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口述自传》书评

摘录

开诚很有文思，有一次作文，他突有神来之笔，说：“时间比欧文斯跑得还快。”欧文斯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短跑名将，声誉遍及全球。张先生对开诚的作文非常欣赏，说他摆脱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的套语。我刻意模仿，此后作文，每逢有时间描写，都沿用“比欧文斯跑的还快”的比喻。张先生批评到：“外国有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作月亮的是天才，第二个是白痴。”我那时还不满10岁，跟着哥哥姐姐勉强读五年级课程，对这个批评感受颇深，开始知道模仿和抄袭都没出息，应该努力自己创造发明。八弟已经不是第一个在乱世中去世的家人了。由于旅途的劳顿，颠沛流离，到重庆后不久，外祖母、六弟和我都生病了。外祖母是中风，六弟是伤寒，我是“走马牙疳”。外祖母和六弟很快就死了，只有活了下来。就在我治好牙病回到家里不久，八弟去世了。我们家在战时的“生死”故事，在整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面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家而言，则刻骨铭心。1957年12月，我被下放到湖北省当阳县国营草阜湖农场劳动。我至今保留当时表决心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我站在华师一号楼教学楼前发言，胸前戴着大红花，桌前摆着一张大喜爆。喜报是历史系送给我妻子怀玉的，上面写着“章开沅同志光荣地批准第一批下放到农业劳动中锻炼，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章同志的光荣，也是您的光荣。特此喜报!"照片中的话，双手撑在讲台上，张着嘴巴，目视前方，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如果有人问：“你当时一眼望去，看到了什么？”我会这样回到：“讲台前听我表决心的人群，早已在我记忆中模糊。几十年来，唯一清晰的，是在我视线的远处，妻子怀玉腆着肚子蹒跚走过的身影。”一听说要到中宣部见黎澍，生平怕进衙门的我有点紧张，问桂五：“我能进去吗？”桂五说：“没问题。你有证件，你说明要找谁就行了。”经桂五安排，我在约定时间前去拜会。中宣部的门禁并不严，也没人查我证件，我径直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又迷茫，因为我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哪里。问了几个人也不得要领，都说：“他调走了吧。”正在问难之际，一个中年妇女路过，主动问我：“你找谁？”我说：”找黎澍。“她笑着说：”跟我走吧。“跟在这位女同志的后面，我进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前，一个谢顶的中年人正在伏案工作。”这不是列宁在十月吗？“我心里这样说道。我自己研究资产阶级的时候，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个人没有研究清楚，对阶级们的讨论很难深入，应该从典型的资产阶级人物入手才好。从学者的讨论中，我突然意识到，张謇就是我治学的入手之处！

