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书信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01
ISBN:9787543443570
作者:周作人
页数:126页
书籍目录
序信
山中杂信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济南道中
济南道中之二
济南道中之三
苦雨
论女持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与友人论怀乡书
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代快邮
条陈四项
诉苦
国庆日
国语罗马字
郊外
南北
养猪
乌篷船
古朴的名字
关于无理心中
北沟沿通信
答芸深先生
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
与废名君书十七通
与沈启无君书二十五通
作者简介
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二人共同作为文学大家著称于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不多见。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平和恬淡，清隽幽雅，小品文闲适幽默，古雅遒劲，与鲁迅的风格截然不同。周作人独出心裁采用书信题写成的散文尽收于本书，这里读者将变为熟悉的个人，听作者娓娓道来，与其共同完成"一二知己之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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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和书 ——浅谈周作人之书信观 所谓尺牍，周作人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说：“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是寥寥数句，或同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发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周作人写文章素来喜用尺牍体，在现代作家中，恐怕是第一个有意提倡尺牍体的作家，生前由他自行编定的书信集就有《周作人书信》，1933年7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周氏晚景凄凉，因为身份特殊，故雨大都不大往来了，新知更是寥寥，除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的翻译任务外，鲜与外界联系。1956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乘在北京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会之机，去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从而成为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周作人的文章始得以陆续在海外发表。后来曹聚仁又向周作人介绍了鲍耀明，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两人的飞鸿往来给晚景伶仃的老人的生活增添了几分生机、乐趣。周作人给曹、鲍二人所写的书信，或请求帮助、或叙述生活状况、或解答疑问，或论辩驳斥，其通信之勤，所写信之多，实为周氏一生之少见。这些书信后都陆续出版：1971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了《知堂书信集》，此集以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版《周作人书信》为底本，新增的只有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书信12通，致曹聚仁28通。 1972年5月，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出版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影印了周作人致鲍耀明信100通。次年8月，署名周作人、曹聚仁的《周曹通信集》由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影印出版，内收致曹聚仁信82通，致鲍耀明信111通，《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悉数包含在内。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的全部书信，现已由鲍耀明编定成《周作人晚年书信》，1997年10月，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收录周作人致鲍耀明信396通、鲍耀明致知堂信343通（4通排重）、周作人晚年日记837则。后更名为《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2004年4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社重新印行，补入周作人书信6通、晚年日记7则。