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书评

《白银资本》获多方好评

这是一部总结千年历史的书，会从根本上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学术理解。　　--马克·塞尔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白银资本》是改变我们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认识的壮举。　　--彼得·珀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人格角度看，这部著作都勇气非凡。它主张改变学术和政治观念的方向。事实会证明，它是一部必读书。　　--杰克·古迪，英国剑桥圣约翰学院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资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刘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欧洲未必是中心，但欧洲起源了现代世界

1.贸易往来是否就代表了世界体系的形成？2.财富第一、生产第一是否就说明是世界体系的中心？3.人均GDP、人均收入在中国的1400－1800年间人口大量增长时到底是升还是降？弗兰克怎么一会儿说升，一会儿又说下降，还产生了危机呢？中国和亚洲人口的增长到底有没有制度上的缺陷？4.同样有远洋贸易，欧洲为什么发现了美洲大陆，又为什么想到了要去搬美洲的银子买亚洲的货物呢？为什么还喜欢搞个殖民地什么的，还把殖民地的原材料掠走，送到欧洲本地进行加工生产？中国不是也有远洋贸易么？号称比欧洲的船队大得多，怎么郑和都到了非洲了，也没拐个把奴隶，也没搞个殖民地，甚至还被召回老家勒令从此以后别再折腾了？华裔不是在东南亚移民很久了么？怎么没想着从当地顺些原材料，在本国搞个“保护主义”，然后向外倾销加工后的产品啊？5.同样有国内生产，欧洲为什么顺利地开始使用煤炭，为什么想到了要大机器生产，降低成本？中国的煤矿产区不是离北京也远不到哪里去么？怎么就没想到好好利用呢？6.欧洲和中国不都有强有力的政府么？人家干吗那么感兴趣商人贸易的事儿？咱们怎么就把那些移民当作“弃民”一样啊？皇帝老儿整天感兴趣的是啥？这能不叫制度上的差别么？能不算是现代和传统的区别么？

我看到《白银资本》的精彩片断

第1章 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　　1.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对象我的论点是，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大家都必须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必须容忍和能够欣赏统一性里的多样性。当然，我说的是容忍和欣赏民族、性别、文化、趣味、政治和肤色或“种族”的多样性。我不赞成不去进行斗争而认可性别、财富、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因此，如果有一种世界视野能揭露当今在某些圈子里重新流行的所谓“种族清洗”和“文明的冲突”在主观上的不道德和客观上的荒谬，那么我们大家都能从中受益。本书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布罗代尔是欧洲史专家，也是罕见的世界史专家。他指出：“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利益（Braudel 1992：134）。这句话在几个重要方面是令人惊讶的。首先，撰写历史著作不是欧洲人发明的，甚至也不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发明的。中国人、波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早就撰写历史了。其次，希罗多德本人就坚持说，“欧洲”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欧亚的一部分，而欧亚内部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或许布罗代尔的脑子里想到的是在希罗多德之后很晚近的一代历史学家。但是，即便是这些发明了欧洲中心历史的历史学家，也远远晚于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拉什丁（Rashid.al.Din）等这些名声显赫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编年史家和世界旅游家。他们早就撰写了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而且很少带有阿拉伯中心论或伊斯兰中心论的色彩。的确，欧洲人似乎发明了地理学，因为虽然“欧亚”这个概念的发明者处于这片大陆的边远半岛，但是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命名。在马歇尔·霍奇森于1968年过早地去世之前，他谴责了按照墨卡托投影绘制的地图，因为这些地图把小小的不列颠画得几乎与印度一样大（Hodgson 1993）；布劳特（1993b）也揭露了“历史的边界”的地图绘制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和卡伦·威根（Karen Wigen）（1997）则发表了《大陆的神话》。一个例子是，欧洲人不顾实际地理状况，坚持把他们的半岛说成是“大陆”，而人数众多的印度人则只占有一个“次大陆”，中国人至多占有一个“国度”（country）。实际上相应的地理和历史单位是“非洲一欧亚”（Afro Eurasia）大陆。但是这个单位更准确地说应该像阿诺德·汤因比所建议的那样称作“非亚”大陆（Afra—sia）——世界历史学会前主席罗斯·邓恩（Ross Dunn）最近再次提出这种建议。甚至这种构词也还不能反映出这两个大陆的地理幅员、人口密度以及历史重要性。当然，欧洲在这几个方面都望尘莫及。　 诚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欧洲肚脐眼儿。但是，这可以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来解释，甚至开脱。总之，历史学家之所以撰写“民族的”历史，是因为受到这么强大的影响，从而反过来从意识形态上支持欧洲和美洲的“民族主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然而，这些历史学家超出了他们自己“民族”的范围，竟然宣称“欧洲”或“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肚脐眼儿”或“中心”（也就是心脏与灵魂）。如果说他们对别人有什么赞扬，那也不过是很勉强地在“历史”方面，而且这种“历史”就像东方快车，行进在仅有的向西铺设的轨道上，穿越时间隧道，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再经过中世纪（西方）欧洲，开到现代。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有时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但更多遇到的是不太礼貌的接待。除了周期性地出现在中亚并对“文明的”定居民族发动战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外，其他民族，如非洲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和中亚人则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甚至没有参与历史。在数不胜数的例子中，我这里只引述其中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西方的基础》是关于西方从古代近东肇始到17世纪中期的世界（！）的一项历史研究”（Fishwick，Wilkinson，and Cairns 1963：ix）。近现代历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现代历史，是由欧洲人制造出来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正如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就是欧洲历史学家的“知识”，而正是他们“发明”了历史学，然后又充分利用了它。人们甚至丝毫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条相反的道路，也许是世界创造了欧洲。而这正是本书想加以证明的，至少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本书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的任务。它们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说它们十分宏大，是因为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我在主观上设定的有限目标甚至更为自负：我仅限于对1400年-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我希望读者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里。现在我们只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运动和转变提出初步的（但以后会更深入、广泛的）总体分析和理论。本书希望能够为此提供一个基础。本书的局限性很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想，甚至会妨碍我达到这种有限的目标。但是，即便是对于重新检视近代早期全球世界经济及其结构特征，进而考察它们是如何冲击其部门性和区域性组成部分的这样一种尝试来说，这也已经无碍大局了。对于这个世界经济及其各部分的大部分历史发展所作的说明会比应该得到的说明要简短得多。本书与其说是尝试写一部这一时期的世界史或经济史，不如说是尝试着提供一个关于近代早期经济史的全球视野。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我的主旨是想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我们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本书还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解释“西方”是如何达到这一步——因而，为什么它可能很快会再失去这种地位。　 另外一个推论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既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即使把它的大西洋外围地区都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当时的欧洲绝不是任何世界范围的经济体或体系的“中心”或“核心”。布罗代尔（1992）、沃勒斯坦（1974）以及其他人，包括弗兰克（1967，1978a，b）等所谓的以欧洲为“核心”的那种“世界经济和体系”本身实际上是很次要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边缘部分。我们还将看到，欧洲拥有的加入这个世界经济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但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或体系中寻找所谓的“霸权”，乃是缘木求鱼。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　　……

