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与德国人
出版日期:2015-7
ISBN:9787542647067
作者:[美] 埃里克·沃格林 Eric Voegelin
页数:368页
内容概要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原创性、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出生于德国科隆，本科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并成为该校法学院的政治科学教授。为逃避希特勒的迫害，1938年他携妻子移民美国，并于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沃格林的主要学术生涯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度过的，一生出版过许多专著和一百多篇论文。《沃格林全集》（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共34卷，编辑收录了他的大部分主要著述，包括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和五卷本《秩序与历史》。
书籍目录
中译者前言
英译本编者导言
第一部分：沉入深渊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核心经验问题：希特勒的掌权
第二节 讲座的经验机缘：施朗的《解剖独裁者》
第三节 整个民族的糊涂：“布特梅尔希综合症”
第四节 今日德国人在处理纳粹党人时的宽松
第二章 开发诊断工具
第五节“未把握的过去”这句套话与“在神面前的临在”
第六节“集体罪责”这句套话与社会的代表
第七节 “国家”与“民主”的套话
第八节 哲学与圣经对人性与极端糊涂的理解
第九节 凯拉斯的《第三个瓦普几司之夜》：关于谎言与宣传
第十节 穆西尔论朴实的糊涂和高明的糊涂
第十一节 卡尔.阿莫瑞论作为第二位的美德的“规矩”
第十二节 有罪的糊涂和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现实体验的丧失
第三章 沉入施朗的《解剖独裁者》的学术深渊
第十三节 施朗在方案上和语言上没有能力理解希特勒
第十四节 希特勒的“气场”
第十五节 希特勒与基督教
第十六节 希特勒对宗教的见解
第十七节 希特勒和女人
第十八节 希特勒和他的随从
第十九节 希特勒和“阅读的艺术”
第二十节 希特勒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第二十一节 结论：施朗在精神上的文盲与阿伦.布洛克对希特勒的诊断
第四章 沉入教会的深渊：福音派教会
第二十二节 缺乏“教会”的理论表达
第二十三节 德国教会思想和精神的衰败
第二十四节 福音派教会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参与
第二十五节 有关种族法的神学观点
第二十六节 州主教伏尔姆和尼默勒牧师的反犹倾向
第二十七节 当今福音派教会中的反犹残余
第二十章 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理论探讨
第五章 沉入教会的深渊：天主教教会
第二十九节 希特勒与德国人系列讲座的布局
第三十节 福音派与天主教对纳粹的不同态度
第三十一节 天主教教会对国家当局和对迫害教外人士问题的非人化反应
第三十二节 凯拉斯论集中营生活
第三十三节 天主教对非人化的抵抗：德尔普
第三十四节 德国教士和神学家的纲要
第三十五节 教会作为社会机构和教会作为基督下面的普遍人类的共同体之间的张力
第三十六节 在神面前存在的知识在精细化方面的进步和退步
第三十七节 教会作为普遍人性的代表：职责与失职
第六章 沉入法律的深渊
第三十八节 “法治国家”作为德国的特有概念
第三十九节 德国基本法中等级制的法律体系与分权之间的冲突
第四十节 法律实证主义、法官法律和权威主义统治
第四十一节 封闭的法律体系的历史背景
第四十二节 “实在法”和“自然法”：社会道德本质的优先权
第四十三节 德国战犯审判中的道德问题
第二部分 走向秩序的恢复
第七章 古代的第一现实与第二现实，中世纪之后和现代的危机
第四十四节 唐吉诃德作为娱乐的第二现实
第四十五节 现代逻辑的娱乐性
第四十六节 穆西尔和多德勒论拒绝现实知觉
第八章 伟大的韦伯