此外，由他人编辑出版的周作人书信还有：《知堂书信》，黄开发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系从已发表的周作人书信中选编而成；《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张挺，江小蕙笺注，1992年9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周作人早年致江绍原书信110通。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周作人书信大都在上述书中，没有发现或藏在私人手中的一定还有不少，一部分因为其他原因被毁的则只能表示遗憾了，如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刊物《宇宙风》主编陶亢德手头原有周作人书信300多通，惜乎皆毁于抗战兵火。曹聚仁在《知堂回想录·校读小记》（香港三育版）中说他的手边存有三百多封周作人书信，日前尚未公布。据以上数字保守推测，周作人一生所写之书信大约有2000通左右，所佚书信只有且俟来者发现了。 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周作人将书信分成两部分，一是书，二是信，所谓书大抵“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苛刻，然周氏之书，同其作文态度一样，老老实实，平和冲淡，温柔敦厚，虽不免有点矜持，但并无“说大话”之病，如《乌蓬船》、《养猪》等等，俱是周氏小品文中的上乘之作，再者这收信人本来就是自己，犯不着故意矜持。所谓信，即是开头周氏所说的尺牍也。 在周作人看来，无论是书是信，好的标准只有一个：不能客气矜持，虚张声势，假意作态。至于不拟发表的私书——亦即尺牍则要显出作者的个性。在选编《周作人书信》一书之尺牍时，周作人说：“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从周作人写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种种爱好，谈文、搜书、聚宴、饮酒、赏花、制笺、写字、撰联等等，素雅悠闲，情趣盎然，是典型的旧氏文人的审美观。只是“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让人不免稍稍遗憾，不然可进一步窥视周氏之真性情也，因为这些信要发表，自然会有所剔汰，可能是牵涉他人隐私不便透露，或着意隐藏某些性格，亦未可知。相较而言，周作人晚年致曹聚仁、鲍耀明信真的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是故能放言述之，或叙生活之窘迫，或藏否人物，显示了周作人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一面。如他对鲁迅、许广平、郭沫若、丰子恺等人的评价，平心而论，大抵还算客观，至少在那个凡事一个声音说话的年代，不合主流媒体节拍，敢于异见独行，则殊为难能可贵耳。 1965年6月9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信中说：“‘久振’得兄胡兰成君的议论，甚幸。在‘胜利’以后已久不见了，现知在东京都，很是有意思的事。”周氏晚年致曹、鲍二君信中常雌黄人物，大抵以贬为主，惟独对胡兰成称之为“君”，着实耐人寻味，胡系汪伪政权《中华日报》主笔，周曾出任汪伪政权华北教育督办、常务委员的要职，事隔二十年仍念念不忘“胡兰成君”，盖其晚年仍引胡兰成为同道中人乎？“胜利”二字加上引号，不知是强调还是反讽？ 按理此处“胜利”指抗战胜利当是无疑，如此说来，周作人的政治态度确实有点暧昧不明了。 周作人一向对自己的行为取“不辩解主义”，但却在其晚年书信中，对自己出任伪职作了不辩解之辩解，“关于督办的事情，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却有费力气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未曾有过的境遇。”（《徐讦[右为“于”字]书》）写这些信时，老人已是八旬高龄，这些信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文过饰非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姑且作个善意的猜测吧。 为提倡尺牍文，周作人先后写了《日记和尺牍》、《关于尺牍》、《再谈尺牍》、《周作人书信·序信》等文章，引用了一些好的尺牍，说明了尺牍文的重要，在《日记和尺牍》中周作人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喜欢尺牍，盖尺牍文比其他文“更真实更天然”也：“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都觉得有点做作，因此反动的喜看别人的日记尺牍，感到很多愉快。”尺牍要真实、自然、不做作，这是周作人一再反复强调的，到了他选编《周作人书信》时，周作人的尺牍观完全形成，在此书《序信》中：周作人将书信一分为二，书是书，信是信，即尺牍也，此其一。二，约略梳理出书和信的发展脉络，给出优劣的评定标准。书的发展轨迹是从司马迁、杨恽、陶渊明以至韩愈，再到后来收进集内，至宋而单列集外，书的演变大体形成、地位完全确立，书的好坏的判断标准是“情文俱至”；而尺牍这一路发展下来则是由东坡山谷而孙内简秋水轩了。后来周作人的思想又有所发展，在孙内简、许葭村之间加上了卢柳南、方秋崖、赵清旷、王稚登、吴从先，至此则“前后联成一气”了。（《夜读抄·五老小简》） 周作人不但大力提倡尺牍文，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书信，而且还收藏了不少尺牍，单行的有： 一、《塞鸿尺牍》，明，沈青霞，一册 二、《质园尺牍》，清，商宝意，二卷 三、《秋水轩长尺牍》，清，许葭村，二卷，续一卷 四、《未斋尺牍》，清，龚联辉，四卷 五、《世守拙斋尺牍》，清，范镜川，四卷 六、《五老小简》，明人编，二卷 七、《尺牍奇赏》，明，陈仁锡编，十四卷 至于列入集内的尺牍，那就更多了，在我们所知的周氏文章中提到的就有徐文长、王季重、张宗子等等，挂一漏万，无法覼缕耳。 2005/9/19 -
