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的“满大人”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4-1
ISBN:9787214092298
作者:韩瑞
页数:352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恰恰是因为亚洲人的身体对于美国(白)人来说,被重新塑造成了一种现代技术以及现代劳工的主体,而这种现代劳工生来就要去忍受那种广泛发生的情况,而这种情况足以胜过“人性”自身的估量,这就使得人们不可能在同时观察到世界的各个方面。因此,中国人那复杂而又多样的真实作为一种形象,这在某种程度上跟美国人对其现代化未来的经验格格不入的单个对象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使中国人成其为人的谎言,就像中国人形象的多重表现功能被美国白人所忍受一样,这只能被感知为一种对面具及错误表现的人格化层叠,这种层叠掩盖了对内在核心的某种拒斥。 或许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总是会回到身体的问题上来,也会回到对毫无怨言地忍受现代生活和现代劳作条件的身体能力上面来(比如说,忍受近乎饥肠辘辘的能力),关于亚裔美国人的研究著作全都已经将种族看成是一种在人类头脑与身体当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与之恰恰相反,凌津奇认为,促使亚洲人成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某种形象的结构,恰恰表明种族并不是人类的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经济事物,这种事物正在支配着其表现方式甚至现象学上的经验“形式”,更多的是一种资本运作而不是白人对于异族的看法。假如在这种论述框架之内加以考虑的话,就可以将凌津奇的视野再往前拓展一步,即,身体本身并不是一种人格化的对象,它同时也是所有人格拟人化当中起源的和最不曾被扭曲的、绝无仅有的人格化对象,或者可以说,它完全就像它自己。中国人的双重性是一种对其复杂而又常常令人不快的事实的承认,也是对在这些身体中行为方式以及具有历史与经济意义的媒介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同时也是一种拒绝,它拒绝为“双重性”赋予积极的内涵,正是在这些意义之下,在那些中国人形象背后所展现的则是一些更为纯洁、也更为原始的赤身裸体、血肉丰满的光圈(apertures)。(谢平(Pheng Cheah):“人性及所有的能力都是……由超越人类的力量所形成的生产一效应。”) 在美国的语境之下,凌津奇那种对于种族观念的强有力的反人格化(de—anthropomorphization)就带给我们一种更为广阔的关于失望的理论,而这种理论也许可以称之为人格上的欲求,也就是说,这种关于失望的理论是由某种意识所造成的,而这种意识正是一种对于身体的个人化与人类天真的最初幻想,这种幻想只有在与诸如跨国主义、离散、全球化或者生产方式的历史这样如此巨大而又更无人道的观念关联中才能加以思考。乌托邦小说很早就已经成为这些生产方式中的一种,而正是通过这些小说。

内容概要

韩瑞(Eric Hayot)
1972年生,1999年获得威斯康辛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与亚洲研究特聘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西现当代文学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医疗史研究等领域,在国际学界正崭露头角。

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
中文版序言
致谢
导论
一、轶事理论
1.叙述语法
2.代理者的疼痛语言
3.轶事理论
二、怜悯之交换:刑罚、服饰、同情,1800-1801
1.装束与习俗
2.特殊刑罚
3.英式书写,“中式”图片
4.怜悯之交换
三、疼痛中的中国身体:1838-1852年美国传教士的医疗救助活动
1.市场渗透
2.脸庞、肿瘤、风格
3.林呱所绘的肖像画
4.饱受煎熬的结石病
四、中国人的身体,中国人的未来:19世纪晚期美洲的“苦力”
1.中国人的入侵
2.机器身体
3.反乌托邦( Dystopian)的感觉
4.学着失去
5.拟人化的光圈
五、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眼;或现代主义的双重视野
1.线条的作用何在
2.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眼
3.疼痛与剑桥哲学
4.受苦的中国性
5.假设的满大人(回归)
六、麻醉的观念:针灸、照相与物质形象
1.麻醉与审美
2.审美的地理学
3.质素(H yle):图像的意图
4.缺失现代性的现代性
七、结语
1.终结意识(I)