第四十七节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韦伯对这个时代之激情的揭露
第四十八节 缺乏超验的体验导致非人化
第四十九节 韦伯的未解决的面向基础的张力
第五十节 韦伯作为思想神秘主义者
附录：德国大学与德国社会秩序：重新思考纳粹时代
作者简介
《希特勒与德国人》是《沃格林全集》第31卷，是沃格林“希特勒与德国人”系列讲座的讲稿。
沃格林于1964年在慕尼黑大学举办了影响深远的“希特勒与德国人”系列讲座，这是当时慕尼黑大学人文学院最引人注目的课程，虽然这个系列讲座宣称只是政治学的一门导论课，但是仍然引起人们极大的期待，甚至在讲座举办之前就已经被出版商纳入成书出版计划。沃格林的这个系列讲座不是要研究希特勒，不是要研究纳粹那段历史，也不是要研究国家社会主义，他研究的是像希特勒这样的人如何能够在德国获得统治权。客观的史实描述和出于义愤的道德评判，对于这个任务而言显然无能为力。
本书深刻阐释了纳粹时期和后纳粹时期个体德国人与希特勒政权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于当时（1960年代）的德国精神生活乃至政治文化中的精神层面作出了最详尽、最直言不讳的分析，思想境界极高而又语言平易，充分展现了其名师巨匠的风采。本书代表了沃格林古典政治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沃格林在德国作为学术教授工作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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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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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粹时期德国的反思与剖析多如牛毛，而沃格林的分析视角是极为独特的：在政治性的分析当中，秩序通常被冠以“政治的”、“社会的”或“历史的”这样的宏大修饰，而在沃格林看来，社会之混乱不仅仅是社会秩序和历史秩序出了问题，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人的精神秩序的存在，并且，人的社会秩序和历史秩序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均起源于精神或意识的失序。德国人不是患了某种需要做临床诊断的心理疾病，而是一种与“实在”（reality）脱节的灵性疾病。沃格林认为，秩序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人经验到的实在之结构，这类似于《高尔吉亚》中的cosmos，意指存在之有序性；另一方面，此种经验到的结构构成了第二层含义的秩序的标准：意识促成行动以达成秩序的过程中，皆以实在之结构本身为标准，秩序是人与实在结构保持attunement（合拍、调谐）时的状态。而与实在断连的人造秩序容易产生精神的变形。在《沃格林全集》的第31卷《希特勒与德国人》（埃里克·沃格林：《希特勒与德国人》，张新樟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中，沃格林不是要研究希特勒这个独裁者本身，而是要探究一个更为实质性也更具启发的问题：像希特勒这样的人在德国究竟是如何获得统治权力的？而这又进一步关联到：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人是处于怎样一种精神状态，才使得希特勒上台的？毕竟，希特勒是靠着选票爬上了权力的顶峰。把希特勒上台的问题交给“心理病理学”（Psychopathology），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人格来分析是不恰当的，只有了解了德国人整体的精神态度，我们才能挖掘出这一历史灾难背后的真相。这背后潜藏着一个可以称为“灵性病理学”（Pneumophathogy）的问题。这两种有关“灵魂”的病症存在着层次上的区别：心理病更多的与身体相关联，而灵性病产生于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扭曲，进而——处理不好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处理不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沃格林看来，基督教的时间观不仅仅是一种“线性时间观”，“现在”不是简单的一个位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点，被历史的时间轴线从过去到未来无情的穿越。