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书评

生之乐土

当我们说起农村，提到农民，给予他们的标签是老实、穷苦、忠厚善良、文化低没见识，甚至是愚昧；城市化进程加快，在都市中生活不甚如意的人们又开始向往起山清水秀的自然和淳朴，连带对有房、有田、不用被工业和信息的齿轮禁锢推搡的农民身份也开始羡慕起来。我们真的了解农民吗？并不，无论是以前那些带有贬义的标签，还是现在带着些自由和安定的标签，全部都是他人跟随社会文化意识一厢情愿的贴了撕、撕了贴，当事人本身并不在乎，也并不看重，他们过的是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好似没有太紧密的关联，有人称之为小农意识，又怎知那不是对祖辈世代传承的守护？绿妖在台湾走访了这么一群可爱的农民，说他们可爱，不是因为他们的样貌或者动作使人赏心悦目，可爱的是他们认真细致的生活态度，哪怕只在他们身边听着看着，也能从那些真诚和热情的言谈举止中看见充沛的生命力，嗅见灵魂的天然清香。《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不是故事集，也不是评论集，用观察日记来形容它更为贴切，绿妖的小说精彩，散文优美，到了纪实这里，风格则转换成端庄质朴，没有哗众取宠的炫技，也没有涕泪纵横的煽情，这让真实的力量恰如其分的凸显出来。在朴素的字里行间，绿妖的文艺情怀隐约出没，就像六十七班例会记录的最后一段“它让埋头种地的农民不是一盘散沙……而你的灵前，会有他们送的鲜花。”再普通不过的陈述句，我却始终不明白它是如何刺激到我的泪腺，也许就是在此刻，因为这本书，我得以窥见到台湾乡土文化的内里。台湾有自己的独特风情，外人初初看去，只会感慨宝岛有种神奇的魔力，岛上的人事物都被镀上精致、文艺的光圈，入世的文艺书店、传统的小食店、悠然的手艺人、聆听山野林间细语的观察员……我一度判断这是因为“远香近臭”的缘故。绿妖则带我走入了更深层次的思索，就农业而言，为什么台湾能够成就精品农业，这是过度包装还是实至名归？不止农业，整个台湾的现状就是资源少，资源稀缺，所以注定拼不过量，就只能在质上寻求一条出路，可以说台湾农民的路是现实和世情逼迫出来的，但农民自身的意志也不容忽视。绿妖还原了台湾农民真实的一面，他们爱思考、爱琢磨、爱劳动、爱生活，用生命爱那片世世代代哺育他们的土地。他们谦逊又勇敢，务实但不惧挑战，农产品贸易、城市化侵袭、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威胁下，他们的路并不好走，却没有想过放弃，生命之根的传统情怀是原因之一，台式农民的生活哲学才是最大的动力——守护、传承、变革、进步、守护。文｜团团花哚 2016.07.19非经授权不得转载，转载授权可豆邮或联系fionado@qq.com

一次台湾农村深度体验游

看完绿妖的新书《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我就在想会不会有旅行社顺势推出“台湾农村深度体验七日游”什么的，毕竟看了这本书真的会喜欢上当地那群可爱的土地人。这是一本深入了解台湾农民、农业、农村的科普书，特别值得推荐。你能想象有这样一群农民吗？对他们的印象不深刻才怪呢。比如：一家一天只烤五个面包的面包房，卖完面包，老板娘喜欢坐在当地半山坡的咖啡馆，很文艺地点一杯咖啡坐在窗前发呆。等等，大陆的小山村，应该不会出现咖啡馆吧。用歪歪扭扭的手写体，给你留下纸条的店家，它会告诉你：如果老板不在，就是他上山干活了，有事打电话。那个（王连华）开着天蓝色皮卡车，一阵风地开到跟前，对记者大喊一声：你！我们忙死了你还来采访！然后凶悍中透着可爱，继续吼：我焊接你就没法采访了。焊接要戴护目镜。你又没有。在采访中，忽然神秘地问绿妖：你小孩多大呢?发现绿妖单身后，看着她，耿直说道：你年纪也不小了……然后面带愤色，开始论单身的危害性。这……和我们隔壁邻居大爷的表现，也是一样一样的。当村民江明勋问绿妖：“你不是写小说的吗，怎么来采访农业，转变那么大！”这也是我第一时间注意到这本书时，内心困惑的。好在结尾的“跋”回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绿妖呢？那个一直以来和“农民”、“农业”、“农村”都没什么过多联结的女孩子呢。可不得不承认，张立宪交给她的任务，她完成的很好，一户户村民的写实故事，让我们更直接、更真实、更客观、更生动地看到台湾三农的现状，台湾夜晚的月亮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可在其中，我们仍然可以借鉴学习很多东西。在我们对他们充满好奇的同时，他们对我们这边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呢，在聊到小孩回农村接班继续种地时，他们也会问记者一句：“大陆那边的年轻人会不会接？”我们这边的孩子们会不会去接班呢？这也是我们的困惑与迷茫。PS：书评均为原创，未经本人授权，禁止转载！

看完更困惑

我挺想给我外公读这本书的，他是能指着一头猪说它好俊俏啊的农民，我认识的第一个种香菇垄断了当地菜市场的，种菜也种地的农民，作者这么纪实我也是没想到，一笔笔帐这么算，数字摆在那里。我傻眼了，想说我看了这些能干吗？学着怎么种地？两边政策都不一样，但是现在大陆真的是在走台湾走过的路，从土地由零化整，土地污染导致大家对生产源头更加重视这些事情来看，我很期待未来大陆的走向。看到那些农民那些人，我很感慨，他们很聪明，又务实，只要给予帮助，就能做好事情，和我认识的很多农民一样。我也很羡慕那些机构，民间组织，想说国内为什么没有，能不能做起来。一句不该说的话是，政府好像不喜欢民间组织，是担心他们在一步步实现自主独立之后，发现自己能做更多的事情，进一步想拥有更多话语权么？别的不说，想想大陆工会是多么挂名的组织就知道了。最值得思考的是后面一章，对于农会的思考，我确实也对民主的想象太幼稚了，没有想到社会可以是吵吵闹闹，各种声音的，妄想这从此更不困惑，更清晰明了的过日子了，真是太幼稚了。

