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中国史》书评

一部有鲜明“个性”的中国通史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日本汉学界最有名的，大概要算号湖南之内藤虎次郎。他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说”，他的《支那论》，都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其气象之博大，后来者几无人能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论学术造诣之精深，则宫崎市定远超乃师之上，更值得重视。　　《宫崎市定全集》在宫崎氏生前就已编定，皇皇二十五卷，涵盖中国历史之各朝代、各专题，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及中西交流史等亦均有涉及。其每卷之跋语汇编成《自跋集》（听说也要翻译出版了。去年同事薛羽在东京神保町曾淘到一册，价甚廉。予再寻则不可得，惟购得《全集》有关宋元部分之三册及六朝卷），观之可于宫崎氏之学术有一宏观之了解。　　宫崎市定的《中国史》，被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一册，是一部写给日本人的普及性中国通史。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该书完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故应对其受限于时代有了解之同情。一方面，四十年来史学界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中颇有足以替代或更新宫崎氏旧说者的部分；另一方面，宫崎氏不能外于时代思潮而孤立存在，书中所展现的许多观念、许多倾向，是当时日本（乃至“文革”中的中国）之社会政治现实的折射与反应。因此，需抛掉后来者之“偏见”，才有利于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该书。　　在《结语》中，宫崎市定宣称：“历史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砌，应当是事实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构建的学问。为了体系，对于构成重要支点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我是凭自己的眼光查明合适的确切文献。因为完全与自己无关而依靠他人之眼确认的，是不会成为有自信的体系的。”（《中国史》320页）这里面尤其使我觉得应该予以重视的，是在自己观察之基础上建构学术体系。作为一部通史，欲完全摆脱他人的研究，或者欲对中国历史的所有时段与所有方面都有所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宫崎市定在整个中国史领域，在他所认为的重大的、值得研究与重视的问题上，都有精深的理解。从本书的参考文献解说中，即可令人吃惊地发现这一点。这是传统日本汉学的扎实之处。对比于西方中国学热衷于构建理论体系，而其基石则是他人的研究成果，则理论体系之有效性如何，或许不无疑问。而再将其理论移植于中国，回过头来从理论出发观照历史，又有多少真实的有效性，个人是颇持怀疑态度的。　　另一个问题便是，要选择哪些历史事实，从而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体系，这是要自出手眼的地方，“要有学者的个性渗透其中”。在《全集》第一卷的《自跋》之中，宫崎市定尤其强调了自己以“景气”为核心的经济史观，而这，便是宫崎氏的“个性”与独得之处。　　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即以太古至秦汉为古代，三国至五代为中世，宋至清为近世，而又增加以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为最近世。由三分到四分，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关键在于划分背后的依据为何。当年读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与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即感觉宫崎氏“唐宋变革论”主要建基于经济方面的变革，而与内藤以时代精神作区隔（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甚至我都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唐宋变革论”，貌同而实异（当然宫崎对内藤所概括的几方面都认同，且予以深化，但在最根本处则有着明显不同）。所以他会有“宋王朝是一切以经济优先的财政国家”（《中国史》196页）之结论。更推而广之，宫崎氏的分期，实际上也是经济史观的反映。他的分期依据，主要即在于中国宏观经济之“景气”与否。他认为，古代是好景气一直持续的时代，经济高速发展，所以能够带来秦汉帝国的强盛。中世之特色则是经济的退步和恶化，社会则具有分裂、离心的倾向。至近世，景气变动的周期缩短，大约一个王朝即构成景气的一个周期。而总体上，近世都笼罩在空前好景气时代造就的“文艺复兴”之下。至于最近世，则是工业革命后带来的革命性的新的飞跃。在宫崎市定看来，社会、政治的好坏与经济景气的波动有着一致的倾向，是经济景气在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宫崎氏的“景气”说是一种动态的、历时性的趋势，而非静止的某一时刻的状态。　　对于经济之“景气”的判定，最重要的指标是货币的流通量。书中对于黄金、白银、铜钱、纸币在各个时期的流通变化都有分析，而且特别强调在世界范围内予以解释。中国货币的多少，不仅是国内社会政治变动与货币政策的反映，同时也是东西方商品贸易交流的结果。宫崎市定几乎时刻注意到世界史上尤其是西方历史对于中国的影响，而在世界史的体系之中研究中国历史，也正是作者的基本立足点之一。作为一个“文化一元论”者，宫崎氏认为文明起源于西亚，向西传播发展为欧洲文明，向东传播发展为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不仅如此，在后世的文明发展历程中，西方常常是更为发达的，而中国境内的许多物质文化现象，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的影响，很多竟是由西方文化刺激甚至直接由西方传到中国的。这一“文化一元论”的基本立场，我们尽可以不赞同（至少我个人是不赞同的，很大程度是受苏秉琦先生《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影响），但不能否认的则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历史始终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如作者所强调的，哪怕是只存在于某一地区的特殊现象，也会因其唯一性而与世界史发生关联。　　一部好的通史，不可能对所有的内容面面俱到，必然反映着作者历史观之下的独特认识，且能够贯穿始终。于是，不可避免地，作者根据自己的认知去选择材料，也就会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脉络中“忽略”某些历史事实，甚至造成某种“遮蔽”。从经济史观出发，宫崎氏眼中的中国历史，更多地集中于受经济强烈影响之社会政治等方面，而对于文化生活等方面涉笔相对较少——当然不是不涉及，如对于孔子，对于理学，都有着墨，这只是就整体倾向而言。这是毋庸讳言的。但顺着作者的思路，在他的视角下去看中国历史，除了宏观视野，也可以发现很多国内似乎并不那么重视的“角落”。比如，一个非常值得注意而饶有趣味之处，是宫崎市定对于经济产品“盐”，尤其是食盐产地对于社会政治影响之重视。他在书中多次指出，夺取食盐产地对于国力强弱变化的直接影响。他认为，春秋时齐国依靠制造与贩卖海盐而强盛，晋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有解州盐池，而后来秦之国势如日中天，则得益于逼迫魏割让了安邑及其附近的盐池。又如晚唐五代之际，淮南盐场地位重要，领有此地之南唐得以称霸江南，后周夺取此地之后乃可以限制南方发展。随后宋有雄厚的财政支持以顺利诛灭南方各国，即依赖于周世宗的这一遗产。甚至对于近世的“叛乱”，他也格外强调有运输手段而组织私盐贩卖的秘密结社的作用。联想到我们今天尚未完全废止食盐专卖制度，这一观察难道不值得重视吗！　　书中有些观点，是尤其值得中国普通读者予以注意并加以反思的。如对于今天多数中国人还在笼统地宣称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君主独裁”，宫崎市定则明确指出了两者的不同。所谓“君主独裁”，是指“君主做出最终裁决的政治形式”，其表现在由大臣提出处理政务的意见，而由君主作出最后的裁决，其实质是一种政治制度，而非属于个人的终极权力。“君主专制”则是一切事务都以君主个人意愿为转移，像秦始皇、朱元璋那样肆行己意。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上看，是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独裁”转变，其中蕴含着“进步”的因子。抛开“进步”史观，也可以不去比较“君主专制”与“君主独裁”的优劣，我们却可由此去探究“君主制”作为一种制度究竟以何种形态显现，进而思考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构建思路与某种“合理性”，以及对于今天的“借鉴”意义——虽然“以史为鉴”这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有用之处”。　　在《总论》之中，作者表明自己的立场是，以历史为人文科学中最根本的基础科学，而“不能直接顶用”。历史学应保持其纯粹的“中立性”而远离实际政治。也可以说，历史学不过是做自己应当从事的对于过去发生一切事情的梳理与解释。人们想从中获得的，并不是历史学本身的任务，而是人们自己内心与现实需求的投射。就一般所谓可读性而言，该书的《总论》和《自跋》，因为没有太多故事，大概要算是枯燥的内容。但我特别推荐首先阅读这两部分。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作者的自我表白，而更重要的则在于，其中对于何谓历史、时间与空间、世界与东亚、信息与选择、记忆与方法等等似乎深奥难懂的理论问题，都有精到而通俗且韵味隽永的解说，可以由此打开我们认识历史的视野，增加回头反思历史的维度。而这，或许也是该书超越于具体的观点而对于我们最大的意义所在。（本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11月30日）

