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浪漫派
出版日期:2016-6-1
ISBN:9787552010940
作者:陈恕林
页数:398页
内容概要
陈恕林，男，195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1954－195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选修德国语言文学。自1959年10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翻译，重点研究德国浪漫派。
主要论著有：《德国浪漫派及其评价问题》《E.T.A.霍夫曼及其评价问题》《海涅与德国浪漫派》《魏玛古典文学与德国浪漫派》《从德国浪漫派看“积极”与“消极”浪漫主义划分问题》和《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作品多次入选《中华文库》系统工程。其中，《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于2004年获香港世界华人交流协会和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颁发的“国际优秀论文奖”。
主要译著有：霍夫曼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中篇小说《斯居戴里小姐》；霍普特曼剧本《织工们》《马车夫亨舍尔》、中篇小说《索阿纳的异教徒》《道口看守员蒂尔》；霍赫胡特剧本《代理人：一出基督教悲剧》；卡尔▪迈长篇小说《银湖宝藏》；德国民间故事选《厄伦史皮格尔的故事》；托马斯·布热齐纳恐怖俱乐部系列丛书《魔鬼电车·碧眼男人·隐形怪物》；等等。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篇 德国浪漫派的渊源与流变
第一章 德国浪漫派的渊源
第二章 一些作家的流派归属问题
第三章 早期浪漫派（1790 — 1802）
一、 早期浪漫派的产生
二、 《雅典娜神殿》
三、 早期浪漫派的特点
四、 历史功绩
五、 耶拿浪漫派的解体
第四章 中期浪漫派（ 1803 — 1815）
一、 时代背景
二、 中期浪漫派的特点
三、 海德堡浪漫派（1805 — 1808）
四、 德累斯顿：中期浪漫派的另一个活动地盘（1806 — 1809）
五、 柏林（中期）浪漫派（1809/1810 — 1815）
六、 维也纳浪漫派（1808 — 1815）
第五章 晚期浪漫派（1815 — 1850）
一、 历史背景
二、 天主教浪漫派之一： 弗 · 施莱格尔和维也纳后期浪漫派（1818 — 1829）
三、 天主教浪漫派之二： 格雷斯、艾兴多夫和布伦塔诺（1776 — 1842）
四、 施瓦本浪漫派（1807 — 1850）
五、 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过渡
第二篇 独特的文艺理论
第一章 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 从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转向中世纪和中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
二、 鼓吹文艺同宗教的融合
三、 偏爱晦涩文字，向往神秘主义
第二章 美学革命和文学纲领
一、 浪漫派的美学革命
二、 浪漫派的文学纲领
第三章 断片：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独特形式
一、 断片： 浪漫派的重要理论形式
二、 浪漫派偏爱断片的缘由
三、 断片的传统与样板
四、 艺术风格与特色
第四章 反讽：浪漫派美学的核心概念
一、 浪漫派反讽的来龙去脉
二、 弗 · 施莱格尔式的浪漫派反讽
三、 浪漫派反讽的接受
第五章 文艺批评作为一种批评艺术
一、 弗 · 施莱格尔文艺批评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 弗 · 施莱格尔的文艺批评理念
第六章 长篇小说： 浪漫文学之核心
一、 长篇小说在传统的标准美学中的地位
二、 浪漫派的长篇小说理念
三、 歌德的《威廉 · 迈斯特》和德国浪漫派
四、 《卢琴德》： 弗 · 施莱格尔小说理论的实验基地
第七章 志异小说和中篇小说
一、 志异小说
二、 志异小说大家： 克莱斯特
三、 中篇小说
第三篇 热点难点问题
第一章 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
一、 “对立论”的来龙去脉
二、 “对立论”难以自圆其说
三、 浪漫派：启蒙运动精神的继承发扬者
四、 基本看法
第二章 弗 · 施莱格尔的莱辛评论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与德国早期浪漫派
第四章 魏玛古典文学与德国浪漫派
一、 时代名称问题
二、 席勒与早期浪漫派
三、 歌德与早期浪漫派
四、 美学上的对比
第五章 海涅与德国浪漫派
一、 海涅背弃浪漫派的原因
二、 海涅与浪漫派的关系
三、 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
第六章 从德国浪漫派看“积极”与“消极”
浪漫主义的划分问题
第七章 德国浪漫派与欧洲浪漫主义
一、 概述
二、 欧洲浪漫主义的特征
三、 德国浪漫派的个性特征
四、 德国浪漫文学在西方国家的接受
五、 结语
第四篇 人物研究
第一章 浪漫派理论家弗 · 施莱格尔
一、 家庭出身
二、 青少年时期
三、 动荡的生活，丰硕的成就
第二章 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
一、 文学史论争中的诺瓦利斯
二、 诺瓦利斯诗歌代表作：《夜颂》
三、 诺瓦利斯长篇小说：《海因里希 · 冯 · 奥夫特丁根》