2.终结意识(Ⅱ)
3.终结意识(Ⅲ)
4.趋于同情
译后记

编辑推荐

《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所讲述的就是这种概念发生影响的历史。《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颠覆欧美长久以来认为他们最重要的哲学概念全部起源于西方国家以及西方文化圈内这一观点。在此,作者要指出的是,从同情(sympathy)这一概念的发展来讲,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作者也要说明“中国”这一概念是如何帮助欧洲“思考”并且理解众多关于现代生活的重要观念的,其中就包括世界历史、宗教融合、国家与个人残忍行为之间的关系、自然与尚古主义的关系以及身体与自作者的关系等诸多概念。在每一项当中,某种欧洲或美国观念的历史都与某一特定的中国概念息息相关,这一中国概念确实对文化和哲学具有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通过对小说、医案、游记、照片、绘画的解读,揭示出西方同情与人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这种西方式对华“同情”的来龙去脉,并力图通过这些分析展现出关于“中国”的整体印象。作者在该书中的这种分析开启了思考西方过去与当今对华关系的新的可能性,而且通过对同情、受苦、经济交流以及再现式交换这四个术语的专门论述,进而建立起分析中国历史话语、同情与现代性的新网络。在结合了文化研究、亚洲研究、美国研究以及医疗史观念的基础上,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中西方关系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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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一  仅从篇章结构来看,《假想的“满大人”》一书并不晦涩。在一个详细的“导论”描述了研究的对象与必要性之后,书的第一章“轶事理论”则明确解释了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六章,作者沿着历史的脉络从17世纪初期逐步走到当代,把沿途所见所闻的“轶事”细致的串联起来,并不时跳跃时空来勾稽古今。最终的第七章做了一个回顾和总结。然而,即使是作者与译者也都表示这本书的风格是特殊而且晦涩的,这是因为作者在讨论与“满大人”相关的“轶事”时,风格确实复杂多样,尽管涉及的案例异常丰富且引人入胜,比如医案、图画、照片、小说、回忆录等,但很多观点的论证和引申却颇为曲折含混。这显然会令译者也不得不使用较长、较拗、较晦涩的词句来努力再现作者的意图。  这本书并不是“满大人”的解释史,甚至连与“满大人”这一形象直接相关的“傅满洲”“酷明”等形象在正文中都没有提到(注释里提到了)。毕竟,对“满大人”的历史、文化及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研究”领域比比皆是,甚至专业领域以外,譬如影评人都能对这个典型形象的变迁如数家珍。因此,本书的目的其实是在“满大人”之外,是通过著名的“满大人问题”(p3,作者说:“当灾难降临到一位中国陌生人的身上时,对你究竟有多少意义?”)及相关的“中国轶事”,来发现一个假想的、被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人”形象,在欧洲从启蒙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不能被忽视的作用(p2,中文版序言)。“满大人”在今天往往只是被看做西方世界认识“中国形象”的陈旧符号,因此一般的研究都是指向东方的,且是单向度的,并不考虑“满大人”及其“轶事”对西方构建现代性具有怎样的影响。或者如作者说,这种影响被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急剧衰落所遮蔽。在本书中,作者把中国的这种影响命名为“中国黄道”,不仅是西方参照的黄道,也是人类普世性的黄道。(p41)  对于西方而言,现代性的种种面相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个体与国家,或者说个体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欧洲从基督与王者的世界走向世俗与民族的国度,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个体与权力的关系也被重新组装(p4,中文版序言)。而异邦“满大人”的死亡、疼痛与忍耐,在西方确立一种现代性意义的个体与权力的关系中,起到了催化作用。一个西方人,为什么不愿意从一个异域的、抽象的、“非人性”的“满大人”的死中得到莫大的好处?为什么会因为中国人对巨大痛苦的忍耐而产生同情?