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

因为喜欢五月天，因为喜欢海边的感觉，因为对自由的向往，所以很想了解台湾，想知道海峡对面的他们是怎样过生活。绿妖的这本书展示了台湾农业发展的多个面，从果农、菜农，米农到社会组织，从供应端到销售端。台湾农业走到今天，是农民、消费者和政府三方博弈的过程，然而直至今天台湾农民仍不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完善。 书中印象深处，一是垃圾分类，二是对民主的解释。原来我们认为的高素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台湾的垃圾分类也是经过很多时间的努力和政策规范。这样印证了书中对民主的解释，民主并不是民众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要经过反复的教育，反复的磋商，民主来自民间，而后服务民间。民主不是从上而下的强力主导，也是自上而下的反映，而是相互之间的沟通协调，虽然这样的过程漫长了一点，虽然民主的过程中也会犯错，但我们不能因此因噎废食，不要民主。民主是漫长的道路，需要我们大家的耐心，不要因为看不到远方而裹足不前。

在土地上绣花

“采菊东南下，悠然见 南山”，从古至今的文人大抵都向往这样我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理想境界。生活在现代闹市中的一般人，也大多时常会有回归大自然的冲动。正因为如此，近些年乡村旅游、农家乐才迅猛发展。然而，情怀归情怀，旅游归旅游。中国的现实情况仍然是农村人急于出逃，村庄唱起空城记，大城市却人满为患。城市人每每赞叹农村空气好、泉水甜，在清山绿水间不停地按下快门留念，但真要他要农村定居，却又有种种不得已的借口。但我相信，这些人看了《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里的台湾农村，对定居农村的也许会多出几分向往和信心。台湾一直是大陆新农村建设、乡村建设考察取经的重点对象之一。相比西方的大农场，台湾现代农业与大陆农业有共同的中国传统小农制度背景。但当大陆农业还在集约化、规模化的迷宫里寻找出路时，台湾却走出了一条小型的“精致农业”技术路线。绿妖将台湾农业形容为“在土地上绣花”。“新社农会”的刘胜雄有10分地，山下平地种辣椒、茄子等，山上坡地种苦瓜，枇杷。一块土地要用轮作方式利用；肥料要用发酵的有机肥；高处的网是用来防鸟和蜜蜂的，上下的麻绳网是用来挂小黄瓜的；丝瓜上面种苦瓜长得更好，甜桃要用苦桃嫁接，苦瓜一结果就要套袋……刘胜雄一面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对作物和土地对话，一面又参加各种农业课堂，与专业教授共同研究农业种植。就像绿妖感受到的一样，台湾农民没有把农业当成迫不得已的生计，而是怀着对土地的热爱在上面精心绣出一棵棵绿苗，一只只瓜果。种出可以养育人们的优质瓜果蔬菜，也使台湾农民生出一种自豪。这种自豪，与大陆农民的自贬自卑形成强烈反差。绿妖是散文家、小说家，当《读库》的主编张立宪邀请她考察台湾现代农业并写成笔记进她自己都觉得奇怪。结果证明，张立宪这一偏招自有他的用意。绿妖以其女性的敏感和柔情，探访了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她以农民的个人故事与乡村的普遍现状，勾连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了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结合。去年，一本《崖边：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写出了中国乡村传统与现代的裂变。台湾农业却用现实证明，“古老传统经过现代人的发掘，同样可以焕发魅力，这需要“现代”克服自己的傲慢，“传统”展示自己的包容“。

新农民

------------《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 文/纪汐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写了这样一副场景：“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如今在大陆这样的场景很难觅得，反倒是对面的台湾，有不少，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台湾政府对于农业的改革，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继承了自己的土地。并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现代知识，构建了一个个有机的生态农场。绿妖的《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说起绿妖，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熟知，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人，后来通过了解，才知道他也出了不少书《我们的主题曲》（2004）、小说集《阑珊纪》（2008）、长篇小说《北京小兽》（2012）、散文集《沉默也会歌唱》（2014》、短篇小说集《少女哪吒》（2015）。而这次的《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是本纪实故事，是受《读库》委托为了写台湾农业。所以也才有了今天我手头这本书《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共3部分，通过从农产品到农会，从水果，蔬菜到稻米，台湾农业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而美之路。而这期间，其实离不开农民的努力和争取。从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他们并没有大刀阔斧，而如润物细无声般的找到属于台湾自己的内在。每个农地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无论是新社刘胜雄对于蔬菜的执着，还是陈荣雄转型做“休闲农业”，无论是副班长的高接梨，还是王明勋斥重资投入香菇，无论是王连华的代耕模式，还是陈燕卿的产销履历，都让我对台湾的农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这些也恰是大陆未来可以借鉴的模式。我也是出生在农村，所以对于文章提到的很多问题感同身受，农民这个行业本身决定了，主要就是靠天吃饭，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对农业进行了现代化改革，但这些都是基于他们有大片可利用的土地，可是台湾或者福建没有，所以真要想美国那样建立大型农场，根本就是乱扯一通。正确的做法应是找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色所在，努力在现有的条件下，创造契合我们的生态圈。也正是这本书给我开启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农业模式以及经营理念。正如“猴硐生态教育园区”，一切都是模糊的，生长中的，你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它的光隐蔽地投射在人们心上。。。新农民其实也是如此。。。。