第三章 怪诞小说艺术大师霍夫曼
一、 霍夫曼生平，从音乐家到小说家
二、 霍夫曼小说创作巡礼
三、 霍夫曼小说创作三原则
四、 霍夫曼小说艺术在后世作家中的反响
附 录： 其余德国浪漫派作家简介
阿尼姆，贝蒂娜 · 冯
阿尼姆，路德维希 · 阿希姆 · 冯
布伦塔诺，克莱门斯
沙米索，阿德尔伯特 · 冯
艾兴多夫，约塞夫 · 冯
富凯
格林兄弟
格雷斯
克尔纳
米勒，亚当
施莱格尔，奥古斯特 · 威廉
施莱格尔，多罗苔娅
谢林，卡罗利妮
乌兰德
瓦肯罗德
作者简介
18世纪末发端于德国，随后在欧洲各地出现的浪漫主义，是一次波及范围大，影响深远，其“余波”至今尚未停息的文化思潮。其波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席卷了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探讨的德国浪漫派，是这个思潮的源头，特指18世纪90年代至1850年前后由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等掀起，随后又有布伦塔诺、阿尼姆、克莱斯特、霍夫曼、艾兴多夫等大批作家参与的一场文学运动。
德国浪漫派对后世有着难以估量之影响，它不仅是现代派当中诸多流派之源，更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论德国浪漫派》是自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者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的第一部专著。不仅对德国浪漫派的形成历史研究得十分透彻，而且将德国浪漫派放入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学，以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与它有关的文学广阔视野里一起考察。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论争有着独到见地。方便读者一本书把握德国浪漫派，更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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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okdao.com/article/214789/【百道编按】《论德国浪漫派》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的一本学术专著，该书的作者陈恕林呕心沥血三十年，终于完成这本书，但未及书出，就溘然离世，令人唏嘘。友人张黎为其书稿辛劳整理三年，书才得出。百道网刊出此篇由张黎先生写的前言，希望读者能从其文字中感知作者的治学精神。《论德国浪漫派》的作者陈恕林，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我们在大学同窗5年。从在莱比锡工农学院一起学习德国语言开始，然后又一起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毕业后，我们又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前身），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直到他2011 年12月辞世，我们在一起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从青年时代的磕磕绊绊，到晚年的相知甚笃，可谓缘分不浅。令我欣慰的是，他辞世之后，我居然有机会为他整理这部遗稿，给我们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友谊平添了一抹带有悲剧味道的浓郁色彩。整理过程中，他生前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在朋友中间常常开些大男孩儿式的玩笑，他那广式普通话会引起阵阵笑声。每次到我家来，只要赶上吃饭，总要说一声：“瞧你们家过的这城市平民生活。”那是“文革”后期，主副食供应紧张，一家四口围着一碗素炒白菜吃饭，在他看来，这日子过得太寒酸了。遗憾的是在60年的相处中，我们极少谈起个人的身世。我们都影影绰绰地知道，他生在南方的穷乡僻壤，我长在北国的野岭荒村，彼此都有过不幸的少年时代，仿佛那是我们的最痛，谁都不愿意触摸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想不到我们都“混”入了知识分子行列。就我们的身世来说，若在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是新中国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为我们开辟了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前程，我们不仅能念中学，读大学，而且成了新中国最初的一批公费留学生。依照旧日的眼光，在中国读书，特别是“读大书”，被认为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可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出过读书人，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到我们这一辈，我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我们都是幸运的。