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士风研究

前言

　　东汉名教之治从东汉后期开始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士大夫无法阻止皇权“非道”，另一方面是崇尚儒家名节的统治方式导致了世风之虚伪。面对皇权“非道”，东汉士人笃信道德的力量，发动清议运动，士风由“保身怀方”重“去就之节”转向“蹈义陵险”的“嫜直之风”。党锢事变的结局动摇了士人的名教信念，使士人由“嫜直"而“大直若屈”。汉末士人恢复汉朝统治的努力失败后，其名教理想几乎完全破灭，他们开始寻求新的社会政治理想。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至，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并援引《庄子》赋予其玄学意义，开创了魏晋“达"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不拘礼俗”。士大夫对社会政治理想的反思和践行，与对自身处世态度的反思和践行，二者交汇的结果是在魏晋之交出现了旨在思想革新、社会革新与政治革新的新士风——玄风。两晋玄风的表现是：思想上崇尚玄学，行为上崇尚放达，任官崇尚不尽职守。在朝、在野两种玄学指导着晋代的士风。在朝玄学是道家化的儒家，在野玄学持道家立场，二者都在反传统的方向上推进晋代士风。　　南朝士风大体上继承了魏晋的士风形态。但南朝士大夫对魏晋传统的坚守，旨在维护士大夫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社会意识的领导权，而非如魏晋士风旨在玄学理想的践行或曰“利便”。南朝士风始变于晋宋之际，清谈地位下降，对玄学义理的探讨淡化下来，“仕贵遗务”的精神内涵由实践玄学政治观转为表明士大夫“淡退”的政治姿态。刘宋后期朝廷试图树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尽管士大夫屈从于皇权，但他们对士风传统的维护，仍是对皇权扩张的柔性抵抗。南齐永明儒风的兴起，表明士大夫与皇权开始谋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融合，结束了二者的对抗。但这种融合是以士大夫回归儒家皇道意识为前提的。随着南朝中下层士人在文化、政治上的崛起，他们成为梁代士风的主体，其崇尚进取、实干与注重交游的阶层性格给士风增添了新的色彩。陈朝采取优待前朝士大夫的政策，使梁朝士风在陈朝继续存在下去。陈后主是陈朝后期士风的中心人物。随着陈朝的灭亡，南朝士大夫丧失了政治、社会地位，盛行一时的玄风便随之烟消云散。　　与魏晋南朝士风相比，北朝士风的基本特征是学术上的习经并专经之风、言行上的儒者之风、政治上的当官任事之风，指导北朝士风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孝文帝改革以后，出现的“浮薄"的士林风气，它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背离经学思想的腐化之风，另一类则是一种新的文学趣尚和玄学风范。后者的出现表明北方在一百多年后，重新走上了东汉通往魏晋的旧路，在文化发展方向上与继承魏晋传统的南方趋同。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四条线索来把握：一是士大夫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二是士大夫天下意识与自利意识的彼此消长，此二者均取决于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变动；三是士大夫对本阶层的反省与批判；四是社会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动，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及演变，对士风发展的影响。前三条线索并非单独行进，而是相互牵扯，彼此缠绕，这三条线索都是从士大夫的角度来阐释士风的变化。第四条线索则是从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动)来说明士风的变化。虽然这四条线索贯穿于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轨迹之隐显，对士风影响之强弱，是不同的。在东汉至魏晋的士风演变中，这四条线索都很显著；在南朝士风的演变历程中，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指梁武帝扩大门阀阶层的改革)线索最为明显，北朝士风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四条线索。　　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变化也不总是发生在同一层面、同一方面。东汉至魏晋的变化是士风形态的变化，变化是全层面、全方位的，即整体性的变化。南朝的士风形态是对魏晋的继承，变化主要是士人政治角色自我界定的变化，其间还有社会政治理想的修正(永明儒风的兴起)，和行为层面的变化(中下层士人的崛起给士风增添了他们的行为风格)。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则是思想与行为层面的分离，和思想层面上对士人个体人格看法的改变。　　通观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历史走向，其发展理路是明晰的：从东汉到魏晋而大变，再从魏晋延续到南朝；北朝在停滞了百年后，又开始走上东汉通往魏晋的旧路。如果以玄风来标志这个时代的士风的话，东汉到魏晋是其形成与鼎盛期，南朝是其衰弱与消歇期，北朝后期不过稍习玄风末流，未尝展开也不可能展开，因为承托并鼓荡玄风的特定背景和内在动力已不复存在。　　从玄风最后的走向来看，南朝的玄学政治观由实践领域退缩到意识形态领域，进而再在意识形态领域将主导权让给配合皇权政治的儒家思想，玄学的影响也逐步退缩到个体思想与生活领域。北朝后期虽然重新绍续魏晋以来的文化精神，开始尊重个体，但由于门阀势力的局限，玄学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引起共鸣，其文化上的开创性也就仅限于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突破经学思想。南北双方虽是一退一进，但最后的趋同点却是将魏晋士风传统的影响限定在个人思想和生活领域。　　魏晋南朝玄风的兴起、鼎盛、衰弱、消歇与门阀士族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士风主体在精神领域、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士风的变化。门阀制度的建立和士族特权的取得，使士大夫人格的独立性、文化垄断及社会权威，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玄风近三百年的流行即基于此。尽管玄学在政治上的实践不太成功，西晋灭亡、梁朝灭亡与它都有关系，至少儒学中人是这样看，其政治构想也在隋唐以后被排除出主流意识形态，但它在个人精神领域是成功的，尊重个体性情、开拓内在精神空间，挑战儒家的教化人生观，培养了独立人格。这便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遗产。