本书整体脉络梳理

　　　　　本书整体脉络梳理　　　首先，作者用了一种“全球学”的视野即整体主义的方法来看世界，用这样的方法论来反对欧洲中心论。他把世界经济体系看成一个发展着的整体，东西方是其相互联系的部分，并运用康德拉捷夫的“AB阶段”的观点，对东方的衰落，西方的兴起做了说明，认为这是体系发展过程中的正常规律性的体现。　　　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一直处于马克思和韦伯的欧洲中心论思想的主导。他们认为，欧洲在内因上有人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作为其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在外因上有其完善的制度及先进的技术和器物，这内外的结合构成一个体系，一个只有在欧洲才会出现的体系，从而说明欧洲的特殊性，进而证明欧洲中心论观点。　　　作者从前言开始至结尾一直在攻击欧洲中心论，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无论在各方面，亚洲从一开始就是远远领先于欧洲的。亚洲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欧洲不过处在边缘地带。由于我大亚洲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使得西方矮矬穷们心生向往，非常想要和我们大亚洲“互通有无”。　　　一直以来，东西方贸易是通过陆路进行的，有三条从地中海经济圈通向亚洲的商路：第一，北路。通过黑海，长期被热那亚人支配。第二，中路。通过波斯湾，被巴格达支配。第三，南路。通过红海，促成了开罗的繁荣和威尼斯经济的发展。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结束，所有这些商路都因战乱和经济萧条而逐渐凋敝。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东西贸易呈现的是一种单向状态，即东方为卖家西方为买家，钱是源源不断的从西方流向东方。这样一来，西方那是彻彻底底的穷了。现在的状态是，自己一没钱，二没东方的货，再加上此时欧洲各国连年战乱，而他们又听说，东方遍地是黄金，逼不得已的，西方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航海时代的意外发现即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发现了美洲的银矿。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恰恰是以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一拍即合的，欧洲开始很开心的用他们从美洲运来的白银，和亚洲开始了贸易，也是运用这个方式，使得欧洲开始挤进亚洲经济圈中，买到了亚洲经济快车的一张三等座的票。　　　欧洲人在亚洲经济圈里就做两件事。第一，把他们从美洲弄来的白银给亚洲人，换来一些好东西带回去。第二，扮演中间人角色，在亚洲各个国家倒卖点亚洲产的东西挣点小钱。真的只是小钱，因为中间倒卖大头其实还是亚洲一些国家。于是，大量的白银向亚洲聚集，欧洲在东西贸易中处于贸易逆差地位，赤字严重。同时，欧洲也出口一些自己的商品和亚洲的商品给美洲和非洲，再加上三角贸易，企图缓解一下赤字问题，可是，还是无法阻止这个趋势。第三章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简单的数据：从1493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二年开始到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于拉丁美洲。其中超过80%的白银运抵欧洲，而欧洲又将其中40%运往亚洲。除此之外，留在美洲本土的仍有20%运抵亚洲。中国在这三百年间，共计输入白银6万吨。　　　那么，赢家是如何使用他们的金钱的？亚洲在吸入了白银后，扩大了他们的乡村经济，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而这些行动，也为后来东方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接下来到了第四章，作者又从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驳斥了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者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我们有科学，科学革命促进了现代欧洲起步。作者反驳到，科学不是技术的唯一条件，科技革命对工业革命没有任何影响。又分析了对比了东西火器、造船、印刷、纺织、冶金和运输等方面的技术，证明东方的技术在当时是远先进于西方的。欧洲中心论者又说，西方兴起是因为西方有优越的制度。作者反驳道，与其说制度是经济进程及其各种变动的决定因素，不如说它们是衍生物。制度仅仅是利用而不是决定经济进程及其变动。　　　那么，西方到底为什么能够胜出呢？亚洲逐渐从世界经济舞台上消失是赢者的诅咒还是历史的必然？作者的结论很是让人惊讶。与其说欧洲的努力使得它自身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不如说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在亚洲因为欧洲白银供给以及随之往来的世界经济中，尤其是在亚洲的国内和出口市场的购买力、收入和需求的增长，使得亚洲国内的收入分配越来越扭曲，成为制约农业出口经济的主导因素。波斯、印度自从18世纪中期后逐渐丧失了纺织品的竞争优势，贵金属流向出现逆转，这两个国家最先衰落。相对于波斯和印度，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一直保持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作一种“高度平衡的陷阱”。中国用从欧洲那里吸来的白银富裕了人口，这样就使得资源相对人口来说缺乏了。在人力丰富而土地和其他资源缺乏的基础上，中国的农业、运输和制造业技术在前几个世纪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中国未能发展的原因不是制度缺陷或者其他缺陷，恰恰相反，而是基于这些制度和其他条件上的生产、资源利用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从而资源缺乏，比劳力更珍贵。在欧洲，情况完全相反，人少，工资高，再加上可以获得资本，所以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合理又可行。中国由于人口富裕，使得劳动相对机器极其廉价，丧失了机器大工业替代传统手工业的最初机会。这也恰好印证了刚刚作者的观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真没多大关系，先不说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推动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其实还是利益。终于，到了18世纪后期，中国的实际劳动工资和购买力已经开始低于欧洲大多数地区，经济的不稳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最终，在19世纪中国从政治经济开始走向全面衰退，西方开始真正兴起。标志是，一系列因素引发的白银逆转。　　　有趣的是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康德拉捷夫“AB阶段”的理论，他认为西方兴起东方衰落并不是一个特别的现象，而仅仅是一个B阶段，如同一个长波的波谷。而这个现象以前也出现过，以后也不会灭绝，照这样推论下去，波谷后的波峰A阶段也一定回到来，所以东方的复兴也指日可待。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感觉回答你提的这些问题并不难，但是问题太多，我就尝试着回答吧。 　　1,贸易往来至少表明世界各地区相互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而且各个地区都参与进来。世界体系的形成，必须以来的就是贸易往来 　　2.财富第一、生产第一只是世界体系中心的必要条件，但是货物和货币周转于兹才是世界体系的中心，由此产生了财富第一、生产第一 　　3.人均GDP是在下降，GDP处于缓慢上升最后下降，因为没有产业革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1815年前，中国的GDP高于欧洲，那年附近就是欧洲上升和中国下降的交点 　　4.和第二点相关，因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高，生产欧洲需要的货物有优势，但是欧洲没有足够的货币，因此必须开采每周金银；掠夺美洲材料回欧洲以此和中国人交易，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从来没有做过掠夺奴隶的事情，中国对对外贸易及不重视，海禁政策越来越紧 　　5.这点我借用彭慕兰（注意，是男士）先生的书《大分流》里面的内容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发达地区在江南，但是这里离煤矿地和铁矿地很远，所有没法用大机器生产。但是更重要的是，正如本书作者最后讲到的，中国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没有激励去用机器替代劳动力 　　6.欧洲政府是重商主义政府，中国政府恰恰是重农抑商，这是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结合的产物。

我承认，我看不懂《白银资本》。

这本书除了满足西方人的猎奇、以及亚洲人的虚荣心之外，可能毫无意义——这只是我的个人揣测。我并非拥护作者批判的“西方中心观”，而是弗兰克先生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与印度的看法根本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我不懂经济，我也没办法对其提出系统的批评。《白银资本》的逻辑很混乱，看得我疑问丛生。以外贸发展来证明经济是否发达，也许没有错，也许错的离谱。作者试图解释欧洲与亚洲命运的不同，他在大讲特讲了一通亚洲荣光后，却并没有为读者成功分析出亚洲衰落与西方兴起的根本原因。我不了解印度历史，我只能注意到中国方面。作者声称：“在中国前现代的最后三个世纪里，涌现出远比以前多得多的私人经济组织；这里既有量变也有质变。特别是乡村工业通过愈益细密的市场网络而得以协调，城镇工业通过这个网络而获得原料和顾客并形成管理大批雇佣工人的新结构。”作者认为：“从17世纪晚期起，欧洲人的渗透实际上被击退了，欧洲人被中国人击败了。”作者接受了另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从公元零年开始，到1820年。中国GDP总量一直徘徊在世界总量的20%到30%之间，在1820年到达了32.9%，为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作者和那位经济学家通过GDP计算认为，在晚明、清初期、中期，中国的经济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尤其是清中期（尤其在1820年），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横比纵比、比什么都可以），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较也是无与伦比的。问题在于，这个是GDP是怎么估算出来的？既然亚洲如此发达，那么欧洲是如何超越的呢？弗兰克先生轻率的将亚洲衰落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周期性变化，我不懂经济，也许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难以让我这个经济学盲理解并接受。我承认，我看不懂《白银资本》。

白银资本

1500年的地理大发现，对于欧洲这个世界的边陲之地来说，最大的意义是拥有了能与世界主要经济区（亚洲）来进行贸易的商品---白银。否则欧洲没有任何可以进行世界贸易的商品（直至18世纪工业革命）中国在17—18世纪吸纳了世界50%的白银出口 （主要来自美洲），印度也吸纳了很多。美洲的发现对于中国这个当时世界经济火车头来说，另一个重大的意义在于高产作物（玉米/红薯）的引入，导致中国人口在明朝以后大幅度惊人的增长。如果没有美洲的白银，欧洲无法搭上亚洲的快行列车，也无法积累几个世纪的资本。而美洲的白银也支持了亚洲的经济扩张。对于为什么18世纪之后东亚衰落而欧洲崛起。人口学的解释是：亚洲在几个世纪的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本身，反过来阻止了18世纪之后的继续扩张。这种扩张大大增加了资源的压力，而欧洲则没有那么严重。亚洲的人口高增长阻碍了基于对人力节约和产生动力的机械需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收入的两级分化制约了国内对大众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人口上升带来的工资成本的下降使得没有促进技术投资的刺激 （当代中国？）而欧洲的少人口和高工资促使其投资到节约人力的技术中。但书中从制度上（政治、经济）、从竞争关系上都没有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亚洲的根本原因。单纯从亚洲自身衰落和欧洲从殖民地取得原始积累来解释欧洲崛起，有些牵强。

康乾盛世和今天的共同之处——大量顺差

看了《白银资本》，才发现400年前的康乾盛世和21世纪初的今天多么相像：1、内部环境：在经历了动乱之后，经济经历了数十年的连续发展。2、外部环境：大量出口产品，获得巨额的、连续顺差。不同处：1、几百年前，大量顺差的结果是全世界的白银都留到了中国，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那时候没有股票市场，房产和古玩字画充当了主要标底。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不断扩容的股票市场，可以容纳美元顺差。2、白银是硬通货，过多也导致了白银和铜钱的贬值。连续的顺差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欧洲人找到的解决办法是鸦片。今天，美元的贬值趋势更难以抵挡，人民币需要通过不断升值来解决顺差的问题。否则，结果难以预料。

“丸之走盘”与“出位之思”