人的存在有着“垂直维度”：“现在”更应当指的是“人在神面前的存在”（in the present under God）。相对于线性时间观本身，这种垂直维度避免了时间毫无意义的流逝，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存荒谬感。德国人“未把握的过去”（unbewältigten Vergangenheit）只是一句套话，“把握过去”实际上就是把握现在或当下：只有把内在时间的现在置于神的临在的审判之下，在此基础上考虑自己作为人做过什么，考虑自己如何塑造了自己的生存秩序以及社会秩序，这才算是“把握”。柏拉图在《国家篇》和《高尔吉亚篇》中审查了智者及整个社会的“非当下性”（Not-being-present）,政治科学就是在此种环境下产生：在对非当下性、不站在神的临在面前的批判中产生了关于探讨人在社会中之秩序的科学。这种“在神面前的存在”之秩序同样彰显于基督教的教义当中，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希腊人侧重于“问”，基督教倾向于“听”上帝的话语，这样的把握，都使得“人之为人的条件”完全显现。而当时的德国人失去的正是这种东西，在福音教会和天主教会中的信徒亦然。在分析德国人的精神状态时，沃格林使用了自己惯用的一些创造性表述：统治关系中的统治者实际上都关涉到双重代表，即生存性的代表和超越性的代表。在生存性上，希特勒代表了德国人来处理内政外交等事务，但仅有如此并不能体现代表的“质量”，而质量取决于统治者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神圣的超验秩序，无论是理性的超验秩序还是精神的超验秩序。“理性”是源于希腊的nous，是超越感性向更高处、向纯粹精神生活或彼岸世界攀升的能力，是向神圣存在根基的开放性；“精神”源于以色列社会，人是精神的存在物，由此体验到了神对自己说话，精神向超越的神敞开。两者的一致性在于：在两者中人都被体验为一种存在物，然而却不是自主的存在物。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语：人是“此在”（Dasein）的，总是存在于一个既定的世界之中，但沃格林认为此在必须依赖于存在之根基，依赖于存在的神圣始因。而所谓完整的人，是由理性与精神构成的。希特勒正是非理性和无灵性的，然而更可怕的是——那些与他合作的人，也屈从于这种非理性和无灵性，希特勒甚至看穿了身边的人的这种状态并且进行了“公开的鄙视”，而那些人的精神结构却一直从未改变。这样就极易形成非理性与无灵性的社会氛围。 沃格林对希特勒及德国人展开了分析：希特勒不是穆西尔（Musil）所论述的那种心理病理学上的没有办事能力的“糊涂”，而是一种“有罪的糊涂”，是灵性病；他也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因为他不存在任何值得承认的意志，因为他没有受理性与精神引导的意志，而只有强烈的libido，是不受理性和精神规范的生命力欲望，相当于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生存上的能力、极高的智力与理性和灵性患病之间是相容的，一个人他可能身体上没什么毛病，灵性上却有着缺陷。灵性病导致了“两个现实”的存在：他不再生活在现实之中，因为他在理性与精神方面均失去了与实在的关联，而是生活在虚幻图景当中，并且声称此虚幻即实在。第一现实就是正常的、受理性与精神规范的现实，第二现实就是有灵性病障碍的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两种现实相互冲突。而当时的整个德国社会，总体而言均生活在第二现实之中，与超验意识失去了联系。两个现实之间的冲突进而导致了思辨和行为上的失序现象：在思辨上制造出思想的骗局，用邪恶的谎言来声称自己维持了现实；在行为上是说谎，将正常、有序的第一现实说成是完全不同的样子，或者声称第二现实遭到了人们的误解，第二现实被人们误会了。沃格林觉察到，施朗（Schramm）并非是一个纳粹主义者，他没有任何为希特勒掩饰罪行的动机，却写出了《解剖独裁者》这样一篇似乎是在替希特勒洗白的文章。