宫崎市定，我史学观的唯一导师

宫崎市定老先生是我史学观的唯一导师，因为读了先生的观点，我也成了坚定的疑古论者。宫崎先生的作品在国内出版的并不多，但每本都是经典之作。日本史学家笔下的中国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学术界代表前卫思想的著作，这种情况发生逆转还在是京都学派已经没落的多年以后，也就是最近的十几年间，中国史的主阵地重又回到了天朝。不过，像以宫崎老师为代表的疑古论，以杉山正明为代表的更宏观的内亚视角，这些先进的观点如今都已经被国内学者所广泛知晓（虽然谈不上广泛接受），这足以体现日本的中国史学，或者叫东洋史学的地位。当然，宫崎先生独有的诸如中古中国存在都市国家的论点，四分说，经济景气说等都不一定在国内吃得开。首先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并非疑古论，毋庸说认为夏商周是“朝代”的观点仍是主流，因为天朝仗着有考古的优势，总是习惯把考古学、史学、神话学混为一谈，穿凿附会的观点很多，怀疑精神贫乏，况且郭沫若他老人家“封建”学说的遗毒太深，中国人不轻易接受将夏商比作古希腊式城邦国家体系的说法。至于时代区的四分法，争议就更多了，还是拜郭沫若所赐，国人总是习惯以“封建社会”为出发点去考虑时代特征，而不是以更西化的视角从文化、经济等层面去综合考虑。既然国人的出发点总是以军事、政体为优先，那么宫崎先生的经济景气说自然也不会得到多少重视。其实看过日本讲谈社编撰的《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日本人很喜欢讲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尤其是有宋一朝，而国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宋、辽、金、蒙古之间的战争和民族矛盾上，这不能不说是国人好战的本性及有点狭隘的汉本位思想使然。另外像中国古代也存在“文艺复兴”一说，那对于向来不甚关注古代艺术成就，对西方艺术更是漠不关心的中国史学者们来说，完全就不在理解范围之内的，所以也无从评价这一学说的真伪对错。最后，也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宫崎先生等人的著作告诉史学者们这样一个道理：历史是由人写成的，应当有鲜明的观点，而不是史料的堆叠。其实，这也是评判一部历史著作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诚然，京都学派，乃至后期的东京学派如今都已经式微，中国史的研究主阵地又回到的中国，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是衷心希望国内出版界多多引进日本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史著作。

宫崎市定中国史

《宫崎市定中国史》，焦堃、瞿柘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一本书能把中国数千年史说得清楚明白的，这本即使不是唯一，也是少数之一。不过，需要已经对历史有一定了解，否则有些地方会觉得模糊。作者是疑古派，又是外国人，故对中国古籍多有疑惑。这很对，虽然我们有时不好或不愿接受。同时，对有些观点亦不能赞同，如对西亚文明很推崇，认为东西方文明皆受益之；过于看重食盐在中国历史兴衰中的作用，甚至将长征之因亦归之。另有些小的事实错误，对于外国人来讲可以理解。

