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小史(便携本)》章节试读

《吾家小史(便携本)》的笔记-第81页 - 第二章 五 上海的事

他本来想带着我去看外滩，但不知怎么脚一拐，走进了他每次来上海时必去的福州路旧书店。
我第一看到天下竟有那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福州路今天仍是文化一条街，原来那时起就已经萌发了。

《吾家小史(便携本)》的笔记-第98页 - 第三章 一 大民主

　　他们很焦急，说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发觉我们中学里的老师至少一半都有了“历史问题”，贴满了大字报。
　　教英语的孙老师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美军翻译。大字报说，他很有可能顺便做了美国特务；
　　教历史的周老师的祖父考上过清朝进士。大字报推测，极有可能见过慈禧太后，既然见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结；
　　教地理的薛老师在课堂上说法国地图像男人的头，意大利地图像女人的靴，却独独把中国比作动物，说是像一只大公鸡，显然是汉奸；
　　教生物的曹老师的“历史问题”在时间上最近，那就是他在饥荒年代偷窃过烘红薯；

《吾家小史(便携本)》的笔记-第111页 - 第三章 二 同一个省

　　这次批斗会的主题是“狠批封建主义大毒草《红楼梦》”。当时，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江斯达，都不知道毛泽东喜欢《红楼梦》。当然，我叔叔也不知道。
　　按照惯例，批判一定引来揭发，一个与叔叔同样着迷《红楼梦》的朋友在会上高声揭发，叔叔曾在一次读书会上说到，《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与书中写到的一位演员蒋玉菡，可能是同性恋。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不了解同性恋，断定叔叔在散布下流色情。
　　叔叔被拉上了一辆垃圾车，挂着牌子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六个字：“《红楼梦》，同性恋。”在当时，民众看游街示众是一件乐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一个个踮着脚，伸着脖子，指指点点，像过节一般。这么爱干净的叔叔坐在垃圾车上被那么多人观赏，他觉得是奇耻大辱，便把头低下，却不小心发现街角有一个年轻女子在观看。
　　这位年轻女子，就是叔叔给妈妈提到过的那位演员。此刻她态度冷漠，没怎么看叔叔的脸，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叔叔胸前牌子上的六个字。
　　叔叔的目光快速从这个女子身上移开，心想幸好这个女子最近没有来给自己洗衣洗鞋。叔叔抬头注视街边密密层层的民众，突然不觉得有什么奇耻大辱了。他从上海西郊一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出发来到这里，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这里什么样，却都知道这是他的地方。他为这里的民众做了多少事，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清楚，那就是江斯达。但前几年，他又为了这里的民众，把这个人得罪了。他冒险上书北京，只想把这里的民众拉出灾难，但眼下，他们全都兴高采烈，成了自己的灾难。他闭上了眼，任垃圾车摇摇晃晃，满脑子都是那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
　　叔叔那天晚上就割脉自杀。那个揭发他的朋友正从窗前走过，发现情况不对，与别人一起破门而入，把叔叔送到医院。抢救回来才三天，叔叔第二次割脉，又被抢救，因此有了第三次割脉。
　　叔叔是一个血性男子，悲怀壮烈。他三次割脉，完成了三次最决绝的政治抗议和文化抗议。他让我想到我们的余家先祖，在一片血泊中举起了最后那面旗。常说一次自杀不成功，就不会再想自杀第二次了。自杀三次，心中是有多么悲愤。