我们虽然天生有些木讷，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内心感情，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新中国最早的既得利益者，我们不但知道感恩，也懂得知恩图报，我们都怀有为新中国更加美好未来贡献绵薄己心的热忱。在整理他的遗稿过程中，我想起一些德国文化史上文人相助的佳话。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助。他们鼓励我把朋友的遗稿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尽量兢兢业业，不留或者少留遗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表明我这位老同学虽然出身寒微，祖上没有传给他什么文化基因，在新中国的培育下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阅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过世的时候，朋友们最关心的是《资本论》除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之外，还有没有后续遗稿。起初连恩格斯也说不清楚。他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发现一大摞手稿，经仔细辨认，原来它们就是《资本论》的后续内容。这个发现令马克思的朋友们欢欣鼓舞。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很快整理出资本论第二卷，于他去世两年后在汉堡出版。第三卷的整理工作花费了恩格斯整整10 年时光，他在这一卷书上花费的功夫，远不只是整理两字所能表达，马克思原稿表述得比较晦涩的地方，他必须作一些词句调整，使之明白晓畅；原稿资料重复，内容不够简练的地方，他必须对某些篇章进行删减和压缩；某些读者难以理解的术语，他必须作些改动，等等。为了完成朋友的未竟之业，恩格斯不惜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恩格斯这种无私奉献，《资本论》不会有现在这样完整的面貌。德国浪漫派文学时期，也涌现过不少这样的动人事例。早期浪漫派作家威廉 · 亨利希 · 瓦肯罗德，不满25岁便因伤寒病而辞世。他的遗稿经过同窗好友路德维希 · 蒂克精心整理，还加写了一篇《前言》和三篇文章，编成《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于作者去世第二年出版。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那一代德国文学青年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其成书过程具有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倡导的所谓“协作文学”和“综合艺术作品”特点，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浪漫派文学经典。我国已有谷裕教授译文，对德国浪漫派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来感受德国浪漫派的风采。诺瓦利斯是早期德国浪漫派代表性诗人，不满30岁便死于肺结核，可谓英年早逝。他去世以后，他的朋友蒂克和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共同整理了他的遗稿，出版了两卷本《诺瓦利斯文集》，从而扩大了诺瓦利斯作品的读者群。诺瓦利斯那具有丰富想象力、充满哲理性、风格浑厚凝重的诗歌，在19世纪欧洲诗歌创作中产生广泛影响，开了一代新诗的风气，有力地冲击了古典美学的条条框框。德国浪漫派文学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是个居无定所的学者型作家，一辈子以旅行授课为生。1829年刚刚开始，在德累斯顿波兰饭店讲授他的哲学三部曲（《生命哲学》《历史哲学》和《语言哲学》），最后一部的时候，死于突发心脏病。他的朋友诗人蒂克和哲学家温迪士曼，得知施莱格尔去世的消息，立刻向他的太太多罗苔娅伸出援手，帮助她搜集和出版他的遗稿。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得悉噩耗，也亲自张罗把施莱格尔散落在德累斯顿的手稿运往维也纳，交给暂居那里的施莱格尔遗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能出版35卷本《施莱格尔全集》，全得益于当年众多朋友的热心相助。在以上三次抢救文人遗稿的活动中，每一次都活跃着蒂克的身影，显然，他是个十分重视友情，珍惜同行精神劳动成果的作家。这些热心肠的德国文人，为保存和发扬德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点赞的。《论德国浪漫派》是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撰写的第一部专著。它开了中国学术界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先河，使我们开始摆脱对这个领域一知半解的窘困状态。无疑，它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带动我国学界同仁对此开展深入研究，撰写新的著作。我这位老同学在这个课题上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这部著作是他辛勤耕耘三十年的结晶。我非常钦佩他那种做学问的钉子精神，一旦认准方向，便心无旁骛，咬住不放，不取得自己满意的成果决不撒手，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这部专著，它将在我国学术著作书架上放出异彩。