为什么会对作为殖民者的自己的“残忍”视而不见,却对中国人的“残忍”而感到难以接受?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现代性在西方被建构的早期痕迹。与此同时,西方也把“同情”通过“感同身受”进一步建构为一种人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当同情心可以很轻易的从一个世界推广到另一个世界时,现代性的普世性就得以显现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并非一项“中国研究”或海外汉学之类,而是纯粹的西方现代性问题研究。二  从导论中,我们已经足够知晓作者写作本书的意图。导论的“概述”小节中,作者甚至把所有章节的主要内容和思想都写了出来,这足以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全书。  第一章主要讲轶事理论。因为该书大部分篇幅是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并研究关于中国形象的各种“案例”,从清代的医案、相片、刑罚,民国的小说、回忆录,直至人民共和国的医院和工厂。作者把这些案例都看做为一种“轶事”。按照作者复述的文学的“轶事理论”,第一章同样亦从一则金匠之死的“轶事”展开:17世纪,一个中国金匠被残酷折磨致死,但他从头至尾以沉默忍受了全部折磨。这件事情被埃德蒙•司各特17世纪讲述又被格林布莱特在20世纪转述,从而进入了作者韩瑞的视野。金匠通过沉默传达出的巨大疼痛,成为对施暴者权力的不屈服的隐喻,并进入语言文字,最终变为读者对疼痛的感同身受。韩瑞认为,在对这一疼痛的建构中(p68-69),“关于疼痛表现的任何证据都有必要看成是‘轶事’”(p70),“‘轶事’并不是自然生成的”(p73),而是被讲述者制造出来的。这一章的目的首先是为后文的“轶事”勾勒出理论前提,同时也对导论里中国形象与现代性的关系做出了文学性的探讨,即:西方的现代性构建和普世价值的推广,是通过“同情”“疼痛”等隐喻所实现的,而这些隐喻恰恰来自于“满大人”被建构为“中国性”的各种“轶事”。组成“中国黄道”的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单纯观念,而是许许多多被扭曲被夸大的“轶事”。  第二章到第五章可以看做一个整体,都是讨论中国形象的“同情与交换”。1800年和1801年,英国人梅森先后出版了《中国服饰》和《中国的刑罚》两部书,表面看来这是典型的“民族志手册”,是大英帝国的殖民者满世界跑,把所见所闻分门别类收藏,带点探索发现的兴趣,也不乏猎奇窥探的行为。但韩瑞发现,《中国的刑罚》的图片及其说明文字似乎有“微言大义”——梅森依据这些刑罚批判中国人缺少同情心——而韩瑞却从中发现了一种“同情与交换”。因为这两本书恰恰出版于马戛尔尼1793年访华之后,西方有着强烈的对华贸易的需要,但这一需要被皇帝拒绝了。梅森的怜悯与同情,在韩瑞看来是一种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渴望。因为按照“亚当斯密问题”(p115),人类之间的互相同情与人类之间的互通有无是一致的。一旦同情与交换之间委曲的张力开始呈现,更多的“轶事”也就随之而来。从1793年到贩卖鸦片之前,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英国人感到了财富上的弱势,只有通过指责中国人刑罚的残暴来获得自身道德感的富有,才能从心理上拉平东西方之间的差距。从而使得对华贩卖鸦片也变得不那么道德败坏了——反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众都如此残忍。  随后,作者讲述了19世纪上半期广州的英国医生伯驾为当地人摘除肿瘤、拿出结石、缓解疼痛、建立医院的事迹。通过伯驾留下的大量描绘了肿瘤的图画和一些胆结石,作者指出:庞大的肿瘤和坚硬的结石等“轶事”继续夯实了西方在观念中建构的中国形象,他们忍耐力超强、人数众多、忍辱负重等。这些“轶事”的影响在19世纪晚期华工大量进入美国时爆发了。美国排华原因复杂,仅从本书的角度看,作者发现,华工恰恰被美国人看做是社会的“肿瘤”(p176):能忍受各种非人的痛苦、低报酬、人数多、机械没有个性、抢走了本地人的饭碗、喜欢储蓄吝啬消费——等一下,这真的是19世纪晚期美国人对华工的看法?不是21世纪西方人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里流水线上工人的看法?——显然,伯驾讲述的“轶事”,和排华这一“轶事”,毫不费力的抵达了当代中国世界工厂的新“轶事”。  第五、六章及第七章中关于塑化尸体的一部分则可以看做另一个整体。作者用了“再现式交换”来概括这几个章节,是基于前几个章节将“同情”从“中国”建构出来后,将“同情”再转化为新的关系。因此,这几章展示了基于“同情”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普世性”一面。罗素在当时的局势下,在回忆录里没有谈论中国人的残忍,而是盛赞了中国人的忍耐,他把忍耐看作是很好的美德。