《吾家小史(便携本)》的笔记-第97页 - 第三章一 大民主

　　当时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说发动“文革”是为了“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苏联元首，他清算了他的前任斯大林。这使中国元首产生了担忧，怕在自己去世后也出现这样的清算者。对于这种说法，爸爸就听不懂。他想，既然睡在身边，伸出手去就能一把抓住，多么简单的事，为何要把这么大的中国都搞乱？
　　两个自称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站在街边的一条长凳上在发表演讲。他们先介绍了自己的父亲是谁，一个是副总理，一个是大将。接着他们甩了几下拿在手里的皮带，就像甩鞭一样。他们说，躲在中央的赫鲁晓夫，由全国各地的很多小赫鲁晓夫保护着。他们又说，共产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烂了，对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因此必须全国造反夺权，实行大民主。接着，他们又举起拳头喊了很多口号。
　　这些口号乍一听全是“反政府言论”，但政府的报纸也都渐渐这么说了。我联想到叔叔写信投诉的那些隐瞒灾情的干部，觉得真该用民主的办法好好整治一下。但是，眼前的事实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爸爸不仅不是赫鲁晓夫，他连一个科长都不认识啊。
　　原来，政治口号只是一种引爆，仅仅几天，就成了一种全民性的互斗互咬。
　　全民性的互斗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灾难。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并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处的恶获得了全面的鼓励、释放、凝聚、扩散，并固定为生态习惯。这是人文灾难的狂欢仪式，几十年都清除不了。
　　与爸爸谈话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停课，很多同学开始造反，扎着塑料皮带到处贴大字报，满脸悲壮地宣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好像明天就要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这种“造反”恰恰是中央发动的，而攻击的对象却是走投无路的弱者。因此，所有的造反派都是恃强凌弱的“伪斗士”。
　　我今天走进教室，心里忐忑不安。不是怕别的，是怕一句粗话。“文革”爆发以来，造反派对父母亲被打倒的同学，都叫“狗崽子”。从此，由人类学进入动物学。我低着头，不敢看别的同学，只敢慌张地看我的邻座李小林一眼。

《吾家小史(便携本)》的笔记-第9页 - 自序

　　他们的骂声后面，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他们的假话后面，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于是，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获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造谣者，我更要深深感谢了。正是他的坚持，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和亮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的过去，记得我的绝交信；他更加可爱地以为，他已经成了文化界的翘楚，而我的存在却掩盖了他的这种地位。正是这些“以为”，使他不停地细读我新发表的每一项文化成果，总是坐立不安。于是，有了他心结绵绵而又梦话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
　　我为什么能“不动如山”，又“疾步如风”？还是要感谢他。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使我成了一个谁也不知真相的“雾霭人物”。他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雾霭”成了一个隔离层，使我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走那么多路，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
　　因此，没有他，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当然，更没有这本书。这，还不值得感谢吗？
　　由此，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
　　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致使“毕生谣业，毁于一旦”。这一来，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写不下去了，真是遗憾。

