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典》书评

百鬼日行，异色《何典》

前些日子从图书馆借来一本旧得书页发黄的《何典》，翻至目录页便有豪爽的“妙极！”大字批注跳入视野。一路读下来，发现此作果然与众不同，让人甚觉快意，美中不足的是一些包含情色内容的书页竟被人撕去了，而此举则又引出了另一位豪爽同辈的愤慨批语：“伪君子又撕书，可恶！”有人如此爱之，有人如此厌恶之，《何典》果真是部奇书。我想，有必要仔细分析此书奇特之处，一探读者对其爱恨交织的根源。情景设定之异此书一开篇便从三界说起，随后将描写的目标锁定在了可怖而又引人遐想纷纷的下界阴间。正当读者为此倒吸一口凉气之时，作者却早已以不以为然的态度将其一笔带过——阎王也不过是个称孤道寡的鬼，带着一般牛头马面居于都城而已——转而将目标范围进一步缩小，直指三家村。在这里，居住着形形色色的鬼，其中也包括作品的主线——活鬼一家。中国古代中并不缺少涉及精怪神怪的作品，但直接将故事背景定在给人阴森之感的阴间，并完全以鬼作为故事主配角，这样的作品还是较少的。这样的设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就是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如果将小说的内容以画面的形式展现给读者，那么《何典》凭借其新奇的环境与人物设定无疑能给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从而牢牢抓住读者的眼球。因为从审美角度看，非常态的形象很容易因其奇异和怪诞引人注意，而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则容易导致兴趣的丧失，使人视若无睹。应该说，此种设定恰迎合了大众审美中的“猎奇”心理。放眼其他领域，欧美多以色情暴力为主题的粗糙cult电影广受年轻人欢迎，而日本充满诡谲想象力的“猎奇漫画”更是甚至在中国都形成了不小的粉丝团，这些都说明在世俗社会中，奇异、色情、荒诞乃至变态都可算得上一种“致命的吸引力”。然而，尽管新奇事物吸引人，完全陌生的事物同样会给读者带来隔阂感与迷茫感。所幸的是，自古以来人们就已接触过不少有关地狱、阴间的传说，阎王这一形象更是由来已久。这就大大减少了作品的陌生感。更妙的是，读者细读下来会发现，在本书中，虽是阴间，却与人间无异，仍是有山有水有村落，至于各路鬼怪，也不过是众生百态，念书种田做手艺丝毫不差。这样一来，读者反而在此设定中寻到了熟悉的市井气息。作者通过把熟悉的内容搭配上新颖的形式，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而考虑到《何典》的讽刺小说体裁，此种令读者感到既远又近、既陌生又熟悉的设定又有了其他意义，即，使作者的讽刺意图能生动地借讽鬼表达出来，不致生硬得类似说教，反增滑稽戏谑意味。读者常在会心一笑之时又不觉感到似乎被人说到了痛处。另外，联想到作者生活在严酷的封建制度下，也许此种借鬼讽事的含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为明哲保身而想的计策吧。语言之异一本小说的情境、情节固然重要，但语言亦是关键，同样的故事换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可能会带给作者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如果恰好选择了适合于该故事基调的语言风格，自然会使文章增色不少。《何典》的情境较为特别，整体风格偏诙谐讽刺，而《何典》的语言风格则与此两者相得益彰，同样风趣幽默异于他作。其第一个特点便是方言、俗语的大量运用。文章中有许多对俗语的巧妙运用，例如在庙中拜佛求子时说“好佛在后头”，又如遇花言巧语的江湖郎中便说“说喘郎中无好药”，等等，均体现了作者不寻常的睿智，同时又增强了作品趣味性，拉近了与读者距离。但有时一些方言俗语的运用虽生动，却着实有些粗俗，如说活死人在娘舅走后“晦气星钻进了屁眼”令读者觉得既可笑又可恶，只得苦笑一下。其第二个特点是双关语的多处使用。这一点在前文提到的许多俗语的运用上已有体现，而更能表明作者对此动了一番心思的还有各人各地的名字：如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和活死人打了起来的鬼谷弟子便叫他“冒失鬼”，刚上战场便被杀的官吏便唤他“替死鬼”，又如在“温柔乡”里，活死人与臭花娘过着醉生梦死的惬意生活，而“撮合山”，则似乎预示着二鬼在此的重逢⋯⋯此种种，虽有作者过于油滑之嫌，却也不失成为一种让读者猜哑谜似的互动，颇有趣味。作者在文字上的“鬼才”不止于此，书中还有一些对成语的表演与曲解。如第九回写白蒙鬼“正坐在私宅里一棵黄柏树底下，对了一只乡下臭蛮牛弹琴”，便化用了成语“对牛弹琴”，类似这样的玩笑倒也能引人开怀一笑。但也有时此种安插显得过于刻意了，例如第一回中对那只想吃天鹅肉的青蛙的描写，读来有些突兀，有画蛇添足之嫌。