这当然有特殊时期的特殊意味,也与当时中国展现给世界的弱小、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罗素将这种“同情”交换到了中国人对自己的反观上。作者此后通过鲁迅在《藤野先生》里那段著名的描写冷漠“看客”的文本,指出了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也开始借助他者的眼光(实则他者的眼光所看到的中国人恰恰是一个被构建的“轶事”,并非是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对自己进行观照。换言之,中国人从外国建构的“中国形象”犹如揽镜自照般重新发现了自己,这个发现尽管包括了同情、怜悯,但也有偏激、扭曲甚至污蔑。于是,在“忍耐”“同情”的角度上,中国的现代性终于从英国医生用现代医疗手段消除肿瘤和结石痛苦的萌芽阶段,进入了自我批判国民性的时期。因为国民性几乎就是传统塑造的性格,中国人对国民性的批判实则意味着用新的道德与文化体系来塑造自身,这正是现代性的任务。在这里,中国的现代性就表现为国民要消除看客的“冷漠”“残忍”。于是,第六章就展现了这种现代性尝试的成果,本书的历史叙述也推进到了人民共和国时期。在这里,作者讨论了中医麻醉:中医针灸麻醉虽然不是西方意义的“麻醉”,但其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甚至更好,因为针灸麻醉下病人仍能保持神智清醒。所以,这意味着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并非全然踵步西方,而是与自己的历史遗产相结合(p274)。同理,这一轶事说明,基于同情、怜悯等普世价值的现代性,也很可能不会被中国接受、消化、理解,是一种“缺乏现代化的现代性”(p274)。  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总结,但是我认为,本书真正的结语倒不是最后一章,而是开头导论的最后一部分“满大人归来”。读完全书后再来读这一小节,会看到作者明确指出,为什么是满大人而不是别的文明的人,也不是中国的儒生或农民。因为满大人已经意味着永恒的、化石般的、凝固的、不变的、停滞的生命(如果这还能叫生命的话),所以才得以被西方人所思考,并成为考量道德哲学问题的一个尺度,以及西方现代性的来源之一。三  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了他著名的“四心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无论在儒家心性之学体系里,还是在传统中国的道德文化中,“四心说”都有着重要地位和意义,并非圣人的纸上论道。特别是“恻隐之心”被看做“仁”的大要,亦与本书的“同情”最为接近,因此,通过后殖民理论很容易辨认出“满大人”及其“轶事”的扭曲面目。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一源自西方的扭曲的“中国形象”,与现代性这一普世观念同时进入中国后,却又极大的影响了中国本身。  所以,在这样的推论下,让我们也来观照作者对曾经被巴塔耶高度关注的那张凌迟相片的讨论。作者认为,凌迟的相片“重新塑造了近代欧洲与中国的某种关系”(p292)。我的理解是,这幅图片就是本书的浓缩:近代欧洲人从这张相片上,既能看出受刑者的“忍耐”,又能看出围观者的“麻木”,还能看出施刑者的“残忍”。由此,他们从“忍耐”里发现了自己的“同情心”;从“麻木”中找到了对华出口鸦片及瓜分中国的心理平衡(p120);从“残忍”中反过来确立了自身的文明,也就是现代性,也逐渐祛除掉了西方现代之前的也不逊于东方的残忍。同时,他们也通过炮坚船利将这种“同情”和“文明”作为普世价值送入他们完全误会了的中国(p122)。  因此,本书中作者的两个意图也就逐渐清晰:一个是揭开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久被遮蔽的中国形象所起的作用,其目的是更好的研究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第二,梳理了“满大人”及其“轶事”形成的历史,指出那些往昔并非历史上的中国,而当代的中国所具有的现代性,也并非如西方所愿的那种类型。  不过,作为中国读者,我会有另一番感受。因为前述两点都是对西方读者的揭示,一个中国人并没有“满大人”问题,那些“轶事”比起正史野史里的奇珍异宝根本算不得什么,更不会关心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因素有哪一些。但是,我们会关心中国自己的现代性问题,并因为这一问题而痛苦(这是真正的精神的痛苦)。通过本书可以看到,不论是伯驾的高超医术,还是凌迟遭受的道德谴责,都是借助西方才缓解了中国人肉体的疼痛。肿瘤的切除、结石的取出和凌迟的废止意味着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根发芽。西方的“同情”和“怜悯”对中国的确有着正面的意义。  但是,这种现代性如此复杂,中国人“被同情”的同时也“被压迫”,中国形象“被停滞不前”的同时也“被发展进步”。