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走向民间
出版社:山东教育
出版日期:2002年05月
ISBN:9787532824823
作者:李书磊
页数: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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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论者就写到：“1942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的地位仅次于1917年。这一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中国文化人经受了严峻的生存考验，中国文化在迎战外来侵犯中表现出了充沛而新鲜的活力。同时，这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和体制的形成时期，这种形成对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文化状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里有个隐含的判断：1917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年。或许这个隐含的判断，比这“仅次于”的判断更能成立，但这仍旧不能掩盖这一段话的后设性质——它仿佛是某种追认：1942年非常重要，1942年是共产党文学思想和体制的确立时期，1942年的文学生态决定了20世纪后半期的文化状态。然而， 这种追认可靠吗？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对于上述观点的论证。正如谢冕在此套丛书的编写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丛书主要是受《万历十五年》、《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启发，通过一个任务，一个时间、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著作。”可以说，《1942：走向民间》很好的实践了这种写作思路，这从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出：一、陈独秀之死。二、郭沫若的青春。笔触指向的是郭沫若在第三厅解散后为共产党所看重，树立为鲁迅的接班人。周恩来亲自策划促成了他的五十大寿，在这背景下，郭沫若迸发新的创作激情，在短短的九个月里，先后完成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四部话剧。这一过程中，国共两党对于郭的争取，郭氏本人的幽微心迹（文学创作与生活现实）得到了再现。三、昆明文人。以西南联大而起，首先探求了制度的保证（梅贻琦的践行），继而在资料考证之后，以一生花妙笔刻画了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友兰、金岳霖、吴宓等教授之各异的形象，学生中则主要以小说家汪曾祺和诗人穆旦为例，展示他们的生活。虽俨然成了掌故，但个中描述仍可见著者力图把握联大之风貌之形式和本质之所在的努力。四、延安文事（上）。主要梳理了延安文艺政策的源流（其实主要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一则要对抗国民党，一则对抗以王明为首的亲苏派），并通过对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1938年）之渐进性变化，展示了延安的文艺政策。总而言之，就是“战争时期的文化实用倾向”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并导致了当时以及后来一系列的事件。五、延安文事（下）。在第四章之后，主要通过王实味、萧军等人对延安文艺政策的反应，来显示文人对于中共文艺政策的态度，同时也叙论了文艺负责官员的观点以及延安文人内部对于当时政策以及人事的复杂关系。考虑到谢冕先生的那段话说出的时间在1995年，而当年的风尚，现在看来，似乎又值得新的商榷。以本书为例，除了前面提到的“追认”感，至少还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1、“走向民间”作为书题，现在看来，并不合适。或许，“大众化”更合适。2、昆明文人与延安文事行文中的不同的气度，似乎代表了著者当时的矛盾心理，而这，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3、“走向民间”在昆明，行文中似乎不能体现，在陈独秀和郭沫若那里，也不明显。仿佛一个标签，将陈独秀和郭沫若在1942年前的活动简单化，而在昆明，这又似乎通过某种对立产生，而在延安，它又直接转化为一种政治律令了。4、许多重要的问题其实已经得到了单独的讨论。譬如，陈独秀身上的启蒙与救亡，郭沫若的创作动力学、汪曾祺的早期小说与他的生活、穆旦的诗歌与他的生活、延安文艺政策的复杂变化等。而这些，似乎也有被标题所掩盖的嫌疑。或有其他，今后再说。 -