这实际上是由于施朗本人已经丧失了跟现实的联系，这导致其在语言上也没法把握第一现实领域，这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文盲现象。人们在学术上沉入了施朗这样的深渊，而作为精神机构的福音派教会和天主教教会亦未能摆脱灵性病，它也参与到了这种社会腐败当中，现实的丧失已经侵入到了教会自身内部。教会本该是人的精神超验性的代表，而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民主派缺乏决断而使得政权的政治代表不复存在，所以唯独依靠着教会的精神代表，而教会并没有承担起保卫人的尊严之重任。受十九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人性被浪漫派的民族性意识形态取代了，福音教会开始变成僵化的组织，只关注教会的组织利益而对人的利益十分冷淡，失去了对人本身的兴趣。甚至出现了“弃绝旧约”、企图把自己（德国人）作为上帝选民的号召；另外为了让人们服从希特勒的统治，教士们对《罗马书》第13章进行了断章取义地篡改，宣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而刻意省略掉“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福音派教会拥有更多的解经自由，对基本问题的争论非常多样化，因而堕落显得公开化，而天主教教会囿于内部纪律没有公开化，但不过是组织铁的纪律伪装起来罢了，天主教教会也没有起来反抗希特勒：他们将矛头转移到新异教主义，而声称权威政体与新异教主义毫无瓜葛；他们将耶稣称为“元首”，模仿对希特勒的称呼。在教会当中，鲜有人从普遍堕落中站出来进行抵抗，像福音派人物朋霍费尔（Bonhoeffer）和天主教神父德尔普（Alfred Delp）这样的清醒之人少之又少，而两者都遭到了残忍的迫害。那又是什么导致了德国教会如此普遍的堕落呢？对此沃格林讨论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秘身体”（corpus mysticum）问题，这其中存在着教会作为社会机构和作为基督之下普遍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张力问题。阿奎那并没有否定人性，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所有人的头，而不仅仅是教会成员的头，人之所以都是平等的是因为都分有了上帝的形象，从而参与到神的现实之中；然而在教会的表述中，他们把自己从世间抽离出来，把自己当成“独一无二”的排他性神秘身体。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教会实际上就强调了自己作为组织机构的身份而淡化了阿奎那所言的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神秘身体概念，强调自己的“民族性”，这与希特勒的排犹主张奇妙地结合了起来，造成了社会失序危机。同样地，德国的法律也没有肩负起抵抗腐败的责任。到了十九世纪末，德国法学界开始接受“法律等同于实在法”的观念，沃格林的老师汉斯·凯尔森便是实证法学的代表人物。在这种观念的驱动之下，“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观念与法律条款的等级秩序观念结合了起来：法律是一个等级体系，每一个低一级的法条都是从其上一级的法条获得合法性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等级链条，法治国家被说成是一个所有法律均源于一个被承认为最高合法规范的规范的国家。这是一个封闭的、彻底理性化的法律体系，因为它不像英美法系中的“法官造法”传统，司法创造为法律体系带来了开放性，德国的法治国家观念已经不再过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秩序？”这样的问题，因为法律与道德相互分离，作为法治国家的人民，要做的不过是严格遵守法律的命令。我们对“恶法亦法”这样的法律实证主义的主张再熟悉不过了，希特勒的命令仍然是法，所以得到执行并没有什么过错。沃格林看到，这种简单地对命令的执行实际上是对合法与非法、有罪与无罪之间区分的漠视，处于法律体系之下的人们诉诸“必然性”，将杀戮排除出正义的讨论，德国人在第二现实中找到了必然性概念，制造出免罪的幻想。这是对人性的根本毁灭。人在神面前存在，这是一种超验意识，人在超验维度的体验中与神产生了灵性交流，成为了一个拥有健康灵性的人。