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台关系史料选编

章节摘录

壹 后藤新平文书厦台关系资料一、桂之南进论日本初次占领台湾之时，当时指导者们脑中闪过之伟大事实乃为：对岸横亘着支那大陆。尤其福建省，与台湾仅相夹澎湖列岛，可谓距台湾不过一跨之地，不必乘巨大黑船，仅由靠帆、棹行驶之无数戎克船，便可连通台湾与厦门两地，从未间断。地图之上被涂成蓝色的海洋易予人以台湾乃是同外界隔绝的一座孤岛的印象。但事实上，大海与其说是隔离风土人民，毋宁说更多应是起到连接之作用。相比被山岳划分的陆地，隔海相望之对岸，经济、社会上乃至文化上（与台湾）存在密切关联却成为常态。且由民族视之，台湾与福建省皆为同一人种组成之社会。大部分台湾岛民乃是对岸迁来之移民。彼等从未间断与故乡对岸亲戚故交间之交通往来。即便于历史上视之，台湾岛亦长时间作为福建省之附属地而被编入其行政范围。即便台湾为日本占领之后，此等地理、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民族之两岸关系事实依旧牢固存在。无视此等俨然事实而意图统治新领土显然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统治台湾的重要一面即是对岸经营。加之立于大日本主义潮头之当时之领导者们并未将台湾岛视为日本殖民发展之终点。台湾仅是帝国国力不断向南挺进之跳板。在此跳板之上凝神眺望：西方为南清广阔沃野，南方漂浮于云波上的是南洋诸岛。于台湾岛短暂停留休整鲲鹏之翼，终有一天翱翔于此片大陆和汪洋顶上之日必将到来。作为其着手之第一步，对岸经营重要性不言而喻。北起桦太南至台湾之岛链以半月形环抱亚细亚大陆。因而，如前文所述，“诸列岛乃是掌握东洋和平之关键”，此自明治维新以来便成为日本国策之根本要义。现今依据日清战争结果及在朝鲜半岛所扶植之我帝国势力，日本海安全已然确保。下一步，于南支那海确立帝国霸权则须从对岸福建省培养潜藏势力开始着手。若得以于福建沿岸确立适当立足之地，航行在狭窄的台湾海峡船舶之上，将几无任何事物可逃过日本的视野。由此点亦可看出，对岸经营同新领土经营密不可分，二者拥有重大关联。最为露骨披露出当时日本领导者们怀报之经纶者为第二代台湾总督桂太郎所撰意见书。其首先起笔写道：太郎日前得继台湾总督重任，抵达任地后，乃先行巡视台湾、澎湖及南清沿岸，意欲就其职责中关于将来设施一事细述所见之梗概。依我方胜利之结果，台湾已尽归我帝国版图，其设施经营虽多，但总而言之，不外对内殖产兴业开发富源，对外据台、澎之地势伸张国势。仔细想来，台湾之设施经营非限于台湾境域之内，更应策划对外进取才是。然其“对外进取之策划”究竟为何物？桂总督之意见乃以为应是经营对岸地方并使之成为我南进政策之根据地，同时须防备列强分割支那之形势。其又继续记述道：且说台湾夹澎湖列岛与南清沿岸相望，且与要港——厦门相互交通，以与南清一带保有密切关系。往南连接南洋诸岛，远制南海，其形势宛如于日本海九州隔对马岛与朝鲜半岛相峙，且同釜山港密切交通从而控制该半岛之形势。既往虽得以维持日本海安全而不致国威失堕，但将来若不南进压制支那海，密接南清沿岸，同南洋列岛交通往来且据台、澎地势大大伸张国势，恐将遗为百年憾事。清国老朽积弊，已无法长久维持其版图，列强环视、蓄谋已久。尤以二三强国作为归还辽东之报酬，意欲占其财政权力且紧盯其政策不曾懈怠。一旦清国事发，强国将争相割据清国领土，以达多年欲望。当此时，我帝国究竟应出何策？