宫崎市定中国史

我买这本书的原因就是想知道日本人是怎样看中国的。跟我们自己看自己还是不太一样。鲁迅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的政治有很多道德色彩，什么好人坏人，忠臣奸臣。这个是我反对的。宫崎市定跳过了道德观念，用记忆的方法几乎写了全本书。由于看过的通史比较多，觉得写的一般。在我心中，吕思勉的通史是最好的。虽然说中国人看自己的历史就像照镜子，但照镜子和真实的自己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用外国人的看法做参考。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划分不是按照革命史观，而是用于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他们的古代史是从商朝讲的。这个我也是赞同的。因为文明的进步是由工具体现的，殷商是我国青铜器时期。三皇五帝的传说太过于虚假，很难让人相信其中的真实性。虽说司马迁当年调过研，文字在商代以前还没有通用，所以我是支持的。近代以来，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很多国家都延长了自己的历史。孔子的门人也写过三皇五帝，那时他们还只是部落，尚未形成国家，夏朝的考古并没有像安阳那样重大的发现，所以感觉中国政治文化经济史从商代还是可行的。我们也可把商代之前的历史叫史前史。日本很多人认为宋亡之后再无中华，明亡之后再无华夏。他们的学术界就是这么划分的。其实我觉得这只是那个朝代所代表的文明终结。而不是历史的终结。日本人讲东西还真是刻板理性到死，一是一二是二，不允许有错误。这也可能是中国史上见解不同的原因吧！

景气史观——读《宫崎市定中国史》

终于断断续续看完了。总体很不错。四颗星。作者的景气史观别具一格，建议看书之前，先把最后的跋看了，会更好的理解全书。干货挺多，记了几十个书摘，还不是从头开始的，可见干货很多。影响历史的进程的是所谓的景气，而景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很少涉及政治。对整个历史的四分法也很好。作者自己都说不看别的书，难怪我看不到史料的引用，对于研究中国古史，不引用史料不是很好啊。私以为还是要多参考多引用些史料。作者这种方法（详见结语）太主观了，不是很赞同。可能跟上述原因导致作者论述的时候好多细节出错，辛苦编辑老师们挨个注释。比如昭仪写成秘书，北汉写成东汉等等。可能跟我对经济史了解不多，有些涉及到的地方需要耗费脑细胞。

“他者”眼中的中国史

就像每个人都好奇别人如何看自己，外国人怎么写中国历史同样令人充满兴趣，何况是与中国一衣带水，充满历史纠葛的日本。宫崎市定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京都学派东洋史集大成者，他的《宫崎市定中国史》虽写于四十年前，但观点独到，读来仍具新意。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如何划分是写中国通史的一个重点。传统教科书大都采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古代中国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惟有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他认为中国历史具有连续性，是不能割裂来写的，所以他的《国史大纲》以一种“中国精神”一以贯之。而《宫崎市定的中国史》的一大特色，却正在于他的时代划分。他将中国历史融入世界史，按照经济景气变化将中国历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和最近世，他说自己的立场是一种“经济史观”。宫崎市定认为，研究从太古到汉代的古代史，最大的障碍是资料的可信度问题。宫崎市是单一文明起源论的支持者，他认为世界文明只有一个起源，即西亚，这多少会让以文明古国为傲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他也是典型的“疑古派”，而且是左派，即只要不合理的记载都加以怀疑，对历史持有一种“怀疑再怀疑”的洁癖。例如众所周知的夏桀、商纣和周幽王三个亡国之君的故事，他认为三者同源，时代最靠后周幽王才是原典，页前两者只是这一故事投射而成的改编。古代史是“长期分散生活的人类逐渐因为向心而迈向大一统的过程”，这一阶段人们开始聚居形成都市，货币随着交易需要不断增加，所以古代是一个经济景气的好时代。而到三国至唐末五代的中世，阶级开始固化，异民族兴起又使这个时代有强烈的分裂倾向。西汉开始与西域贸易使得黄金大量流出，富人则投资更为安全的土地。所以中世是不景气的时代。宋至清朝灭亡为近世，这一阶段被宫崎市定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因为贵族没落，科举兴起，经济发展，所以是个好景气时代。最近世是中国民国以后的历史，只有十几页，作者点到为止的地简述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这不免让原本对日本人如何写这段历史颇为好奇的读者略感失望。外国人写中国史有利有弊。利在“他者”的身份使其超脱于民族文化的局囿，较本国史学家更敢于作出大胆而自信的判断。比如宫崎市定就对甲骨文的内容是否全是占卜提出大胆质疑。他还认为西周不是封建制度，而是邻国建交后再确立亲属关系，后人便误以为“封建”等。这些或可存疑，但他认为清朝考据学的兴起是受西方科学思维的影响笔者不敢认同。考据学兴起于乾隆、嘉庆年间，那时天朝上国的心态如日中天，西学并不兴盛甚至遭到鄙视。我国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考据学是清朝残酷统治尤其是文字狱的产物。宫崎市定的看法或许是种将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一种代入，是种不自觉的“以己度人”。这就是“他者”的弊端所在。宫崎市定认为中国的青铜技术来自西亚，但是2012年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发表了一篇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经过对中国最早的人工制备的合金“姜寨黄铜”的分析，它与西亚最早的人工冶炼合金砷铜工艺相近，但冶炼产物完全不同，且姜寨黄铜的冶炼年代还略早于西亚的砷铜。这一结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冶金工艺本土起源说。这充分说明历史不是死的，而是会随着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不断发展变化，所以不妨以一种开放、包容的眼光看待历史学家的不同观点。史学大家顾颉刚认为，编著中国通史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所以他称赞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概述中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颇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崎市定中国史》同样值得称赞。（如需转载请联系本人。QQ175108258 请注明“约书评”）