历史学家的历史——读《章开沅口述自传》

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老校长章开沅的。作为一个非华师的学生，我也非常幸运，有机会见过章先生三次。第一次是在2011年清明节，在武昌石门峰陵园。当时陵园建了一个辛亥志士纪念园，内有熊秉坤等辛亥名人的墓地，清明当天揭幕，章先生等人被邀请去参加。我那时在武大读大一，也跑了很远去那里围观，看到章先生在揭幕仪式上和几位嘉宾一起在手模上按下手印。后来仪式结束，我到纪念园上面参观，正看着的时候，发现身边走过一对老年夫妇，才发现那是章开沅、黄怀玉伉俪。后来两次，都是2016年暑假在华师近代史研究所附近，看着章先生一个人，穿着短裤，拎着包，低着头，从近史所出来往家里慢慢走。若是不认识他的人，一定不会想到这位日常生活中很平凡老人，会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华师老校长章开沅。因与章先生有过几次偶遇，故而捧起这本书，顿时感到亲切异常。书中谈到的很多人，我都有所耳闻，譬如徐懋庸、唐长孺、萧致治等；书中提到的很多地方，又曾是我流连之地，譬如武昌昙华林、开封河南大学、北京玉渊潭等。9月7日至8日一口气读完此书，真觉畅快之至。对我来说，这本书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比如：第25-27页，章开沅提到战时外来学校与大后方百姓之间的冲突（流亡学校与当地百姓冲突这一点在陈平原的著作中也有涉及）。章开沅提醒读者注意，“对待口述文献，还是抱持审慎的态度比较好”（P35）。在回忆参军期间见到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时，章开沅觉得蒋经国“比较随便”“没有什么架子，与他父亲形成鲜明对比”，而蒋介石训话时“声音又尖又拖得很长，怪怪的，不好听”（P76-77）。回忆到他被指入党态度不够积极时，章开沅在书中少见地语气激动了起来：“是不是非要像有的人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写申请书，写汇报材料，不获批准之后，再写血书？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还有起码的自尊。别人不要你进入，你却还要用手扒着门，两眼泪汪汪地乞求：‘让我入，让我入。’这种‘积极争取’，有损知识分子的风骨，我当时做不来，现在做不来，永远也做不来。”（P174）似乎可以想见，在口述这段故事时，晚年章开沅的语速和神态。华师著名的桂中路，风景非常美丽，但文革时期，这里号称华师“长安街”，路边贴满了大字报（P231）。类似的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章开沅回忆徐懋庸（P127），守旧老人对溥仪等行跪拜礼（P197），章开沅当校长时“顶撞”关广富（P354）……另外，重点说一下该书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当然明白在当下的言论环境中似乎是有点苛求了，但是还是应该说一说，那就是章开沅为何请辞校长，出国访学达四年之久。《章开沅口述自传》中对此说明极为简单：“1989年下半年，我决定结束我的校长生涯，出国访学。去意已决，我便开始请假。”（P356）稍有历史常识的读者，读完这句话都会感觉到其中似有隐情。再联系前后文的王军涛、谢小庆、普林斯顿大学等故事，我几乎可以确认，章先生请假出国一事，和那个时代有太多的关联。只是，章先生口述的时候没有讲，或者讲了而后被整理者或出版社删去了。第二个问题，是该书部分章节的文风问题。据书末《整理后记》说明，该书的文字，不仅仅来自口述，还有一部分来自章先生的日记，本书第25章《第一次出国访问》、第31章《海外四年访学记偶》，“就基本脱胎于章师日记”（P416）。《第一次出国访问》文风尚好，读起来和前后没有多少文风上的冲突。但《海外四年访学记偶》文风就和本书其他章节风格大变了。据第386页摘录的一则日记，章先生写日记喜好按照时间顺序记事，整理者在写这一章时，受日记风格影响就很明显，记事多按时间先后铺排，甚至保留了日记中一些琐碎的东西，如写法国汉学家毕仰高“家中仅老夫妇，羊3只，鸭18只”（P374-375）。如何使全书文字尽量保持一致的风格，使日记体、口述体等区分不太明显，尚须整理者在文字处理上再费功夫了。第三个问题，本书结尾太仓促。本书的采访工作从2012年4月正式开始，但全书的在章先生2000年末“关西巡回演讲”一节就戛然而止，其后十余年时间，章先生的人生轨迹在书中竟没有介绍，不知访问者为何作这样的设计？最起码，2011年辛亥百年，也是章先生学术人生的重要一年，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第四个问题，就是本书的几处错误：P82“《达忠集》”应该是“《达衷集》”。P139“在重庆办复性书院”应该是“在乐山办复性书院”。P164“特此喜报”按照165页的图片，应该写成“特此报喜”。P237“珍重”应作“郑重”。P311的一段话在封底也有，但两处地方标点有出入。P348“洩”这个字是异体字，应作“泄”。P416“《国外四年访学记偶》”应作“《海外四年访学记偶》”，与目录及356页统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胡耀2016年9月9日