若欲无所事事而袖手旁观则罢；但若欲乘风云图谋伸张国势则须事前有所准备。而所谓“准备”者无他……（中略）即着手同厦门密接交通，于福建一带积蓄我帝国潜藏势力。然而对于此种积极政策，有小日本主义之消极主义者表示反对，且恐欧病患者亦有所谓萎缩论。对此桂总督论述如下：或有人言：于大陆保有我领土，难免酿成外交纷扰，为国之计恐不应采此策，辽东半岛之殷鉴不远；又有人言：境壤接于大国，将招致本国内治纷乱，宁可不近之为妙。此说虽非一无道理，然徒为畏缩偏执之论，不足为我帝国施政之主旨。辽东之辙已有前人识之，岂是后人需顾虑之处？更何况当时乃是战后国势所限而不得已为之。盖欲考量国力，不能不分清时势之异同及实力之差异。纵使与强国接壤，其所谓强国亦仅是版图之扩张，殖民地之造成。其本国实力远列于欧洲之后，且欧洲列国又相互嫉视反目，觊觎其隙，其本国已呈尚不能保一日苟安之态势，故而其不能充实力至隔绝异域已是一目了然之事。既得如此，则纵使同强国仅以余力而勉强保护维持之殖民地相邻接，又岂会酿成我帝国内治之纷扰？伴随此对外进取之策之我帝国作战计划，他日再行陈述。而后，桂总督乃笔锋一转，说到台湾同南清间地理、经济、风土教化之关系，在阐明对岸经营必要性的同时，论及其最得时宜之理由如下：据台湾之地利而于南清扶植养成我帝国势力不仅非为难事，且其地势即是如此，宛如我九州同上海交通颇繁一般。南清各港，尤以厦门，近处隔澎湖列岛而与台湾相望，即便非巨船大舶犹能数小时内渡海抵台，故而素来便为彼此交通要冲。观其现状，台湾之货物以厦门为集散地然后外输四方。故厦门日后作为我国风土教化及货物流入之新门户，为我政治、贸易上最为重要之枢要区域。据此应于福建一带扶植养成我帝国潜在势力以备他日有事之机，诚非至难之业。台湾同厦门关系如斯，故多见有人思虑台湾之土匪暴徒蜂起应为该地人等教唆鼓舞所起。不过此类事实应无根据，不仅常有在该地侦查者的报告，本官亦未亲闻当地我外交部门就此有何确据。唯有迹象表明该地清国政府官吏或是二三同政府关系密切之商贾遥相声援。但此地既往数百年来，素有外交贸易之风习，一般市民只管从事商业贸易，且该地富有商贾已然觉知西洋文明为何物，且有表示与我国人同情同感，甚而察知将来于台湾之事业若不同我国人协同一致将致不利。据此考之亦可察，（厦门）不论人心倾向、地势枢要正是扶植培养我帝国势力之要地。而后，桂总督又将南清地方与台湾之关系同朝鲜半岛与九州关系相对比，主张“应使南清一带成为宛如朝鲜半岛之地”，其论述如下：倘若说到我势力之于朝鲜半岛几何，其间虽偶有消长变化，但潜入其国内之势力实属异常众多，纵使半岛土崩瓦解，为二三强国所吞并，（列强）亦将顾虑我帝国潜藏势力之厚而不得轻易舞其爪牙，此为现时之态势。不言而喻，得以培植如斯势力乃是多年施政之结果，而非一朝一夕之业。朝鲜半岛之证迹即如斯。现今着手准备立足台湾由厦门港注入我帝国势力至南清，他日令南清一带成为若朝鲜半岛般之地应是今日急切之事。总之，桂总督之意见乃是不应将台湾作为帝国殖民政策之终点，而应是帝国南进政策之起点。其在结论之时作了如下陈述：台湾之地势非但对南清，纵对南方群岛，亦是伸展羽翼最为适宜之地。现今，由厦门至南洋外出务工者已达十万之多，而南洋贸易之中又数米谷、杂货极多。将来以台湾为根据地，伸张政商势力于南洋亦非难事。是否得以确实实行之还须看航海之力强弱几何。庙堂之中已有扩张航海之议，而就台湾、南清沿岸及南洋之航海扩张，本官另有愚见。总之，我帝国先前得保日本海之安全、控制朝鲜半岛、扼浦监斯德港之咽喉，但观今日战后形势突变，则可执行所谓北守南进之策，由日本海区域进发至支那海，对其沿岸各地制定进取计划。