乐此不疲

在以前，“农民”是低层辛苦劳作者的代名词，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更确切地说，是随着土地资源的越来越稀缺，农民反倒成了一块香饽饽。越来越多人希望自己卸甲归田，在城市里生活久了，也确实有很多人选择去郊区乡下或买或租一块田地，过起隐居的田园生活。在《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这本书里，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台湾乡村农民的生活方式，他们代表着以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生活态度，如果我们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做农民，那么我们会感受到那份诗意的栖居，他们的生活仍然是拥有自由和美好的。作者走访了六十余位台湾农民，向我们呈现了他们的现状，她的描写记录让我们感受到了当农民的乐趣。他们种地像在土地上绣花，可想而知，绣花是一项精细活，有的人选择种最难种也是最贵的果蔬，所采用的种植方法当然也不是习惯耕种，而是采用一些新颖的带有科技性的方法，包括选择有机肥料、采用光谱诱捕害虫技术等。种植有机蔬菜是辛苦的，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在土地上绣花的方式，他们却乐在其中。而换来的当然也是果蔬的更好销售。台湾的“归农”（自城市返乡的务农的人）不仅组建论坛相互讨论如何买地、学习技术、销售，并且他们还经常一起开会、一起组织活动一起玩。台湾的农民种植出来的有机的果蔬不用自己费心销售，他们有“主妇联盟”这类稳定的销售商，将他们种植出来的安全食物销售给大众，销费者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食物，而生产者也有着稳定且利润较高的销售渠道。台湾的有机农业“小而美”，不论是种植模式还是销售模式，都让人羡慕，因为有机种植，不仅保障了作物的安全性，也减少了污染，可以说这才是我们最向往的。我们也期待自己能这样做农民，然后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吃着安全放心的食物，而我们的环境也不会因此而被破坏。这是一种环保的意识的，也是人类势必要关注和回归的农作方式。台湾民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身边有一群这样的农民，和那些倡导并销售有机食物的销售团体。书写得很诚恳，而我们也希望这些观念能够得到普及，每个人既是生活的创造者，那么就有权让生命保持尊严和骄傲，也可以让生活过得更舒畅和美好！读过这本书以后，我们会发现“农民”这个职业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文/ashley书评原创，转载刊用请豆邮联系~