另，书中对”掩耳盗铃“”无巧不成书“等的误用，虽也是作者用以打趣的一种方式，但过多的运用仍会让读者产生不快。情节与主题，异也不异说完了情境和语言，就要说说小说的核心内容了——情节与主题。然而从“特异”的角度看，这却是在异色背景与语言包裹下最“朴实”的一部分。整本书共十回，故事不算长，情节相当紧凑，可谓一气呵成。故事从活鬼夫妻求子开始，一路描述了求子、得子、夫妻先后去世的经过，接着将描写重心转向其子活死人，围绕他的奇遇继续展开，并在最后几回采用了双线结构，而大头鬼们与阴阳界众鬼厮杀的大场面描写更是将故事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整个故事中一切仿若顺理成章般发生，但仔细观之，还是不乏曲折与富有奇幻色彩的情节。例如活鬼竟因意外落水便导致了速亡，多少让人感到意外。而活死人遇仙人赠仙丹、臭花娘遇罗刹女等情节，均再次强调了本作超现实的特点。这些情节正是使故事更丰富、更惊心动魄的地方。说到此作的超现实，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此特点只体现在仙人、罗刹女及其他一些客串出场的另类生物（如爬棺黄鼠狼、屁精等）身上，至于作为主配角的各种鬼，则与世俗社会中的人别无二致，不过多了层鬼的外衣罢了。这样的设计一方面减少了许多本可以有的奇异情节，削弱了作品的魔幻之感，不免让人有些遗憾。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恰也拉近了作品与现实的距离，有助于作者做好地突出其讽刺主题。作品中的众鬼虽无特异功能，却丝毫不让人感到单调，因为几乎每个鬼都被赋予了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形形色色的鬼共同组成了这个纷扰的鬼社会，推动了故事的逐步发展。不同鬼的个性在其一言一行间均有体现。例如醋八姐爱财小气，说起话来便也斤斤计较，过后又见钱眼开，看似大度地收留活死人。又如阴阳界两守卫，一胆小一崇武好斗，反差强烈，带来较好的戏剧性。通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有意夸张地刻画了许多并不讨喜的鬼并对其“鬼性”中的缺点作出强调，实际上也就是将人性中的各种缺点放大化滑稽化摆在读者眼前。但有意思的是，作者只对这种种丑陋作了描绘，而并未加以评价或通过带有因果报应色彩的情节安排来表明自己的价值倾向。尽管作品中的大多恶鬼都以死亡作终，但此中似乎不包含作者强烈的“除恶扬善”的意图。更多的时候，作者只是以戏谑的口吻将此种种恶依次写下，并饶有兴味地看着一场场善恶交织的混战与闹剧。这不禁让我想起日本人的一种观念：这个世界并不单纯的是善与恶的角力，而更像是供善恶交替表演的舞台。不知本书作者对此是否会感到认同。无论如何，相比前代鬼怪故事中如被救蚁王狱中报恩（《搜神记》卷二十）等善恶导向性明显的情节，此作的表现手法与价值取向确有不同。作者的讽刺不止针对各种小的“鬼性”丑态，更针对当时封建制度下社会风气的世风日下。在书中，众人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已是常事，连一个父亲都能以交易心态看待女儿的被掳去；至于官场的黑暗则是更不必说，官官相护、送礼买官、屈打成招等情节比比皆是，且发生得仿佛天经地义。此种种终于让读者感受到了这个“鬼社会”的扭曲与邪恶，也是在这时，此地才真有了个阴间的冷酷模样。可叹的是，这个“鬼社会”竟又与真正的现世如出一辙。在此描写上，作者仍未明确表态，甚至“对镇压被压迫者的起义用赞赏的态度来写”，大概确实是受到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但只要将这样的描绘置于当时人甚至现世人面前，恐怕仍要在其心中引起不小波澜，使其频摇头连叹息了。除此之外，作者还在对其他事物的描写中延用了其一贯的戏谑口吻，将其本人放荡不羁、愤世嫉俗的形象也于无形中刻画至了淋漓尽致。如第一回中对孟子语的歪解，对菩萨像不加尊重的描写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一点想法从个人角度讲，我对这本书是有些喜爱的。威廉•莱克有这样一句诗 ：“The road of excess leads to the palace of wisdom. ”（“离经叛道是通向智慧之宫的必由之路。 ”——《地狱箴言》）因而，我很欣赏本书作者的反叛不羁及其背后奇特的智慧，也欣赏他敢于在那样严酷的时代背景下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想象力写出这样的奇书。尽管在眼球文化盛行的今日，这样的一部作品甚至算不上足够“有料”、“重口”，但作为一部古代经典，它仍是我国文学历史上一朵奇葩。我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这部作品，当然，希望他们不是（或至少不只是）为了满足猎奇心态，而是能看到，这部作品正像日本漫画家驾笼真太郎笔下的诸多作品一样，一边开着下流的玩笑，一边却又将人性、社会中黑暗面明明白白地绘给你看。