这样的人既处于时间之内又处于时间之外，由于在神面前的存在使人超越了时间之流无意义的流逝，从而唤醒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这是因为实在的结构是一种“兼际”的结构，即 metaxy（in-between）。这决定了人的健康意识应有的结构同样是一种“兼际”。这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特性。柏拉图在《会饮篇》（Symposium）与《斐莱布篇》（Philebus）中使用了这个符号，它所表达的不是单独的一种经验，而是同属一个类型的一批经验。兼际并非张力两极间空洞虚无的空间,而是精神领域里“人与神交往”的实在，是人在神性中、以及神性在人之中、在实在之中的相互参与。在沃格林看来，对这种结构的认知构成了人在此世生存的秩序唯一可靠的来源，也是普遍的人性。 德国人在理性与精神上的双重背叛是其失序的根源。他们失去了第一现实的实在体验，而一头冲向了第二现实的深渊。此时他们开始将“神的形象”（imago Dei）转变为“人的形象”（imago hominis），要在没有超验体验的情况下过完自己的一生，所以会有各种思想骗局、会有狡黠的面具，以此来搪塞这份被神抛弃的痛苦。在尼采这位苦痛的哲学家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窥见这样一份人生的写照。学术、教会与法律都没能拯救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因为灵性病症已经弥散到了它们自身内部，患病的不只是希特勒，更是总体的德国人。这是一种向超验根基封闭的整体毁灭，因为人性已经在灵性失序过程中扭曲。人生存于此世却不能将存在视角局限于此世，人必须要向超验根基敞开，这也是柏拉图意义上的periagoge（心灵的转向与皈依）的内涵。失去神性之后必定失去人性，反之亦然，不懂得爱神，就不懂得爱人。 -
谈“人性是如何泯灭的”，意味着承认存在人性，知道何谓人性，确认人性泯灭过或泯灭着，再或者，已泯灭。最后可谈的，才是“人性是如何泯灭的”。从小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观教育的人，也承认人性，不过他们所谓人性约等于动物性，外加上可供科学剖析的心理。换言之，不单是“食色性也”，且是——性，食色而已。如此理解人性，一个人人性的泯灭不过是一堆聚合元素的分解，或细胞的不断衰老直至死亡，抑或是这个人由生到死所历经的时间段。诸如此类“高级动物”所包含的人性，是人性的内涵之一，但绝非唯一内涵。否认高级动物之外的人性内涵意味着人性的泯灭，虽是部分泯灭，但泯灭的部分，却是人之为人的关键所在。反思人性沃格林认为：存在依赖于存在的神圣始因。这就是迄今一直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存在着一个“第一因”或者“最初的起源神话”意义上的存在根基，我们是通过哲学上的探究，即柏拉图意义上的问，以及通过精神在启示意义上对道的倾听，建立跟这个存在根基的联系的。（108页）对大多数现代人而言，诸如神圣始因、第一因、神、道等概念，要么可以被追溯到生物进化的源头，比如单细胞；要么可以归结为与己无涉的宗教人士内部信仰，比如神；要么可以归置于被审判的故纸堆中，比如古人张口闭口的道。这些为现代人所不齿的形而上学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占有至高席位。他的《形而上学》一书，所研究的正是世界本源及超验的理念世界的问题。而沃格林意识到的人性的丧失，指的便是人自绝于超验世界，自绝于神性。他认为，人通过两种方式分有神性，“通过探求，怀着爱慕之情朝向神性的自我超越；通过精神体验中与道的爱的相遇。……人有特别的尊严，其基础就在于他具有神的形状，是神的肖像。”（108页）正是人的神性赋予人以尊严，是人性最重要的维度。反过来讲，人性泯灭，就是人的尊严的丧失，人不再是人应该有的样子。究其原因，就在于人放弃甚至鄙弃分有神性的两种方式——不再朝向神性进行自我超越，也不再通过精神体验去与道相遇。沃格林说，“由于对神性的分有，人具有神的形状，构成了人的本质，因此伴随着人的失去神性而来的，一定是人失去了人性。”（109页）至此，人作为一种实在，丧失了实在的根基——对神性的分有。此后，人以自己的实在“取代了失去了神性实在来作为实在的始因。人被当作存在的始因取代了作为存在的始因的存在根基——以至于过分地上升到这样一个观念：人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109页）沃格林引用诺瓦利的一句话道出了丧失神性之人的狂躁——“这个世界应当如我所愿的那样！”