台农为什么值得羡慕？

刚看完《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颇有感触，很喜欢这本书的气质、内容和态度。在北京生活压力比较大，有时候也会想：我还是滚回家算了。当农民，种点地，也能活。但这话也就是说说，种地要能赚钱，谁还出去打工。事实上很多人低估了在农村当一个农民的难度。我自己家里有地，但最多也就4亩。这些地不集中，散落在村庄各处。这么少的地种什么好呢，常规的玉米、土豆、高粱，就是大丰收了，你也卖不上钱，因为粮食太便宜了，且产量有限。如果种果蔬，也运不出去还是卖不上钱。所以你看，在我们这里的农村，大家能去煤矿工作的情况下，种地更多的是习惯使然，不种饿不死，种了也就弄点口粮，自产自销算了。这样的情况下，在农村种田几乎没有出路。真要想搞起来，你首先要弄很多地，虽然支持土地流转，但是要凑齐一大块地很不容易，而且也很费钱。其次，你要学习农业技术，这东西也不能速成。再者粮食卖不上钱，你就要种蔬菜，蔬菜运输成本极其高，往远送菜价会非常高，和直供城市的菜篮子工程没法竞争，往近处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自己种菜，谁吃你的东西。总之，怎么都不对。但是搞农业肯定不是完全没有出路。养家禽，包鱼塘，种大棚，栽蘑菇，只要成规模，也可以做。但具体要怎么才能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不过有兴趣的也可以多看看央视的一些农业节目，比如致富经之类的。现在农村，年轻人忙着投奔城市，城里的人也无暇顾及农村。这种情况下，居然有人跑去台湾去了解和记录台湾的农业现状，这一点还是非常令人尊敬的。这是我比较喜欢《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这种书的原因之一。而且整本书以人为主线，故事性很强，也比较好读，没有人为隔绝读者，这是另一个原因。很多人看到这个书名，可能会觉得这应该是那种赚到钱的农民分享的发家致富经。其实不是，这本书里的台湾农民远比想象的要立体，字里行间作者多少有些美化，但总体上看来对台湾新社农民的刻画还是非常清晰的。他们那边的日子也是有好有坏。这本书重点是通过台中新社的农民的观察，来了解台湾农业。新社这个地方面积不到70平方公里，人口大约2.5万人，相当于大陆镇一级行政区的人口数量。从这么一个小地方来看台湾农业，角度很好，有一定的代表性，且很多情况和大陆农业遇到的情况类似，因此对大陆农业发展应该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读书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从人性上来看，台湾的农民其实也和我们这边的农民差不多，但是他们之所以过得还可以，本质上来说，这是制度的胜利，他们有争取的渠道，因此能做土地的主人。和内地不同，新社已经有一批年轻人开始返乡，从逃离农村到返乡，背后支撑他们的是对民权的尊重，来自政府的权力被市场制衡，各种力量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大陆的农业情况，主要还是受80年代初期大陆的土地改革的影响。我们不少人都听说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候规定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包产到户，在特定的时代这一套制度可以说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巨大作用，结束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各种负面影响。但是这个制度本身也有负面的地方。这些土地不是农民的个人资产，农民只有使用权，所以农民很难自由支配这一资源，通俗地讲没法自由买卖。土地不集中，每个人分一部分，那么就算你想要集体管理，这里面涉及到的土地流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前文我们也说过，以我为例，我自己有地，但分散在各处，很难搞规模经济，如果不搞规模经济，农业就没钱赚。可是反观台湾这边，1951年开始就搞了公地放领政策，把农田国有变私有，用了不到三年时间这个政策就执行下去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里看到台湾农民卖了田去城里生活，也可以看到新社这些农民有我们几乎不可理解的自信和归属感。有恒产者有恒心，我相信这是读本书能强烈感受到的东西。那是不是说土地私有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远不是这样。新社也是小农经济，但是新社的农业搞得红红火火，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得那样好，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一番。北农大的教授靳晋评价台湾的农业说：台湾是“针对中国的传统小农制度的特征，走出一条小型的‘精致农业’技术路线，并将传统农业制度中的优势与现代投入结合起来，进行了成功的技术改造。”这条路实际上何尝不是大陆想走的路呢。这里所谓的精致农业，其实可以理解为，既然不能走规模化的道路，那么不如在现有基础上做升级和革新，用书里的话说，就是：发展技术与资金密集农业、由重视产量转为提升品质、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观光休闲农业等。在农用土地被工商业不断挤占之下，力求增加单位农地生产价值及附加值，由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逐步转变为多元化农业。这个“精致工业”，1984年台湾当局号召了一下，然后民间就开始搞起来了。台湾农业一直以来所面对的环境也是很有挑战性的。首先台湾有台风，一刮风大部分的农产品都得遭殃，自然条件综合比起来未必比大陆的农村好。而且台湾开放性还使得台湾的农业早早就面临全球化的竞争。这些都是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台湾社会可能还算是一个讲良心的社会。上世纪爆发的癌症潮促使人们反思农药弊端。相反在国内食品安全问题有一点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意思，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太大，无奇不有。另一方面，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看，大陆商家开启互毒模式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底线，因而信任问题难以迅速建立。那么台湾的农民是怎么响应这个号召的呢？我们试着举几个例子。台湾处于亚热带地区，但是台农却能在亚热带种出高品质的温带梨，高接梨因此成为台湾水果业之骄傲。高接梨是东势农民张榕生嫁接日本梨穗于横山梨上产出的品质优良的果类，但在新社一样有很多人种。东势这边发明出来后，新社马上就学去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传播速度呢？这是因为台农有产销班这种机制。而这种产销班实际就是农民之间交流沟通制度化的外在表现，这里面有合作、有人情，更重要的是有学习和经验交流。《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里多次提到的刘胜雄就是产销班的班长。这个人非常厉害，极富有学习精神，他每年会出门旅游，绿妖在讲他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细节，这个刘胜雄春节前后到大陆旅游，会把大陆见过的种子带回台湾。这仅仅是一个小细节，但是一个热爱学习，愿意花时间研究农业技术的形象就出来了。而事实上在新社这样的人并不是少数。台农现在大量生产的洋葱、香蕉、凤梨、洋菇等，都是自岛外引种，“凤梨酥”是台湾最热门伴手礼。书中刘胜雄寄予厚望的“春风”，是新社“种苗繁殖场”改良自69号桃树品种。为稻农陈燕卿赢得“十大经典好米”的是桃园区农改场 2004 年推出的“桃园 3 号”香米品种。这些都属于需要技术才能开发和引进的品种。育种成功后，会以产销班为单位大力推广，甚至还会提供技术辅导。这一些在新社这个地方都是常态化的，由此也可见台农的勤学上进，甚至你从绿妖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他们非常乐于学习和分享的气息。恕我直言，我从小生活的故土，没有这样精神风貌的人。而且，收益比较高的蘑菇养殖，已经有不少年轻人去从事了。在大陆很少有大学生毕业去务农，但是在台中的新社，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不由得你产生一种台湾农业有救的感觉。当然了，我们在一开始就提过，如果规模化能做到的话，这种精细农业就没有必要。某种程度上来讲，台农选择的这条路这也是权宜之计，是不得不这样。因此回过头来看很多事情不是策划出来的，而是一步步就走成那样了。但这里面有一层意思很重要，那就是下情上达的通道。除了农民爱学习之外，台农们也在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之前的农民不怎么团结，那时候财力雄厚的盘商就能垄断农民的销售渠道，从中赚取大部分利益。这点和大陆很多情况很类似。后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为了对抗这种垄断，各地的果菜批发市场就纷纷设立了。从 1973 年起，台湾开始建立“共同运销”体系，由产地集中运输,至消费地之批发零售，至 1976 年,共同运销已普及台湾各大消费都市，对零散盘商形成有力竞争。共同运销体系与盘商的竞争非常激烈，早期因为税务部门要通过农会向生产者收税，所以为了省掉这笔税钱，会有农民将果蔬等卖给盘商。之后，免征印花税及营业税后问题解决了。然后“共同运销”成为农产品主流销售渠道。走“共同运销”拍卖后，新社除运费、百分之三手续费，钱自动打入农民的农会账号。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矛盾。这样的事情在大陆内地不知道别的地方如何，在老家山西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人物来带头做这种事情。说白了，有资金和背景的情况下，大家更愿意去挖掘煤炭资源，因为这个的投入产出比更高。但是随着环境恶化，经济转型势必提上日程，可以想到未来一段时间，也一定会出现像台湾这样的情况。有人出来组织农业升级。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实在太强大，要有好几代人因此而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你像现在山西很多地下水位因为煤矿开采而下降，原来没有吃水问题的地方，现在都出了问题。煤矿附近的村子空气常年不达标。等等等等。言归正传，还是说回这本书。书里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新社农民集体卖菜的地方，没有人用高音喇叭制造噪音。并且大家摆放果蔬都规规矩矩不会有占界的行为。收完摊之后，这些菜贩子都会清扫摊位，用水龙头冲刷地面。很多人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素质这么高？其实，这是几十年教育和培训的结果。1996年开始，台湾就开始推行“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资源回收计划”，简单来说就是发袋子给你让你装垃圾，如果随处丢弃垃圾罚巨款。还有像厨余垃圾则有公司和当局合作成立厨余垃圾回收系统。公共服务相当到位。这一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已经在搞了，十年前我回家村子里大家的垃圾是到处乱扔的。后来村子里集体安排垃圾堆放点后，情况有所好转。最近一次回家，发现垃圾点附近也已经没有人在乱堆乱放了。这一方面得益于垃圾点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方便了大家去倒垃圾，另一方面这么久的一个时间，实际还是有培训作用。现在家长们教孩子扔垃圾，也是让他们往垃圾点扔了。不过和台湾比起来，我们这个政策的执行，感觉非常平稳。作者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到位的评价：和许多政策一样，这同样是民间与当政者角力的结果：台湾垃圾最初采取露天堆置、填埋，爆发垃圾污染，填埋场爆满，新址难觅，选在哪里都遭遇猛烈抗议。当局意欲推行垃圾焚烧，“一县市一焚化炉”，却被各县市的“反焚化炉运动”逼停。包括“主妇联盟”在内的民间团体一边推行垃圾分类，一边游说当局停建焚化炉，实行垃圾分类。现今的政策，即公部门向民间学习的结果。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及“环保署”表示，台湾垃圾回收率，从1998 年的百分之五，至2010 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而垃圾分类后，垃圾量大减，已经兴建的焚化炉都面对垃圾不够烧的窘境。88年，台湾开放美国水果大量进口，本土苹果每斤从一百多元跌到六七块，这时候台湾“农民权益促进会”就号召农民站出来，这一年的3 月16 日，台湾四十年来第一次农民游行爆发，结果就是半年后农保全面试办，1年后正式实施。这种抗争和角力，使得台农能够取的更好的结果。读这本书，你总是会感觉到，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对话机制”存在，所以才保证了很多有关台农的问题能够得到相对妥善的解决吧。你像农业贷款这个事儿，在我的老家恐怕很难。但是书里讲到台农，从农会贷款，贷款利息是较普通银行要低的年息百分之一点五。农会信用部说，种香菇，最高可以贷到约八百万。更夸张的是贷款手续也极其简单，从82年开始，农民只需签约一次即可随时申请贷款。这样的条件下，农民们从容自信也不难理解。除此之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回乡务农的年轻人，他们文案写得好，又拍得一手好照片，正好赶上社交媒体火爆的今天，网络直销也搞得有声有色。这部分有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1999年“9·21”地震后，志愿者进入灾区，发现大量水果成熟而销售不畅，台大学生建立网站，帮灾民在网上卖水果。但是这样的好事在国内，恐怕一时半会儿没人敢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今年5月份“笨鲜生”天猫店帮助农民卖菠萝，却被坐地起价的事情。我觉得契约精神的培养可能也需要像倒垃圾一下，得几十年的时间来养成。不过这种群体行为其实是非常依赖于榜样的带动作用的。希望农村能出来那种塌实肯干思路广，又有契约精神的新时代农民。当然纯粹依靠这种人物出现的概率那就太怠惰了，主要还是得有计划地进行农民教育，在这方面台湾的经验非常值得学习。蒋梦麟从53年开始就着手建立农会：针对农村成年男性，农复会辅导成立农事小组（产销班的前身），以推广新技术；针对农村妇女的现代化教育，成立家政班；农村青少年，则规定凡十三岁以上的青少年农民，都要参加四健会，学习文化知识和农业新技术，以培养未来新农民。至七十年代末，四健会为台湾农村先后训练了四十万青少年，使他们获得了生产的技能和良好的公民教育，为未来地方自治打下基础。通过这样的组织提高了农民素质，然后农民从中收益，反过来支持这种组织，但是组织的演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农会本身随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评价也是两极化，甚至不断还有丑闻出来。这时候农民又会用脚投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有益的组织也会变成臃肿腐败的行政机构。最后在各方利益的争夺下，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乌烟瘴气。但好在台湾这边的民主教育也搞了很多年了，这些问题也越来越能快速地得到校正，像杨儒门这种异见分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怎么说呢，看着乱哄哄，但老百姓还是比较有活力。这本书所展示的东西，和我们固有生活经验的冲突，实际上涉及一个选择，就是你是要顺应自发秩序，还是靠集权和计划。某种程度上来看，如果真有世界级的大数据，也许集权反而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当下，以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顺应自发秩序可能才是真正的智慧的选择。书名发出的这种向往，与其说是想要做农民，不如说是向往自发秩序。而权力在这里面，需要做的无非是保护这种自由和秩序。比如重建契约精神，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保障那些努力劳动的人的利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建立自我制衡机制，我想，这些大概才是台农几十年发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这样做农民