当西方人把在观念里构建的扭曲的“中国形象”输送回中国后,却塑造了近现代中国人的矛盾性格,这就是一种既追求国富民强炮坚船利,自由民主发展进步,批判国民性,试图博取寰球各国的平等视之;又总是强调自己文明的独一无二博大精深,以反抗近代以来西方从器物到文明的压迫。中国至今仍未完成现代化,如果只从本书的角度来看,这一未完成体现在:当代中国人仍然对国富民强具有悲情意识,想摆脱“被同情”,却又总是到“被同情”的近代史中寻找动力;明知道自己的传统即儒家思想是反对“发展进步”这一近代观念的,也知道“进步史观”已经过时,却又总是无法舍弃“发展进步”的近代理想。2013年8月21日感谢莫老师,请戳:http://site.douban.com/174929/widget/notes/10721195/note/302875072/
  •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近几年来学术界颇为热门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强汉盛唐”,还是“皇明大清”,都因为发生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而成为今人热衷的焦点。仿佛历史上“盛世”于今真有某些相似之处。话说回来,今人之所以在意他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其实并非关注他人,只是因为距离“伟大复兴”越来越近,难免“心意彷徨”,想要从西方的看法中,找到自己几个世纪以来形象变迁,获得由衰而盛的依据。不过,怀着此种想法,难免在过去“形象”的选择上,有了扬抑的侧重。故而推崇东方世界过去成就的《白银资本》、《大分流》等等作品很是流行了一段时间,可这略嫌久远的往事毕竟难解“近渴”。何况在近代史上,中国形象还发生过多次变迁,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莫过于“满大人”的故事。前不久上映的好莱坞大片《钢铁侠3》中,与战无不胜的工业文明代言人小罗伯特·唐尼为敌的反派塑造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傀儡对手,为他起名曼达林(M anda-rin)———对这个名称,我们更熟悉的译法就是“满大人”。“满大人”虽不姓满,但本意里确实有点“大人”的意思,这是葡萄牙语对明代中国“官员”的称呼,不过随着利玛窦的引介,该词传遍西方,遂成为“士大夫”的代名词。对此最著名的借用莫过于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的引用,他在该书中便用M andarins一词专指儒家学者,于是,德国学界也发明了G erm anM andarins一词,来指代曾经的容克贵族知识分子。随着时间推移,“满大人”作为中国人这一“所指”的“能指”逐渐发生了意义上的变迁(或许伴随“傅满洲”等东方人形象的塑造),“满大人”离它原初的含义越来越远。甚至成为了《钢铁侠3》中那个兼具傅满洲诡计,又徒有其表的傀儡。然而,“满大人”这一亦虚亦实的形象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其实发生过颇为有趣的变迁,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服膺于西方人的想象,正如《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的作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与亚洲研究教授韩瑞所揭示的那样:“‘中国’(作为人种、作为民族、作为文化)的例证与观念的问题……再生产了缠绕在中国与近代人类所发明的历史关联的例证与观念的问题:它表明满大人是中国人,因为他作为中国人就意味着他的中国人特征无关紧要。”不管怎样,这位“想象”出来的满大人实际上已经成为20世纪文化表征的一部分,虽然作者坦承“这本书的风格确属另类,读起来可能颇为费解”,但借助译者袁剑先生的努力,我们将有机会面对一个西方人眼中真正的“满大人”。“满大人”的历史作者从《中国服饰》和《中国的刑罚》两本19世纪之初西方人观察中国的著作着手,揭开了弗兰克笔下,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拥有世界白银总量一半以上”国度的另一面。与此巨大财富相比,《中国服饰》的作者,马嘎尔尼使团绘图员亚历山大在书中体现了“这一时期英国人对中国文化所抱持的强烈好奇心”。在书中,中国人的形象被一种民族志的描述呈现,并随着作者的独特视角使“中国乐手、乞丐或裁缝”这类不太常见的形象占到相当比例。紧随其后出版的《中国的刑罚》则更通过一种猎奇的描述,将那种建立在独特风俗基础上的民族志观察,与更深层的法律、道德哲学层面结合起来。尽管这些同样的观察在不久之前,诸如利玛窦的表述中,完全被当成中国财富与繁荣的一部分,但此时,随着欧美文化对“道德”与经济关系的重新建立(比如“新教伦理”),转而成为财富积累方式不道德一面的渊薮。