“如我所愿”，也要看“我”是哪种人，“我”之所愿为何种所愿。沃格林在书中提到：赫西奥德在《工作与时间》中有这样一个划分：最好的人，“高人”，是这样的人，他会自己权衡或者想清所有的事情，能够给自己忠告，理性在他们身上起作用。第二种类型的人也是好的，是一个“善者”，他是听从高人的人。而那种既不思考，也不听从的人，乃是无用之人。（110页）赫西奥德所说的第一类人，即运用理性的人，并非我们所惯常所谓理智者，而是古典哲学意味下构成存在的理性，它要求人向神圣敞开，承认人的实在之根基——对神性的分有。这一意义上的人，如今还剩多少，令人堪忧。第二类人，不能如第一类人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听从理性，但其可取之处在于，“在犹疑不定的情况下能够听从完全理性的人”。第三类人，无理性，也不听从有理性者，因此成为“无用的主体”，同时也是“危险的主体”。悲哀的是，这样的人，充斥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沃格林更愿意将这类无用之人称为庸人。他给庸人如是画像：1.这类丧失神性泯灭人性的人，所表现出的症状便是糊涂，“在这里，糊涂的意思是，一个人由于丧失了现实，不能够正确地定位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112页）2.“他尽管可能上过学，能读会写，但却仍然是一个十足的糊涂蛋，没有能力充分地表达更大范围的实在，尤其是理性与精神，而且也不可能把握它们。……当涉及到理性或精神的问题时，或者在理解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和正义时，他们是完全没有理解能力的。”（112页）最可怕的，还不在于庸人之糊涂与无知，而在于他们的自以为高明，他们怀有“自负、傲慢、精神上的狂妄”，谢林将此种高级糊涂定义为一种精神障碍——灵性病。灵性病并非心理病，前者着眼于“灵”，后者着眼于“魂”。灵与魂之区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被指出，他认为，心灵不同于灵魂。心灵是指灵魂用来进行思维和判断的部分，思维能力不随躯体而消亡。其衰微是因内部别的东西腐败了，本身并不受影响。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部分会死，部分不死，不死的是心灵。由是，魂与身体关系更近，而灵与神关系更近，是面向神的。灵性病之症状便是否认神性，不能朝向神获得自我超越，而是在自我之中构想整个世界。灵性病源于人的灵性（精神）的丧失会被遮蔽，使人失去来自精神层面的规范。这样的人所拥有的关于现实的图像，虽然具有现实性的形式，但并非真实的现实，这个人不再生活在现实之中，而是生活中在关于现实的虚幻图景之中。这样一来，就有两个现实，第一现实是真实的现实，第二现实只是第一现实虚幻的图景。灵性病人生活在第二现实，但是第一现实并不会因为这个人形成了关于它的错误想象就会消失，于是第二现实就会与第一现实产生冲突，解决这种冲突就需要欺骗、说谎和装糊涂等手法来掩盖第一现实的心理现象，其极端表现即是完全自我和世界虚无化。（6页）何谓第二现实？首先，如果胡闹变得很普遍，那么它就会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而如果得到当权者认可的话，这种主导地位的东西会被视为正确的东西。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的状态，特定的意识形态被事先定下来，由国家进行宣传，因此必定应该是正确的。……当有人运用权威为某些东西担保的时候，那么那些东西就应该不会错。（299页）这个第二现实是“我”想象的，只要我相信，都是真的。尤其是在大家都信且获得权威担保时，“我”的想象就等于真理。“当一个社会中第二现实处于主宰地位的时候，那个由社会成员组成的形式上的社会还是存在的，但是这个社会是对人类的高度背叛。”（314页）沃格林指出，社会失序就是因为此种灵性病，即丧失对超验维度的体验，而将个人意志“宇宙核心位置”，自我神圣化。而要想恢复社会秩序，每个人都必须作为在神面前的存在而存在，使灵性复苏。他说，“人除了在内在的时间中存在及行为之外，还在神面前存在。只有从这种存在出发，才能完全阐明过去和未来的意义。不然的话，万物都会是一个外在的时间之流中不相干地消逝。”（90页）反思“反思历史的方式”沃格林指出，德国人对纳粹时期犯下的罪恶之反省方式出了问题。