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果飄零
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0-10
ISBN:9789620764554
作者:周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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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的香港，新亚书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教育、文化、政治缠绕不清，充满矛盾。在中立之地香港延续传统文化的香火，看似非关政治，实际上却处在各种权力关系的风暴眼。关心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读者，对新亚书院的名字应不感陌生。创校的钱穆和唐君毅，以及后来曾执教新亚的牟宗三和徐复观，都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因此，研究新儒家的著作，多半会提及新亚书院。但是，以往的研究几乎都聚焦于这些当代大儒的思想，新亚书院仅作为背景出现，只得寥寥数语。周爱灵所著《花果飘零：冷战时期殖民地的新亚书院》（下简称“《花果飘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将背景变成了前台，聚焦于新亚书院本身，讲述它从1949年成立到1963年的成长故事。新亚书院之所以值得专书详述，乃由于新亚诸公的理念，原不止于文本，而是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新儒家的用心，正如周爱灵所言，“并非仅希望在形而上学之处更新和改进宋明理学”，而在于“把儒家的传统概念和价值观跟当今的世代联系起来，赋予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因此，新亚书院在新儒家的发展史上就具有特别的典型意义。创办新亚不只是为稻粱谋，更是为了实践他们的文化理想：用唐君毅先生的话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虽已花果飘零，他们仍努力在海外留一掊土，以图有灵根自植的一日。此书是现任岭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的周爱玲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拓展修订，再由罗美娴译成中文。香港目前除了个别学校为纪念和宣传用的校史资料，鲜有严肃而有见地的教育史研究著作。《花果飘零》一书是这方面颇有建树的尝试，它借研究新亚书院的历史，“探讨知识分子如何积极地与殖民地官员谈判公共政策，重新塑造香港的文化与教育。”办学校光靠理想是不够的。理想一旦付诸实践，就会涉及很多具体而琐碎的实际问题，例如资金筹措、教员聘任、课程设置、学生就业等等。在冷战背景下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实践儒家传统和中国文化不可能一帆风顺。新亚的历史，不仅是一所香港中文书院具体而微的历史，更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艰难的对话与磨合。钱穆作词的《新亚校歌》唱道：“手空空，无一物。”可办学校所费不赀。修建校舍、购买图书、员工薪金，处处皆要钱。新亚创校初期，面临极大的经济压力。钱从哪里来？有商人的捐赠，有钱穆利用私人关系向蒋介石的总统私人库存中征集的资金，而最大宗和稳定的资金，则来自雅礼协会、哈佛燕京学社、亚洲协会和福特基金会等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赞助，其中雅礼协会与新亚的合作最为长期与密切。为何多家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都垂青于新亚呢？据《花果飘零》一书的分析，原因有二：第一，新亚设立于香港这个“政治中立”之地；第二，新亚以教授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当时香港没有以中文教学的高等学府，在中国内地的优惠条件吸引下，很多香港，甚至东南亚的华侨青年都返回内地求学。大量“自由世界”的青年投入“共产中国”的怀抱，让这些非政府组织非常忧虑。他们希望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周边的蔓延，但另一方面，他们期待以后能够重返中国大陆继续活动，并不想与中国政府公开对抗。因此，他们选择将资金投向香港，而不是台湾。他们认同新亚创办者的理念：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互不相容的，只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延续下去，自然能够削弱共产主义的影响。貌似客观中立的文化教育，成了意识形态角力的秘密武器。以周爱灵所重构的历史来看，五十年代初期，英国殖民政府对新亚书院态度矛盾而模糊，既不打压其发展，也不积极支持。新亚颁发的文凭，港府并不认可。当时香港的教育格局事实上是分裂的，香港大学用英文教学，新亚等中文书院用中文教学，培养出的学生有着不同的文化和身份认同，这对于殖民地的稳定非常不利。1957年，新亚、崇基和联合书院成立了香港中文学院联合会，共同向政府请求加大对中文教育的支持。