——读《白银资本》之后所感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①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反响或许出于中国学界对《白银资本》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敏感；②或许出于作者反诘欧洲中心论，名正言顺地把中国奉为1400—1800年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又一次满足了某些国人的自尊心；又或许出于《白银资本》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③但关键的是《白银资本》标志着与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相异的新的世界体系论的初步确立，它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有助于敲碎单一的思维模式，启发我们多维地审视和思考历史。本文不是评论《白银资本》，而是笔者看过此书之后，萌发的一些感想，不惧粗浅，记录如下。丸之走盘这里借用的是杜牧的比喻，“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记于临时，不尽可知。其必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④为何会提及这个比喻？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虽然“远不是没有问题，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都大有讨论的余地。”⑤但他确实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颠覆。需注意的是，这种颠覆却存在致命的缺陷，弗兰克用以集中火力攻打欧洲中心主义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工厂的产品，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⑥于是，我们不得不怀疑，弗兰克用以反欧洲中心论的这颗“丸”，是否已经走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个“盘”，或者只是仅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个“盘”中作“横斜圆直”等方向上的变动，实际并未“出于盘也”？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论证：1400—1800年间已存在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经济体的中心。①他还非常突出地运用了长周期理论、康德拉杰夫周期理论等周期理论，以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轮流交替来说明西方的后来居上。②同时弗兰克认为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运转导致了这种周期的出现。弗兰克在很打程度上运用这种周期理论做出了东亚将取代西方再次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预言，东亚（或许还会扩展到南亚和西亚）在21世纪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A”阶段。但这种周期理论究竟有多少的适用性？它是真的存在还是仅为一种目的性的假设？都尚不知晓。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白银资本》潜在的这一隐患，而弗兰克所建立在这个理论上的“反欧洲中心主义观”是否能如其所料的出现转向，从而达到“横向的、整合的、全球视野”也是难以预测的。弗兰克反复强调的超越各种种族中心论，恰好是与欧洲中心主义论调一样，充满了“假定存在着构成历史发展的基础模式”③的普遍适用原则的先验预设。由此产生的结果可能有是：一，整体主义历史观本身成为“欧洲中心主义”式的普遍性命题，名变实不变；二，整体主义历史观在今后“垄断”历史研究领域，形成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但于终极意义上而言，又使学术界转向与之反向（即单元化）的研究，重新落入一种主流历史观占据主导地位的窠臼。就此两点而言，任何一点都不具备历史意义，于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所论证出的结果（这颗“丸”）对于走出欧洲中心主义这个“盘”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我们却不可否认它的功效，“丸”出不出“盘”不应是我们所关注的终极目的，“丸”在“盘”中的“横斜圆直”才是重点，这个“横斜圆直”便是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展示的研究方法及思路。《白银资本》一书将中西共同编入到一个由白银流通而连接成的世界经济体中，有助于在中国 和欧洲的绝对中心论中架起一个平行的关系，以此重塑历史，正如弗兰克自己所说的“绝非用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而是推崇“人类中心论”，最好是“生态中心论”。④无论最后成败与否，其思路于我们确有借鉴意义。另外，弗兰克还提供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来解释各地区经济变化的视角，这能揭示出比只从各地内部去寻找根据更多的内涵，从而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⑤再次，弗兰克以长时期的研究方法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使我们发现世界历史中的繁荣、发达中心一直不断的在转移，昭示了东方再次兴起不无可能。这一系列想象的跳跃都如“丸”的“横斜圆直”，无论它最终是否能出于“盘”，也无论它在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上的某些悖论或方法上的某些不妥，而它的确在运动过程中激起了我们思考的火花，发人深思。出位之思中国学界针对《白银资本》作出了一系列讨论，被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出超能否证明经济发达；二是中西经济如何比较以及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三是有关《白银资本》的意识形态色彩。⑥依据这些讨论，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提出了质疑，我们终究难以摆脱“西方中心”的阴影。当然，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并非是要抛弃西方（主要是西欧）的经验，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双向比较与对视，“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去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出发看欧洲”，②所以无论以前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或者今后可能形成的“整体全球观”，若都是史学家出于个人好恶对史料择取之后所呈现的“形状”，那么所有的理论、模式就难免流为史学家的个人偏见，我们只在把其成果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做“文化批评”，对其成果做学术上的价值判断③即可。如秦晖教授指出的，《白银资本》动用大量资料证明的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中国在1400—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但是弗兰克却从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中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结论，即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这个结论恰恰没有什么实证基础，也没有什么逻辑依据，甚至从明清时白银输入的规模与“权力资本”积累运作间的比例来看，弗兰克所说的因白银输出减少，才导致中国原本先进的经济体制衰落并丧失世界领先地位这一论点站不住脚。④而弗兰克提供给我们的确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便是它学术价值上的珍贵之处。围绕《白银资本》所做的讨论，也为我们回顾和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同时让我们注意到自己需要关注的地方，即从中国的客观情况出发，对中国自身的经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性应有充分的认识，据之以中国的“实情”。目前很多学者正在为此作出努力，这方面的代表可推李伯重。李伯重在质疑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说是出于对某一事物的执著信念和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时产生的，是一种主观情结的产物，⑤虽然有无“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和终极目的，但李伯重这一观点却是打破了中国史学家对外国理论只作“吸收”、“反应”的格局，（见本页注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问题。随后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的面世，更是确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主流倾向中的代表作。⑥对于我们看待西方经典，调整自我视角，更新思维模式，放宽历史视界树立了典范。所以，本文所说的“出位之思”不是提倡违反专业纪律的胡思乱思，而是跳出西方预设的或已设的理论模式（“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所做出的思考。愿这种思考在有关《白银资本》或其它论著的争论热闹过后，不会消失在视线之外，而是得到广泛的关注及运用。2006年1月13日--------------------------------------

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几件事

第一等的权力是大家都崇拜你信赖你。第二等的权力是大家都怕你。第三等的权力是大家都抢着跟你做生意。自从绝天地通之后，上帝安拉老天爷都回去了，帝王们开始代表神统治世界。那谁是帝王呢？兵强马壮者为之！有钱又有枪的才可以王成帝。但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你信上帝，他信安拉，我喊无量天尊。谁武艺高强谁说了算，武力是最高竞争力。拳头最大的拥有秩序的最终决定权和解释权。那经济力量是第三等的权力，如果不能把钱变成枪，那你就是软体动物。有枪没钱就去抢，抢着不方便，就逼，逼你按照我的规矩来。经济中心不等于权力中心。GDP牛逼不等于经济牛逼。所以美国比俄罗斯牛逼，俄罗斯比日本嚣张。中国自唐以后经济中心在南方，权力中心在北方，因为北方要打仗。先前我们是很阔的，欧亚大陆西部边陲的矮穷矬穷横穷横的，一直想找我们以及阿三做生意。但是全球商业在穆斯林手里掌握着。打又打不过，所以这些精力过剩的海上蛮族踏遍万水千山，想法设法的绕过那些异教徒。他们聪明而勤奋，饥渴而大胆。像踩着马镫的游牧民族一样，他们航海技术一流，美洲非洲真是好地方，资源丰富，人民又弱的一塌糊涂。欧洲人很快就因此获得了资本，原材料，市场，加上自己的饥渴和聪明才智，很快就在海上排挤了穆斯林，印度和中国商人。然后，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做任何事情。白银这个东西，是商品也是资本。1800年之前，欧洲也不是中心，中国也不是。各文明彼此独立而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的作用没有这么大。

