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

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观察我的发言还是以经济改革为主。关于经济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的理解是，中央在继续改革这个问题上决心极其明确，改革开放不能停步，不能倒退，而且要前进，因为不进则退。不过，在我看来，具体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如何落实改革开放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时期，有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个观察。第一个观察，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原因是空前的繁荣——GDP增长连续多年超过10％，今年超过11％，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上升，仅国有企业今年可能就有近万亿元的利润，财政增收可能达到1.2万亿元，上市公司市值更不用说。世界上十大市值公司在中国就有五个，中石油是世界上市值第一大的石油企业，中国移动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中国人寿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当然，这些都是好消息。不过，从改革的角度讲，也许也有另一层含义。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只有危机才能催生改革。最好的例子是印度，1991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其后大幅度的改革。事情可能不必这么极端。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可以催生改革，那就是“危机感”能够催生改革。30年前，当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时候，就是那一代领导人的强烈危机感，他们有一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才开启了中国全面的改革。最近的例子是三年前，银行业面临着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开放所带来的危机感，所以，促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深刻的改革，才有了今天的繁荣。今天的繁荣是好事，但如果我们盲目乐观，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没有危机感，就会对改革造成一种由我们自己造成的阻力。我觉得“危机感”应该来自于我们对目前繁荣的正确认识和判断。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大约为2 000美元，是一个成就，但是离全国小康还有很大距离。世界银行最新的有关购买力评价的国际比较研究即将发布，有可能将中国的按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在原来估计的基础上缩减40％，这仍然远高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我们的后面有越南，特别是印度的追赶。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仅仅初步建立，离一个基于法治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距离。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都应该使我们有危机感。空前繁荣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大。部门利益也是造成推动改革困难重重的一个原因。比如我们的财政收入已达到空前的水平，我们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的财力。但是每项改革都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而这种协调的难度如今无疑是增大了。从卫生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到电信行业重组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部门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非常需要下一届政府认真考虑是否能够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从事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组织协调工作。过去的体改委、体改办在某种程度上曾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在上一届政府中，体改办并入了发改委。当然是否恢复体改委另当别论，这里重要的想法是为了推进改革我们应该在政府层面做一些制度七的安排，以减少改革的成本。第二个观察，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诶区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这也是由于新时期的新变化而产生的。在新时期、新阶段带来了新变化，我们不仅要注重效率和发展，还要关注公平。这就产生了一种认识，以为改革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与公平是对立的。所以，在我们关注公平的时候，减少改革的力度应该成为自然。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改革的精髓是很简单的，在我个人看来就是十一个字“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也就是要给个人、企业更多的活动空间，让市场运作起来。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国自己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都表明这是唯一使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道路。我们的计划经济的历史，就决定了改革的大方向一定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给个人自由，为企业松绑。如果说50年前这还只是理论上的争论，因为那时不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效率上谁胜谁负还未定，即使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在经济中的制高点作用也还争论不休。高税收、严管制、国有制也曾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但是1980年后的历史已经用事实给出了结论，只有市场经济才有效率，才能发展。虽然人们现在大都接受市场的效率优势和对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人们似乎也都在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总是存在着“得失替代”（tradeoff）。所以由此得出“关注公平就要牺牲效率”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改革有利于推动效率和发展，改革与公平就是对立的，发展与公平也是对立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相替代的关系，不错，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有对立的替代关系的一面，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互补的。实现公平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其中直接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往往都是成本较高的方法，而且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通过改革、通过提高效率，往往会产生成本较低的方法达到公平的目的，而且有时甚至是可以达到既改善公平又提高效率的结果。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有很多原因，经济学家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程度的不同，因此，如果仅仅通过对收入的再分配来缩小差距，那么它会导致效率的低下，因为人们就会没有激励投资自身的教育。相反，如果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提高所有人的教育水平，这样就既可以达到机会的公平，又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对劳动者保护的问题。最近英国经济学家贝斯利（Timoty Bes1ey）和伯格斯（Robin Burgess）研究了印度在1947年的《产业争议法》出台后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法律对解雇做了严格的规定。这两位经济学家用印度“各邦”的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看这一法律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结果，他们有两个主要的发现。一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制造业的发展在此后比较慢，而干预较小的邦发展则比较快。有趣的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恰好是过去制造业曾经较为发展的地区，因为那里的工会的势力比较大，所以在联邦的法律上又加了一层，而几十年后他们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滞后于过去落后的地区。他们的第二个发现是关于劳动者自身利益的，毕竟立法的动机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收益，如果牺牲一点发展换来劳动者利益的提高，也许是值得的。但是他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立法管制过严的邦，劳动者收入也受损失，失业更为严重。这个研究说明了即使动机是好的——想提高劳动者收入，但是如果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结果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这就是为什么自1991年来印度的经济改革中放松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所以，改革开放不仅是发展之路，而且当我们关注公平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用改革的思路来思考问题。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挑战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只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最近我从英国《金融时报》看到几条消息，我这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条消息说，从明年起，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发动机。对这个消息我不太吃惊，因为从实体经济来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从2004年或更早一些时候开始，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的带动作用就是最大的了。第二条消息，是一个问卷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从现在起到2020年哪个国家在经济上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抽样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6个国家。结果是，其中一半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认为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另外一半认为，美国和中国共同占据主导地位，两者的份额差别不大，美国略多一点。这让我稍微有一点吃惊。第三条消息，就更令我惊讶了。这也是一个调查，问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应该被视为是本国的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同样是前述的6个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美国。参加抽样调查的人，居然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不是合作伙伴，平均只有25％的人认为是合作伙伴。这样的调查结果非常出乎我的预料。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紧密程度，可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大部分的同胞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我们的经济生活会对外国有那么大的影响，而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联系确实非常紧密，甚至可以说，如此紧密的联系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当然，如果仔细阅读历史可以发现，至少曾经有两次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产生过深刻影响。最早在汉唐时期，中国与中东、欧洲通过丝绸之路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随后是在明清时期，在美洲大陆发现以后，中国与美洲、欧洲也有紧密的往来。这个影响比过去的历史教课书所告诉我们的要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比如土豆、马铃薯、玉米的引进，使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都增加了很多倍，中国人爱吃的辣椒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诸如此类许多看似不起眼而实际上与我们现今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都是上一次全球化的产物，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更需要提到的是，上次全球化时，中国已有过连续数百年的贸易顺差，持续的白银流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货币体系和经济规模，而且，东南沿海，特别是“长三角”与“珠三角”那个时代已经是高度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是尽管如此，比较而言，可能还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这次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更大。近来大家所关注的物价、金融、房地产很多领域的情况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物价上涨不仅是中国在涨，外国也在涨，而且粮食、石油、矿石、运输费都在涨，流动性造成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价格上涨，几乎也都是全球性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看起来如同我们国内省与省的联系、县与县的联系。很难想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再能分开。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我们分别举几个简单例子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趋势难以逆转。从制造业产品来说，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大约1/4需要出口，如果不出口，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就找不到市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制造业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更大，进口的绝对额不如出口额高，但是实际上进口的影响作用更大，因为我们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需要使用进口的技术以及机器和设备。在能源方面，从今年开始，中国石油消费量的一半需要进口，不进口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在原材料方面，铁矿石有一半是进口的。中国今年的钢铁产量要达到5亿吨，无论是绝对额还是增速都史无前例。同样，除铁矿石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有色金属要依赖进口。在食品方面，食用油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最大。目前，全球大豆的贸易量一年6 000多万吨，中国进口3 000多万吨，占了一半。有人说我们生产的粮食不少，把土地拿出来一小部分种油料作物不就可以解决了吗，问题是这部分土地种油料作物以后粮食又少了。在金融方面，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合计预计超过4 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就新增4 000亿美元。这在所有的国家中，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最多的。中国是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持有外国的国债或者机构债等都是最多的，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毋庸赘言。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也比较紧密，在全球新增加的专业技术岗位最多的地区是中国，包括香港。而相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是这样，欧洲、美国许多部门总体上都在裁员。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了平均9.7％以上的高速增长，成就举世公认。1978年我们的外贸总额才是206.4亿美元，今年预计达两万多亿美元，相当于过去的100倍。如果这不是世界奇迹，就不会再有其他的奇迹了。必须承认，这个世界奇迹的取得是我们对外开放的结果，没有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的进步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对外开放、否定对外开放的声音，这是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的错误主张，如果这种意见占了优势，势必将中国引领到歧路上去。当然，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上是中国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是没有对外开放，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就。改变对外开放的趋势不仅违反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反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在过去许多年里，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又为世界提供了巨额的低成本资金，没有这个因素，世界经济不大会有这么一段美好时光。 二、我们共同面临的难题在此我想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这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中国，世界也同样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共同的问题，找到合作的方式与途径，实现互惠共赢。