记得20 世纪80 年代初期，“文革”后第一次召开的德国文学讨论会上，我作了一个《歌德与德国浪漫派》的发言，旨在提醒同行关注各国德语文学界关于浪漫派问题的讨论。我在撰写发言稿时，多次与陈恕林一起讨论，征求他的意见。我们当年都注意到厘清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对长期争论不休的这段德国文学史的认识，对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们还意识到我国学术界面对当时世界各国同行的讨论，基本上是置身度外，无动于衷，实际上是没有发言权的。作为中国的德国文学工作者，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失职的感觉，可也无可奈何，毕竟在业务上荒废了十年，还未来得及补课。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家争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国出版界不知是由于信息不灵，还是故意唱反调，居然出版前苏联学者伊瓦肖娃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其中对德国浪漫派的批判文字十分扎眼。直到“文革”过后，常常还有人习惯性地重复这本书里一些明显站不住脚的结论。我记得在那次德国文学讨论会上，南京大学赵瑞蕻教授以诗人的炙热话语，作了一次激昂慷慨的发言，他对这种倾向表示无法理解。当年我在写发言稿时，就意识到陈恕林对这种状况十分痛心，我当时就注意到他在搜集和阅读资料，执意要在这个领域取得发言权，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进行深入独立研究，摆脱重复外国学人结论的局面。我这位出身广东罗定农村的老同学，别看平时话语不多，普通话说得也不够利落，但却是个很有担当的人。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情，既不惜力，亦不吝时。在别人看来，像他这样盯住一个课题，一干就是三十年，不计时间，不计精力，不计成果，不计职称升迁，颇有点“笨”，至少人家会说他“事倍功半”。可我这位老同学不这样看待自己，他是个做事极端认真的人，既然是做学问，就要做到真懂，这个领域该掌握的知识，要尽量掌握，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停留于人云亦云的水平。他没有这样干，凭着他的性格，也不会这样干。他是个主张厚积薄发的人，不急于表现自己。他更没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念头。他去世以后，我在他家里发现，他为研究浪漫派所收集的论文、专著和评论文章复印件，足足订了厚厚的二十几大册，规规矩矩地堆放了一大摞。他的夫人沈代珍指给我看那一大堆装订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复印资料，颇有一种望洋兴叹之感。这些资料有他自己出国考察带回来的，有我们研究室的同事从国外为他收集回来的，也有他的德国同行、朋友、旧日的老同学陆续寄给他的。他并不满足阅读这些文字材料，为了理解某些浪漫派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他甚至乘身在德国之机，去做些“身临其境”的调查。莱比锡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克劳斯 · 裴佐德（Prof. Dr. Klaus Pezold）教授，曾经亲自驾车带他考察了萨克森地区的魏森费尔斯小镇和附近乡村，以增进对诺瓦利斯精神世界的理解，对他诗歌内含和艺术特点的认识。有一次，克劳斯与我谈起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位老同学的敬业精神，表达了他那由衷的赞许和钦佩。《论德国浪漫派》写成如此令人羡慕和敬佩的学术著作，绝对不是偶然的，这部著作是他花费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经营出来的。当初设计这部著作时，我们曾经一起讨论，拟写成一部断代史类型的著作，后来我读了他陆续发表的几篇论文，发现他要冲击更高的目标，突出议论的分量。如今我们看到这部著作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内容和写法，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尤其是第三篇，突出了论争的色彩，执意要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匡正学术界长期以来某些人云亦云，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谬误。本书第三篇可以称为这部著作最精彩的篇章，它们当年以论文形式发表时，曾经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在德国浪漫派研究中起了引领方向，改变风气的作用，有的论文，例如《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还在香港学术界获得“国际优秀论文奖”。细心的读者一定还会注意到，作者在为德国浪漫派辩护时，表现了惊人的理论勇气，他选择了德国文化史上三位重量级的大人物，即歌德、海涅和卢卡契作为他的论战对象。尊重和敬畏这些文化伟人的成就，绝不等于盲目地随波逐流，也不等于可以姑息他们的谬误，况且作者在批评他们关于德国浪漫派的错误言论时，采取的是心平气和充分说理的语言，与他们当年对待浪漫派那种讽刺、挖苦、判决辞式的语言迥然不同。