看到这本书之前，我也曾幻想过生养我的村庄，是否能有不同于此前，不同于现状的生活方式，那种幻想，没有具体形状，更多着重点在于，“我”自身能否有新的可能。在被动和主动的多年选择后，我同很多人一样，必然地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家乡，只能在和父母通电话时玩笑地说一句：“干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爸妈也会回一句：“草和庄稼你都分不清了，还种什么地。”在绿妖的这本书中，让我看到了远隔千里之外的同样身为“农民”的一群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是单打独斗，猜测市场行情，为了能够出更多的产量加量化肥农药……他们有产销班，班员耕作互相帮助；有农业团体，能否形成集体帮助自身的发展；有四健会，帮助农民建立渐次充实的精神世界；有半行政半民间的农会，有技术资金的支援，还有愿意斗争的人们，在民主制衡的制度中得到有限但已然能看到希望的效果。读书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新闻，《焦点访谈》中调查到河南一处农村灌溉小麦用造纸厂排出的废水灌溉，记者采访田地的主人，视频中那个农民说：“这小麦种出来我们都不吃，我们自己种一片，用干净的水浇，用来自己吃。”他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我记了很久，那张脸让我想起父亲，我总是想，我的父亲，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曾生活在乡村，我是不是能轻易地说，这个人没有良心，怎么能这样云云。可我偏偏作为当事者，我了解那个似笑非笑背后的茫然和无奈。“现在的粮食哪有不打农药种出来的！”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总在心里默默辩驳，“我们也不想打啊，大夏天的打农药、施化肥对我们身体还不好呢。”这样几乎并无希望的沟通，让我在书中看到了可能燃起的一簇簇火苗，不论是“主妇联盟”这样的民间组织，社会风气上对有机食物的认可和需求，还是已经制度化的农药检验，既能刺激有机农民的积极性，也会遏制投机心理。我闷在心里的无声辩解，原来不是一个死局。绿妖笔下只有台湾的农民，免不了比较之下以及预先设置的“美化”效果，没有大陆农民境况的真实对比，仿佛带着想象的苦悲。幸好，她的文字中有实实在在的人，这些人，让我看到了我的父母们熟悉的生活，但他们却更有机会，也更有尊严，他们体现出的“底气”，是我，按照世俗的说法，已经“逃”出农村的人，所羡慕的，那种堂堂正正、名正言顺的底气，即使我生活在城市，也不曾得到。每天上班时，公交车站会坐着一个老伯，黝黑皴皱的皮肤，在没有一点遮挡物的站牌旁栏杆下卖水果——李子、杏、桃子，拿的也不多，但光顾的人更少。总会想到绿妖书中七十八岁的刘陈昭亭，她的果园是“主妇联盟”的直接供应商，不用发愁水果的销路和收益（这可能并不是她在意的）。而我面前的老伯，是否也能，坐在家里，保有水果的销路和收益，如果可以的话，他是不是也可能，不在这暴烈的阳光下，为卖出那一小筐水果而辛苦呢？

