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程》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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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程》的笔记-第七章 学僧天地 之 “僧教育运动” - 第七章 学僧天地 之 “僧教育运动”

pp.88~94说到接受佛教的教育，真是感慨万千，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佛教就不曾有过系统化及永久性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机构，佛教的教育都是从实际的修持生活中完成，是潜移默化，而非计划性的普及教育。一般学教的人，追随大德法师听经，听久了，只要能够把注疏熟背，他也就能讲经，正因为是背的注疏，所以能讲经的法师，未必真的彻底明了经义的内容所在。纵然如此，宋明以后的讲经法师，数目也是不多。至于学禅的人，只是在禅堂里死用功，他们不求知解经教，但求见性开悟；可惜，禅定的功夫，也应有人指导方可，否则，盲修瞎参，无济于事。正因（通过）参禅（而获）开悟的人太少，故有宋初的永明延寿阐释倡出“禅净兼修”的主张，以念佛求生净土为方便，到了明末，又有莲池袾宏大师提倡“禅净一致”之说。于是，参禅念佛、念佛参禅，便成了晚近数百年的佛教教育。不用说，在这样的佛教环境之中，除了极少数根器深者凭个人的努力而得学养修持的成就之外，多数的僧尼，便无从求学佛法，也无法成为人才。
一味的参禅念佛，在修持者本身，当可获得信仰的真受用，但在对外的教化方面，除了少数杰出的大德之外，一般的僧尼便无能为力了。所以，全国虽有数百万的僧尼，他们给佛教所起的作用，倒是成反比的，僧尼越多，佛教的负担越重，因为他们给予社会的观感是无用之辈。所以，到了清朝末季，中国佛教便面临到两重致命的打击：
一是从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西元1851~1864)的太平天国之乱，将东南十六省的佛教，摧毁殆尽。此事我已在《基督教之研究》216~220页有所论列。
二是光绪二十四年(西元1898)，湖广总督张志东著《劝学篇》三卷，奏呈光绪皇帝，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基于中国儒家的根本思想，采用西洋的科学技能，以挽救清帝国的危亡。他主张应在全国急速建立新教育制度，由于清廷的财政困难，加上张之洞的排僧思想，他便把目标指向了佛教，建议用庙产兴学，他说：今日天下的寺院，何止数万，每都市有百余座，大县数十座，小县十余座，各寺均有田产，寺产原属信众施舍，今以庙产兴学，最适时宜。他的具体主张，是将寺舍的十分之七移作校舍，寺产的十分之七，移作教育经费，余则留给僧侣的生活所需。
……
談到中國佛教的現代教育，我們不要忘了四位功臣。第一位是八指頭陀寄禪和尚，中國第一所僧學校是由他的鼓勵而出現，中國佛教會的前身──中華佛教總會，也是由他領導全國各省在清末組成的僧教育會的改組而來，他老人家也為護教而於民國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在北平示寂，此一組織到民國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已於全國各省縣設立支分會三、四百起。
第二位功臣是楊仁山（文會）居士。
第三位功臣是太虛大師。
第四位功臣是歐陽竟無居士。
我們談論現代中國的佛教教育的啟蒙，如果遺忘了這四位功臣，那就無從介紹其根源。
但是，我們仍應感到慚愧，我們各地寺院的住持們，大多沒有想到教育的問題，沒有想到要使他們的下一代接受什麼教育。至於已經辦了佛教教育的各家佛學院，也很少真的全力以赴。其中影響近代中國佛教最有力的是祇洹精舍、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支那內學院。這是由楊文會、太虛、歐陽竟無所辦。唯其由於各家佛學院之間，既無縱的組織體系，也沒有橫的聯絡機構，所以在學制、課程、教材、學級等方面，都沒有統一。直到現在，已經過了半個世紀出頭，中國佛教的教育問題，依舊停滯在草創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