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京华》书评

旧图旧影

重版前言里朱偰之子对其父的回忆令人唏嘘。书本身确是学术性较强的著作，其中连御花园中二亭之顶的形制不同都详细配图说明，足见作者用心之深。书内配有大量黑白照片和数幅拉页地图，故都风貌一一经眼，如读史书甚或历史小说时置于手边对照，该是件有趣之事。

自知庐读书记·《昔日京华》

1935年，笼罩在北平上空的战争阴影日益浓厚，《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的军队从北平撤出，几乎丧失了对这座城市的控制。同年七月，时任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的朱偰，因感于“风云日亟，故都文献，有不保之虞”，北上北平，对七百年古都之故宫苑囿，坛庙寺观，其现状及沿革，作系统之考察与研究，“冀以激发国人民族之思想，而长慷慨赴义之志气也”，原定写出《故都纪念集》七种，后仅完成三种，即《元大都宫殿图考》、《明清两代宫苑建制沿革图考》、《北京宫阙图说》，1936—1938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百花文艺将三种合为一本再版，定名为“昔日京华”。作者朱偰是朱希祖之子，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然自幼秉承家学渊源，又有机会得接前辈宿儒的謦咳，故文史功底深厚，而对生长于斯的北平古迹，兴趣尤深，“暇辄浏览宫阙，考察坛庙，稽其沿革，穷其制度”，1932年，朱偰自德国柏林大学学成归国，被罗家伦延揽至中央大学，任经济系主任。专业研究之余，朱偰致力于南京文物古迹的保存整理，有《金陵古迹图考》、《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多种著作问世，建国后南京一部分城墙得以保存，朱偰居功至伟。以经济学者的身份而于两京之制度文献如此用力，在今天看来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吧。不过朱偰毕竟是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学者，不徒于著述中发思古之幽情而已，虽然他自谦曰“余既非建筑学者，又非考古学家，徒以一己之兴趣，发乎兴亡之感慨，勉而为此”，但除序言之外，正文中绝少感慨文字，几乎纯为一科学考察报告，所以读起来并不轻松。从现代的科学眼光出发，朱偰前人著述并不满意：“明清以来言故都掌故者，大都剿袭旧闻，敷陈词藻，欲求系统清晰，图绘精审，然以递嬗沿革之状，昭示后人者，实难多得。”而《昔日京华》，即以“系统清晰，图绘精审”取胜，在继承传统的考证方法之外，还借用摄影等现代科技手段，要以准确翔实清晰为旨归。然而作为朱偰著述的最初动机，北平几百年的旧都地位，北平作为传统文物制度的载体和象征，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意义，却又是意味深长的，特别是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机时刻，这一切都显得更为突出。在时局危急的1935年，除了朱偰的“故都纪念集”之外，其他有关北平的同类文字正复不少，如由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组织编写、汤用彬等执笔的《旧都文物略》，表面上是为导游而编辑，而实际则是市长袁良“以北平为五朝国都所在，文物繁复，欲使成为游览区，一新世界耳目，以压日人野心，颇事整修，并有斯著”，其编纂主旨亦云“在发扬民族精神”，并期于“振导民气，发扬国光”有所裨益。这是官方的，民间的则有《宇宙风》杂志出“北平专号”，一时文人感怀之作颇夥，后于1936年结集为《北平一顾》出版。按照董玥《民国北京》中的研究，新文化人对于北京的怀旧式书写，也是在战争威胁日益严峻后开始出现，并在1936年达到高潮。如此看来，今天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文化古城”北京，其实也是在特殊语境下被建构出来的产物了。而在1933年榆关事变前后，北平的一些文化人（包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就有设北平为“文化城”之议，以便战争来临时可以保持中立，并借助国际舆论保护北平文物不受日军侵害，此实即后来袁良欲使北平“成为游览区，一新世界耳目，以压日人野心”之意。当时亦有将故宫文物南迁之举，后来因战事缓和而又迁回。鲁迅曾作《崇实》一文讥讽此事。而设“文化城”之议亦曾引来傅斯年的愤怒谴责。不过到了1935年，朱偰在《北京宫阙图说》中则批评故宫文物“陷危城中，司保存文物之职者，对于古物陈列所所藏瑰宝，从未未雨绸缪，早为之计。至于今日，已不能南徙，文物沦丧，典藏者不能逃其职也。”对于文物未能南迁，言下有无限惋惜及痛心之情。在1930年代的语境中，危机重重的北平城所引发的知识界各路言说及举措，其间种种错综关联，仍有进一步钩稽探讨的空间。

本书简论

《昔日京华》，朱偰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1935年，日本侵华愈甚，故都北平危在旦夕。时任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的朱偰先生出于“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的考虑，遂着手对北京建都七百年间的宫殿古建进行系统研究，并于当年夏天北上，实地测量摄影，历时两月，得照片五百余张，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后相继出版《元大都宫殿图考》《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北京宫阙图说》，收入商务印书馆《故都纪念集》。今一并再版，取名《昔日京华》。本书首先是一部颇具历史价值的学术著作，作者对元明清三代宫苑建置考证颇详，并附精确地图。明清故宫于今尚存，考证相对较易，元代宫殿已湮没六百载，作者亦作了深入研究，并在细节方面也十分注意。如提到元代宫中植草文献二条：“世祖建大内，移沙漠莎草于丹墀，示子孙无忘草地也。”（《玉山雅集》）“元世祖思创业艰难，故所居之地青草植于大内丹墀之前，谓之誓俭草。”（《草木子》）本书于学术之外，更显作者情怀。1912年清帝逊位之后，故宫文物即遭变卖、盗窃不少。1924年清室出宫，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然而由于时局动荡、管理不善，监守自盗屡见不鲜，“所可叹者，该院成立十年，然古物被盗、珠宝被窃之案，几无年无之”，得悉大量文物流失，作者深感痛惜。30年代“辽东失守，幽燕垂危”，“故都文献，有不保之虞”，作者乃尽力编书以存史迹，“至若还我河山，固我边圉，保我文献，宏我民族，则我国人之公责，著者于编辑之余，所馨香而祷祝者也”。书成之后，面对时局危困，作者亦不忘“外患日益，国难日亟，怅望燕云，感慨系之矣”。于今75年已往，新中国定都北京，历朝文物得以大力修缮、合理保护。但是也曾出现文革时期的大规模破坏，其消极影响，永远也无法弥补。时至今日，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一方面部分古迹旅游开发过度；另一方面部分古迹仍不受重视，保护不力。鄙人去岁居京师，工作之余亦好寻访历朝古迹，见紫禁城东南池子有皇史宬，明嘉靖时建，即珍藏国家重要典籍文书之金匮石室，然而如今却是居民杂处其间，于文物史迹则缺乏保护规划和相应措施。类似问题并非仅此一处，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蔡舰 2011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