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霸权之前》章节试读

《欧洲霸权之前》的笔记-第354页

世界体系结构的可变性
正如沃勒斯坦(1974)令人信服地指明的那样，根据不同的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半封建和前资本主义），在16世纪以来的多个世纪中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逐渐建立起等级制度。生产方式的差异与具体的地理分布大体一致：资本主义的霸权核心位于西北欧，半边缘的农业区在地理上集中在东欧和南欧，而其余地方则都属于边缘地带。不过，世界体系的这种组织模式并非我们所能想到的唯一模式。
如前所述，13世纪世界体系的组织原则就截然不同。该体系并非处于单一霸权的支配之下，而是为众多共存的“核心”力量所主宰。通过竞争与合作，这些力量逐渐在13世纪至14世纪前半期整合起来。由于该体系不是等级制体系，没有任何单一霸权能够限定其他地区的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所以没有哪个地理实体处于该体系的中心地带。不过，当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存有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当然还有一些过渡地区）的组织结构阿拉伯-波斯帝国中心就是这样一个核心，其周边是半边缘区，并通过对边缘地区的单方面影响与之联联系起来，蒙古帝国的支配中心是另一个“核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处于支配地位的蒙古势力与中国合并起来时时，这种结构尤为明显。发展中的西欧（弗兰德斯、法国，意大利）城开始形成第一个“核心”区，这些城市统领了各自的内陆地区并操纵着内陆地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此外还有“亚帝国势力”，诸如印度北部的德里苏丹国、印度海岸的商人社区以及东南亚港口等，它们要么是关口，要么是飞地，将各自地区与世界生产和世界贸易联系起来“半边缘区”这一术语似乎-不太适用于它们
我们之所以必须认识到体系组织原则的可变性，是因为按照定义；理解，运行着的体系都处于变化之中。随着组织原则的变更，体系自身也会重组，如同占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正在经历变革，而旧有的社会结构仍在其社会内部继续存活一样，当与某个特定的组织体系瓦解时，该体系的原有组成部分通常也会被纳入新体系之中，即便新旧体系的结构关系迥然不同。

《欧洲霸权之前》的笔记-第332页

在15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国的国内秩序逐渐恢复，黑死病造成的影响也开始消散，中国再次试图扩张权力。自蒙古人控制了陆路之后，明朝就只能回到海路这条唯一开放的途径上。当时，中国重新开始扩建海军，花重金建造了大量船只：促进贸易发展并非这一举措的唯一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除此之外，明朝还试图实现另外两个目标，一个极具象征意义，另一个极具军事意义。二者都是为了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当时，船只无疑有助于宣扬中国的国威。舰队司令郑和率领多艘巨型“宝船”(据Lo，1958:1 51研究，每艘载有500名船员）所进行的航行并不是出于商业目的，尽管有些朝廷官员希望它们能促进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相反，1 5世纪头30年里明朝在印度洋附近所做的力量展示，旨在向那些“蛮夷之邦”暗示中同已在困际格局中恢复了合法地位，并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国家”。在达到这一目的后，明朝船只就回到了中国，静候小国的朝拜（以及某些“朝贡”贸易）。
然而，明朝追求的第二个海上目标，也就是军事征服，并未实现。1407年，明朝倚仗其强大的战舰，入侵并占领了安南国。但之后，她的舰队在1420年被击溃，由此“开启了一系列的溃败，并导致舰队于1428年撤出东京（越南北部的一个地区）’(Lo，1958：151-152)。中国当时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增强海军力量，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要么选择撤退。国内的经济困难迫使明朝作出了第二种选择。
15世纪中期，明朝面临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Lo，1958：155)；财政收入下滑，通货也不稳定。政府无力维持庞大的舰队。海盗（多是日本人）不断侵扰中国船只，而且随着朝贡国家数量的减少，朝贡贸易也逐渐衰落。罗荣邦(1958：15 7-158)写道：明朝海军衰微的征兆是显而易见的。从外交政策以及战略上看，中国已从攻势转为守势，从进取转为撤退。“宝船”的行程……以及在安南取得的胜利，都有力地证明了明初海军的扩展……但是，之后，明朝改变了战略政策。她……（于1436-1449年）撤销了福建的前哨基地，并于1452年撤销……沈家门基地……战舰也不再去海上巡游，它们常年停泊在港口里，无人管理，锈迹斑斑。
15世纪后半期，明朝海军中有一半以上的舰船都已废弃，而且也没有再建新船(Lo，1958：158)。罗荣邦坚信，正是15世纪中期中国经济的衰败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导致明朝海军“神秘地”撤离了印度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