这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对德国浪漫派形成历史的梳理十分仔细，下足了功夫，在浪漫派形成时间、地理分布、人员构成、地方特点等方面，尽量分门别类，交代得清清楚楚。作者在行文中不断强调，德国浪漫派是个派中有派的复杂现象，不可用一把尺子衡量他们，把握这一特性，你就容易理解为何耶拿浪漫派偏于理论，柏林浪漫派偏于小说创作，海德堡浪漫派偏于民间文艺的发掘和整理，巴伐利亚浪漫派偏于抒情诗创作，等等。这样的梳理有利于读者避免对德国浪漫派作囫囵吞枣式的理解，在方法论上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作者的描述对象并未局限于德国浪漫派自身，而是把与浪漫派有关的启蒙运动、古典文学、浪漫派同时代的文学现象，都纳入了自己的讨论范围。不仅如此，为了便于读者全面认识德国浪漫派，理解德国浪漫派与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作者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只要与德国浪漫派有关系，都纳入了他的考察视野。浪漫派在西方是个国际性的现象，评论家对浪漫派的定义、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作者把他们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有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这种文学现象，避免坐井观天的一孔之见。从这个角度来说，《论德国浪漫派》是一部能够使读者放开眼界、展开联想、富有启发性的著作。我在整理这部遗稿过程中，常常会联想到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某些文学现象。德国浪漫派文学与我国魏晋文学，虽然产生自亚欧两个大陆的两端，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时间上相距1600年之遥，但我们却能发现，它们具有某些大体相似或相同的特征，这是很值得文学史家思考的。例如它们都重视哲学思辨。中国传统称谓是“玄思”、“玄学”或“清谈”，德国浪漫派作家创作的“断片”（Fragment），或译成“语录”，也具有“玄思”特点，它们都是对自然、社会、人生、艺术进行哲理思考的文字，而且都体现了求真、自由、平等、创新精神，为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又例如它们都重视文学批评。魏晋文学时期是个文学批评繁荣兴盛时期，作家们从人物品藻发展为作品品评、文体辨析以至形成文学理论体系，提出许多新的文学概念如风骨、风韵、形象、形神，等等。这期间出现了不少文论名家名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德国浪漫派，尤其是早期浪漫派，是个大力提倡文学批评的时期，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曾经借助论文、文学讲座，尤其是借助断片形式，就浪漫诗歌、文学批评、文学体裁、文艺形式以及神话学等问题，阐述了浪漫派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念，他的《论莱辛》《评歌德〈威廉 · 迈斯特〉》，他哥哥奥古斯特 · 威廉 · 施莱格尔的三卷本《论戏剧艺术与文学》，都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文学史著作。还比如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都有聚会结社的风气，文艺家们通过聚会交流创作心得，促进文艺思潮的兴旺发达。文学史家普遍认为，在我国文人聚会风气大约始于汉末魏初，其中最著名的是“建安七子邺宫西园之会”，邺城在今日安阳北，临漳西。曹丕、曹植、王粲、刘桢、应旸、陈琳、徐斡等人游于一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朋友们郊游之际，饮酒赋诗，呈现一派亲密无间，情谊深笃的气氛。他们留下的那些《公宴诗》表达了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邺宫西园之会被认为是后代文人聚会活动的滥觞。此外还有发生在三国魏晋正始年间，今日辉县西北武修一带的“竹林七贤之会”；发生在西晋以石崇为首的“金谷之会”，地点在今日洛阳以西的金谷涧；更著名的是发生在东晋会稽的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之会”，此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美谈。德国浪漫派时代也有这种聚会结社的风气。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于1796 年来到耶拿，被视为他踏入德国文学和哲学界的开端，在这里他与哥哥结识了哲学家谢林、诗人蒂克，拜访了莱比锡时代的老同学诺瓦利斯，并创办了面向知识精英的刊物《雅典娜神殿》，他们的初次聚会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德国浪漫派的开端，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活动甚至延伸到了德累斯顿画廊。后来他们迁往柏林，在这座城市传统的英国楼“周三会”上结识了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于是又以施莱格尔为首形成一个思想活跃的新团体。他们的活动内容，也从耶拿时期的宣传浪漫派纲领，转向了构建浪漫主义的“道德体系”，更关注个性、自主性、独创性、友谊、爱情、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等等。