读《白银资本》分析述评

前 言《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是德国学者安德烈 贡德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代表作，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其人是西方著名的左派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曾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多所大学执教。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白银资本》的中心观点是：认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近代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而在相当程度上亚洲的中心是中国，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因为在双方的贸易中，欧洲拿不出可以交易的产品，由于发展水平的低下。欧洲人的产品既不丰富，也缺乏竞争力，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是从美洲掠夺回来的白银。在一幅全球的经济体系图中，物品的向西流动和白银的向东流动，充分说明了亚洲和欧洲的优劣高低之分。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并从全球贸易的各种物品流通，货币构成及东西方商品的质量、技术等诸多层次仔细分析了各种情况。引用了大量的事例和数字。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此论一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强烈震撼，褒贬不一，见仁见智。《白银资本》主要的最主要两个观点就是要论证，一是打破历史上认为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观点。二是亚洲的经济比欧洲更活跃，更作用重要。欧洲是加入了一个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而非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体系。[1]下面我具体谈谈这两点。一、欧洲中心观及中国中心观的演变（一）欧洲中心观的演变1. 欧洲中心观的最早提出者黑格尔 欧洲中心论最早应该来源于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的历史等同于世界历史，历史哲学无非是对历史思想的考察罢了。他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理性自身的发展过程的展示。“理性向来统治着世界，现在仍然统治着世界，因此也就统治着世界历史。” [2]认为东方的理性发展程度是很低的，“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们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 [3]从而认为应该把东方抛除于世界历史之外，构建出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黑格尔认为欧洲的种族优势使欧洲前进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欣慰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4]他把亚洲文明说成“语言的散步和种族的形成是属于历史范围以外。”[5]黑格尔的观点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虽不把东方看成在历史的范围以外，但很多人认为东方社会长期停滞不前。2. 欧洲中心观的集大成者马克斯·韦伯而把欧洲中心论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马克斯·韦伯。《白银资本》称其：“韦伯则是最精心致力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证据都被用于解释欧洲的奇迹。”[6]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制度只有在新教伦理的西方国家才能产生,而且“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都只有在西方才显现出来。甚至“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7]。3.其他欧洲中心论提出者及弗兰克的批判观点由此可以看出欧洲中心论的主要错误就是宣扬以环境、种族、文化的优略去预见历史，宣扬欧洲种族和文化的天生优越性,否定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以一种宿命的观点来利用历史去预见未来。这些是应当排斥的。但要分清“在有关学术史的研究中,“欧洲中心论”的核心观念和非核心观念,也要区别“欧洲中心论”的鼓吹者和多少受其影响的学者。”[8]如弗兰克批评布罗代尔：近代有若干个世界经济，而不是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在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占据霸权地位。”[9]他认为：“欧洲是后来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或者说加强了原来与之较松散的联系。”这里弗兰克批评布罗代尔的欧洲中心论以非黑格尔式的欧洲中心论，而是一种经济上的欧洲中心观，他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在第三册上探讨了世界经济“所述三个世纪的空间基本上是欧洲” [10]布罗代尔认为世界经济“具有世界性，且有一个中心”，他认为在16-18世纪这个中心一直是在欧洲内变换的。[11]他批评沃勒斯坦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看出《白银资本》主要是从经济上去打破欧洲中心观，主张东方在16-18世纪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所以如林甘泉说：“弗兰克在书中列举了一大串“欧洲中心论”者的学者名单,但奇怪的是,他对黑格尔这个很重要的“欧洲中心论”者却不置一词。”[12]这样的观点是没有必要的。对于《白银资本》的评价应更多的从经济史、史学史上去评述而非文化史。（二）东方中心观的演变1.柯文的东方中心观实质东方中心观或中国中心观应该源于西方汉学家不满于欧洲中心观，认为欧洲中心观无法解释东方历史中的许多问题。所以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之后又有学者提出了“传统于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而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对上述三种模式加以批判。全书最后一章(第四章) 正面提出了“中国中心观”,这一研究取向包括四个特点:“(1) 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 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 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 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2) 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 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 (三) 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 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 的撰写; (四) 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 但也不限于此) 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 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13]所以我们从上面所引能看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只是一种以中国自身为视角，利用中国文化自身去理解中国。以避免用西方文化来解释中国所带来的所谓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而非以中国为中心去理解世界。2.弗兰克所倡导的东方中心观形式而弗兰克所提出的“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是认为东方在16-18世纪是世界经济的主体，认为“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 [14]用东方经济中心观去解释世界近代历史的经济发展问题，及预见解答将来发展趋向。是一种发展了的中国中心观。这种观点可以去解释一些欧洲中心观无法解释的问题，对于世界历史有一定作用。这也是本书的价值之一，但我认为用这种观点去看待东方尤其是中国在近代世界上的作用是不客观的，甚至是夸大了的。用弗兰克的放大镜去看中国，和中国的本身是不符的。二、中国明朝货币制度的变革及影响（一）弗兰克所认为的白银流入对中国的影响他在书中这样的形容中国，“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在说明中国农业商品化时他又说“农民在回应商业刺激时把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而不是开垦新的土地来种植棉花”。从中大量提到白银对中国的刺激，与中国的反应。认为是白银注入引起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中国当时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观点的基础是否存在，我认为中国的白银留入的主导作用在于政府，在于政府的货币制度和赋税体制的改变，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的运动需要。白银的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的分配的领域。（二）中国明朝货币制度的演变1.钞币、铜币流通的衰落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白银并非主要流通货币，明朝开国前后，曾数次铸铜钱，下令与历代古钱通用。但因各种铜钱门类繁多，成色不一，“而政府往往任意规定比率，且常常加以种种不合理的流通限制。初时政府为要推行钞法，屡下禁止行使铜钱的令，甚至连本朝自铸的铜钱亦在内。”[12]这样使得人民渐渐失去了对铜钱的信心。而且明朝政府一直希望推行宋元以来的钞币制度，使用钞币为主要流通货币。洪武八年（1375年）仿元朝货币办法制造“大明宝钞”，并命民间通行。规定商品大宗交易用钞支付。“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罪之。” [15]可以看出明朝初期不但不是以金银货币为主要流通方式的，且政府是严格限制使用金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并曾反复重申此原则的，明史中有载，洪武三十年的“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银之禁。”仁宗时“所增门摊课程，钞法同，既复旧，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禁止。” [16]当宣德初年，民间再次开始使用金银货币时，又下令“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更追免罪钞如之。” [17]当时一石米的价值约在五十贯左右，一万贯就相当于200石大米的价值。这样的处罚可以说是相当严厉的。到了明英宗十三年的令中就达到了“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 [18]的程度。只要妨碍了钞币流通就给予巨额罚款，并且把全家发至边疆戍边。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使用金银的严格控制和其决心了。从明建国至此时已有将近百年了，虽然民间一直努力想取得使用金银为主要流通货币，但由于政府的阻挠一直不能实行。明朝是中国封建集权的高峰时期，可以看出如果政府不同意货币体制改变，那么金银成为主要货币是不可能的。但是明朝的钞币政策毕竟没有稳定住大明王朝的社会经济。所规定的民间只能以金银兑换钞币，不得以钞币兑换金银。使得人民对钞币信心大失，钞币不断贬值。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 [19]面对这样的贬值，政府就算再强硬也不得不对原有的货币政策作出调整了。到了嘉靖四年终于政府作出了改变，“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雍，益专用银矣。” [20]这样把税收原有的收钞币改为折收银两就等于自动废止了原有的民间不能用印交易的禁令。2.钞法失败后用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原因但继钞法失败以后，为什么必须用白银作为通行全国的货币单位呢？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然么？梁方仲认为“民间对银最有信心，银两是依重量计算价值的，它虽非铸币，但辨别容易，价值稳定，且不若钱的笨重，所以民间乐用，经竟取钞银的地位而成为通货。” [21]我们从现代观点也可理解，当人们经过了近一百年的经济不稳定，货币不断贬值的时代，这时就有很强的愿望有一种价值稳定的货币出现。而白银自身的性质正好符合了这些特点。这并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因为政府原有杂乱的货币制度与钞币的不可信任。经济的不稳定不利于人民的生活，而最终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所以如果钞币的价值稳定，可以正常的用于经济生活是完全不用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因为我们现代也是纸币时代并不需要一定要用金银为货币。可以看出中国当时最终以钞钱的货币制度转变为白银的通货制度完全是由于政府的总是不能自制，去发行大量钞币使货币贬值严重，人民受到严重的剥削的失误造成的。到了明朝万历九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改赋税为一并征银。《明史食货志二》中记载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顾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通过所引可以看出此时的赋税制度以有唐已来的两税制度的实物地租制转向了货币化的地租。至此政府的财政体系普遍以白银为单位。3.中国所产白银是否足够国内流通白银成为了主要通货，中国就需要大量白银以供流通之用。但是明朝的白银供应并不充裕。为和能应付得了以银为本位的货币流通呢？是中国发现了大的银矿么？梁方仲在《明代银矿考》中以《明实录》为根本，摘抄出起于成祖初年至武宗末年共一百一十年的银课收入，并作表统计。合为银课共一百五十一万三十二两。[22]由此我们可以大略估计出这一百多年的中国采银量也就是一千多万两左右。也就是平均一年才十万两不到。这样一个数字是无论如何也不足以满足偌大的中国的货币流通的。4.中国流通货币从何而来及为什么流往中国那么中国用以流通的白银是哪里来的呢？据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认为“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从外国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23]这中还包括来自日本的十多万公斤，这个数字比中国每年自身所产白银要多出60多倍。弗兰克认为这也说明了中国经济的活跃。但是他没有看出，这种只进口白银出口货物的贸易是不正常的。因为贸易的发达应该是相互的互有进出口，交换有无。但中国是只需要白银，因为政府的财政体系和赋税制度的变化需要大量以供流通的白银。所以正如之前所言弗兰克中国的经济活跃是世界的中心的论点也就是不存在的了。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也不是经济活跃导致的。三、弗兰克的史观及治史方法（一）弗兰克的史观及其优缺点弗兰克的治史方法是以一种全球史观，这种全球史观的方法，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比如阿诺德·汤因比、爱德华·卡尔、杰夫里·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虽然他们之间各有不同，但大多主张鉴于西方世界的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而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如汤因比的世界文明体系论。巴勒克拉夫极力主张的史学研究的目标“应当是树立至今尚未树立起来的那种立足全世界的观念。” [24]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也有同样倾向。这种全球史观在理解世界体系是有一定作用的。但用于理解现代社会东西方发展变化问题及预言将来趋势时就会产生问题。鲁滨孙在《新史学》中说：“人类的状况—至少我们现代—变化如此的快，所以要想利用过去的经验去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25]现代社会有其与历史不同的许多新特点，如果单纯用历史去解读现代社会必然走入“宿命论”的误区。而且弗兰克没有看到政治事件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去看政治的演变确实是非常必要的。但有时政治事件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有决定性的。所以弗兰克才没有看到中国需要大量白银是政府体制改变造成的而经济不是主体原因。这种错误也是年鉴学派的主要缺点之一。所以虽然弗兰克在书中大肆批评布罗代尔的观点，但是他的治史方法还是继承于西方的主流治史方法的。所以他的书中可以看到新史学、年鉴学派、计量史学等方法。他所反对的只史西方的一种史学观点（欧洲经济中心说）或说是一种角度。而非在史观和治史方法上的突破。而且以论代史的缺点也是本书的严重不足，使之更象一本经济学的分析著作。（二）《白银资本》中东方中心观的真正价值《白银资本》的优点在于这种以东方为中心的去理解世界体系的观点，虽然他的论述有许多错误和不足。但却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研究方向。这种理论如果加以正确的发展和应用是可以解释现在用原有观点无法准确解释的许多问题的。打破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的不足，也可以解决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把中国历史于世界历史联系过于淡略的缺点。可以打破原有的近代历史体系中对东方的偏见，更加重视近代东方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有利于更加客观的解读历史。特别是在世界历史中可以更好的理解东方的作用，以及正确理解东方在历史中的发展脉络。正确的处理东西方关系等方面都能产生巨大的作用。注 释[1]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2]黑格尔：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3]黑格尔： 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版年，第19页。[4]黑格尔：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5]黑格尔： 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6]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 页。[7]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8]林甘泉《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2 期。[9]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1 页。[10]汪荣祖 ：《史学九章》，三联书店 ，第75页。[11]汪荣祖 ：《史学九章》，三联书店 ，第77页。[12] 林甘泉：《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2 期。[13]柯文： 林同奇译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 2002年版 。[14]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15]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12页 ，原载《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一期。[16][17][18][19][20]《明史卷81 志五十七 食货五》。[21]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14页 ，原载《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一期[22]梁方仲：《明代印矿考》，《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51年第一期。[23]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傅小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页。[2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25]鲁滨孙： 何炳松译：《新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9页。参 考 文 献[1]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2]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3]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于晓等译，三联书店。[4]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 ，2002年版。[5]梁方仲：《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6]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傅小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8]鲁滨孙：《新史学》，何炳松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版。

