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章节试读

《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的笔记-第197页 - 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辯證

列斐伏爾所專注的，並不是嶄新的旅行形式所帶來的魅力，而是堅持對新的時間與空間關係進行關注，而這種新的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則是起因於郊區化的都市進程以及人們對於通勤的需求。通勤是一種空間與時間的關係，而列斐伏爾將通勤指爲好比是「被限制的時間」（constrained time）（Lefevbre 1984:53），國家情境主義（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則在它們於1959年的文本——〈情境主義論交通〉（Situationist These on Traffic）中寫道：「就像柯比意（Le Corbusier）正確地指出，通勤時間是一種剩餘的勞動（surplus labour），它相應地縮減論『自由』時間的數量」（Debord[1959]1981c：87）。
所以在廣州市區上班，在近郊的番禺居住，雖則以較低的價格活得較好的居所，而通勤所損耗的時間即使不視為機會成本（即使無法/難以兌現），其本質上也是被剝削的勞動剩餘。
列斐伏爾……在他的著作《現代性導論》（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1962]1995）的其中一篇名爲〈對新城的註解〉（Notes on New Town）的章節中……正是列斐伏爾最富遠見的見解，他正注視著中默蘭克斯中新城的建造，並且計劃關注於中拉克（Lacq）所發現的新油井而導致人口增加的現象。當他看着這個都市文本（這是讓他充滿論畏懼的文本）的建構時，他於是對法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可能性進行論思索，並且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政治邁入的，究竟是一個喜悅的城市，還是一個無聊到無可救藥的城市？」（Lefebvre[1962]1995：119）。這個城市將它自身展現成一系列的可能性，就像藉由無聊與限制的產製一樣，可能性的終止於是焉產生；「就某種意義來說，這個地方已經一無所有，只剩下交通號誌論：這樣做，不要那樣做……所有的事情既清晰又明瞭。所有事情都很瑣碎」（Lefebvre[1962]1995：119）。
是以番禺、珠江新城這些后工業時代的產物，在我看來完全在「日常生活」這個毫無溫度的理論的寫照，重複又重複的理性，索然無味的同質性。

《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的笔记-第116页 - 大眾觀察：日常生活的科學

在戰後時期，大衆觀察轉變成大衆觀察股份有限公司，並且開始僅爲論商業產品而進行市場調查。
這個學期莫名其妙地修了一門《大眾文化傳播》，我原以為是俗民文化，竟然都是一堆浮在天上的哲學理論。雲裡霧裡地飄著的時候，竟然在頁腳的註解中看到這麼個奇妙的信息，瞬間跟我本行熟悉的領域聯繫起來，一股神奇的親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