有趣的是E. T. A . 霍夫曼并未加入这个小团体，他在柏林是个单枪匹马的浪漫派小说大家。他的地位颇似我国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并未隶属于任何集团，而是以超然不群的姿态，高踞于众人之上。海德堡浪漫派小圈子，是从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开始的，他们带着编纂和出版古代民歌的计划，于1804 —1805年来到海德堡，很快团结了一批同好，如格雷斯、格林兄弟等人，他们除编辑出版《隐士报》外，还主要从事民歌、民间故事的搜集、研究和普及工作。他们留下了举世著名的《格林童话》《 男童的神奇号角》和《德国民间故事书》等。除上述共同特点之外，我国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还有重想象、追求无限、崇尚个性解放、崇尚学问、激浊扬清，即批判精神等共性。从上述类似的共性可以看出，无论是我国魏晋文学还是德国浪漫派，在各自国家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创作，竭力冲破历史上形成的美学框架，审美情趣，一时之间文学艺术的题材、体裁、形式、语言表达方式等出现了新的更为个性化的特点。文学艺术的这种所谓“新变”，与文学家、艺术家的“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是分不开的，它们是文学艺术新时代来临的标志，奠定了后来文艺发展的方向。关于《论德国浪漫派》这部书稿的整理过程，我还要交代几句。作者去世后，按照我与陈夫人沈代珍的约定，先由作者女儿陈菲把他的手稿进行初步加工整理，并输入电脑。然后把电子稿传给我，由我做第二遍加工整理。我补写了作者未来得及完成的第四篇第一、第二两章，对全书表述未尽完善之处，加了些补苴罅漏的文字。最后由我老伴儿刘迎晖对完成稿作通盘审读、润饰，对书中所用术语、人名、地名、书名进行统一。全书整理工作花了我们三人三年时间。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这位老同学挥汗苦读，撰写了一部学术著作，终于要变成铅字了。我作为他的老朋友，自然是欣喜万分，可他自己却未能看到这部著作问世。他病重期间，我去他家探望，他一再惋惜地说：“那本书本来快要结束了……”我安慰他说：“安心休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只是苦苦一笑。我知道，眼看着谢七爷、范八爷们的影子房前屋后转悠，我那些安慰的话是多么苍白无力呀。他生前多次嘱咐我，一定要为这本书写个前言。他知道我是从来不为别人的书稿写前言后记的，这次是责无旁贷，必须满足我这位老同学的遗愿。呜呼，愿他在天之灵安息！（张黎：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外国文学学会理事、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德文学科的三代学人文/叶隽德文学科的三代学人（中华读书报）一最初见到陈恕林（1934-2011）这个名字，是在《旅德追忆》一书中，他写了一篇《歌德在德国》的文章（陈恕林《歌德在德国》，载万明昆、汤卫城主编《旅德追忆：20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第329-3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颇能见出材料收集的不易和用功来。关于德国浪漫派的研究乃是汗牛充栋之地，那代学者能长期坚守于此,甚至以生命陪伴之,读之令人叹息。拿到这本《论德国浪漫派》，读张黎先生的长篇前言，记述同学同事交往的友谊，很感慨。我想陈恕林先生的一生，其实也正折射出那代德文学科学者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我曾因为研究朱光潜的《拉奥孔》汉译史，考察过这段，几乎对外文所的这代德文学者电邮采访了个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学术委员的戈宝权回忆说，先请所内一位搞德文的年青同志去审阅，选了第十六、十七两章校阅，并将意见用铅笔写在译稿上，但经钱锺书、冯至等人联合再审，则发现青年人校对有误，而朱译文基本正确，我推断这个青年人应是陈恕林的可能性较大（参考叶隽《作为20世纪60年代翻译史事件的〈拉奥孔〉汉译本出版——以出版社、大学与科学院的若干人物为中心的考察》，载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2013》第274-28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如此说法，并非是要彰人之病，而是希望能更清晰地把握那代人的学术史定位，因为对于那代青年学者来说，他们的成长过程可谓“坎坷艰辛”，真正取得大成绩的也属凤毛麟角。而考究他们成长的“仆仆风尘”，其实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始终认为学术史研究不仅需要“盖棺论定”，也需要“补偏救弊”“彰显公正”！我们应感谢张黎先生为我们记录下陈恕林的基本信息和学术态度：我这位出身广东罗定农村的老同学，别看平时话语不多，普通话说得也不够利落，但却是个很有担当的人。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情，既不惜力，亦不吝时。在别人看来，像他这样盯住一个课题，一干就是三十年，不计时间，不计精力，不计成果，不计职称升迁，颇有点“笨”，至少人家会说他“事倍功半”。可我这位老同学不这样看待自己，他是个做事极端认真的人，既然是做学问，就要做到真懂，这个领域该掌握的知识，要尽量掌握，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停留于人云亦云的水平。他没有这样干，凭着他的性格，也不会这样干。