因此,这无可避免地成为“欧洲和美国人对那些无法表现出……对人类同情心”的文化,“加以干涉的文化辩解的一部分,不管这种干涉是通过贸易、外交、对外援助的方式进行,还是以战争的方式展开。”“在梅森《中国的刑罚》一书出版后仅仅过了40年,在贸易及外交方面的紧张局面……直接导致了中英之间的两次鸦片战争”,虽然作者暗示的这样一种联系的可能性尚值得推敲,但“满大人”的形象也随着时间和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迁,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深罹鸦片之疾的满大人,变成了林呱画笔之下或者受巨大肿瘤困扰,或者身染麻风病的形象。种种疾病虽然并不全由鸦片所致,但在患病中国人毫无知觉的表情下,渲染了某种对痛苦的麻木,以及绘画者(及其背后西方文明)的负罪感。“疼痛中的中国身体:1838-1852年美国传教士的医疗救助活动”留下了丰富的中国患者的病症图片,而这身后则是西方对东方财富的暴力敛取,“通过将那种暴力看成是在西方的财政成就与某些中国人的死亡之间画上等号的一种重复”,满大人身体上的痛苦,成为这种不平等关系的终极隐喻。“到了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亚洲以及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力之间的关联,作为美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种老生常谈,开始出现了。”这个早期全球化的实践,导致中国人向世界不同地区的“离散”运动,将“满大人”引入了西方社会,“排华”与引进低廉华人劳动力之间的交替进行,推动了《黄祸》类型小说以及“傅满洲”形象原型的出现。在各种小说中,中国人的形象几乎是预言性地与他们在20世纪末呈现在西方媒体中的印象不谋而合。“在小说所表达的接受中国人政治统治的论调当中,所隐藏的是对资本主义未来以及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一种看法,即……劳动力及贸易的跨国网络的生产逐渐破坏了民族国家的孤立性与独立性”,换句话说,满大人及其背后似乎是千人一面的中国劳动力,将把美国社会同化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而非产品的消费者,与之同时发生的,将是社会主体的消失。正是基于这种恐惧,“满大人”拥有了“文明社会”永久威胁者的身份。当然,随着二次世界大战拉紧了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中国再次以浪漫主义东方的形象,成为抗拒现代性的梦想之地,正如罗素在1921年的信中所言,“在这个星球上,我没有家园———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国家更加亲切,因为他们的人不残忍。”所有过去的满大人式的形象被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更新,“如果中国在1922年可以被当时世界上两大最具前瞻性的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视作是一种‘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的地缘性政治地位,它与日本殖民主义的关系,与现代化的关系,其可能性就会‘在最为需要的时刻,为人类带来整个新希望’”。毫无疑问,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形象获得了其最早先形态的短暂回归。不过随着战争的结束,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的对垒,从赛珍珠那里获得的中国印象,逐步被压缩成一张平面的民族志图画。本书作者用一张针灸麻醉的照片,表达了一种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复杂结合,虽然和一个多世纪前的肿瘤照片一样,“身体”依然成为满大人的隐喻,但这种螺旋上升的现代性进程,留给桑塔格或巴塔耶的却是一种更复杂的,模棱两可的选择。在本书的最后,作者以最近发生在中国的塑化尸体展览作为全书的总结。“从一种文化的视角来看,尤其是自从在中国获取大量尸体之后,这感觉就像是一种粗暴的侵犯。”虽然外国观者延续了某个阶段的“满大人”想象,但这种主要用于医学教学和公众教育的展览,并未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不过作者依然指出,“即使将来有一天,所有的塑化尸体都是那些欧洲志愿人士捐献出来的,那些想象的满大人全都来自拉丁美洲,那么所指涉的社会类型就将会在西方地理学与被称作‘中国’的那种……他者的冲撞中保持其起源的某些化石遗迹”———其实,“满大人”只是西方文化想象的若干他者的集合,而已。