以上即是明治二十九年七月台湾总督子爵桂太郎无所忌惮之意见。而此亦是当时日本之指导者们于胸中描绘之大致国策。二、儿玉之对岸经营备忘录桂太郎之后，乃木希典就任第三代台湾总督，而在乃木辞职之后，就任第四代总督之人为儿玉源太郎。儿玉与桂同为长州系军部出身之政治家，私交不浅，特别于政治上亦有所关联，关于此点前文已经陈述。故而，二人于南进政策上见解合拍丝毫不足为怪。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儿玉总督所写“台湾统治历史与将来之备忘录”正是对前述桂之意见予以详细说明且具体化之产物。其大意如下：一、为达成南进政策，对内须励精图治，对外须友好睦邻，避生国际事端，在对岸清国及南洋通商上占据优势。一、为收统治本岛岛民之全效，不应仅将重心置于镇压岛内、收揽民心。亦应采取注意对岸福建省尤其厦门之民心，察其归向，反过来谋图岛民安心，以达统治目的之方针。以上两项仅是阐明帝国南进政策之根本要义。相较桂意见书之不同之处在于其从台湾统治方面充分陈述对岸经营之必要性。而桂仅从彻底实行大日本主义国策之中寻求论据之作法虽不能说是虚构，但毫无疑问，儿玉主张之论据更加实际，亦更为有力。这正是多年统治台湾之实际体验教给日本指导者们之严肃教训。……儿玉总督于第五项中论及修筑港口问题，甚而提出将厦门港“附属于台湾岛，使之成为东洋屈指可数之良港”，足见其气宇已吞噬对岸地方。且将厦门港视作台湾岛事实上的附属地，正是不误统治台湾大方针之远见卓识。儿玉所作论述如下：一、虽仅略微进行筑港事业之调查，已知本岛素缺天然良港，而此为谈论治台策者齐为慨叹之处，此毕竟是将经营之眼界识局限于本岛之内。稍将视野扩大，且依据帝国占领本岛之宗旨而讲究经营之道，乃得知有东洋屈指可数良港附属于本岛，数百年来为岛民所利用。现讲求利用之方法，正所谓不负上天的恩惠，此亦符合帝国占领本岛之意。而所谓东洋屈指可数良港者，厦门港是也。下官就任以来苦心经营此点，早晚可遇良机而达此目的。第六项备忘录则论及厦门住民对我帝国统治台湾之意向变化情况。一、厦门住民之意向近来大变，大为仰慕台湾统治，非但乞求归化者日益增多，诸多企业亦有求于总督府之帮助，总督府可乘此机，加快步伐，勤收民心。厦门民心之变化伴随帝国统治台湾之实绩攀升而愈加显著。正如前文所述，厦门同台湾不论由哪点视之，皆是密不可分之姐妹之地。统治台湾不能抛开对岸福建省，厦门的生存亦不能置台湾岛于不顾。在统治台湾之实绩与厦门民心变化的关系上，以相互因果循环的方式，奠定了我对岸经营之基础。然而，此类民心变化并非仅仅止于空泛的“意向”变化，应顺应该民心变化，采行经济措施，且将之具体化。作为第一步，儿玉总督首先提出设置台湾银行厦门支行之提议。一、于厦门设置台湾银行支店一事乃是总督府由来已久之计划，其真意亦是达成前述诸事之重要手段之一。设置厦门支店后即可开始台厦间之汇兑，尔后掌握厦门同其他各地方间之汇兑权，且蓄积清人存款于此银行之时，清人必将自然增加与帝国共有利害之念，如此一来帝国威信先是加于厦门，而后反射波及至台湾，治台之效倍增将成必然结果。此为素来论台统治者未曾谋划之处，且收其功绩所需岁月毋庸置疑将快于人们之想象。一、台湾银行支店于厦门尽收各地汇兑权同时，往返于福州、漳州、泉州之百吨左右的汽船将均应为日本籍或揭插日章旗。此等沿岸小汽船升起日章旗之日，便是我帝国专有福建省内重要道路交通权即铁道架设权之伏线，故而不战即收占领厦门之实并非难事。一、于厦门占据上述优势之时，我帝国便可如英国于苏伊士运河的势力一般，独霸东洋，此绝非难事。