自从知道中国画里有“留白”一词，我便觉得非常喜欢。常常拿来评价看过的书见过的人——其实做人如果也能“留白”，在我看来是非常自制又高明的境界，可是我尚处在急躁的时段，倒也不急。关于这本书的书评，我倒也不急于写。因为看的书不多。虽然看过了很是喜欢。差不多渐渐和喜欢《夜读抄》一样的了。关于周作人的书信观，豆友蓝鲸写的文章不错，在推荐里。我之所以还要写些什么，主要是觉得如果将其中写给俞平伯和废名的信两相对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颇能于留白处见些真性情。相比俞、沈二人，周写给文炳的信非但不多，且不长。可是废名君的名字却常常出现在他写给俞的信里。我总觉得这是山人之交的一种表现。也许是我多想了。但即便是这样，我也很喜欢。 -
我偏爱书信、日记等文体，觉得能窥探人的私隐。在我读的不多的日记中，旁观郁达夫日记里苦闷相思的描述，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里止不住手淫的自责，都能获得一种畸形的快感。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信中毫无滞碍的狂热的爱，时刻把我拽回遥远的QQ空间的衷肠尽言的模式。但到了周作人这个年代的人，既已明白会付梓，所写的文字也就难免有了表演性质。这一点他在《序信》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能做的仅是诚实点，少些丑态。他将集子内容分为书和信，书是“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尺牍即信，“原是不拟发表的文书”，既然拿出来发表了，便“只取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说了那么多，无非是告诉我这样的窥私者，人的可爱往往体现在那些臧否、怨憎中，而你们大抵都要失望了，季羡林清华园的吐槽，胡适打牌的悔恨，在我这里是一概看不到的。实在想看的话，到我晚年的书信里找找吧。这些无端的揣测并不妨碍我在这部“作意矜持”的集子里窥探旧式文人交游的兴致。民国十五年七月，周作人写了两封信给刘半农，第一封信说，恭喜你当了副刊记者，你让我寄稿子给你，按理说肯定得大力支持的，我隔了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寄，也不全是因为懒，我还是有自己的原因的。到了第二封信，说我是很愿意帮忙写文章的，但现在有些为难，然后说了一堆别的事情后，他说：“老哥叫我做文章，是在是做不出，如有虚言，五雷击顶！千万请你老哥原谅，（拱手介）对不起，对不起。”（《条陈四项》《诉苦》）周作人将这样的信收入集子中，我想一是因为他说的别的（四不主义、言论自由的议论）确乎有些价值，二是因为拖稿大概是他生活的常态，他不过是“诚实点”而已。另一封《北沟沿通信》也谈到了拖稿的问题，说某刊（看上去是妇女杂志）约了一篇稿子，期间还有一个月的工夫，觉得可以偷闲来写，所以就答应下来了。但一个月的期限到了，却一个字都没有写，赶紧写一封信来解释一下。这一次周作人很难否认自己是因为懒了，但仍解释称这是精神的疲惫，甚至上升到了“变态政治社会下的一种病理，未必全由于个人之不振作”的地步。接着他谈到自己最近读的几本书，表达了自己对妇女问题确实有所思考。一部是在前几个月的信中已经提过的吕滂的《群众心理》，一部是鲍耶尔的《妇女论》，然后用几千字的议论表达了自己的女性观念，最后说，自己扯了这一番空话，“答应你的文章还是写不出，这些又不能做材料，所以只能说一声对不起，就此声明恕不做了。”这种撂担子的方式也是奇特。说到吕滂的《群众心理》（即勒庞的《乌合之众》），想到近来几个月的事情，觉得这个国家上百年来似乎没什么变化。周作人在谈爱国运动时说：“中国人现在就不知耻，我们大讲其国耻，但是限于‘一致对外’，这便是卑鄙无耻的办法。”“照此刻的样子，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一切中国所有都是好的，一切中国所为都是对的，在这个期间，中国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好，即使也不至于变得再坏。”（《代快邮》）但说来其实也不太一样，直接套弄十分生硬。民国还算得上是一个全面西化的时代，如今这样的主张只会被贴上“美分”“公知”等标签而被加以攻击和贬斥。也有些相似的地方，任何时代，大家都很擅长于划分敌我，内外群体，比如说在这个时代，小粉红是爱国的，所以是好的，赵薇、马云、肯德基、菲律宾芒果干都是叛国的，应该抵制。这种斗争思想有些时候被我们认为是“文革”余毒，而在周作人的眼中，“他们自以为是科学思想与西方化，却缺少怀疑与宽容精神，其实仍是东方式的攻击异端：倘若东方文化里有最大的毒害，这种专制的狂信必是其一了。”（《济南道中之三》）集子里说了些其他的也颇有意思，比如提到南北之争，“华伯之好吃蟹，品青之不喜吃鱼，次鸿之好喝醋”，有人曾考据过，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就已经提到过南北口味的差异了，“大抵南人嗜咸，北人嗜甘”，到了今天似乎又颠倒过来了。又有“北京看见南方人要称他们作蛮子或是豆皮，北方人也被南方称作侉子”，但“这只是普通的绰号……开点小玩笑罢了”。总之，不管历史上如何分裂割据，习惯嗜好有多大的不同，南北之间在性情思想上其实没有多大差别的。这话说得还是有理的，甜粽子和咸粽子，用手洗脸和毛巾洗脸之类的争论，从来都不妨碍大家在其他方面的互相认同。要真有差异，任何差异都大不过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差异。（《南北》）书中有一个观点我甚为赞同，“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一位作不必要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恶者更为可恶。”