他认为，德国需要对历史进行鉴定和判断，必须是批判性的看待，因为“他质疑德国人是否已经充分地反省了他们的纳粹历史并经历了精神上的革命，使希特勒上台成为可能的那种社会心态是否依然未曾间断地持续主宰着德国人。”（12页）简言之，这种危险心态，在希特勒上台前有，倒台后依然存在，根源便是蔓延全社会的灵性病。沃格林的此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1943年起，按照《莫斯科四国宣言》及《雅尔塔四国宣言》，整个德国必须承认自己所造成的灾难，并且进行全社会范围内的“去纳粹化”，还要对德国人民进行民主再教育。但现实却是，“由于少数高级纳粹分子对战争罪责负主要责任，广大德国人在战前普遍丧失政治、道德和伦理敏感性问题，他们的服从意愿和他们对罪行的参与，都没有成为问题。罪责可以加在纳粹精英身上，普通的德国人可以感到无罪。”（14页）德国人民表现出来的不是忏悔，而是颇有默契的“一律开脱罪责的团结”。如此，《宣言》中所提出的“去纳粹化”和“民主再教育”就失去了必要和可能。比起认罪，德国人更愿意将纳粹罪行视为集体罪行，从而模糊具体个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而沃格林认为，“对于自己的历史的接受、个人对于自己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所犯罪行无情的自我批判，乃是建设一个没有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的前提条件。”（95页）因此，人类历史也必然是在神面前的历史，在神面前的历史没有谎言的立足之地，哪怕是自欺。诚如蒙田所言：“仔细想来，说人撒谎就等于说他蔑视上帝，惧怕凡人。因为谎言是直面上帝而逃避凡人的。”对于人类自造的灾难性历史，坏的对待方法是，将精神从对事件的认知中排除出去，进行客观描述，甚至通过擦掉过去的污点以恢复现在。这种无视精神、败坏精神的做法，是非理性的，是灵性病的继续。对待人类自造的灾难性历史，必须是所有精神与理性有所缺乏的灾难制造者们主动从精神废墟中走出来，重新振作精神、恢复理性，使人之为人——面向神的人。这里的理性与精神，所指的依然是向神存在，这是社会回归秩序的前提。谁妄图逃避精神恢复，不向神开放，妄图逃离整个共同体，不向公共生活开放，就会成为赫拉克利特口中的“愚人”——“一个人怎能躲过那永远不灭的东西呢？”（《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商务印书馆 23页）沃格林指出，“通过人人共有的精神生活，人的生存就成了共同体之内的生存。在共同精神开放中，发展出了社会的公共生活”（340页），如海明威所言：没有人是一个岛屿，自己就是全部；每一个人都是大陆的一块，是陆地的一部分。哪怕大海只是冲走了一小块泥土，欧洲也会变得更小，如同海岬失去了一角，又如你或者你自己的房子破了一块。每一个人的死亡都使我受损，因为我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分。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192页）向共同体开放的人们，首先是向他的生存的神圣根基的开放，向神的形象上升。这，是人的使命。与此相反，沃格林洞察到，德国人对希特勒时期所犯的罪行不过是“法治国家”的依法审判，而这种审判既无法完成审判本身，又无法使失序的社会走向有序。无法完成审判本身，是因为亲手杀人的人是受人指使，声称是出于紧急状态的“不得已而为之”。下令杀人的人，并未亲手杀人。如此，看上去的“全民”皆罪，却成了“全民”无罪。显而易见，法治国家的如此依法审判，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审判，无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沃格林认为，重要的不是法律如何，而是道德如何。他说：法律构想只有在一个社会完整的前提条件下，在宪法不会在第二天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前提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282页）当一个社会的道德低下到凡是掌权者的命令都要予以无条件执行时，法律根本就是虚设，因为庸人已愚蠢至无法区分合法与非法、有罪和无罪的地步。当有人篡改《圣经》——将“孝敬父母”改为“孝敬国家”，进而改为“孝敬当权者”时，庸人们除了服从，只剩坚决服从。