（转）对历史的态度，决定研究的水平

承进/文原载《经济观察报》（原标题：宫崎市定与京都学派的中国研究）宫崎市定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史学家，是公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人”，更是二战后日本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专治东洋史，实际上中国史占了绝大部分。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岩波书店出本了宫崎市定的全集，凡25卷，其中涉及专门的中国史的有18卷之多，研究从上古到近代，可惜绝大部分内容我国都没有翻译，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宫崎的一切研究都是日本“京都学派”观点的反映，尤其是“中国通史”的论述，深受“京都学派”中国历史分期法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谈谈这方面。“京都学派”最著名的学问为内藤湖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以文化论为基础，将古代中国分为“上古”（上古至东汉中期）、中世（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宋至清），中间有两个过渡期（东汉中叶至西晋、唐末至五代）。宫崎市定平生所学，就是完善与巩固此理论。内藤湖南理论的依据是两个方面，一是皇帝政治运作方式的转变，二是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消长。宫崎的贡献是用更精密的研究以证明此两条的可靠，且在内藤理论有所不足的经济史方面加以补充。因此，尽管在授业方面，京都的另一位大师桑原骘藏对宫崎的指导更多，但宫崎真正继承的是内藤湖南衣钵。不过，尽管内藤的理论赫赫有名，但即使在日本国内，质疑他的人也很多，如“东京学派”，二者之间的争论保持至今。而后者最为质疑的是内藤关于“中世”贵族制的说法，他们认为，所谓“贵族制”仍是皇帝掌控下的官僚制，秦汉以来并无轩轾，而内藤学说力主“皇帝受制于贵族”，是不对的。然而，双方的争论多集中在“上古”与“中世”，对于内藤近世的分期，也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分歧就不大了。而内藤对唐宋分期的理论也很自信，他从政治（贵族变独裁）、经济（有限的实物经济变为全面的货币化）、文学艺术（骈文变古文、彩绘画变黑白的山水画、贵族舞蹈变为平民杂剧）等方面来论证唐宋的变局，可谓面面俱到。宫崎对其理论的发展则是在“近世”中增加了“最近世”，即以中华民国成立为新历史时期的开始，他的依据是比较西方的近世，认为西方的文艺复兴可套用中国的宋代，但文艺复兴后仍有如法国波旁王朝这样的君主专制，直至工业革命的出现，才出现“最近世”，而中国的元明清具备路易十四时期的特征，直至民国的建立，中国的工业革命才开始。至于唐宋的变局，宫崎所做的只是亦步亦趋地补充资料而已。对于魏晋以后的“贵族制”的产生，我所学有限，不敢置喙；关于唐宋的分期，这是史家的定论，也无异议。但对于宋以后的中国“近世”，我则有不同看法。元代是第一个全面征服汉人的异族王朝，且拒不汉化，它给中国带来的巨变不亚于唐宋之间的变革，后来的明、清，皆是继承元代的政治遗产，与唐宋少有关系。总之，唐、宋之间固然有变革，但宋、元之间的变革也同样不容忽视。内藤的历史分期法是建立在文化史与中西比较的基石上的，是一种宏观的大视野，那我也不妨套用一下他的方法。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由个人或家族的专制发展到民主与宪政；经济上，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和国家垄断的商业，发展到依靠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关系上，因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人身依附，发展到独立自由的公民个体。从以上三方面看，宋代比起古代，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进步，如果唐宋变革理论是不可动摇的，那么“社会自由”也可以成为它的论据。不错，宋代的皇权是集中了，但又有哪个朝代的士大夫有如此的政治地位？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连宫崎都认为具备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元、明之后除了技术上的提高，经济体制是不是倒退呢？再有人的自由方面，从元代的“四等民”的划分到清朝的满汉分治，又哪一点继承宋朝的风气呢？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皆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是彼此促进的，汉人王朝若没有少数民族的定期融合，常常陷入腐败与堕落。也许宋代以前可以这样讲。但不容忽视的是，汉人在古代东亚的文明程度与创造力始终是最高的，例如，汉人的中原即使沦陷，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仍能创造出发达的文明，远远高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比如南宋与金，无论女真人如何努力汉化，但同时期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皆远不如南宋，如此可以推下去，征服了整个中国的蒙古人，又打通了东西方的藩篱，但创造出的社会财富，是不是超过了宋代呢？他们所继承的政治制度，到底是辽、金制度还是宋制呢？因此，我认为京都学派分期法的“近世”理论有所缺陷，元代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远远超过宋朝，而影响最大的是以征服者自居的统治之术，导致以知识分子为首的中国人自此变得驯服，使宋代好不容易摆脱门第羁绊而赋予士人的平等与自由的气息，由此被消灭了。这种气息无疑是古代式的，但却是中国真正摆脱“中世”专制社会的可贵资源。作为日本学者，他们研究中国的好处是旁观者清，可以跳出自我美化的民族情结，站在整个东亚的角度上去审视中国历史，因此他们的客观性不容忽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对历史的感受是隔膜的。日本近代汉学的兴起，正是其“脱亚入欧”口号最响之时，而当时中国的状况，即便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这样崇拜中国文化的学者，也难免使之心怀轻视。何况日本从未被异族征服的历史，使之忽略一个习惯在奴役下保全自己的古老民族的心理变化，而日本在近代的进步，又会左右他们看待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眼光。