英雄无非活死人, 美人不过臭花娘

习得新词汇“满嘴喷蛆”√吴方言秽语大全√撕逼大战参考书√前方高能√中国古典小说一贯是俗的，然而也仅仅是不避俚俗，而不是追求审丑。从这一点上来说, 何典算是奇葩一朵。吐血推荐形容鬼上茅房, 和雌鬼阴部长虫，怕屄和尚（吴语谓怕老婆的人，显是反讽）为她治疗的情节。这两段脏话脏的的轰轰烈烈洋洋洒洒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咦），作者不惜笔墨大肆渲染毫无意义的情节，让我想起自己找买栗子的撕逼那个下午。纯属自娱自乐，爽到就行了。这一种在纸上进行的撸管。撇开吴方言，《何典》的游戏文字在于不顾语境, 只要在句子中合乎语法, 便使用现成的成语、俗语、谚语等, 而又往往把引伸义作本义来用, 从而造成一种词义与语义之间的相悖。——“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 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 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我是笑点很奇怪君。至于故事，看了跟没看差不多，因缘果报，才子佳人，还是1.0版。人设也毫无个性。传统价值所确认的许多美好都被笑谑粉碎，黯淡无光地零落在这个鬼故事的各章回中。譬如活鬼夫妻的人生际遇，连教化意义都被抹去了，剩下的只有故事的标记。活死人算主角，但作者也没有任何恭维人物的意思，正如他名字的涵义, 活死人经历的一切都是预设好的只是作者笔下的一个幸运儿,把那“把些无巧不成书, 都读得熟滔滔在肚里。若叫他作篇把放屁文章, 便也不假思索,悬笔挥挥的就写, 倒象是抄别人的旧卷一般。”无论败寇成王都跳不出死人们的窠臼, 但他的形象却在笑谑中消失了, 成为一片空白。刘半农说：“综观全书, 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 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 鲁迅却说:“ 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 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阿，一种撸完的空虚袭上心头。

骚细娘骂屄——话丑人弗丑！

昨末夜到在天墨出乌黑的晨光睏弗着，便将此书一枪头撩光，仔细蹲落壁角落里翻读几趟注释、题、序、重印序、跋各文作大家对此书之欢喜及历史典故，别有情趣。初捧来读赛过跌进冒屎坑，粗陋俗语一箩筐，进到第三章，故事精彩入木三分，恍然大悟此是民间文学之极品，真乃是：骚细娘骂屄——话丑人弗丑！