或者，“那些罪人在原则上感到他们自己根本上是不需要考虑任何法律依据的。只要祈灵于‘历史必然性’，对他们来说，就可以驱逐一切法律追问。”（284页）你可以反对某个人，但无法反对‘历史必然性’，因为那意味着，与历史潮流对抗，与历史规律为敌。潮流澎湃汹涌，规律坚不可摧，于是不再追问那是谁描述的潮流，谁发明的规律。此类假象，无法被庸人识破，因此迫在眉睫的，不是庸人法不法律，而是道不道德，理不理性。唯有人人恢复他本该分有的神性，整个社会才有恢复秩序的可能。教育危机恢复神性，离不开教育。然而，现代教育原本便是扼杀人之神性的凶手之一。沃格林以“客观”一词举例，当大学要求将“客观科学”与“主观培养”结合起来时，所谓“客观”，已经变成形容“科学”的一个词，而非古典意义上所指的关于理性秩序的知识。“以‘客观—主观’的疏离现象取代人的现实有两方面破坏性：（1）使人的现实变暗了；（2）摧毁了研究人、社会和历史的科学，这种科学起源于人对他自身以及他向存在之根基的张力的真正知识。”又如，历史编纂学的退化，使历史沦陷到历史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据说，这也是为了赋予类似自然科学那般“客观性”所做的努力，其策略就是将历史的哲学的知识材料限定为“价值中立”的对象。以上的教育所导致的结果是，人人成为在精神事务上不严肃的人，人的精神被无形之手接管。沃格林说：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在精神事务上缺乏严肃性绝不是无害的。因为一个社会是不能够做到拒斥精神的秩序而本身又不被毁灭的，当这些通过教育服务于精神生活的机构不再严肃的时候，它们的功能就将被那些严肃对待精神事务的人们和机构所接替。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谁是这样的人们和机构，我们是知道的：对大学的“抛弃”乃是精神“继替”到了意识形态运动之中。……“在精神事务上”，大学必须服从这个或者那个意识形态宗派政权的政党路线。整本书让我感到“亲切”，沃格林在认认真真讲希特勒与德国人，而他认认真真讲的，远不止希特勒与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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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林格，被翻译谋杀了，意思是懂了，话说的拧巴，得反腐看几遍才能明白看，这种书最好不要让年轻人翻译，隔了一层。
精彩短评 (总计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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囫囵吞枣般读完了大师作品，个人认为这本书标题若换为萨达姆与伊拉克人、齐奥塞斯库与罗马尼亚人等，里面有些东西依然适用。例如所有的独裁者都生活在第二现实中。 -
灵性病 社会失序 文化断裂 和V字一样有代入感 然而我们连教会都没有 -
问题意识很震撼。 -
翻译减0.5-1星。 -
前几章有些琐碎，但第八章“从中窜出来很高”，而且这本书实实在在地引起了我对韦伯的兴趣！ -
希特勒的逻辑：用民族性代替教会性，用人种学代替神学，用生理和社会差异代替精神的差异。 -
人性就是这样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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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气很大 -
关于19世纪30年代德国思想史断裂和巨变的比较深刻的解释 -
有没有翻译的比较好的版本推荐？这版翻译至少减一星... -
翻译存在一些问题，不过不影响理解。沃格林从灵性病理学角度对二战前后德国人的精神结构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在讲座中始终强调了人在上帝面前的存在，即超验经验的维度，德国人患上灵性病的症状是谋杀上帝、是建构第二现实以取代第一现实、是面对神圣存在根基的自我封闭、是对自己的有意隐瞒。果然沃格林对卡尔克劳斯和马克斯韦伯是真爱。 -
一如既往的大手笔，后面部分从存在角度进行的分析尤为精彩。这位大师值得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