宫崎是“晚生”，他的研究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最大可能地避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他对中国的研究总体上是客观的。但其所宗的是“京都学派”的正统，不可能不受第一代学者的影响，其消极之处，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少数民族的缺点，我想，当年日本欲进入大陆以支配中国，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自然不会过于强调“少数民族”对于华夏文明的破坏；二是忽视对中国古代王朝在专制方面的研究，仅仅以“腐败”而概括，没有触及到“专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或许他们看来，习惯“被统治”是中国人的天性。因此。他们的研究尽管很缜密，但不能触及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他们的批判尽管很犀利（如桑原骘藏），但总流于表面，不能深入源头。在阅读宫崎市定著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叹——以宫崎渊博而又深入浅出的学术功力，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可以相抗的几乎没有，日本汉学的整体水平实在是令人佩服！他们有着很好的传承，从明治后开创现代史学以来，他们的第一代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等人就是第一流的大师，当年陈寅恪曾有诗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胡适与陈垣也感叹“今日汉学的中心，不在巴黎就在东京”，可见当时日本学者的水平是在中国之上的。这个说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当时中国还没发生“文革”，许多硕学鸿儒还在世，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滚瓜烂熟，怎么会不如日本人呢？与宫崎市定同时代的日本史学家石田干之助，擅长介绍世界汉学动态，他曾说“东洋人的东洋研究逊西洋人一筹，不用说，西人之知识未必常深，彼等的判断也未必常中肯，然而在治学方法上，东洋人所不及处甚多”，而西人方法精良，成果显著，“已到了如不利用其成果，就不能展开有意义的新研究的地步”。石田这段话，很精辟地点明了东西治学的差异与差距，而日本的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够领先中国，就在于更早地引进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日本近代的第一代史学家，多有留学欧洲的背景，深受当时流行的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考辩。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史学”开始流行时，他们又很快地跟进，宫崎市定在经济史研究的突破，无疑有此痕迹。从方法上看，老一辈的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理论方面，无疑是落后与东邻的，而1949年以后的“与世隔绝”，学术就更谈不上交流了。但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不同是中国的典籍他们要熟悉得多。这是因为日本的儒学传统深厚异常，朱子学、阳明学历来不逊于中国，即便是明治时期，儒家的官学私塾到处皆是，许多汉学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一样精通四书五经，只不过，他们没有科举考试而已。在中西兼并吸收的同时，日本汉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或许可以说是自己法宝。一是文献的搜集，绝对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用力之勤，令人咋舌；二是承袭中国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必须精于文字的训诂；三是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如东亚各族或中国的少数民族，尽量掌握其语言文字。老一代的日本汉学家，治学无一不符合以上三项，如京都派的羽田亨，精通十几门外语与古文字，不亚于陈寅恪，可见天下的聪明，并非为中国一家所尽占。这三大法宝又催生出两大强项：尤其精于北方和西域民族史，尤其精于中西的交通史，直至今日，日本汉学的人才虽不及老辈，但仍可以看出这两项的深厚积淀。至于宫崎市定，他的小学功力或不及第一代学者，但从其著作中，仍可以看出他具备相当的常识；而他自认为没有语言天赋，所学过的阿拉伯语虽不成气候，却仍具备运用英、法、中等外语的能力。由此，我不由想起了我国史学大师的陈寅恪。若论天赋与根基，无疑是在宫崎之上，但中日学者的差距又在第二条体现出来了，就是中国学者没有日本稳定的学术环境，不能尽展其才。宫崎的学术高峰期是在二战后，而那时我国正经历连宫崎都没有预料的“大变局”，多少有才华的学者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被迫改弦更张，削足适履，去迎合当时的窠臼。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又怎能指望他们能够向宫崎一样天马行空地论述？天才又具风骨的陈寅恪，也只能“著书唯剩颂红妆”地发泄心情，他有多少学问就此而埋没在时代悲剧中呢？真正的落后来源于不自由，就像“宋元变革”给我的启示一样。直至今天，宫崎市定的著作仍没有全面被中国大陆翻译，未必是因为它过时，而是他将中国放在世界史上加以检验而形成的观点，会让被“民族伟大”所教条的中国人感到不爽；而他参加过日军侵华的经历也会给人口实（实际上他只在上海派遣军呆了一年，没打过任何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的前言中，中国学者对宫崎的史学极尽批判谩骂，即使那个年代为保身必须如此，但搞历史的，为何不给自己的历史留点余地呢？而在海峡对岸，台湾学者倒是翻译了宫崎的《中国通史》，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民国部分全部被改写，变成了“蒋公的颂歌”。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其实决定了自己的研究水平，不如宫崎市定也就不意外了。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学