纯粹意淫的垃圾著作

这本书在网络上被捧红，源起于网络光头党杜车别之类引用此书的观点和数据，一本明明是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著作，被网络光头党们篡改成了歌颂大明光辉论，盛赞大明“开放”“富强”的著作。当然这和作者的本意根本无关，作者对清朝同样赞叹赞扬，认为清朝在18世纪经济照样蓬勃发展，兴旺无比，只到19世纪初由于偶然因素（对于印度和中东作者也同样如此分析，认为西方崛起一切都是偶然）才衰败，被西方超越事实上作者的观点自身都经受不起任何考证，此书评论所谓东方的伟大，就是入超多少，白银多少，以此论证中国和东方在16世纪后并未落后于西方，甚至还很先进，这就如同单拿如今中国的鸡的屁来说明中国如何崛起伟大一样的意淫。首先，近代以来那套海外贸易，掠夺殖民的新模式是西方人创建出来的，所谓的世界贸易也是西方人主动性构造的事物，而无论中东还是中国，印度乃至黑非洲都是被动接受这一过程，而不是主动创造。大明自开国以来，政府施行了近200年海禁，到1567年也不过同意开了一个小月港。奥斯曼帝国无比强大，在东欧到处侵略扩张，然而对于海上贸易商人的官方扶持和开拓殖民却毫无兴趣。无论是哥伦布还是达枷马，西方舰队的开拓殖民背后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西方之所以在海洋时代和近代崛起不是什么偶然运气好，而恰恰是其欧洲环境背景导致下的主导选择，而其他地区只是被动的接受了西方殖民模式和西方开创出来的世界贸易的结果，这种所谓鸡的屁比较所谓注重东方没有丝毫的意义。如同黑非洲在近代被西方掠夺很多，他们也被迫接受了世界贸易和融合进了西方创建的近代文明和世界贸易中，这能证明黑非洲的伟大？简直笑话先进势力的崛起和衰落势力的衰老，这一相辅相成的过程不是一蹶而就的，而是经历漫长的过程，如同火器取代弓箭，在西方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十六世纪十七世纪欧洲还用长矛兵捍卫火枪手，面对骑士的冲击，就是到了19世纪初，所谓的火枪效力还是不怎么样。所谓的全火器时代无非是加了个刺刀而已。无论是恩格思还是杜普伊，都同时指出，火器自16世纪至19世纪初发展的相对缓慢停滞，无甚本质变化。难道我们能因此否定火器的发展，而高呼骑士中世纪万岁吗？显然不能。同样，世界贸易发展和欧洲新事物取代老帝国的发展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伟大的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确实很伟大，他们在本来的基础上也创建了伟大的帝国，到处扩张，欧洲新兴的模式一开始和这些古老帝国模式还无法对抗，甚至不占多少优势，然而新兴模式取代古老模式，殖民模式和资本主义取代中古帝国，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手工业这是必然的结果，欧洲在19世纪后的飞速发展，超越世界，把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从东西雄鹰打成了东西病夫，统治世界，这一起源源头模式不是在19世纪才造就，恰恰在16世纪就已确立，它虽然初始弱小，但却代表世界和近代文明发展的潮流！16世纪至19世纪的世界贸易，由于工业时代尚未到来，其运输量和贸易相对后两百年，同样弱小的可怜，但我们不能回避的是，这所谓佛兰克认为的海外贸易模式，殖民模式，都是西方人主动创造的结果，而无论中东，中国还是印度都是被动接受者，如同黑非洲人被白人征服后也卷入了世界贸易一样，而佛兰克只看数量如何，本就是天大的无知和笑话光看数量也就罢了，谁知道这些鸡的屁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西方学者由于对东方无知，原始资料掌握的少，所以动不动就得出奇怪的数据，比如大清帝国鸡的屁到19世纪还占世界三分之一，大于整个欧洲的数字等等。先别实质先进和数量无关，其次这些数据都甚不客观科学，它是拿中国最富饶的一个地区的数据作为样本去得出这个概念，而事实上中国贫富差距甚大，平均下来比这种所谓意淫得出的数据要小的多，就是在数据上，佛兰克也无法摆脱对其数据不靠谱的质疑至于佛兰克搞不清楚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别，搞不清楚市场体系和农业经济下手工业的差别，弄出来李约瑟和什么印度科技史来蒙人，而却无甚自己的观点。同样是出于某些西方学者对东方的极端无知。奥斯曼和大清的火器在17世纪和18世纪当然不如光头党所诋毁的那样落后，在原有文明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毕竟在军事技术还是其他方面，西方都是原创者，而其他地区都是被动的学习和卷入，他们搞的到西方的火器，却学不到近代科学的真缔，就如同如今的中国仿造伪造样样行，却没有多少自己核心的技术一回事情，落后挨打是必然的结果事实上，西方的大量有关于东方的书籍，很多都是隔靴搔痒的意淫，而这些书往往在中国能大行其道，甚至被捧为好书，那些高喊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光头党们实际上是最自卑的可怜虫，因为他们判断这本书好坏的标准，就是这本书是否是外国人所著，只要是外国人写的，那么就是好书，就是真理，当然人家老外阐述的不可能是光头党所需要的结果，于是呼就断章取义篡改老外的著作意思，把反欧洲中心论的书籍变成意淫大明强大辉煌，意淫中国古老历史的东西。从而满足自己脆弱心灵的需要。在中国也刻意出版类似的书籍来满足愚民意淫的需要，于是呼明明是西方一个作者的观点，就变成了所有西方人的观点，于是中国真的强了，强到西方人都这么认为，意淫强国就是如此形成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佛兰克生活在西方还是幸运的，虽然他为了反对西方中心论，而写出了一本纯粹意淫的著作，但显然他不会因此被西方人认为是“唱衰”自己文明的“汉奸”一类的人物，而如果他活在中国，恐怕早就被网络光头党们制造成了“汉奸满遗”了，因为他们的爱国方式就是意淫，意淫强身且强国

白银资本

作者的意思是要与“欧洲中心论”的持有者进行论战，这无疑是能够促进学术的进步的。然而倘若国人看了此书就以为中国不仅曾今牛逼，而且向来牛逼的话，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结论姑且留着，方法值得反思

一部书能引起学界这样打的反响，绝对不是简单的事。原因在挑战了我们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观念，无论这种观念是韦伯还是马克思给我们灌输的。其实这部书的结论并不重要，可能很多学者都不同意该论。要害在于，他给读者一种新的思维，来重新思考东西方的历史和经济地位，冲击了西方文化至上论，人崇拜一件事物被人异议是痛苦的事情，勿论普通人接受不了，学富五车的学者们心理更脆弱。西方的经济政治文明取得的成果是毋庸置疑的，吾国当前的发展方式也不是历史的可取规律，问题是我们是否只有华山这一途？的确值得很多学者思考的。单纯照搬西方成熟的架构和方法过来，例如引进外资和技术制度办一个企业是可行的，但治理一个国家恐怕远远不够。我们有两个最大的悲痛，一是为政者选择的西化模式恰恰是最可怕的；二是我们的学者多是全盘照搬。中国道路，对比起东邻，真是汗颜。贡德・弗兰克，一个域外人士，提出的思考，结论可取先不论， 那种真实的研究精神，不是显示出我们全民族的愚钝吗？