要是能重来，还做那个同福里的胖男孩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邓先宇一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吊诡的时代，社会产生的巨变让人目不暇接，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要过去，整个国家就像太平洋中飘摇的小船，一边需要时刻与风雨作斗争，一边还要不停地寻找前进的方向。如果说历史研究是在还原整条船的航行历程，那么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所写的传记，则是生活在船上的人们对自己一生的回顾，这些人既有船长、大副，也有水手、木匠，还有厨师与服务员。在这场旅程中，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免风浪的影响，而他们对其的理解和反应也各不相同。而从他们的眼中，我们也能从内部来认清这艘船的真实状况。章开沅先生于民国十五年出生于安徽芜湖，期间见证了民族的救亡、战后重建、建国后数次运动，先生自己也当船工、入军队、闹民运、参土改、上讲台、做研究……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我们也随着先生的文字叙述，见证这个同福里小胖子是如何成为今日闻名世界的历史学家。解放前的中国有多乱呢？章先生青少年时期是这样度过的：小学毕业典礼（1937年）上唱《桃李劫》主题曲；由于不安定的心，接连被九中、计政班开除，在“社会大学”未果；进入金大后因为闹民运未能毕业，参军后又因文笔好进入教学生涯。为民族救亡图存而奋力拼搏，也由于国家的混乱而颠沛流离，这便是那一代青年人的缩影。50、60年代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显得有些陌生，我们大多不能理解那些政治运动的内涵，它又是如何影响那一代人的。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章先生也见证了中国大陆大学与学术的发展。于是，大学重建便与历次运动结合了起来。建校初期的办学方针之争，即关于党化教育与专业教育比重的分配，这一政策一直影响到现在；之后作为知识分子参与土改的经历，验证了改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文革前学术界依然延续了革命思潮，一篇学术文章亦可产生大风波；文革时期遭到全校性的批判，关“牛棚”，却仍然有“苦中作乐的”心态。等到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章先生编写的《辛亥革命史》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名气，也成为学术界的一股新风；两岸学者第一次会晤，在两岸关系紧张的同时，两方学者依然显示出了应有的风度；回顾80年代末期担任校长期间，对华师的后勤管理、学风建设、国际交流、人才提拔、党政协调等方面都有详细的描述，既可以将其视之为中国地方性高校发展掠影，而对华师学生而言，这是了解母校历史的好机会。二历史叙述的关键在于“近真”，即陈寅恪先生所谓“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红楼梦》百年来一直被称赞的原因有许多，其对人物言行地描写是其中之一，把一句话的前后遮住，就可以分辨出这是出自贾宝玉或是王熙凤之口，这也是一种“近真”。如果我们再把这本书视为曹雪芹的回忆录，那么这便接近自传的功能了。都说老小老小，人到了一定年龄，性格便会往小孩子方向转变，因此个人认为这本《口述自传》文字上最出彩的地方是对童年、青少年时期的描写。观其文字，那个同福里的小胖子跃然纸上，如下面这一段：武汉的老师很威严，都带着教鞭。教鞭是竹子做的，前段还用铁皮包裹起来……如果是冬天，冷手爱了重鞭，疼痛就要翻倍了。孩子们也有对付的方法，在挨鞭之前，双手用力搓一搓，使手心发热，以降低痛感。[ 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本人初中数学老师是班主任，每日早自习前都拿着尺子等在教室门口，以惩治那些迟到的学生。本人不幸挨过几次，起初尚无经验，只得默默忍受疼痛，后经同学告知这一方法，倒也不那么疼了。因此看到这一段，便想起了当年在教室楼梯间不停搓手的情景，自然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类似的段落还有很多，如被问及“要娶一个什么样的姑娘”时，能提出“要喜欢吃锅巴，每天要能走一百里路”这两个条件的，必然个是涉世未深的孩子；“只许骑马，不许抬轿”这样的规矩，则是物质匮乏年代青少年自娱自乐的方式罢；而在“第一次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一次小胜利”的讨债行动中，既体现社会愣头青内心的紧张，也有取得“胜利”的欣喜和自豪。与之相比，口述自传体例的开山之作《胡适口述自传》在这一点上则做得不够。前些年江勇振先生所著《舍我其谁：胡适》一书中便指出：胡博士常以“今日之眼光”审度昨日，又喜好设迷宫与后来研究者过招，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这或许与胡适晚期的经历有关，在其口述自传中也有所体现，导致唐德刚的注释反而压过了正文。三作为一个从民国走来，历经沧桑巨变的长者，章先生的确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其经历中可汲取人生经验也数不胜数，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点：其一是对家庭的重视。章先生年轻时是一个革命派，而追根溯源，这要归结于其父母：在哪个陈规旧例依然遍行各地的年代，他的母亲也极力批评章家“纳妾”的门风，甚至对其丈夫说出“你以后要是敢娶小老婆，我就打断你的狗腿”这样的话，父亲也十分“听话”，自始至终都没有纳妾，这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但也与夫妻二人的“革命精神”不无关联。[ 同上，第6-7页。]章先生本人也很爱老婆，对妻子的回忆组成了的一章。而黄女士也始终把章先生挂在心头，甚至在追忆野泽丰先生“爱老婆”时还不忘把章先生夸赞一番。两人在结婚后近60个年头中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实在令读者动容。这让我想起本人的班主任同时也作为本书整理者的彭剑老师，他经常教导我们班上的男生要“疼老婆、爱老婆”，并以身作则，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不忘家人。他说自己不怕被人嘲笑“怕老婆”，因为这是一个好男人的优秀品质。作为其老师章先生，恐怕对彭老师这一观念的形成有不不可磨灭的影响吧。其二是对学术的态度。在回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成立和发展时，章先生认为“一个头（思想、理念、战略眼光），一副肩（担当）、一双腿（勤于翻阅资料、发掘人才）”的培育、办好一个研究所的关键。[ 同上，第305页。]如今学术界的负面现象越来越多，青年学者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但却不用悲观，只要愿意相信还有大量纯真的学者，那便不是穷途末路。如何做到“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孤立当中来完善自己”呢？清代大儒戴震的名言或许可作为参考：“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其三是对人生的理解。回忆起文革，章先生承认这对于那一代人而言的确是一场灾难：无数年轻人被磨灭了青春，错过了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阶段。但即使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华师仍有张舜徽先生这样勤勉的选择，在及其艰苦的环境下发奋著书，成为一代大家。“既是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大概就是凭着这个信念，才造就了那个一手创办了历史研究所、桃李满天下的章开沅吧。四私以为，评价一本传记的好坏有三个标准：其一是文字叙述的风格，其二是对历史面貌的勾勒和还原，其三是文字背后的人生经验。前一点需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做辅助，后面两点则更多取决于个人的经历与历史的进程。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这都是一部优秀的自传。2012年五四时，湖南卫视做了一起关于“成年礼”的节目，邀请了韩寒作为演讲嘉宾。在回答提问的环节中，有个男生问道：韩寒“老师”，如果时光倒退，18岁的你会怎么做。韩寒回答道，在那年我喜欢的事我都做了，了无遗憾，真要回到那时候，也只是yesterday once more，再做一遍。而从章先生的口述中，我隐约听到一曲弦外之音：要是能重来，还是要做同福里的那个胖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