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满大人”本书是一本典型的关于“中国”的文化研究作品,其缺点难免如偏好阶级分析的文化研究一样,好用似是而非的大量术语,模糊了本来可以清晰明了的结论;同时,有关中国形象的研究屡见不鲜,似乎除了借用“身体”与“情感”外,很难在这个关于“中国形象”的话题中更上一层楼。不过,从对全书的分析来看,在鴂舌的修辞之外,作者笔下的满大人渐渐与“中国”/中国人分离了开来。事实上,正如卢梭笔下屡屡出现的“野蛮人”一样,虽然满大人最初无疑来自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想象与塑造,但在这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西方文化眼中某种“他者”形象的集合,满大人固然有着集体主义、千人一面,甚至“缺乏痛感”的平面化形象,但其作为一种观念的产物,其实已经脱离了其本身的原始含义,成为一种更抽象的概念。与赛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不同的是,“满大人”所指涉的文化内涵,已被其经历的话语结构变迁,摆脱了简单的政治地理学关系,成为某种象征符号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通过本书作者的笔触梳理了“满大人”的历史,了解了它与“中国”既近且远的关系,或许便不必再纠结于“中国形象”的话题。毕竟,这个想象的“满大人”已经更多属于过去。日期:[2013年6月23日] 版次:[GB18] 版名:[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06/23/content_1880518.htm

精彩短评 (总计14条)

  •     老外的视角就是很独特,这本书从中国几百年来在西方眼中残忍、恐怖的种种印象入手,讲述西方对华“同情”的来龙去脉,这种“同情”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透过这种”同情“看待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特点。所引材料包括小说、医案、游记、照片和绘画,无所不包,所涉学科也包括医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门类,实在让人耳目一新。袁剑的翻译厚重扎实,忠于原文,且可读性强,值得推荐。
  •     选题不错,译笔诘屈粗涩
  •     talk to the author 这一期要做这本书,通告很快就会发出。有师友对这个感兴趣吗?
  •     我是一句一句地从头至尾细细抠完了。翻译糟得达到了一种空灵的境界,那就是所有的字我都认识,组织在一起时,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发现自己读的竟然不是中文。当然也不可能是英文。
  •     满大人固然有着集体主义、千人一面,甚至“缺乏痛感”的平面化形象,但其作为一种观念的产物,其实已经脱离了其本身的原始含义,成为一种更抽象的概念。与赛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不同的是,“满大人”所指涉的文化内涵,已被其经历的话语结构变迁,摆脱了简单的政治地理学关系,成为某种象征符号的一部分。
  •     情感史真是个有趣的东西啊,但容易神棍……
  •     这看似清晰的“想象的满大人”的历史,成为了作者用来论述痛苦、同情、现代性等各种问题及其关系的驳杂的历史。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原因,书的内容看上去丰富而奇妙,但句子显得晦涩曲折。
  •     对照英文读了部分导论,翻译极其恶劣,作者自认晦涩的书大概超过了译者的英文能力。
  •     故意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写作,真的能使作品产生一种积极的力量吗?
  •     作者用了大量广州十三行的外销画
  •     不能粗疏地读,要读一些细节性的东西。等英文版到了,再读一遍。搞不清楚是不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原文本身就这样,结构性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建构起来。
  •     略翻。非常理论化!术语和引用著作满篇飞。其实真实原因是 部分内容的确比较残忍 我不太敢看。。
  •     精妙!以中国为镜像看待西方的中心化。西方对中国“同情”的建构,同样是对西方现代性与价值的建构。这种隐喻关系的背后,是从17世纪开始,“满大人”的疼痛、忍耐如何被西方赋予不同的含义,用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有时间读读英文原版。
  •     博士论文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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