周燕：一张扭转世界格局的车票

中国为什么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是众多经济史学家想解释的问题。当然，亦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欧洲中心论的众多学者——以韦伯为代表，则认为新教带来的自由精神，奠定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文明；而中国，则以其保守和落后，必然接受这一落后的命运。我们似乎还是不知道中国曾经的繁荣为何结束，但是我们知道她的确曾经繁荣。高等数学的著名奠基人之一——德国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写过一本《中国近况》。他在该书中指出，“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对此“二元中心论”观点，莱布尼茨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莱布尼茨同改变现代社会进程的大科学家牛顿生活在同一时代：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期。《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封面扉言这样总结了西方和东方的经济关系：“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更为具体的，贡德•弗兰克认为，“从1492年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体系是亚洲时代。确切的说，东亚，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而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这段时期，正是欧洲从一个三等厢座位扩张到一整节车厢的关键时期。对于这段时期在全球经济史和东西方经济平衡力量对比过程中的重要性，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坚持，1500年前后作为一个神圣的分水岭，决定了李约瑟之谜在中国永远数百年无解的困境，而西方则以其强势的海外扩张和贸易掠夺道路，开创了在本质上同今天区别甚微的现代世界体系。马克思则认为，这个时期发生在1600- 1800年的某个时期，莱布尼茨的生活年代被囊括其中。《白银资本》则以独特的视角，展开了这段精彩纷呈的历史。各国各地区在里面轮番出场，上演了一场国际资源和货币流通体系主导权的争夺大战。里面即充满“偷窃，或者勒索”的硝烟弥漫，更有市场、分工、技术进步等现代经济主导因素渐次起主导地步的演化过程。而白银的亚—欧—美三洲之间的三角流动关系，则贯穿始终，穿起了期间几乎所有的经济发展悬念，完成了历史从“各自分散的小经济圈”过渡到“现代世界体系”的完整过程。欧洲，终于也以一张艰难得手的三等票座位为起点，顺利驾驭其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个过程的前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当今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朝贡体系。中国是该体系的中心。欧洲商人到中国来是为获利，但中国和欧洲人往来却不为获利——或只为彰显中华的繁华和恩施。中国从未显现出饕餮的消费能力，因此始终不存在出超问题；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朝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的商品，尤其是白银”（《白银资本》，第109页）。而“欧洲人的素质，使得他们始终很难挤进这一朝贡体系”（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当然，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十五世纪之前的欧洲基督教文明同中华文明一样，长期排斥趋利的资本主义文明。客观看待13世纪之前的欧亚贸易量，欧洲人甚至谈不上买一张亚洲经济列车三等车厢的座位，因为亚洲经济的繁荣是个封闭循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财富令全欧洲人非常艳羡，正是这两个城市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奠定了她们商业繁荣和手工业强盛的基础。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这两个城市竭尽全力接触亚洲的贸易和财富，甚至在整个中世纪黑暗时期，意大利城市也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这汇总角色。热那亚在1291年就曾经在竞争中尝试绕道非洲航行前往亚洲。当然，早期的尝试失败。欧洲只能面对如下三条从地中海经济圈通向亚洲的商路：第一，北路通过黑海，被热那亚人长期支配；第二，中路通过波斯湾，被巴格达所支配着；第三，取代中路的南路通过红海，促成了开罗的繁荣和威尼斯经济伙伴的发达。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扩张，1258年巴格达被攻陷，中路迅速衰落，南路迅速发展。但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结束期间，所有这些商路都饱受欧洲的长期经济萧条之苦。如何搭上亚洲经济的快车，成为欧洲各国竞争力角逐的首要问题。哥伦布在这种背景下到了美洲，他以为发现了印度。“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记载上最伟大的两个事件”（亚当斯密）。《白银资本》看来，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欧洲做了什么，而是这件事情带给世界什么——或者说，带给亚欧关系什么样的转变。《白银资本》第3章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简单的数据统计。从1493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第二年开始到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于拉丁美洲。其中超过80%的白银运抵欧洲，而欧洲又将其中40%运往亚洲。除此之外，留在美洲本土的仍有20%运抵亚洲。中国在这三百年间，共计输入白银6万吨。从拉丁美洲获取贵金属——无论以什么方式，用来结算同亚洲的贸易逆差，这是欧洲经济买到三等厢座位的开始。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贵金属，并不意味着它如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说的那样，欧洲内部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或者诞生了全新的资本主义文明，它只是意味着：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得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寻找成为新的经济中心的机会。在得到这个机会以后，数万吨的白银流动带动了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欧洲经济和亚洲经济都在进一步的沿各自轨道向前推动。欧洲在白银输出中加速了市场分工、海外贸易、商业信用等市场机制的成熟，亚洲则在白银吸入后扩大了乡村经济、手工业发展和人口增加。这也正是《白银资本》细细展示的重要进程。那么，中国和东亚为什么逐渐从世界经济舞台上消失？这是一种赢者的诅咒，还是历史主角轮换的必然？《白银资本》继续跟着白银的步伐，深入到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内部。结论是很惊讶的。与其说欧洲的努力使得它自身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不如说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白银资本》，第6章）。在亚洲因为欧洲白银供给以及随之往来的世界经济中、尤其是在亚洲的国内和出口市场上购买力、收入和需求的增长，使得亚洲国内的收入分配越来与扭曲，成为制约农业出口经济的主导因素。波斯、印度自从18世纪中期后逐渐丧失了纺织品的竞争优势，贵金属流向出现逆转。这两个国家最先、也最轻易的衰落。相对于波斯和印度，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一直保持到18世界末期和19世纪初期，然后由于人口的富裕，使得劳动相对机器极其廉价，丧失了用机器大工业替代传统手工业的最初机会。到18世纪后期，中国的实际劳动工资和购买力已经开始低于欧洲大多数地区。最终，人口-生态-经济形势到19世纪终于迎来了逆转：中国从政治经济开始走向全面衰退，西方开始真正兴起。标志是，一系列因素引发的白银流向逆转。从欧洲人获取拉美的白银流向亚洲，再到白银从亚洲流向欧洲，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可能已经永远停留在过去，但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轮回。但在《白银资本》看来，这不是历史的跳跃，也不是历史的谜团。千年岁月自有它的跌宕起伏，但更有循序渐进。在白银流动的后面，这段扑朔迷离和并不遥远的经济史，竟是一个这样简单和娓娓道来的故事。

中国，500年前世界体系的核心？

《白银资本》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著作，欧洲的“叛逆者”贡德·弗兰克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还原15世纪以来的真实历史，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标志着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巨大断裂”，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有这样一个共识，欧洲借地理大发现确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但是， 弗兰克这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人，这个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却要“对现代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做一次总清算”。地理大发现后的500年间，欧洲利用他们控制的世界体系，不仅获得了巨额暴利，同时也在文化上成为了胜利者。文化上的优越感，让欧洲的学者们“全神贯注于他们欧洲肚脐眼儿”。但是，对于东方，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欧洲却选择了遗忘。虽然，中国建立的“朝贡体系”和“亚细亚生产方式”——1400年—1800年这400年间——在世界贸易体系内的作用远远超过欧洲。或者说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核心。15世纪的中国，虽然已步入其历史的衰落时期，但是封建盛世的惯性让中国依旧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种领先不仅基于中国的庞大人口，以及这些庞大人口带来的发达的农业生产，更表现在工业、运输和贸易这些中国似乎并擅长的领域。在最具代表性的棉纺织和丝织业上，中国几乎处于垄断性的地位。中国生产的瓷器更80%是向世界各国出口的。在手工工场为主的时代，纺织业和瓷器制造几乎就是“工业”的代名词。发达的工业，让中国的吸引来自世界的商人和船队，有一个英国船长曾说“在广州海面上大小船只有5000艘”。为了获得中国的商品，欧洲人不得不大量开采美洲的白银，并把白银大量的运往中国。此时，白银成为世界最有效的硬通货，虽然欧洲依然固守金本位主义，但这并无法改变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白银居于主导地位的事实。白银的涌入，加速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无法撼动“亚细亚生产方式”。同时，白银也改变了中国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历史，虽然中国的统治者依然在大量发行铜钱。从这两层意义上看，中国的虽然是贸易体系的中心，但并不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去支配整个体系的运作，而只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去支配世界的贸易，这是欧洲人无法理解和无法认同的。所以，中国和中国所建立的世界体系被欧洲漠视和忽视。但是，在这种世界体系下，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这个贵重金属缺失的国家，不得不依靠大量的外来白银支撑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所以当地中海的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无法获得美洲白银的明帝国也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在与中国不对等贸易中，大量入超的欧洲国家似乎开始发奋图强，利用美洲的黄金和中国的原材料进行了一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革命——工业革命。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控制的出口，却没有控制贸易主动权，欧洲虽然承受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却在这个体系中真正掌握了领导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弗兰克一心想树立的“中国中心论”却显得那么苍白。因为，中国控制下的世界贸易体系，似乎有太多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没有全球性的视野？还是因为我们被欧洲的“文化优越感”给洗脑了？没有人能说的清楚。

不是新书了，没注意，没读过，刚发现，观点挺新鲜

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这观点还能更不靠谱一点吗。这位这叫左派？

給了西化分子們一個大大的耳光

本書把從嚴複到共產時代的西化分子一個重重的耳光。中國經濟的落後，根源是毀滅中國600多座城市的洪秀全的十字軍。每當談論中國經濟的時候，中國近代史的時候，無論專家，還是學生，都不知道這點。這是悲哀，完全不能和一個偉大民族的歷史相稱。西化中國人無能力研究。哎。。。。讀此書，要配合那本著名的1421，中國發現世界。