所谓“毛泽东深受《何典》影响、将其指定为毛岸青、毛岸英的必读书，政治局委员人手一本”的出典

按：D字头网站对《何典》打出了“毛泽东深受《何典》影响、将其指定为毛岸青、毛岸英的必读书，政治局委员人手一本”的广告，所出何典？下文便是。《党史博览》2006年第8期毛泽东向儿子推荐过的奇书《何典》胡长明毛泽东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反映在读书方面也是如此。对自己偏爱的作品，他总是反复玩味，以致随手拈来即成文章，而对有些古人的作品，即便有人推荐，他也不一定有阅读的兴趣，在心情不顺的时候尤其如此。通过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代伟人复杂的内心世界。一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读书。延安时期，他曾两次寄书给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细心的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具体内容如下：“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记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眉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其中许多属于大家熟悉的明清时代的小说，如《精忠岳传》即清人钱彩编著的《说岳全传》，《洪秀全》即清末黄小配写的《洪秀全演义》，章太炎写有序。但也有一些书显得比较冷僻，一般人别说没有读过，恐怕闻所未闻，如《子不语》、《何典》等。《子不语》的作者乃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至于《何典》，如今知道的人就更少了。《何典》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著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共十回，十二万字左右。张南庄书法欧阳，诗宗范陆，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梓。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张南庄的其他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一抹书香。虽是吉光片羽，但亦足显其才情。《何典》的语言独树一帜，全书用吴语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有的甚至失之油滑，读来饶有兴味。至于题材构思，更是匠心独运。全书写的全是鬼的世界。作者主要通过三家村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际遇和祸福，嘲笑了阴曹地府中的阎罗王以及妖魔鬼怪的嘴脸。在那里，到处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人不怕血腥气”。举凡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应有尽有。作者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作品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饿杀鬼、催命鬼、刘打鬼、黑漆大头鬼、青胖大头鬼等形象，还有什么赶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让人读着欢天喜地，差点笑断肚肠根。张南庄以“过路人”的化名在自序中述说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构思方法，称《何典》是逢场作戏，随口喷蛆；见景生情，凭空捣鬼；“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天壳地盖，讲来七缠八丫叉；神出鬼没，闹得六缸水净浑”。其风趣幽默于此可见一斑。现在人们听到不着边际的话，爱问语出何典，殊不知原因就与张南庄有关。《何典》一书虽然在光绪五年(1879年)由上海申报馆出版过，但真正流传开来却是在民国时期。而这主要归功于刘半农、鲁迅等的全力推介。1926年，时局混乱，身为教授的刘半农生活陷于窘境。他无意中得到四十七年前的《何典》印本，当即决定标点刊印，期望卖书赚钱以解燃眉之急。他做了颇具煽动性的广告，居然一年之内印制了两版。应刘半农之请，鲁迅于1926年5月25日一天内写下了《题记》和《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两篇文字，足见他对《何典》之推崇。在《题记》中，鲁迅自认对《何典》“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他认为《何典》的情节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正所谓“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1932年，日本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应日本友人增田涉之托，把《何典》作为中国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他，并在5月22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二毛泽东读的《何典》版本很可能就是刘半农点校、鲁迅作序的版本，因为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在1926年前都无缘得见《何典》，想必毛泽东也不大容易看到。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何典》对毛泽东言行的影响。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过《何典》里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谓“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林彪曾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并被写入了党章。但中共九大后，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却逐步加深。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与陈伯达等联手鼓吹“天才论”，并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后，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中去掉，不要向下传达。毛泽东为挽救他，把他的名字去掉了，陈伯达则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但结果林彪还是加紧了篡权的步伐。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救药了。在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时，直接引用了《何典》中的许多言辞。首先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这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犯实了症候，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然后，毛泽东又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黄，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啻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至于他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正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话用在林彪身上，既形象又贴切，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做《何典》，作者是乾隆嘉庆年间上海人张南庄。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三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众所周知，毛泽东并不完全否认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的作用，认为革命或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但在许多场合又毫不掩饰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的轻视。早在延安时期，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和知识是无用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也有不少，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重经验、轻知识的思想倾向。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是如何形成的，有什么历史渊源，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开始，中国知识界就有一股自疑自罪的思潮绵延不绝，以至到民国时期，大知识分子丁文江发出了书生是“乱世之饭桶”的怪论。颜元、李塨把宋、明王朝灭亡的责任归结为书生清谈误国，因此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毛泽东早年是非常崇拜颜李学派的，这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便有充分的体现。《何典》一书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也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天资聪颖，很会读书，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后，竟沦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老道士声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己：“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听了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熟读《何典》的毛泽东不仅不会忽略这些文字，而且可能会心一笑。翻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别“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生活和实际中去，否则仅有点书本知识，头脑里仅装些教条，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这样对革命事业不仅无用，甚至还会有害。《何典》一书是用地道的吴语方言写成的，俚语土言随处可见，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张南庄自称全书：“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如此行文，在读者并不觉得蠢俗讨厌，反而感到别有风趣。比如书中写活鬼临死的一节：“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火，做野团子谢灶……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张南庄作为一个文人，擅长运用生动的地方语言展开叙事，处处闪耀着民间的智慧。他的风格对毛泽东的审美趣味有深刻的影响。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罪状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总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看上去面目可憎，读者或听众厌恶得很。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的确，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知晓一切风雅之奥皆出于谣谚之途，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讨，发而为文便雅俗共赏。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便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