前言

2008年的中国有许多盛事，作为一向站在倡导经济改革开放一方的《比较》，目光聚焦在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许多部门、研究机构和个人早已着手总结、研究或撰写有关改革的回忆录了。不过，如何能做到不误读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久前，周小川在50人经济论坛上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发言，大意是指：如何更好地汲取历史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才能给我们以启示？第一个就是要加强学术的讨论，尤其要防止一些主观上的知识引导对历史的错误解读。特别是，诊断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避免误读历史，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当下政策的误用，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

书籍目录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观察 钱颖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挑战 郭树清法和经济学 从博弈行为和机制设计看中国法律秩序的特征 季卫东中国的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 哈罗德•德姆塞茨等金融评论 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金融风险 李稻葵比较之窗 解读印度 《比较》编辑室中印的贫困和不平等：与全球化的微弱联系 普拉纳布•巴丹令人失望的印度中产阶级 查克拉瓦蒂•拉姆-普拉萨德发展经济学 在机器的内部：创建一种新的发展经济学 阿比吉特•班纳吉从增长理论到政策设计 菲利普•阿吉翁 斯蒂文•德劳夫视界 旅游者的困境 考希克•巴苏前沿 经济交易与社会交换的关联博弈：从社区规范到企业社会责任 青木昌彦CIDEG专栏 中美环境治理体制比较 丹•古特曼 宋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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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34》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比较34》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比较34》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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