去台湾做农民，诗意的栖居

书中给我们描述了一种不一样的农民生活，当农民不再是一种社会阶层，而是一种生活选择，是一种态度。台湾作为世界最先进的农业地区之一，他们的乡村生活，农业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书的封面上写着，我们终将诗意的栖居，这是可能到来的美好，这样做一个农民还是很符合我心意的。书是装帧很漂亮，也很有质感，封面是瓜果蔬菜，让人没来由的亲切之外，也感觉到一种美的享受，书的内容很充实，排版也很好，配的插图也很漂亮，书印刷和纸张的质量也都是非常的棒。作者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以农民的个人故事与乡村的普遍现状，勾连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了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结合，农人的职业、创造与坚守，以及他们的尊严与骄傲，他们的闲适。书中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作者的文字简单却不是婉约，很有底蕴，带着台湾的小清新，让在远方的似乎能够想到台湾那片土地上的那一群农民，如果是这样的生活，我也想要去台湾当一个农民，种花弄草，热爱粮食和蔬菜。书中这样描写一个个的农民，在青山绿水间，一个乡村，能将自己的粮食， 蔬菜，水果，有保障的进入它该有的商品渠道，农人也是商人。在乡间喝茶的农人，在他城市的客户眼中是个有个人品牌的商人。当农民是生活的创造者与享有者，而不只是承受者，不再代表阶层与社会地位，而是代表以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方式，不是沉默的，是积极参与的。当现代化科技与传统乡村生活结合，与土地细水长流，人们终将收获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满足的生活。我想，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当农民，那么生活将是诗意而浪漫的，人生也将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也会因为这样的美好而更加美好。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能够这样去做农民，而我们也能够自己去做自己，那么不管这个世界如何，不管人生如何，我们的生活终将是自由和美好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只是这一点就让我们充满自信，去走得自己的路，去自豪而骄傲的活着。看完这本书，我真的很想要去台湾做农民，诗意的栖居。