　 唐太宗李世民曾提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常言道，读史使人明志。那么学习历史学何以明智？　　长久以来大众对历史学的固有印象，即历史学等于年代学，我们总是在探讨历代王朝成败兴亡的时间。唐代史学思想家刘知几在其代表性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指出，史家要有“三才” ——史才、史学与史识，即优秀的历史学者不仅要通晓历史学知识，同时要有历史学的才学，即善于评述历史客观事实，还要有历史学的远见，善于分析与识别历史学的发展规律。　　关于历史的学习到底是要以“史实”为主，还是以“史识”为主，一直为学界长期争论。宫崎市定指出历史不是年表，虽然某一个王朝于哪一年灭亡这类事件是不容置喙的事实，但是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是千人千面的，王朝为什么会在这一年灭亡，其历史原因更值得人们思考，而在这种思考之中对思考者运用词语逻辑与事实逻辑的分析能力的要求尤高，这些使我们能更独到地评价历史事件，也是学习历史的意义所在。　　宫崎市定是著名的日本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的学生，并且成为了第二代“京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本书原名《中国史》 ， 1978年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收录于《宫崎市定全集》中，为作者受出版社之邀请，为普罗大众推广中国历史所作。在大陆版出版之时，或许是因为今日市面上各类中国古代史入门读物层出不穷，为了突出本书作者的影响力，故而如此命名。　　本书通过日本历史中古代、近代与近世三个年代阶段划分的视角，来对比西方、中国与日本三个地域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是写作本书的基石。如探讨中国古代城市形成过程时连带提及古希腊城邦时代的兴起，作者认为，都市国家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只有当城市呈几何级数的群居，才有可能出现都市国家的形成。作者还谈及探讨罗马帝国末期出现的“民族大迁徙”与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民族迁徙也可以比较研究，因为这两次“民族迁徙”活动均被视为蛮族的入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化层次不高的游牧民族摧毁了处于较高文明阶段的农耕民族高级政权，是值得深思的。在提及大唐盛世时，作者着重于日本遣唐使与大唐帝国之间的文化互通，以此呼应本书中日历史对比的写作宗旨。毕竟，日本遣唐使将大量的中国文化带到日本，才产生了延续至今具有鲜明唐风的日本传统历史文化。作者如此新颖的对比，与传统中国史家，仅提及中国历史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范式区别很大，利于让读者享受从不同视角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也就是刘知几所言“史才”与“史识”的训练模式。作者的写作初衷是向日本民众介绍中国古代史的著作，故而为了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在行文过程中基本没有大段引述文言文材料，代之以简明扼要的论述，这也使得本书可读性较强。　　作者认为，历史知识空虚的抽象话语，并不是历史学家想要送给大众的答案，历史必须是可以将历史学意义具体说明，这才是历史学的宗旨，就算是概说，也应是历史哲学。历史学不是简单有关时间点的史料堆砌，而应当构建史实的理论体系。对于构造这一体系的重要支点的部分，需要评价自己的“史识”而查明确切合适的史料。本书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作者所认为的中国历史四分法——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历史阶段的区别及其每个历史阶段的特色解析，继而以四个阶段分章节概述每个时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的重大事件及其历史意义。本书与中国传统通史的另一区别在于，其内容几乎从不提及发生在历代影响广大的农民起义运动，也不拘泥于朝代兴亡的历史细节，而是在诠释这背后的历史意义，比如作者在讨论东汉灭亡天下大乱之时，对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均是一笔带过，而重点指出三国历史格局的形成，其终极意义是使得南方开发获得重点进展，以至于出现了以长江流域为根据地与华北对立的势力，即蜀国以长江上游为中心，吴国以长江下游为中心，而这两大地域为之后几千年来南北对立的核心焦点奠定了最初的历史基调。　　纵观全书，处处散发着思想的光辉，利于让人学会如何大胆质疑，如何换位思考，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同时，提高自身研究历史的见识水平，读史使人明智。（本文刊于《中国文艺报》第1784期第8版，2016年9月5日出版，媒体用稿，请勿转载，谢谢！）