《白银资本》读书笔记

贡德•弗兰克，拉美“依附理论”主要代表。其余代表包括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突破“理想型”分析，采取全球视角分析，侧重考查现代世界如何未然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把各个地区便知道一个共同的相互联系的不平等体系之中，以及资本积累如何在使某些地区发达的同时在另外一些地区造成欠发达状态。摘录中文版前言P4：本书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种具体制度或政治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导致或解释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P7：本书最核心的“科学”论点是，过去和现在一直有一个全球经济，在本书所考察的历史时期实际上没有什么中心，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也没有什么中心。第1章 导论采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与对象P5：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P8，反对全球欧洲中心P27：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所有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状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马克思明确否认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只是列宁后来才承认这一点……P28：如果我们想发现真正促成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因素，我们就必须历史地考察真个全球的社会—文化、生态—经济的以及文化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提供了又限制着我们所有人的“可能性”。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并决定着构成部分，所以任何具体研究的叠加或不同部分的组合都不可能揭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功能和转变。P34-37：对后续章节内容的总括。第2章 全球经济的图景（P118有章节总结）第3章 货币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P129：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当然，无论在哪里，更多的需求只会刺激更多的供给。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生产能力或者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P153：总之，各种迹象显示，新的货币供给，尤其是来自美洲和日本的货币供给，刺激了亚洲许多地区的生产，支持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第4章 全球经济环比：作者力图论证，亚洲在人口、生产力、技术和制度都优于欧洲。第5章 横向的宏观历史观，康德拉捷夫周期第6章 欧洲胜出的原因。第7章 理论意义小结Gunder Frank提出的视角极具冲击性，西方中心或是欧洲中心的理论历来是主流论调，且据Frank自己所宣称，他也非持“东方中心论”观点的学者。站在整体主义的角度，以全球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算得上创新。一开始读这本书，我也被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所吸引，试图从书中找寻答案。然而后半部分令我非常失望，相比于作者对问题的敏锐。关于欧洲为何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的领先者这一问题，作者的回答仍是内部原因，且不如原有理论更透彻，也没有说出欧洲如何在世界这样一场大游戏中以独特的智慧成为赢家。因本书在学术界争议很大，也有人指出，他的康德拉捷夫周期是有误的，我姑且认为他借用康这一理论，而非将康作为正确的观点来看待。因而，我的感受是，相对于书的结论，Frank提出的问题是更加富有理论价值的。关于这本书的论据，我有一点怀疑，即尽管数据显示出本书所研究的时间周期内，世界贸易已经颇具规模，然而这种贸易是否真正使得中国和印度有意识的参与这场游戏，我认为是否定的，似乎那时的中印的经济形态也并没有如此依赖这一体系，也许欧洲则需要这种体系来获得他们的需求，那么这场游戏的构建者，事实上是欧洲，或者说是纯粹无意识的行为。且从清王朝与英国的交锋看，清朝当时在经济总量上也并非落后于英国，若倾国家之力，也并不一定败给英国。那么一经济贸易为标准的判断就并没有那么大的说服力。

新视野解读下的全球史

如果你读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话，那你更有必要读一下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因为它与前一本书一样都是以一种全球视野来写历史的。他们都试图打破以前的史学观点，即欧洲中心论，换之以一种联系的眼光来看世界。世界史并不像以前人们想的那样，即一种分散、断裂的历史，那是种把什么欧洲部分，亚洲部分，非洲部分及美洲部分拼凑起来的历史。而这两个作者是以一种联系的观点来写历史的，就我个人看来，这种联系的观点在后者的书中体现的更多。接下来我对全书内容做个简要介绍：全书共有七章，第一章主要讲了要用整体主义方法来研究世界历史，第二章讲了全球贸易与世界劳动分工，第三章讲了货币的作用，第四章主要讲了市场制度及其作用，第五章讲了用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来认识历史，第六章主要讲了亚洲衰落与欧洲兴起的原因，第七章讲了历史研究的结论与理论上的意义。这七章看起来是孤立分散着的，其实他们是存在联系的。下面我谈一下我对此书的感受：1.理论性很强，很多读者读完之后没什么太大印象，甚至觉得有些枯燥。作者作为一个经济学出身的人，他的写作不免带了经济学的么些思想，所以有些难懂。比如说，康德拉捷夫周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等2.作者学识渊博，引用了大量他人的著作，且能准确概括出他人的主要观点。在我看来，作者所引用的相关作者的书籍就够我们读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在我们读后会大有裨益。以上内容便是我强烈推荐本书的原因，不对的地方请包涵。

整体视野的尝试

整体视野的尝试——读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白银资本》 的中文版自200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众多学者针对该书的论点发表自己的意见，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更不乏其人。国内著名学者秦晖更是将其比喻为刺猬之作，借用英国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狐狸与刺猬的比喻，即学问家是狐狸，思想家是刺猬，该书“思想犀利、批判锋芒明确、视野开阔，的确提出了针对两方面的传统观点都很有批判性的主张。不管是对自由主义的那套解释，还是对左派的解释，包括依附理论。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的确，文如其人。弗兰克是一位个性十足的学者。当他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并没有接受欧美众多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聘请，而是毅然选择了前往拉丁美洲，在著名的拉美依附论学者特奥托尼特•多斯•桑托斯领导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从事不发达问题研究。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一系列关于依附理论的论著与文章， 认为拉美等不发达地区的落后状态，完全是由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民族性所导致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质上是中心—外围结构关系，这根链条决定了每一个外围都充当着一种工具，它从自身的外围那里榨取资本或经济剩余，并将其中一部分缴给自己的中心乃至世界中心，因此，不发达更加不发达，发达更加发达。在其日后的学术发展中，弗兰克也对其早期理论不断的进行修正，在本文所要重点评述的《白银资本》一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弗兰克的思想有着很大的转变，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其早期理论的痕迹。下面，本文首先对《白银资本》一书的写作思路与内容进行较为粗略的梳理。1500年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近代科学的发展，欧洲逐渐兴起，与此同时亚洲的传统帝国日趋没落。进而到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全球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的霸权地位。针对这一重大的历史变迁，西方的许多著名学者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如韦伯所倡导的的新教伦理的理性精神，马克思所批判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黑格尔所说的东方社会“停滞论”等等。这些观点长期左右着人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认识，通过文化传播，这些论点甚至也长期困扰着我们本身对自己历史的理解。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一思维定势进行质疑。萨义德(Said)在其《东方学》中批判西方对东方的认识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东方主义所有的一切都与东方无关，这种观念直接受惠于西方的各种表现技巧。” 由此，西方的整个东方学在知识论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其真实性受到怀疑。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因而，他认为，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更早一些的马丁•伯尔纳（Martin Bernal）在其《黑色的雅典娜》一书中认为，西方文明的真正起源不是古希腊，而是古埃及。古希腊的诸多成就都是剽窃自古埃及和近东古文明的。而古埃及人很有可能是黑皮肤的（虽然现在在考古学界对古埃及人的种族还有争议），所以西方文明的真正开创者是黑人。与众多力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一样，在写作本书时，弗兰克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只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的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欧洲使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在该书导论，即第一章中，弗兰克陈述了自己的方法论以及并分析了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理论的关系，借此对欧洲中心论提出批评。首先，作者倡导整体主义方法论，并非是要使用新的历史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弗兰克认为该书的主旨便是要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段 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由此推论，欧洲并非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等特殊性。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第二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斯密是西方最后一位承认欧洲在各国财富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姗姗来迟者的社会理论家。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在《中国变色龙：欧洲人的中华文明观分析》中讲到，欧洲人过去把中国当作“榜样和模式”，后来则称中国人为“始终停滞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变化？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到十九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这种社会科学不仅成为一种欧式学问，而且成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 在接下来的三个章节，弗兰克引用了大量已有的研究成果力图证明，亚洲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中，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第二章主要考察贸易的结构与流动。揭示世界不同地区经济实力的成长及其相互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关系。勾勒出全球经济的轮廓。第三章考察了货币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在塑造各地区间关系时的作用。第四章对全球经济在数量方面进行了比较，尤其是亚洲和欧洲的人口、生产、贸易和消费，以及它们各自的增长率。我们将会看到，亚洲各个部分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地位远比欧洲重要的多。根本不是像马克思、韦伯、桑巴特等人所宣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传统的、静止的停滞的，作者批判这种欧洲中心论制造出来的神话完全是一派胡言。我们应该思考的不只是如何避免或批判欧洲中心论，而是更应思考，这一理论何以可能？第五章作者提出并阐释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认为，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事件不应该归因于各地“内部”环境的各自作用。相反，在这一章里作者探讨了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共同原因及其相互连带的原因。作者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杰夫周期的分析 。第六章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认为，导致1750年以后衰落的原因不是所谓近代早期亚洲的孱弱和欧洲的强大，而是亚洲本身强大所引起的后果。同样，正是欧洲原先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孱弱才使得他在1800年以后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这一发展也是利用了1750年后亚洲的衰落这一机会。 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十九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在最后一章，弗兰克再次强调了整体分析的必要性及对历史学、流行理论的意义。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早是由欧洲人创立的，“到1450年 ,创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舞台是在欧洲而不在其他地方”，它在最初并不包括整个世界，“它是一个‘世界体系’，不是因为它囊括了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比任何法律形式定义的政治单位要大”， 只是到了后来，才最终由欧洲将其推广、扩展至整个世界。在世界体系囊括全球之前，始终存在着一种处于体系之外的“外部领域”，它因为越来越多地被“融入”世界体系而日渐缩小直至消失。沃勒斯坦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之间经济关系的阐述，将这套理论的讨论范围严格限定在十五、十六世纪之后的世界，反对将这套范式运用于十五世纪之前的世界。在早些时候弗兰克与吉尔斯（Gills）合编的《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一书中，他即主张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五百年的世界体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上溯五千年的同一体系中看到。这是弗兰克构造另一种“世界视野”以及把握其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工具的第一个尝试。而《白银资本》则是把其“世界视野”推进到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第一次更为整体主义的尝试。“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更全球性的整体世界视野，那么不连续性就会被更大的连续性所取而代之。……如果我们用更整体的视野来看整个世界，历史的连续性会显得更长远，尤其在亚洲。” 因此，弗兰克认为1500年之后所形成的断裂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弗兰克又是怎样解释欧洲在近代的兴起的呢？作者认为，白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1400年起，世界各国就存在贸易交往和相应的劳动分工。欧洲人渴望获得亚洲的商品，而亚洲在商业扩张中对白银存在着巨大的需求，正好此时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大陆，源源不断的从那里获得了大量白银，于是，欧洲便用支付白银的方式与亚洲人进行商品贸易。美洲白银通过欧亚贸易大量流入亚洲，其中大部分到达中国和印度，使得它们成为全球白银的“终极密窖”。当时欧洲各国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竭力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求获得金银货币。金银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它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国家经济实力和地位的标准。由于亚洲的金银占有量多于欧洲 ,这就决定了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在亚洲 ,而不是欧洲。而欧洲之所以要向亚洲扩张，不过是想加人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而不是将亚洲纳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白银的大量流通，在欧洲和亚洲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欧洲由于技术和制度上的局限，经济无从扩张，出现了严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而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因为存在技术和制度方面的优势，白银不仅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反而刺激了需求，支持了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中国明清两代的繁荣和印度莫卧尔帝国的强盛都是在这样的世界经济背景中产生。而到后来亚洲之所以会衰落，不过是因为遇到了一场世界体系的危机，简言之，即碰上了康德拉杰夫周期中下降时期的B段， 而欧洲之所以能崛起也不过是在通过白银贸易参与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中分沾了大量好处，并趁对方衰落之机，爬上了亚洲的肩膀，顺势取代了亚洲在世界经济中领头羊的位置。弗兰克的论点颠覆了许多我们以前的传统认识，因此也招致了不少批判。例如，他运用康德拉杰夫周期来说明欧洲与亚洲经济的巨大历史变迁，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而且认为由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长期出超而断定中国即是十九世纪前世界经济的中心。不一而足，对于这些具体论证问题我们暂且不论。华东师大的王家范先生对弗兰克用中国中心取代欧洲中心的表述提出了批评，他反对世界体系以谁为中心的提法，认为如果有什么中心论，那只能是以关心人类全面和自由和发展为主题的“人类中心论”，“遗憾的是，弗兰克虽然也提到过几次人类中心论，但也经常表现出对欧洲中心论的嫉恶如仇，滑向了中国中心的表述方式，……其支配、霸权等词汇表现出了‘话语暴力’的倾向。” 弗兰克此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史实论证，而在于方法论意义上的整体视野。其实，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在其《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早就指出，在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社会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变，对自然和人类的研究分裂成了独立的专业与学科。虽然这种分裂有助于产生知识的专业化，但这种分裂也是致命的。它不仅导致了对人类生存的特定方面的深入而专门的研究，而且还把为这一分裂辩护的意识形态理由转变为专业本身在智识上的正当性。 因此这些专业学科首先是从特定的角度去理解世界，而缺乏一种联系的视野。恰恰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得欧洲的社会科学体系自觉不自觉的证明着欧洲的特殊性。弗兰克征引德国历史学家兰克(Ranke)的名言，“只有普遍的历史，没有别的历史”。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必会从千姿百态的历史比较中领悟特殊性或个性的魅力。即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应该承认每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自然进程，都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这一点，应当是我们时刻谨记的。引用文献：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开放时代》，2001年第8期，页23。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1967;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1969;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1978.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德〕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页39。〔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页15。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主编，郝名玮译：《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页454。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史林》2000年第4期，页92-93。〔美〕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13。