内容概要

　　李磊，男，1977年生，湖北武汉人。200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历史学、哲学双学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6年起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为该系讲师。曾公开发表论文十数篇。

书籍目录

内容提要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对象的界定二、学术史回顾第一章　东汉后期士风之转变第一节　“去就之节"到“嫜直之风”第二节　嫜直之风的流行与演变第三节　嫜直之风的反动之一——退身穷处第四节　肄直之风的反动之二——对权谋的重视本章小结第二章　汉魏之际士大夫的动向及其变化第一节　荀或之死与士大夫匡复之志的最终破灭第二节　新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节义观念和处世方式的变化第三节　政治转型过程中士大夫的困惑、抗争与精神的自我解救第四节　从太和浮华到正始玄谈——新生代士人的政治动向与变革要求本章小结第三章　魏晋达风第一节　达风的兴起与源流一　东汉名教之弊与达风的源流二　嵇康、阮籍思想的变化与阮籍之“达”的产生第二节　阮籍之“达”的哲学内涵与精神实质一　阮籍之“达”的哲学内涵二　阮籍之“达”的精神实质第三节　两晋之“达”一　元康之“达”的表现及其含义二　东晋之“达”的特征本章小结第四章　在朝在野两种玄学交互作用下的晋代士风第一节　晋代士风的流变第二节　引导士风的两种玄学第三节　士风推行的权力基础第四节　玄风熏染下的社会第五节　独立于时风之外的社会层面本章小结第五章　晋宋之际士风的变化第一节　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政治动向一　义熙初年刘裕对高门士族的态度与高门士族的反应二　二刘之争与高门士族恢复门阀政治的努力三　义熙八年后高门士族之倒向刘裕及其政治目标的变化四　晋宋之际高门士族之争夺权力及其自身性格的变化五　小结第二节　清谈的变化一　从“清远"到“辩丽”——清谈在宋齐间的变化二　清谈与文学并重——晋末宋初以来的士风趋向三　清谈与思想四　小结第三节　“仕贵遗务”之风精神内涵的变化一　“仕贵遗务”在晋末宋初的变化二　刘宋前期皇权对待“仕贵遗务”之风的态度三　经历了朝廷干涉后士风的变化四　小结本章小结第六章　宋齐之间的士风第一节　刘宋后期皇权扩张下的士风一　刘宋后期皇权对士大夫权威的侵夺二　士大夫对皇权扩张的反动及其结果三　宋末的玄风四　小结第二节　王俭“风流"与南朝士风的转变一　王俭自比谢安二　王俭之得以“风流”的原因三　王俭崇儒的目的四　永明弘儒与南朝士风的转变五　小结本章小结第七章　中下层士人崛起对宋齐梁三朝士风的影响第一节　中下层士人的社会处境及其阶层性格一　宋齐士族队伍的扩大与“浮竞”社会风气的形成二　交游与中下层士族的士人生活第二节　中下层士人的崛起第三节　中下层士族的阶层性格对梁代士风的影响本章小结第八章　江左士风在陈朝的延续及其终结第一节　梁末士风与陈朝的士人政策一　梁末士风二　陈朝优待士人第二节　陈朝朝廷与士人关系的变化一　梁末陈初陈霸先与士人的关系及其变化二　陈文帝朝廷与士人融合的完成第三节　陈后主与陈朝士风第四节　陈朝的灭亡与江左士风的消歇本章小结第九章　论北朝士风的面貌及其变化第一节　北朝士风的基本面貌一　北朝士人的特质——习经与专经之风二　北朝士人的行身处世——儒者之风三　北朝士人的仕宦生活——当官任事之风第二节　孝文帝以后北朝士风的新面貌一　背离经学思想的腐化风气二　代表新的文化精神的文学趣尚与玄学风范本章小结结论一　东汉到魏晋士风的演进二　南朝士风的变化三　北朝士风的发展逻辑四　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历史走向参考文献后记

作者简介

《六朝士风研究》主要内容：从玄风最后的走向来看，南朝的玄学政治观由实践领域退缩到意识形态领域，进而再在意识形态领域将主导权让给配合皇权政治的儒家思想，玄学的影响也逐步退缩到个体思想与生活领域。北朝后期虽然重新绍续魏晋以来的文化精神，开始尊重个体，但由于门阀势力的局限，玄学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引起共鸣，其文化上的开创性也就仅限于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突破经学思想。南北双方虽是一退一进，但最后的趋同点却是将魏晋士风传统的影响限定在个人思想和生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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