前言

厦门，背倚漳州、泉州，隔着台湾海峡，与台湾、澎湖相望。厦门与台湾，历史关系源远流长。明朝初期，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明太祖朱元璋在泉州设永宁卫，分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中、左二所即在今天的厦门岛内，此外还有福全、崇武、金门等三个千户所，厦门与金门同为永宁卫下属的所，唇齿相依，均为抵御倭寇侵袭的第一前线。明朝末年，清军入关，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郑成功坚决抗清，带领一支军队，前往金门，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发展抗清力量。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后，建立殖民统治，进行压迫和掠夺。为了收复台湾，郑成功发兵东征，于公元1662年完全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我国领土台湾。公元1683年，清朝水师提督施琅攻占台湾，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次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湾和厦门都属于台厦兵备道管辖，两地各设一名海防同知。公元1721年，改设分巡台厦道，直到1727年才单独设立分巡台湾道，说明厦门与台湾在清初的四十多年时间内都隶属同一个行政单位。清朝时期的台湾，其广袤的土地仍亟待开发，这时期大陆民众赴台须领取合法证照，经台厦道查明方可，厦门是大陆民众赴台移民的重要出发地。此外，福建沿海的商人，也往来于台湾厦门之间，他们经营的帆船贸易，实现了两岸间的物资互补。厦门也是清政府对台湾沟通的重要桥梁，所有的公文都从这里交船户带到澎湖、台湾，台湾的消息也是通过厦门上报。可见，清朝前期，台湾政治、经济、军事都对厦门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两地的关系极为密切。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战争战败，被迫割让台湾。众多台湾同胞“义不臣倭”，纷纷内渡，返回大陆，很多则定居在厦门，如板桥林家的林维源、著名诗人施士洁等，至今厦门鼓浪屿仍留有他们的旧宅和遗迹。另外，厦门是当时台胞抗日活动的重要基地，台湾的抗日力量可以从厦门获得大陆同胞支援的武器、资金等，台湾陷落之初，日本殖民总督府就派间谍在厦门侦查抗日台胞的活动行迹。在日本殖民当局武力镇压台湾的抵抗运动后，其试图割断两岸之间联系的图谋并没有成功。日据时期，基于厦门地处闽南中心地带，与台湾在语缘、地缘、血缘等方面有着深厚的渊源，自然吸引了众多的台胞在此工作、生活。他们从事各种职业，为促进厦门地区的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尤其有不少青年爱国台胞来厦门求知、求学，成立抗日组织，进行抗日活动。尽管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操控下，一些台湾浪人勾结当地流氓地痞，在厦门开设妓院、赌场、烟馆，利用日本籍的身份，为非作歹，逃避厦门执法当局的法律制裁，严重扰乱了地方治安，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但这毕竟是少数，不是在厦台胞的主流，且台籍浪人的恶劣行径，也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反对和谴责。综上所述，厦门与台湾的关系极为紧密，尤其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即从1895年台湾被日本强占直至1945年台湾光复），厦门作为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觊觎，是日本帝国主义南进政策中重要的侵略目标，厦门与台湾关系历史上，从此添加了浓厚的日本因素。在这个历史阶段，厦门与台湾的关系既丰富多彩，又曲折复杂，厦门地区涉台历史资料十分丰富。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合作选编的这部厦台关系史料集，搜集了诸多相关历史资料，尤其是以往为国内学术界所忽略的日本方面史料记载，为人们展示了日人眼中厦台关系的历史场景，其与中国史料相印证，将大大拓展厦台关系史的研究视野——譬如台湾抗日志士在厦门组织的抗日团体及其英勇斗争；又如台湾银行厦门支店的设立、台湾世家林本源家族与鼓浪屿的密切联系、在厦门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厦门事件的内情及其本末，日本帝国主义对厦门的侵略扩张计划等等，均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史料选编还汇集了历史档案和当时国内及厦门本地主要媒体对厦台关系的相关报道，全方位地展现了厦台关系的方方面面，如《厦门市政府公报》、《厦门市公安局警务月刊》披露的当时厦门市警察局所破获的台籍浪人所犯的偷窃、贩毒、抢劫、绑架、杀人、勒索、伪造钱币、人身伤害等一系列案件；《申报》、《江声报》详细记载和报道的台湾人在厦门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活动的各种情况，以及厦门市爆发的与台湾人相关的轰动一时的台吴事件、台探事件。又如台湾公会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及其与厦门市各界的交涉情况，等等。所有这些均体现了厦门与台湾关系的密切。本史料选编将为厦门市民了解厦台关系的历史源流提供详实的资料参考，相信其亦将成为学术界研究厦门与台湾历史关系的重要基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今，两岸关系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海西建设如火如荼，厦门在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项目中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对台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新形势下，发掘不同历史阶段厦门与台湾关系的史料，有利于推动相关的学术研究，总结历史教训，使厦门在对台交流合作等方面，开拓新的思路，延伸新的发展，为两岸的携手共进以及和平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内容概要