很受启发

民国时期，日本“京都学派” 内藤湖南、桑原隲藏名噪一时，陈寅恪先生曾有“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之句，胡适先亦曾有言：今日汉学的中心，不在巴黎就在东京。宫崎市定作为“京都学派”第二代传人，也早就为学界所瞩目，60年代，商务出版社曾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出版《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及其著作《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后者现在竟被有些人捧为《狼图腾》的思想渊源），近几年宫崎说水浒、说隋炀帝的两本书也被译介过来。可惜，日本岩波书店出的《宫崎市定全集》，三分之二内容与中国相关，还有大部分尚未翻译过来。宫崎先生的文章考证严密，文字浅白生动，很有感染力，这本《中国史》也是写得跌宕起伏，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的视野中考察，谈文化，也重经济，虽有时过于强调了少数民族作用，总觉得对中原的心态把握有些隔膜，但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宫崎市定《自跋集》

（虽然更应该发在《自跋集》的页面，不过还是放在这本新书名下，当做有关宫崎先生的小小的补充资料吧。译本问题还有很多，请大家多多指教，鞠躬。）1991年10月至1994年2月，岩波书店刊行《宫崎市定全集》，共二十四卷，并别卷一册。年逾九十的宫崎为每卷撰写了明白晓畅的跋文。1995年5月24日，宫崎去世。一周年忌日，岩波书店又将二十五篇跋文并自定年谱、以及砺波护的解说文结集出版。腰封宣传语曰：“从与《论语》《史记》的邂逅到诸位先贤的学问、与外国学者的交流、学界的论争，所涉话题丰富。年过九旬的著者对历史的霸气与热情丝毫不减。”内容的确畅快精彩，不论是对自身学问的回顾、总结与阐释，还是各种自由奔放的吐槽。若再加一句宣传语，可以是：“一册在手，迅速了解宫崎学问及性格”。宫崎全集的最大特点，在于完成了其“通史”及“世界史”的构架，处处可见其发现问题的能力及卓越的通史眼光。前十七卷为中国史，其中第一、二卷为概论通史，第三至十七卷可对应其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的时代区分说。这是对内藤时代区分说的继承与再阐发，并适用于他的世界历史分期说：第一为古代都市国家的形成、解体，到古代帝国成立的时期；第二位古代帝国灭亡后，分裂倾向很强且无秩序的中世时期；第三是伴随文艺复兴，各国民众产生民族自觉、形成新文化的时期；第四是伴随产业革命的成功，世界再度面向统合之机，地域区分趋向消灭的时期。第十八至二十卷，有关西亚史、东西交通史，可反映桑原骘藏学说的影响，以及留学法国、游历西亚对其学问的刺激。世人常将宫崎视为内藤史学的继承者，但宫崎却表示，内藤的确是天才，但兴趣太广泛，未能更专精于学术，终生不减对政治的关心，是为遗憾，自己的研究方法更接近桑原。他十五岁读初三时，学校东洋史教科书便是桑原的《中等东洋史》。本科刚毕业，桑原命他翻译乔治·雅各布的《东洋在西洋之影响》（Der Einfluss des Morgenlands auf das Abendland ,日译「西洋に於ける東洋の影響」），并未学过德语的宫崎依靠辞典逐字查阅，很痛苦地翻完。后来回忆，此书对其研究影响至大。他的工作、研究处处受到桑原的关照，感情上自然也更接近。然而，内藤对他的影响可能远大于他自己的陈述，本科时对宋史的关注、终其一生对时代区分论的论证阐发，皆可证明。不过内藤的汉学素养及对中国的感情（《内藤湖南全集》所附月报中有一段“湖南的喜恶”，极有趣：讨厌的，悟性差的蠢人、迎合大众的进步文化人、信仰圣人的愚直道学家、细腻的日本画、岐阜提灯、侘、寂、茶汤民艺、美国的机械文明、追逐时尚者、社交舞、登山、运动、恋爱至上主义者。喜欢的，凡中国的东西皆喜欢），与宫崎确非同道。宫崎对中国的态度冷静疏离，对中国文化也无特别感情，与老一辈浸淫汉学的研究者很不一样。对中国史有兴趣，是因感到其独特的魅力，而欲探明独特之所在。“而中国近代化的同时，也失去了其独特性，埋没于世界历史。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各国民都失去了独自发展历史的可能”。中国近代化之后，当然还有独特性，只是人们往往对太近的东西本能地感到无趣，因为置身时局，更难判断，更难选择立场。第二十卷为日本古代史，但所关心者，仍是日本与世界的联系、世界史上的日本、东洋史上的日本。他对日本古代史学界意见很大，认为自己中学以来所学习的日本史教科书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正邪的知识，认为他们受意识形态影响太深，研究视野狭窄，壁垒分明，以致此卷文章多见讽刺、不满之辞。事实上，如今不少东洋史学者也有这样的态度，甚至这也是他们最初选择东洋史的理由之一。第二十二卷为中日交流，其中，宫崎本科毕业前夕的纪行文《从上海到广东》很有意思，这是他参加文部省学生视察团，第一次到中国旅行。第一站在上海，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跟老师一起拜访了康有为，“这是我直面留名史书的大人物的最初体验”。在中国为期三十七日的旅行，虽走马观花，行程匆促，却是他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的风土文物，对其世界观产生巨大影响。第二十三、四卷为随笔，别卷为政治论集。宫崎少年时热衷作和歌，立志当政治家，至少是政治记者，“因我出身贫乏之家，故有逆反心理，很向往繁华热闹的社会”。但后来受京大地理学出身的浅若晁建议，才考进东洋史专业。而当年的爱好与志趣，多少仍投射到日后的学问中，比如他习惯于历史分析中对比当下，也喜欢预测时局。他在《中国史》（即201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大陆译本）第四篇《最近世史》中，畅谈民国以来的政治历史，今日读来，可凭后见之明对照其洞烛先见，耐人寻味。当然，也不乏奇巧的结论，比如将江青的失败归结于“提倡的新艺术运动将古典越改越坏，凭自己的小聪明将传统的古典故事改造得迎合新时代，所以京剧等等也变得完全无趣了。这是剥夺大众娱乐的结果”。可惜这精彩的一篇，在早年台译本中被大幅删改，面目全非，而2015年大陆译本为免纠纷，索性全从阙略。回顾宫崎一生，深感其精力充沛，眼光敏锐。思考、著述不辍，从二十四岁到去世前不久，七十年来一直在写各种论文、随笔、普及读物。进入大学前就规划之后的研究题目，中有塞外民族思想与中国的对比，是他日后长久关注的所在。外语方面也有特长，高中时去天主教堂跟随神父学习法语，本科时学习俄语，留法时又学习阿拉伯语。重视外语，至今仍为东洋史研究室的风气。又感慨其人生际遇，虽出身普通，却自小志向明确，且善于听取前辈师友意见，善变通，少固执。虽两度投身军旅，却幸与战场擦身而过，二战结束，也得全身而返。当时死于战场或苏联收容所的研究者不在少数，如小川琢治的幼子滋树，又如内藤湖南弟子、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松浦嘉三郎（1896-1945）。据砺波护回忆，宫崎对全集的设计，只有一点坚持，要求在书脊以简单明了的几个字概括介绍全卷内容，方便读者一目了然，这是之前《桑原骘藏全集》《内藤湖南全集》都没有的。想到他从前感慨旧书市陈列的图书像卡片一样紧密排放，必须抽出打开才能看到内容，“谁都没有翻过即被旧书店主人带回去的可怜的书，也很多吧”。（《古本屋盛衰记》，1975年）