政府意识到如果不能满足华人对中文教育的需求，将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在本地不能继续升入高等学府的学生，纷纷前往大陆和台湾接受中文教育，数目远远超过留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学生数量，这也引发当局的忧虑。迫于形势，1959年6月2日，香港殖民政府公开宣布决定设立一所中文大学，新亚、崇基、联合等三所中文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成员。政府决定成立中文大学，这是以新亚为首的中文书院联合会抗争的胜利。但短暂的喜悦之后，新亚充满了不安和忧虑。一旦接受政府资助，就不得不遵守政府的种种规定，新亚就会丧失足够的自主权；新亚最担心的是原有的课程也必须照政府要求加以改革，可能偏离其最初的文化理想。在后来与政府的谈判中，果然出现了许多争执，导致新亚多次几乎退出大学合并计划。这些争执，不仅是权柄之争，更体现为文化冲突。政府要求各校的校务会员会，都主要由学院以外的人组成，他们认为毫无利益关联的人才能够保证客观的管理，而新亚对此则坚决反对，恐怕由外界委任的高层管理人员，不能认同新亚原有的理念和目标。按照政府规定，空缺的职位应当向社会公开招聘，新亚却认为这样不合礼仪。按照中国的传统，优秀的学者不大愿意去填申请表来找工作，聘请他们需要学校主动上门邀请。新亚注重培养通才，劝诫学生“入校须有个抱负，不要斤斤于学分和文凭的获得，以及只求私人职业上之解决。应具有远大眼光，先重通识，再求专长，方有伟大之前途。”但殖民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因此希望新亚提供更多切合本地市场需要的实用课程和专业教育。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意在培养学生做一个具有文化自信的中国人。然而，这样一种教育实践不得不受制于特定的时空。冷战时期的香港，新亚书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教育、文化、政治缠绕不清，充满矛盾。在中立之地香港延续传统文化的香火，看似非关政治，实际上却处在各种权力关系的风暴眼。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新亚的创办人钱穆却辞去校长之职。13年后，为保留书院的相对自主权，新亚董事会曾激烈抗议大学中央管理的政策，最终，董事会成员步钱穆校长的后尘，集体挂靴而去。今时今日，香港中文大学终于可以和港大分庭抗礼。然而，一所现代大学的崛起，正是传统书院的终结。《晶报》2011年5月22日 -
- 作為曾經因慕新亞書院創辦人之名而在入中文大學時挑了新亞的畢業生, 雖然在我唸書時書院已經是名存實亡, 但那一點點的身份認同感無論如何也對我有點影響. 比方說, 我們那首校歌, 是一直懂得唱, 也會銘記當中的教誨。- 這本書很好的勾勒了新亞書院從創立到加入中文大學期間的一段歷史。根據書中的描述, 這期間新亞因幾方面的因素而塑造了她當時的模樣, 也推動了她後來的'發展/衰敗'。新亞創辦人們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及熱忱是一個, 殖民地政府對香港作為西方橋頭堡所應扮演的文化角色是一個, 美國'非政府組織'對現代中國的想像又是一個。- 當中讀來, 確實被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創辦人的理想所感動著。盡管他們當時對國際的認識不一定很到位, 簡單的把英美當作是西方, 對中國儒家文化的執著也令今天的我難以理解, 但他們那種士大夫的氣魄, 那種對文化價值、傳統道德的執著, 對工具理性/實用性的相對輕視, 對國家、人民的關懷, 怎麼看來也是比起今天的很多學棍好太多太多。那還是個有點理想的年代。- 新亞書院的創辦人很是反共, 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與共產主義的價值水火不容。觀乎今天內地政府嘗試以傳統文化來合理化自己的存在, 可謂是歷史無情的嘲諷。- 當年書院的領導人在爭扎是否應該加入中文大學的行列, 雖然明知這樣做會令新亞書院盡失其獨立性及原有成立的目的, 但錢穆等考慮到新亞書院畢竟要為香港土生土長的學生服務, 也思念到加盟中大可保障學院師生有充足的資源, 也甘願放低自己一手興辦的書院, 成就了中文大學的建立。雖然後來錢老先生因不忍大學的行政及新亞精神的丟失而辭職, 今天我們還能'看到'新亞書院迄立於中大之顛, 還看到讀到各位偉大學者的文章教誨, 也是必須感謝當年他們的決心與視野。- 讀到創辦人們在新亞書院創辦十年後意識到未必能短時間回到內地, 而面臨是否需要把新亞書院變革得更'本地化'時, 不期然就想起《大江大海》裏關於新亞書院的一段描寫。確實, 因為國家多難, 為南方這個城市留下了很多又苦又甜的果實。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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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爱灵从三方面角度去看50-60年年代殖民地的高等教育，角度新颖，结论令人深思 -
导师推荐~ -
从新亚书院的个案看殖民地的教育和历史。研究写成这样挺好，让人不断有看下去的欲望。我在研究新亚精神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这本书。从历史的角度看教育和其它各种问题让我们重新审视不同人眼中历史的真相。新亚精神今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