读书琐记

作者前言4本书中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种具体制度或政治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导致或解释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当代现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著名说法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 猫的制度颜色是黑是白，更不用说意识形态颜色了。 现实世界的问题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是否能抓住经济耗子。而这主要不取决于猫的 制度颜色，而取决于它如何利用它在世界经济中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适 时地位。另外，由于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障碍和机遇随时随地会变化， 要想成为下一只成功的经济猫，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猫，都必须适应这些变 化，否则就根本抓不着耗子。 前言5费正清 (1969: ix) 第二法则：'绝不要从开端开始。历史 研究应该向后推进，而不是向前推进。……要让问题引导着你向后回溯。 前言10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 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顾指气使。 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 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 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 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 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 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 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前言11如果欧洲没有这种地位和功能，那么派生的欧洲中心论也就失去了它所宣 称的历史学家'知道'的坚实的历史根基。这样，西方社会理论的构架也 就摇摇欲坠了。 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构架的解体，至少是由于它的主要设计 师以及所有的'大师级'建筑者犯的错误——在不牢靠的历史地基上建造 他们的理论构架，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论证的， 这些社会理论的设计师包括马克思、韦伯、汰纳·桑巴特、卡尔·波拉尼 等等，还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弗兰克（1978a， b) 所有这些人都（错误地）把他们各自理论的中心位置给了欧洲，而欧洲在过去的 世界经济中从未实际占有这种位置。这把我们置于什么境地了呢？ 看吧， 正如俗话所说的，（欧洲的/美洲的/西方的）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光着 身子！ 第一章7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希尔.盖茨 (Hill Gates 1996: 6) 认为，这 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中国成功地抵制了 '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 压力……而且在过去儿个世纪里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的潮流'。 还有些人则用'儒教'或'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的魔法'等等来'解释' 这次亚洲的苏醒。可惜，当代东亚的经验似乎不能很合适地纳人任何公认 的西方理论模式或意识形态图式。相反，东亚发生的情况似乎违背了所有 的西方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 '应该'如何行事，实际上是要求重复 '我们'走过的'西方道路'。太糟糕了！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的'兴起'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因为它不适合 西方的图式而大惊小悟。本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式，东亚以及亚洲 其他地方当前的情况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纳人这一图式。这是一个 全球经济发展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直到很近的时期，亚洲，尤其东亚 早就占据并维持着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由于后面将要探 讨的原因，亚洲经济才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位逐渐 被西方所占据——显然只是暂时的。 西方人对于'西方的兴起'的解释受到了一个犯了 '张冠李戴'错误 的实例的打击。情况看来应该逐渐明朗了： 那种'发展'与其说是'西方 的'现象，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的现象。世界体系的'领导权'——而不是 '霸权'——暂时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部门和地区，但是会再次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些部门和地区。19世纪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看来， 21世纪初还会发生这种情况，世界经济的 '中心'似乎正在转回到'东方'。第一章7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希尔.盖茨 (Hill Gates 1996: 6) 认为，这 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中国成功地抵制了 '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 压力……而且在过去儿个世纪里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的潮流'。 还有些人则用'儒教'或'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的魔法'等等来'解释' 这次亚洲的苏醒。可惜，当代东亚的经验似乎不能很合适地纳人任何公认 的西方理论模式或意识形态图式。相反，东亚发生的情况似乎违背了所有 的西方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 '应该'如何行事，实际上是要求重复 '我们'走过的'西方道路'。太糟糕了！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的'兴起'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因为它不适合 西方的图式而大惊小悟。本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式，东亚以及亚洲 其他地方当前的情况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纳人这一图式。这是一个 全球经济发展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直到很近的时期，亚洲，尤其东亚 早就占据并维持着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由于后面将要探 讨的原因，亚洲经济才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位逐渐 被西方所占据——显然只是暂时的。 西方人对于'西方的兴起'的解释受到了一个犯了 '张冠李戴'错误 的实例的打击。情况看来应该逐渐明朗了： 那种'发展'与其说是'西方 的'现象，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的现象。世界体系的'领导权'——而不是 '霸权'——暂时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部门和地区，但是会再次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些部门和地区。8马丁.伯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 （1987年） 一书中指出，作为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发明了一 个所谓起源于'民主'的希腊的纯粹欧洲传统的历史神话，其实希腊也实 行奴隶制和性别歧视。但是，伯纳尔的观点却被人用于论证非洲中心论 (Asantel987),这显然是与伯纳尔本人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实际上，雅典 文化更多地来源于小亚细亚、波斯、中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而不是埃及 和努比亚。9这种欧洲中心'理论'主要被应用于和滥用于伊斯兰世界，但是也同样不分青红阜白地运用到'东方'各个地区,这种综合病症是由几个基本论点构成的：(1) 社会发展起因于社 会内在的特点；(2) 社会的历史发展或者是进化过程，或者是运渐的 衰落。东方学的学者根据这些论点建立了西方社会的二元理想形态. 认为西方社会的本质是在动态进程中展开，向民主的工业制度前进: ......(特纳，1986: 81) 虽然论证过程很可疑，但是能为读者打开另一扇窗户，笔记基于abbyy安卓版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