他的中国史丝毫没有晦涩沉闷的感觉

宫崎的文笔非常的棒，虽然是大家想象中的枯燥历史，但读他的中国史丝毫没有晦涩沉闷的感觉，像是听一个老者在拉家常、说故事。无论多么复杂的理论，在他笔下就变成了通晓明白。而且他的“学胆”极大，经常有大胆的推论，有时觉得他不够严谨，但绝不是胡说八道，其实很少有学者具备他那样对历史的敏锐的洞察力。

从经济景气视角探寻历史演进动力

谈及东邻日本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京都学派确属佼佼者。其中，宫崎市定被称作“20世纪日本东洋史学第二代巨擘”，他在中国史学的很多领域，包括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权力关系、政府组织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宫崎市定中国史》是宫崎市定先生积四十余年教学之功，于退休之后受岩波书店邀请而撰写的，初版于1978年。全书分两大部分：总论提纲挈领，通史展开细述。京都学派强调实证研究，注重文献的考订，从中挖掘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宫崎市定在总论中谈到，要借助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坐标轴，整理事实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这正是京都学派的一脉学风。就本书而言，总论大约占60页，阐发一些学术性的史论观点，通史部分包括了三百余个小标题和平均八百字左右的篇幅，几乎从不引经据典，但原典显然已巧妙地融进了文本阐述，将学术的深厚底蕴化作简浅的语言，成就了一部广受好评的国民历史普及读物。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源远流长，怎样耙梳纷杂的史料，勾勒轮廓、建构体系，然后有条不紊地铺排展示，是通史撰写的首要考虑。宫崎市定首先论述了中国史的骨架，即“时代区分法”。寻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时代区分法”是一种研究常例。划分的标准不同，自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梁启超先生当年将中国史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及世界的中国，他是以种族的交涉与竞争为着眼点，也隐隐以封建、帝制及立宪三种政体，作为三个时代的主要政治形态。宫崎市定的方法在总体上采用四分法，其内容是古代=太古至汉代，中世=三国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朝灭亡，最近世=中华民国以后。宫崎市定的划分方法主要参考了京都学派第一代史学名家内藤湖南的三分法，并结合了其他几位史学家的观点。对中国读者来说，宫崎市定的四分法与我们熟知的分法有很大差别。原因就在于标准不同。宫崎市定认为，唯物史论必须将经济因素列为最主要的变数，所以他把“经济景气”作为时代划分根据。可是远古时代缺少科学的统计数据，宫崎市定主要通过货币数量的增减来观察分析。有关秦汉的货币数量，史书多有记载，如《廿二史札记》中就有“汉多黄金”的说法。秦为了收买敌国有权势的人，散掉三十万斤黄金；汉高祖为了离间项羽的属下，用了四万斤黄金；王莽篡位后府中藏有六十万斤黄金。汉代以后，这些黄金却逐渐消失了。中世的一大特点就是“经济不景气”，黄金大量外流到西域等地，国内贫富差距拉大，庄园豪强林立，普通百姓度日维艰。近世是“好景气时代的再来”，商业扩大、流通活跃，庶民阶层逐渐取得话语权。最近世则体现了清末世局剧变而引发的经济凋敝和秩序重建过程。以“他者”眼光观照“我者”历史，通常在视角上会呈现出一些颇有意思的解读方式，《宫崎市定中国史》显然具备这一特点。近七十年来，我国历史学界的通史研究一向重视政体形态演变，经济状况常作为侧面补充，但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法独立运作，政权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宫崎市定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经济演进的脉络上，尤其是货币信用对国家凝聚力的影响，这种研究视角想来会对我国的史家有所启发。我国的二十四史，除了太史公的《史记》，对经济少有记载，国史研究由此被诟病为“帝王家史”或者“英雄史”，宫崎市定摆脱了这种僵化的研究模式，在他看来，“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对帝王政绩的过誉，这些所谓明君只不过时机凑巧，大乱之后人心思定，人口缺少也无失业之虞，因而得以人人安居乐业。基于中国历史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个人的影响力有时候确实可以改变事件的进程，宫崎市定对此一概而论之是欠妥当的，不过，换种眼光，我们能从中可以看到他研究历史的平民化视角。宫崎市定对“农民起义”的说法表示质疑，他认为历次起义领导者大多是地主包括工商阶层，而参与主体很多是失业的手工业者。改朝换代于普通民众并无太大感触，经济活动却往往和百姓日常息息相关，中国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状况，也可以看成是经济需求创造了国家复合的契机。宫崎市定还不时将中国与同时期的日本、欧洲的发展做各种比较，令人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史学功能的变化，从经济角度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一条很好的思路。当然，“他者”的立场有时也会暴露出一些隔阂。最主要的问题，笔者以为是对引起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阐述不足。许倬云先生85岁出版《说中国》，他的想法是“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角，以这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变动，常常是很多条件共同构成变量，经济因素反而是跟着其他条件在转的。例如在马克斯•韦伯有关社会经济史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思想和经济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方式。如果说经济推动了历史，那么，又是什么推动了经济？另外，从经济学研究角度，关于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的历史记载，是否比起货币量的变化，更能标识经济景气的程度？ 阅罢全书，回头细想总论中关于“信息与选择”、“历史与记忆”、“方法的选择”等相关论述，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从事实中抽取材料、构建合乎逻辑、发人深省的史学理论呢？宫崎市定的“时代区分法”与梁启超的研究方法有极大差异，但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开辟广阔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到世界史的时空中去观察研究。所以，虽然宫崎市定的这部中国史问世快四十年了，梁任公的著述距今九十多年了，却仍常读常新。他们的求索，让我们对史家职责、史学精神，有了更明晰、深刻的理解。请勿随意转载，如有需要联系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