他是个主张厚积薄发的人，不急于表现自己。他更没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念头。他去世以后，我在他家里发现，他为研究浪漫派所收集的论文、专著和评论文章复印件，足足订了厚厚的二十几大册，规规矩矩地堆放了一大摞。他的夫人沈代珍指给我看那一大堆装订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复印资料，颇有一种望洋兴叹之感。这些资料有他自己出国考察带回来的，有我们研究室的同事从国外为他收集回来的，也有他的德国同行、朋友、旧日的老同学陆续寄给他的。他并不满足阅读这些文字材料，为了理解某些浪漫派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他还乘身在德国之机，去做些“身临其境”的调查。莱比锡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克劳斯·裴佐德（Prof. Dr. Klaus Pezold ）教授，曾经亲自驾车带他考察了萨克森地区的魏森费尔斯小镇和附近乡村，以增进对诺瓦利斯精神世界的理解，对他诗歌内含和艺术特点的认识。有一次，克劳斯与我谈起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位老同学的敬业精神，表达了他那由衷的赞许和钦佩。（《论德国浪漫派》第5-6页）我想这段话语虽然朴实无华，但却足以表现陈先生的品格和对学问的态度。实事求是说，我认为陈氏天分不高，可这里表现出的治学精神，却足以为后世范，值得后来者仔细思量和学习。二《论德国浪漫派》全书分为四篇，分别讨论德国浪漫派的渊源与流变、独特的文艺理论、热点难点问题、人物研究，显然并不能称作理论意义上的系统，但却勾勒出了一个整体性的轮廓来。我想此中恐怕也不乏整理者和同行张黎先生的贡献。比较出彩的，当然应算是《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一文，他做了这么一段综述：评论家维· 马尔施（WilfriedMalsch ）以诺瓦利斯为突破口，探索早期浪漫派同启蒙运动的关系。1965年，他在《〈欧罗巴〉，诺瓦利斯富有诗意的演说》一书里不仅论证了诗人同启蒙运动的关系，而且也揭示了他与法国大革命的直接联系，坚决驳斥了对诗人传统的消极评价。一年后，赫·尚策（Helmut Schanze）的博士论文《浪漫派与启蒙运动——弗·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研究》问世。该论著探讨了启蒙运动与浪漫派之间的‘过渡点和联系点’，以富有说服力的事例论证了启蒙运动的精神财富如何转化为诺瓦利斯和弗·施莱格尔富有诗意的幻想，从而批驳了传统的‘对立论’。随后，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浪漫派，反思传统的‘对立论’。于是一种新的浪漫派观念便应运而生，研究早期浪漫派蔚然成风。继马尔施之后，约·马尔（Johannes Mahr）和汉·林 克（HanneloreLink）也分 别 于1970年和 1971年先后推出研究诺瓦利斯专著。与此同时，克·布里格勒布（Klaus Briegleb）、埃·胡格（Eberhard Huge）、弗·诺·门内迈尔（Franz Norbert Mennemeier）和海·迪·韦伯（Heinz DieterWeber）等学者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撰写的研究弗·施莱格尔论著接踵而至。这些论著都与关于浪漫派的传统观念实行决裂，抛弃了把浪漫派说成是非理性、主观主义和感情用事的传统偏见。（《论德国浪漫派》第144页）他在注释说明其出处是Romantikforschung seit 1945. Hrsg. von Klaus Peter, VerlagsgruppeAthen?um Hain Scriptor Hanstein, 1980, S. 20. 若我没记错的话，我曾在社科院图书馆昏暗的地下室书库里借到过这本书，史实梳理的确实很细致，想不到却是那代学者凭借来构建文章的主要依据。就文学史和思想史脉络而言，德国浪漫派确实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核心话题，也牵涉到更为广阔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视域，是个绝对可以“大做文章”的好平台和研究对象。在我看来，这是个结构性问题，即“启蒙理想—浪漫情径”的二元关系是具有古希腊以来西方基本思维模式的“逻各斯-秘索思”结构的一种呈现，在这样的思路中或者我们可以将原有的设定——即德国浪漫派是一个文学流派，做些拓展性的理解，即我所谓的“启蒙思脉—浪漫思脉”的结构问题。不过，将其作为传统的“浪漫派”来理解，也自有其价值和意义，虽然国内相继出版过《德国浪漫主义作品选》、“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等，但基本上还是浅尝辄止，谈不上大规模的译介和研究。范大灿（1934-）主编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对这段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德国文学史》第3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颇见功力，可以参照。而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也有像《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诗学》《文学的绝对：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这样的专著或译著出版，其研究的细度，都可以说“后来居上”了。