课,可以让我们去请教他,这样的人物还有几个呢?因此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样的机会。
      2004-12-5
      
      
  •     翻了书信和日记部分,真是提携陈思和老师努力呀。日记中多见八十年代后期文化局面的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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