梁鸿：我们可以这样做农民

《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序一我们可以这样做农民梁鸿2011年，我随大陆一个乡村建设的团体，到台湾考察台湾的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状况。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台北到台中、台南、台东，绕了一个圆圈，拜访相关的民间团体、社区大学和知识分子，了解那里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一些情况。在台湾，听到的最频繁的词语是“在地”，不管是坐在书桌后的知识分子，还是站在田头的老农，都很自然地使用这个词语。所谓“在地”，也许有某种政治意味，但更多地指“在这里”，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间、土地、自然，它是一种思维意识和状态，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当台东池上乡的老农拿着印有自己名字的米给我们讲解他的米是怎样种植、除草、生长和呵护时，他的自豪，他对他那片土地的关切和热爱，从他的衣服、动作和一丝丝眼神里面漫溢出来。那些坐在集市上卖菜的农民，那些在村头开会的农民，沉着、自信，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认命、沉默的气质，他们在大地上耐心耕种，同时，又认真讨论、争取自己的权力和生活，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开拓出空间。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台江海尾村，接待我们的人先带我们去村里的朝皇宫，那是附近几个村庄最大的庙，主神是“大道公”。他带领我们给“大道公”行个礼，说，“大道公啊，今天从大陆来了一批客人。希望你让保佑他们，让他们健康，行程顺利。”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村里的老农在庙门口给我们表演他们在祭典时的节目。其中一个老人，行动已经有点迟缓，他温柔缓慢地跳着，表情甜蜜，好像在向“大道公”展示着他的情感和爱。庙里有学电脑的，聊天的，各行其事，一个精神似乎看起来有问题的青年一直在庙里跑来跑去，神情激动，兴奋，但他们都很安稳，这是他们的家，是自古以来的公共精神空间和生活场所。“在地”，包含着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再转换。这一文化方式的恢复也是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我们的情感、道德、交往方式和世界观的合理性，这一过程，既有发掘、拓展，也有审视、加强、清除。在台中一个农机维修的课程里，我遇到一个高大时尚的年轻人，他一直认真倾听，询问非常具体的问题，但他的样子实在不像我们心中的农民。课后那个年轻人给我讲，他是一名“新农”，厌倦了城市生活，回到农村租了十几亩地，真正以种地为生。在美浓，我们访问了音乐家林生祥先生，我在北京曾听过他的音乐会，非常喜欢他的现代民谣式旋律和温柔质朴的歌声。林生祥平时就住在美浓。他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返乡青年”，他就是美浓的一分子。最初的他喜欢摇滚音乐、重金属，在一次美浓的庙会上，他被自己的乡亲轰下了台，这对他刺激非常大。他开始想，他和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片土地上有什么？他想起从小在丧礼上听到的哭歌、在庙会上看到的戏剧，那才是他们的生活啊。他走访一些音乐老人，重新拾起几乎失传的传统乐器，月琴，以美浓客家传统音乐作为自己音乐的最基础，同时，也收集台湾原住民的音乐，融合进自己的音乐之中，最终，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新民谣体。他越来越自由，感到找到了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一定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很深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与这里的土地、气候，与每一的细节都是自然应合的。我知道我用了什么元素，那就在我的血液里。”林生祥拿着吉它，唱了一首新歌《母亲》——他的忠实搭挡钟永丰为老母亲写的一首诗，他谱曲。他闭着眼睛，轻拨慢唱，歌声悠长，仿佛在温柔地向这片大地，向自己的母亲倾诉心中的爱。美浓的傍晚，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远处苍翠的青山连绵，壮丽的晚霞铺排在天空和山脉的连接处，灰蓝、火红交织在一起，绿色的稻田、长长的石桥、各种野生的茂密的植物。美浓是自在的。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建筑大型水库，他们爱他们的家，爱美浓的天空和大地。我喜欢台湾的那份安静和内在的生机勃勃，喜欢他们做事的诚恳和对生活的认知。在乡村，也有空寂、萧条，也有迁移、衰败，也有矛盾、博弈，但同时，似乎还有新的力量在诞生，正在成长。生活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得自己有责任参与，并且，也有渠道参与到一种建构中，这让人激动，兴奋。今天，阅读绿妖的这部书稿，在台湾时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一种从冬天的僵土中重新破土的力量和生机勃勃的感觉。阳光、空气、水、灰尘，每一种植物，每一个微生物，都加入到这力量的催生中，组成一首大型交响曲。每一元素都在为自己而歌唱，因为，最终，这首交响乐是自己的，你得自己为它的音色、基调负责。农民在为自己的命运发言！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做事，不是为别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创造者，而不只是承受者。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里”，而不是“生活在别处”。这些忙碌的农民经常开会，他们要讨论争取政府的补贴，讨论怎么样使用农药、集约化耕作、寻找市场，讨论如何和资本做斗争，等等。他们对自己的话语权力非常坚持，他们不认命，他们要抗争。当那些政治家、大商人或某些机构试图盘算他们时，他们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寻找出路。他们敢于站在马路上，游行、呼喊、抗争。因为，生活，是自己的，他们有权力使自己的生活更好。生活是自己的，权力是自己的，自然，土地就也是自己的，山川、河流、植物也都是自己的。在台南，当地的农民给我们讲，他们有自己的环境纠察队，由妇女、学童、退休老人组成，定期沿着河道检查各地的入水口。一旦发现有化学污染或其他污染，就竖下牌子，追踪溯源，找到哪一家工厂，哪一个手工作坊。这些行动，没有任何费用，都是自主自愿。为什么？因为这河流是你自己的！你不管它，谁来管它？我们看到绿妖在文中描述的那个骄傲于自己是个手艺人的刘胜雄，穿着印有“新社农会”的T恤，在自己的一甲地里，精耕细作。他坚持用传统的耕作方法种植有机农作物，研发各种有机的方法，施肥、挡鸟、除草，也学习使用“教授给的方法”去轮作。更重要的是，他也积极学习，加入“中兴大学高品质安全农业协会”，每年参加培训，他还是“农事研究班”的班长，研究产销，和政府、商家谈判。78岁的刘陈昭亭，有基本上够生活的退休金，依然守着她的5分多地，勤恳地种着笔柿、枇杷、芭乐，她坚持有机种植，因此她的货要卖给“主妇联盟”。还有王连华、陈燕卿们，他们种着自己的米，却也是商人，一方面，严格监控自己的产品，一方面主动和社会各个层面联系，寻找更好更多的销售渠道，同时，他们还是乡村社会的组织者，他们以一种集体力量加入到社会结构之中，从而，增加了社会的多元性和均衡性。在生产方面，“有机”，不只有严格的管理，并且，几乎是一条道德律令，农民愿意都在“有机”上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需要大的社会层面认知“有机”，愿意为“有机”付钱，另一方面，它无形中延续了几千年以来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模式，也是对一种文明形态的保存。在这一层面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农民的互相推动就变得非常必要。绿妖在文中详细叙写了台湾“主妇联盟”的诞生、目的、所面临的困难及自我调整，也让我们看到台湾知识分子、普通民众责任心的形成和互相的关系。一个好的社会模式并非就是一个完美的、一劳永逸的模式，而是整个社会组织间处于一种有机的运动状态，相互之间根据彼此的需要和问题的显现而不断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政府、知识分子、财团，还是农民，他们之间都有对话可能，既是博弈，也是成长。绿妖所考察的农民，有普通保守的老农，有年轻先进的新农，也有那些有野心的家长式农民，不管他们的性格如何，土地多少，也不管清贫还是富有，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即，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他们把握自己所拥有的空间和渠道，不断地开拓、争取自己的权力。换句话说，他们有机会去开拓并创造一个可能的、更开放的公共空间。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长期陪伴”的角色，和农民是相互成长相互修正的伙伴。绿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她提到台湾“休闲农业”的十年、五次法规修正，“该政策并非推出时就臻于完美，而是跟随民间社会、不断修正，以更贴近社会真正需要。”绿妖在文中并不避讳大资本对农民的虎视眈眈，也不避讳台湾政治对农民的压抑，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也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同时，又加速了农村的式微，这是一个无法扭转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彼此互动中寻找新的，既不脱离传统，又能够可持续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形态。他们都有一颗“在地”之心，愿意充分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并从中找到生存的经济来源和幸福来源。这一“在地”之心在乡村，常常意味着重新发掘乡村所本来拥有的无穷的资源，使它既能够成为改善生活的可能，同时，也成为重新恢复乡村的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的契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或许，这一“在地”之心恰恰是一个生活群体建构自我的方式。理想的生活，是更公平的关系，更繁茂、健康的自然，更有利于人性生长的社会空间。农民仍有迷茫，政治家、企业家和那些资本的攫取者，仍然无孔不入，但是，有这些“在地”的卫士，有这样相对宽松且具有生长性的制度，那么，理想的生活，总会更接近些。读绿妖的《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我们很难不为文中这生机勃勃、这自信、这份爱而感染。虽然社会仍然芜杂，乡村还在衰败，但是，如果有这份全社会共同参与并形成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精神的支撑，从这一衰败的肌体里面，或者，还可能开放出更有韧性，更有个性，并且包含了更健康的未来的花朵来。小女子干大事。绿妖文弱，脑子里驻扎着一颗文艺青年的心。文艺青年，在今天的社会意识里面，成为矫情、苍白、可笑、不切实际的象征。但是，也正是这样的文艺气质，这样的理想主义，才使得绿妖能够超越身体的弱小，走入到大地，实实在在去看见、考察大地生活内部的运作和肌理。并且，一针一脚、朴素地为我们呈现出来。这本书，在大陆，谁需要看？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农民？我想，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每个人都需要看。它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这样做农民，我们还可以这样做知识分子，我们还可以做一位社会中的普通人，我们还可以这样生活，这样行动，这样使自己更充分。“民主”、“自我”、“文明”，这些并非是宏大不可及的话题，而是细小而微到我们的每一次吵架，我们吃的每一粒水果，我们看到的每一条河流。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农民，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自己，那么，不管贫穷、衰老，不管腐败、压榨，生活仍然拥有自由、美好的可能，因为，你就是生活的创造者，你能动地参与到社会和文明的建构之中，这一点，足以让生命充满尊严和骄傲。而农民、植物、山川，不只是某一元素，它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是生命的渴念之地：大地劳作、生长颓败、四季运动、花开花落、星辰灿烂。