三第三代德文学科的学人经验其实也是大时代之下那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虽然这是非常特殊和坎坷的一代人，但他们仍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努力持守学人的本分，像张黎、叶廷芳、陈恕林等先生都是这样的。我曾分析过本学科第二—第三代人的承继特点，即“冯至学派与专攻趋势”。大致说来，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趋势是“专攻”，杨武能、张玉书基本上是守住歌德、海涅，这从他们的著述和场域活动中都可以看出，最多略作拓展，杨武能也涉猎海涅、席勒、莱辛等，而张玉书对茨威格则致力颇多；而叶廷芳则开辟出卡夫卡的新学域，旁涉迪伦马特等（请注意，这一点很重要，是在原有的师承谱系中没有的。这主要和叶廷芳自己的学术敏感度有关）；余匡复、高中甫也都以歌德为中心，但前者还拓新出布莱希特（当然对布莱希特的重视，其实也可以追溯到冯至那里；而就冯至来说，则恐怕更多只是完成一项“政治任务”而已），并对德语国家的文学史撰述颇有建树。总体而言，第三代学者最大的遗憾是未再能出现一个如冯至一样的通才人物。或许也是现代学术发展到后来的无奈，“术业有专攻”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大家各自抱残守缺的基本治学方式的形成，即便想要成为通才，也往往陷入面对庞大研究对象的有心无力。当我进所的时候，第三代学者基本上都已经退休了。除了和叶廷芳先生接触较多之外，与其他的先生们也就往往只是“偶尔碰面”而已，比较熟悉的是张黎、高中甫、宁瑛等先生。如今我也离开了。写这篇文章还是想到标准问题最重要，无论环境的一时变化如何，学术的标准终究是不会改变的，“天行有常”！作为研究者，我们毕竟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应当承担起基本的责任，那就是按照学术内在的规律去行事持守，因为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不断接近我们所探索的学问之道！科学院是一个国家的科学与学术的荣耀，如果仅仅是过于积极地为现实服务，那恐怕终究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按照洪堡的理念，国家“不应就其利益直接相关者要求大学，而应抱定以下信念：大学倘若实现自身目标，那也就实现了、并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而这样的收效和影响的广大，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在2008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叶廷芳（1936-）先生以学科领袖的态度发表了“中国德语文学的现状与展望”的主题发言：“……在中年一代的日耳曼文学研究学者当中，有才华、有前途的人才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如今，当我们这一代人即将历史地、遗憾地走完全程的时候，看到你们蓬勃地崛起，感到由衷的喜悦。因为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地感到，中国的人文科学，特别是靠外文运作的人文科学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状况，除个别外，是很难有更大作为的。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绝大多数都没有出国深造的机会，吸收的信息和资料相当有限而且片面，思维都根据某一种意识形态单轨运行，更何况从1957-1977这20年间至少有十二三年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政治运动消耗了！科学要成为科学，必须综合全人类的智慧结晶，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在多元视野下进行自由选择和探索，才有可能。没有这个前提，就休想成为真正的学者。”（《中国德语文学的现状与展望》，载叶廷芳：《卡夫卡及其他——叶廷芳德语文学散论》第395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或许，这正可视为学术接力棒的交接过程的标志。包括叶廷芳、陈恕林等在内的第三代学人现在基本上都淡出历史舞台了，或许也逐渐到了总结这代人学术史经验的时候了，并不仅是为了对他们客观地“评功论定”，而是为了“客观定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告诉后来者，自己所在的学术共同体的来龙去脉，脚下的学术轨迹又究竟该如何展开，如何才能承担起一个知识人的本分与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恕林这部“三十年磨一剑”的专著或许不仅是对德国浪漫派研究有意义，也是学科史上一个难得的研究标本，因为它更反映出那代学人的坎坷、艰难、限度，以及守持的精神。（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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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让人开阔眼界的佳作~ -
浪费时间，看不到一点“论”的地方，连维基百科的水平都够不上 -
资料堆砌，毫无立论，偶有问题也是论述不清草草结束，浪费时间。 -
非常詳細的介紹德國浪漫派，百科全書一般 -
基础介绍。仅第三篇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