陈小冲，男，1962年8月生于福建松溪，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集刊》常务副主编、教授。出版专著：《台湾民间信仰》（1993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2005年），发表学术论文《贸易、战争与谈判——1622-1624年澎湖危机述论》、《论台湾抗日运动与台湾人意识》、《试论日据时期的台籍日本兵》、《台湾1937：皇民化运动与林献堂》、《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等数十篇，主持或参加多项国家、省部级重大科研课题。主要研究方向：殖民地时期台湾历史、台湾与大陆关系史。

书籍目录

序言编辑说明壹  后藤新平文书厦台关系资料一、桂之南进论二、儿玉之对岸经营备忘录三、台湾银行厦门支店设置论四、差旅对岸五、访问福建省六、与林维源之交情七、利用北清事变八、动乱即将波及福建九、顺流而下十、箭将离弦十一、最后的大顿挫十二、英美介入十三、圣旨降于儿玉十四、儿玉的后策十五、三五公司十六、福建省之樟脑事业十七、潮汕铁道贰 《日本外交文书》1900年厦门事件资料叁 厦门台湾公会资料选一、台湾公会沿革及相关条例二、台湾公会与台胞及厦门市当局往来交涉函件三、厦门市台湾籍民相关资料肆  《申报》厦台关系资料选一、1923年二、1924年三、1925年四、1926年伍  《江声报》厦台关系资料选一、1931年二、1933年三、1934年四、1935年五、1936年陆  台湾民众在厦抗日运动资料一、厦门尚志社二、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三、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四、闽南学生联合会五、厦门反帝同盟台湾分盟六、关系者的检举后 记

编辑推荐

《台湾史料系列:厦台关系史料选编(1895-1945)》编辑推荐：厦门与台湾，历史关系源远流长，尤其是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1895年台湾被强占直至1945年台湾光复），两者关系颇为曲折复杂。该书汇集了这期间的历史档案和当时国内及厦门本地主要媒体对厦台关系的相关报道，全方位地展现了厦台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含有往往为国内学术界所忽略的日本方面史料记载，为人们展示了日人眼中厦台关系的历史场景，其与中国史料相印证，将大大拓展厦台关系史的研究视野。

作者简介

《台湾史料系列:厦台关系史料选编(1895-1945)》内容简介：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该书选编了从1895年至1945年之间厦门与台湾关系史料，即台湾历史上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厦门历史上的清末和民国时期厦台关系的重要史料选编。其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学者鹤见佑辅所著《后藤新平》厦台关系史料；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1900年厦门事件史料；厦门台湾公会史料；《申报》厦台关系史料；《江声报》厦台关系史料；台湾民众在厦抗日斗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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