拥有一颗“在地”之心

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是绿妖在台湾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状况的访谈中所要真正彰显的主题，当然，这是我的观感。看起来，《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始终在讨论的是农民。他们的耕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娱乐，与大陆相比，绿妖认为台湾的农民多了一些沉着、自信，少了一些认命和沉默，其中的原因在随后的篇章中丝丝缕缕地延展开来。重要的一句话是，他们不只在大地上耐心耕种，更在认真讨论、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生活。在安稳踏实的土地上，他们是有根基、被庇佑的族群。其中不乏像音乐家林生祥先生这样，以及厌倦了城市生活回归乡野的“新农”一代。他们有的依托传统滋养艺术，有的多种经营兼职耕作。尽管忙碌生计，这些农民却要经常开会，讨论如何争取补贴、讨论如何使用农药集约化耕作，讨论如何寻找市场。土地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的。因此，在台南，农民有自己的环境纠察队，一旦发现环境污染，直接去找到源头。河流是自己的，需要自己来管；蔬果是自己的，需要自己善待。为自己的生存处境进行思考，为自己的权利付出行动。这样的民间力量深刻地推动了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各种草根的、小的力量，与大的、宏观的力量形成角力和互补，有对话、有博弈、有成长。在农业衰退的大背景下，在城镇化进程加速大批农民纷纷离乡的大背景下，只留下一个个空巢的乡村宛如干涩的眼睛，失去了活水与生机。于此情状之中，读读《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至少可以让我们得以窥见另一种范式下的乡居生活。譬如宜兰山中的不老部落，为了保守家人的氛围，刻意限制游客人数，较之无限招揽，这样的限制不是更显珍贵？譬如美浓的本地人建设故乡的社区建设，重塑乡村的运动就在每一个热爱故乡的人的手中。譬如乡民们组成的产销班，共同研讨先进技术，共同寻求产品销路。譬如248农学市集、主妇联盟与农民就有机产品的长期有效的合作，既满足城市人群对农副产品高品质的需求，又保障了农民种植有机作物的长效性。地上长草证明土地是活的，长草有利于水土保持，所以我们不会把虫子和杂草消灭干净。农作物和小孩子一样，长得健康，要看我们给它们吃的是什么。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在这样的言语中一览无余。如果深入打量，《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说的又似乎不仅仅是农民。就拿书中谈到的垃圾处理来说，1996年至今，台湾推行的“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资源回收计划”，垃圾分类的具体办法、被举报的处罚办法和举报者的奖励办法、厨余垃圾的回收系统，无不是民间与当政者角力的结果。关键在于，对于你脚下的这块一亩三分地，你是否愿意用心、用情、用力。拥有一颗在地之心，如同神话中的安泰紧紧怀抱着他的力量之源。离乡尽管无奈，但失地更是真正的悲哀。从农民这个特殊的群体扩开视角，我们的种种迷茫、无奈、懒怠，以及因此导致的权利的丧失和漠然，是否也缘于一颗在地之心的丢弃。虽然人在，甚或地在，但是，我们的心，或许早已不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