《吾家小史(便携本)》的笔记-第3页 - 自序

　　我原以为，经历过“文革”，中国人对谣言的癖好也许会稍稍减轻一点。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文革”的谣言只由大字报传播，而现在，谣言凭借着网络和传媒，可以顷刻笼罩万里江山。一次次以谣言为基础的群体投注，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底线因过度消耗而日渐脆弱。那些造谣者，更是具有了呼风唤雨的号召力，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或他们自己的前半辈子。
　　中国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这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期许，而不是社会真相。因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谣言的道义和胆气。相反，他们的智能极易成为谣言的动力，使谣言更精致、更耸动、更有传播力。因此，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谣言。
我能做的，仅仅是记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惨痛教训，那就是：不为谣言自戕，不与谣言争辩。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要考验我对谣言的这一系列深刻认知，居然，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谣言狂潮。
　　为什么说“前所未有”？只要与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对比，就能明白。
　　第一，叔叔遭受谣言攻击，半年就自杀了，爸爸则被谣言闷住了十年。而我，已被谣言包围了二十年，等于又经历了两场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集中在本单位，没有报刊参与。而对我，除了本单位没有参与外，全国一百六十余家报刊都参与了。其中南方一家著名报纸主导了每一场谣言围攻，覆盖面之大无与伦比，且被海外华文报刊广泛转载；
　　第三，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内容比较固定，二、三项诬陷而已，而我遭受的攻击，范围漫无边际。从所谓“文革历史”、“文史差错”、“文化口红”、“地震捐款”、“阻止请愿”到“深圳赠房”、“遗产大会”、“美女作家”、“离婚声明”等等，面面俱到，与时俱进；
　　第四，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来自于不知法律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具有暴烈性却不具有权威性。而围攻我的那么多传媒和打手，几乎都在炫耀权势，标榜背景，展示团队，高谈法律，让谣言披上了足以霸凌一切的行政胄甲；
　　第五，叔叔、爸爸遭受的谣言攻击，从现存的材料看，发动者文化程度很低，只知摆弄极左口号。而攻击我的造谣者，却擅长笔墨，会编故事，懂得版面，巧言令色，有煽动性。
　　——仅此五点，我就有信心对叔叔、爸爸说：“千乘万骑，久围一人，比之父辈，纵亡无恨！”
　　但实际上，我还是有“恨”的。当然不是恨那些造谣者，他们不值得恨，就像我们不会去恨蛇蝎，只会去恨那些欣赏蛇蝎伤人的人。
　　在“文革”中我就很惊讶，当一个歹徒喊出口号要“打倒”某个教授时，绝大多数民众的眼睛都会直视那个教授，欣赏他的惊讶、委屈、气愤、失措，而不会回过头来看看，喊口号的歹徒是谁。也会有几个人回头，但那只是好奇和怂恿。过一会儿，“打倒”改成了“吊死”，大家仍然欣赏那个教授的恐惧表情，还是很少有人会回头看歹徒一眼。
　　我所恨者，就是多数民众的这种目光走向。
　　我在遭受每一次谣言攻击时，一开始总想告诉民众，这是假的。但很快发现，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或者不在乎真假，只等待我的狼狈，我的慌张，我的失态。我原来抱怨，大家怎么都成了旁观者？后来发现，根本不是旁观者。因为旁观者是中立的，他们绝不中立。如果中立，就不会有我爸爸的十年，我的二十年。
　　其实，爸爸不止十年，因为他后来也经历了我遭受攻击的很多年。我也不止二十年，因为我也提前经历了爸爸的十年。加在一起，那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而人生能有多少年？
　　我等待过，不是等待歹徒消失，而是等待民众的目光能投向歹徒。但是，等了那么久，我等不到了。
　　我非常失望。因为我是一个历尽艰险寻找民族尊严的人，一个走遍世界阐释中华文化的人，但每次回来，总是谣言、谣言、谣言，而且越来越污浊，越来越肮脏，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盛大。当然耳边也会听到一些同情的低语，却永远缺少真正的帮助。
　　我一直企图说服自己，这种现象与我所钟爱的脚下的土地无关。但是，所有的事实告诉我，不是无关，而是有关。
　　我终于明白了杨长勋教授对我的告诫：赶快离开。但是，我和马兰，都有年迈的父母亲需要照顾。
　　正这么想着，我爸爸，却被攻击我的谣言气死了。他的死，也有医学上的病因，但不能排除他临终床头的那三份报刊。一份广州的，一份天津的，一份上海的，对他所造成了最后残害。这些报刊在造我的谣，而这些谣言使爸爸联想到了我家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一种巨大的逆反，让老人家痛彻心肺。这位抗拒了十年谣言而获得过胜利的英勇老将，终于牺牲，为了他的儿子。
　　对这件事，我写道：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终身不会淡忘“杀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缩得再小，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我的宗教情怀反对我报仇，却不反对我流浪。前思后想，觉得我们夫妻两人也算非常对得起这片土地了，只是年纪已大，很想避开歹徒们的惦记，寻个安全，已无须汗颜。但是，歹徒们的势力范围很大，欺骗领域更大，我们只能敬鬼神而远之。我和马兰讨论过塞浦路斯、以色列、南非，而在这本书的最后，则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那里有可能是几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灭时的先民逃生处，因此也可以看成是远祖的家园。在密克罗尼西亚，我们特别羡慕那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从未上岸栖宿的夫妻，那位妻子还是中国人。但是，看来只能羡慕了，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
　　当然，不管到哪里，还是阐扬中华文化。可以想象在那个归息之地，我展卷而叹，抚伤而忆。而马兰，则拭泪而歌，仰天而吟。

《吾家小史(便携本)》的笔记-第7页 - 第一章 一 秘史朦胧

细细想来，这几脉余姓几百年来全是被动生存。灾难，灾难，永远是灾难。我的祖先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灾难，先是尽自己的能力辨别道义，然后就忠于职守。
当然余家也会有一些不肖子孙在一代代的血火沙场上成为败类，但他们好像并没有使自己的家族整个沉沦。因此，历史上很难找到哪一支骠匪悍盗，以“余”为号。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东南亚游历时曾有一位余姓老者向我出示一本手抄家谱，家谱扉页上用比较生硬的毛笔字写了这样四句诗：
余孙啸荒沙，
财帛奉老家。
闭户逐不肖，
唯仁走天下。
可以猜想，也许是余家的一个孙儿在荒漠上呼啸成势，获得不义之财送回老家，但他的祖父把大门关上了，还在门内教训了他两句。诗就是这位祖父写的，写得比较粗糙，可见是一位乡间的平民老汉。
我想，在余家的历史上，这样的老汉可能不止一位。他们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
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
今后还会这样吗？可能还会这样。这是余家的命。