他说他憎恶蓄妾的男子，比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同理的，他反感提鸟笼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周作人说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为了生计杀生，但慈悲之心不得不保存，无用的或快意的杀生都要避免，譬如吃醉虾。（《山中杂信（四）》）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是不必要的作恶，应该说在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是热衷于作恶的。今年的社会新闻中，远有莆田系的发家历史，百度的竞价广告排名，近有“宅代洗”的“剪电线”营销。有人说是作恶成本的低廉，事后惩戒的消极，会助长那些将脚印踏入灰色地带的行为，这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当代悲剧。（阑夕《为什么创业者越来越不要脸？》）《论女袴》中，周作人表达支持“裙要长过裤”的提议，理由是“裙下无论露出一只裤脚两只裤脚，总是没有什么好看”。我读过的周作人的书不多，在别人的论述中知其对妇女问题十分关注、贡献巨大，囿于学识也不便展开。但现在来看，至少这一观点很是过时和腐朽。当然，不能完全以这个时代的审美眼光凌驾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周作人已经同意了这样的说法，“野蛮人常常把自己客观化了，把自己行为的责任推归外物”，这比今天社会上“她被骚扰一定是因为她穿得太暴露了”之类的论调要高明了许多。至于《苦雨》、《乌篷船》等文章，我很喜欢。
精彩短评 (总计2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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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说知堂的这些文字是“真正的闲适文字”，知堂的“闲适”亦只是卧在乌篷船里听打篷的雨声罢了，生当那样一个时代，哪里有真正的闲适呢。 -
国庆日的好处是可以放一天假，今年却不凑巧正是礼拜日，糟糕糟糕。(￣▽￣) -
之前读他翻译的枕草子觉得文笔好。“因为预订要发表的，那便同别的发表的文章一样，写时总要矜持一些。”那还叫书信么 -
書中與俞平伯，馮文炳，沈啟無三人書信頗有看頭，彼時沈不曾破出周門，拳拳之意最是動容。 -
序中周作人说此书分“书”与“信”，“书”不过议论，所也有所得，但有意思的还是“信”，虽都是些无聊的东西，却很能从这无聊里得到许多有聊来。 -
读来真是有“长闲逸豫”之感，令人“平矜释躁”。谈平日琐事小物，一派的闲淡和自由。论及两性观、对国民性的判断、时局的评论，其三观令人赞赏。据文推测，周氏思想倾向于精英主义+自由主义，此判断暂定，待日后读完其余著作再论。总之，周作人文字实在是太妙，喜欢~ -
08年一月购于卓越，刚好在回家之日收到，一版二印，由止庵校订 -
几个星期前我决定写一篇关于周知堂的论文，即便几个星期前他的身份于我而言仅仅止步于“鲁迅先生的胞弟”罢。但去了解他之后，就深深迷上他了…… -
知堂写散文如谈天闲话，其书信自然也可作美文之一种观之。我更喜欢早期诸篇。 -
平淡如话家常，而自有其味道。西山养病，叙述人事如画，可见作者对人情之揣摩，亦具功力。可惜不曾为小说耳。 -
最近打算重操旧业，回归文学 -
嫁妆之一 -
苦雨斋作文，每多抄书，往往又是连篇累牍，精妙之处，我的劣眼不能看出，唯独书信，可以学习一二。 -
收拾东西收拾出一摞信封，无处可用，略失落，想起中学写信的时光来。写信这件事还是风雅的，至少作家们写信大多如此，这本写得信步闲闲，心态情感都让人羡慕。 -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
废名说周作人“微言欣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但是周作人未免过奖。他有四不主义，他的文训“不可太有绅士气，也不可太有流氓气”，他觉得恐怕自己还多一点绅士气。我们所要的是一切的正义：凭了正义我们要求自由与民主，也正凭了正义我们要自己谴责，自己鞭挞。我们现在这样被欺侮，一半固然是由于别人的强横，一半—至少一半—也在于自己的堕落。许多道理放在今天仍然受用，他与鲁迅是两个不一样的人，所以文风也不一样。但是他和鲁迅一样，仍然渴望当时的中国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地方。 -
从这本书来看，希望我有朝一日能有一双周作人的眼睛，但千万不要成了周作人一样的人。 -
2005-36 -
有趣的男人。书信中思想表露，虽无严谨逻辑，但知趣颇多。 -
不错的书 信集，香山和尚禅味的帐子和火车站的风味小吃有意思！ -
印象深的倒不是书信本身, 和胡适记日记一样, 周启明写信时也是深知一日还要拿来出版的, 那种心绪, 既带点优越, 又不自在吧. -
文风清淡古朴，并无太大亮点，权当作了解周作人生活和思想的一点调味品罢了。而且也知道为什么周在现代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并不高了，毕竟思想里和某党相悖的地方很多。 -
立秋日重读一过。书部分篇幅较长，亦较正式，介绍人事风物或讨论问题，大抵是周氏平常文章，只以书信形式出之，希其少些矜持而已。信部分收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三年致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短札七十七篇，“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 -
多么有趣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