"百年文学总系"的丛书听闻过多次，也曾看过洪子诚的《1956：百花齐放》，但李书磊的书我在浏览这部丛书的书目时从未注意。直至课上y师提出要注意此书时，才促使我找来阅读。194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毛的讲话发表并被贯彻实施，影响到整个新中国的文学走向。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更是用大量篇幅来突出此次讲话的重要影响。初学当代文学看到文学史中描述的讲话只觉得如雾里看花，理解得并不真切，如今看李的这部书，认真研读讲话原文，才发现并不难懂，只是它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意义和无数文人的命运，因而变得如此厚重。李的这部著作涉及的文学分析很少，论述更多的是关于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走向和道路选择。第一章"陈独秀之死"作者用力最多。陈一生的思想轨迹、发生转折的缘由都被作者分析提及。身临危境而毫不苟且的陈，一生总在探寻拯救中国的路途：从主张政治革命到主张文化革命，将改造青年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途径；张扬一种真切的资本主义精神；出于爱国动机要摒弃中国文化；对社会主义实践绝望之后转而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在中国的可行性进行肯定。陈作为一个启蒙者始终保持着自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所以至死"依然白发老书生"。接着作者由陈引出郭沫若、昆明文人（闻一多、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汪曾祺等人）、延安文事及文人。第二章中郭沫若1942年的创作活动被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周恩来代表党为郭祝寿，既是政治示威，亦让郭深感知遇之恩。《屈原》成为他前半生命运的"夫子自道"，知识分子的个性冲动可见于一斑。厕身政治既是由于党选择了他，也包含了他自身的意愿。而居于昆明的文人，在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带领下，是另一番自由的局面。闻一多的狂和朱自清的狷都流着"五四"自由的血脉。沈从文亦城亦乡的生活特性成为他创作的温床。穆旦和汪曾祺等联大学生在此也完成了文学形式和文学精神的本土化积淀。条件同样艰苦的根据地，却慢慢从自由活跃的创作氛围走向政治标准第一的题材限制。毛的早年经历和他对文艺的重视，使他把一贯推崇的实用宗旨也推及到文艺领域。讲话成为他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毛的文化实用倾向，在战时当然无可厚非，但波及建国后三十年的文学之久，对整个中国文化所造成的伤害则无法估量。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与压抑，使大量作家停止创作或者失去自己的文学特质，制造出一批平庸作品。由文化目标的实用化导致文化管理的集中化。一群对时事情况浑然不觉的文人仍在报刊上发表对现状的不满与批评，于是就可悲地沦为政治的牺牲品。王实味的耿直与不知变通，再加上缺乏领导人的庇护，成为整风运动中"杀一儆百"的样本。艾青和何其芳的诗歌创作转向也被提及。个人化的独语遭到批评之后，何很少再创作。整部书到这里戛然而止，感觉作者要论述的内容还有很多，但大体上1942年的历史走向、文化氛围已被读者所了解。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无数自觉与不自觉的倾向和努力的一种体现"，"是应然性的一种表达"，偶然性导致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历史走向，但它却也是应然性之一种，在种种可能性中，政治的砝码过于沉重，文学沦为附庸。纵观全书，几个章节之间表面看来互不牵涉，但仍有内在的联系。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面前，有人选择坚守自我，有人选择栖身庙堂发挥才智，有人在清贫自由的文化氛围悠游生活，有人在政治高压下选择妥协。知识分子软弱渺小如芥草，政治的控制使他们放弃自我，保全肉体的存活。再到后来，文化的厄运波及到更广的范围。1942，才仅仅是走向民间的开始。并非走向民间不好，只是将权宜之计作为长久之计，就酿成一桩大悲剧。
精彩短评 (总计2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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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
愁人 -
独秀：依然白发老书生；
郭沫若1942投向中共；
西南联大文人学者；
延安文事 -
陈独秀一章写的太薄弱了，以至于削弱了对1942这一转折之年的诠释。五四领袖者陈独秀与学生辈的郭沫若、毛泽东，他们的文化论述和文艺创作，在五四以来这个语境中展开，因为陈独秀一章的薄弱，有所削弱。也许是丛书的体例所限。本书的文字不错，虽然有时候抒情了点。 -
配套看《灰色上海》的内容，就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 -
思路清晰文笔也佳，李本是做学者的好材料。有些部分要考虑到著者的身份来看。 -
李很牛啊 -
段子比较多 -
颂圣文章 -
但可惜没讲到上海沦陷区。很多讲到的点其实还可以细挖下去的。 -
还是喜欢天地玄黄和百花齐放 -
錢文亮薦。权当杂史。 -
八卦看得很爽 -
作者才情毫无疑问。
但这样的人从政，我觉得很恐惧。作者的史观，太可怕了。 -
同时驾驭这些题材而尽量保持史家的客观和冷静是不容易的。不过可惜的是本年去世的萧红，本年出版十四行集的冯至都没有进入论述的范围。 -
很“有趣”的文学史著作，记录了比钱老师的《三十年》更多的作家个人故事，有助于把握文学史的整体走向 -
官员之身表知识分子之意 -
作者可怕 -
遣词用句太精妙，西南联大那一段看得人想哭，迷人。 -
好 -
文采斐然！ -
北京纪委书记李书磊同志的早期作品 -
这本书以陈独秀和郭沫若，昆明和延安为四部分讲述中国文人在文艺走向和现实抉择的背后故事。虽然个中情节不知是否有意粉饰真相，但的确是了解中国文学的好书。述说昆明的那部分很喜欢 -
书里面有很多李书磊欲言又止的话，那些才是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