《吾家小史(便携本)》的笔记-第1页 - 自序

　　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杀，就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我爸爸被关押十年，也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他们两人一死一关，我家经济来源断绝，老老少少八口人饥寒交迫、生死挣扎，就是因为那几句谣言。
　　叔叔刚烈，决心以生命的代价让“革命群众”明白，那些都是谣言。但他一死，“革命群众”齐声说，他是“畏罪自杀”。他们让他的鲜血，加固了谣言。
　　爸爸老实，原来也想自杀，却又考虑到全家生计而活了下来，天天在歹徒们的暴虐中撰写长文来反驳谣言。这种长文，他连续写了十年，还用蓝印复写纸誊抄，一手擦泪一手执笔，直到眼睛几乎失明。因此有时，经造反派当权者批准，由他口述，由我记录，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实证明，这些堆积如山的长文，并没有反驳掉任何一条谣言。
　　叔叔和爸爸后来在名义上都已“平反”。他们墓头的草树，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初的造谣者是谁。
　　叔叔和爸爸是社会最底层的小职员，连个“副科级干部”都挨不上。当时，比他们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国家主席、学术权威、艺术大师，全被谣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每一个单位，都发生了“谣言井喷”，几乎一切稍稍像样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汉奸、流氓，而且都有大量“细节”、大批“证人”。于是，全国几百万个“专案组”为这些谣言而设立，一设十年，却没有一个专案组破除过一个谣言。这么大的数量，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人类史上的奇观。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难改变。
　　广大民众喜欢谣言、企盼谣言、参与谣言、庇护谣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结果，造谣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评判，比鲁迅更为严厉。原因是，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那么多民粹，那么多谣言，那么多灾难。

《吾家小史(便携本)》的笔记-第88页 - 第二章 六 饥荒

　　饥饿会导致水肿，水肿的特点是用手指按在另一只手的胳膊上，陷下去的指凹一时弹不回来。与我同桌的万同学每天一早总是来按我的胳膊，然后说：“还肿，还肿。”我伸手去按他，他一笑，说：“也肿，也肿。”
　　就在最饥饿的日子里，我收到叔叔从安徽寄来的一封信。
　　信是寄到学校的，这很奇怪。我拆开才知，他是不希望祖母、爸爸、妈妈看到。
　　叔叔的信很厚，其实是写给北京国务院的，要我抄写三份，每隔一星期分三次寄出。他焦急地向北京报告，安徽农村的灾荒非常严重，很大程度上被隐瞒了。北京领导来视察时，当地官员临时把各处还没有成熟的庄稼“移植”到路边，掩盖了真相。这就大大加剧了灾情，已经有不少人饿死。更严重的是，当地官员又扣下了一切写给北京中央领导机关的信。扣下后发现是报告灾情的，还会查验笔迹，找出写信人，进行处罚。
　　因此，叔叔采用了经由上海“曲线投寄”并由我重新抄写的方式。
　　我觉得这件事分量很重，回家后立即像做家庭作业一般，埋头抄写。抄着抄着，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叔叔指名道姓地控告了一个掩盖灾情的当地官员，居然就是江斯达！
　　江斯达，这位最早在上海吸引叔叔参加革命，并把叔叔带到安徽的好友，已成了安徽一个地区的主要行政官员。他掩盖灾情的行为一定是得到了省里领导的指令，但在叔叔看来，这也不可容忍。
　　我抄写了三天。这三天，我像是进入了洞窟修炼。我看出来了，叔叔原信的笔迹间有点点泪痕渗化墨水，于是我也时时抬起左手擦一擦眼睛。
　　我站起身来走到外间，祖母看我神色有异，问：“这两天功课很难？”
　　我说：“对，又深又难。”
　　我照叔叔的嘱咐，把那些信每隔几天一一寄向北京。
　　三个月后，叔叔来信告诉我，上次的事产生了效果。北京派人到他们那里调查，开大会时表扬当地“敢说真话”的人。表扬时还特地加了一句：有人甚至连续几次“借道上海”投寄举报信。
　　接下来是长达半年的调查。叔叔在一次发言中被调查组人员猜出是写信人，叔叔没有否认。调查的结果是，安徽的省委书记被撤换。叔叔揭发的老朋友江斯达，受了一个记过处分。他还特地把叔叔请到办公室，对他的揭发深表感谢。
　　叔叔觉得这位老朋友毕竟有胸怀，因为他知道，安徽有一些地方曾经给揭露灾情真相的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进行批判，有的甚至被划为“后补右派分子”，都没有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