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德国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托比亚斯今年16岁，他生活得很满意——尽管他中断了文理综合中学的学习，并且两周前还和女友分手了。这些事情并不能影响他乐观的态度。因为今年秋季，他已经开始了器械师的学徒生涯。“金属业中最好的职业。”他立即补充说。话语之间，他的双眼熠熠生辉，让人不禁为他，也为他所在学习的企业有这样一名学徒工而高兴。这个职位并非“天上掉下来的”，托比亚斯曾经写过38封求职信一一很长一段时间内，拒信一封接一封而来。最后他很幸运：他在假期工作过的那个企业收他做了学徒工。 很多人没有这么幸运。九月，德国还有35000个年轻人没有获得职业培训的位置。今天，长大成人和30年前已经不同，它同时意味着在进入职场之前就要体会到不被需要的感觉。工会宣称，今年企业提供的职业培训的位置比去年少了41000个。那些已经获得学徒位置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满师后能否被企业录取。 连托比亚斯自己都不知道，他学徒所在的这个中型企业是否会在3年半的培训期满之后正式录用他。“这自然取决于我的毕业成绩。”他说。但他的机会并不差。托比亚斯知道，在过去几年中几乎没有培训新的器械师，所以这类人员现在比较短缺。出于这样的考虑，外加希望获得一份“稳当的工作”，托比亚斯最终选择当一名器械师，因为失业的恐惧深深地扎根在他和他的同龄人心中——即便他们大多数时候都试图用刻意的“酷”行为来掩饰自己的不安。 在当前这代年轻人的父母年轻的时候，他们主要面临的是其他恐惧。冷战期间，原子弹的威胁看上去要比失业的威胁更大（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何工作岗位都是铁饭碗）。但是今天，特别是在德国东部地区，很多家庭都有过失业的经历。托比亚斯的父母也都曾经失业过一段时间，曾经“很艰辛”，托比亚斯说，特别是父亲失业那会儿。“突然，父亲总是待在家里并且不停地问，我该去哪里，我什么时候回来。”这种情景是很令人沮丧的。 假如他实习的公司最后不录用他，托比亚斯也已经在脑中想好了退路。他可以去部队当职业军人，“那儿收入很丰厚。”参军？这不也意味着要投身到危险地区或者参战？“当我听到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战斗就已经害怕了，”托比亚斯说。“但如果我不得不这么做呢？” 好吧。这么务实的想法乍一听可能让人吃惊——但却并不罕见。 “第14届壳牌青少年调查（Shell—Jugendstudie）”证明，现代年轻人主要关注具体实际的个人问题，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为实现全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这项调查发现，年轻人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勤劳和有抱负”在价值标度上的位置上升了（从第15位上升至第9位），而“环保意识”则从第6位降至第12位。然而，排在前几位的价值观念还是和以前一样，分别是“合作”，“友谊”和“家庭生活”。

前言

我们德国人是怎样的人？我们何以发展到今天？当今的我们算是怎么回事？我们将往何处去？这些问题的答案谁人能知晓！我们不安地发现，在世界不断加剧的变化中我们好似处于巨大的漩涡之中，被无奈地卷向未来。与我们的前几代人相比，我们越发不能明确地预测今后的祸福，甚至当前的命运我们都难以参详，这让很多人感到胆战心惊。    今年50岁的德国人，是1954年来到人世的。那个时代与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离战争结束还不到10年，德国人艰难地恢复了祖辈们沿袭多年的生活状况，并竭力使其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男儿当自强，巾帼何让须眉？侥幸逃过战争劫难的妇女们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自行车是当时最快速的交通工具。德国的街道上仅有50万辆小汽车在跑(今天的数字几乎是那时的100倍)。刚刚问世一年的电视机，还未能进入寻常百姓家。不久前遭遇过战争和被驱逐的人们——9000万东部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能有一个安身之所便喜不自胜了。那时结婚早，25岁就为人父母了。孩子的出世是男欢女爱的结果，而离婚是很丢人的。星期天上午做礼拜，下午全家人一道去散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西德人崇尚约翰·迈纳德·基内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济理论，东德人奉行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人们与比尔·盖茨的微软文化毫不沾边，写字楼里传出的是打字机的嘀嗒声。    这个50年前的世界已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打那以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和生活节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同一个模子铸就的成长过程让位于五彩斑斓的众多人生。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变得透明简单。人生道路——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人生活——被分解为阶段性很强的章节：职业生涯成为多个过渡性工作的组合；终身配偶被随意更换的伴侣所取代。传统观念中的家庭变为散处多地的男女关系网。教会丧失的不仅是信徒，还有对人们信仰上的影响。布道者们不再有忠实的听众。绝大多数人对他们抱着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    七大趋势左右着我们的社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的发展，是忧是喜，难以定论。    第一，人均寿命延长。由于医学的进步，特别是发明了抗生素、精密外科手术和术前术后护理，我们的寿命延长了。德国男性人均寿命为75岁，女性为82岁，比半个世纪前延长了10年，比一个世纪前延长了30年。这使得所有早年规划的养老保险预算全都成为泡影。    第二，人口老龄化。1950年德国出生的婴儿为140万。50年后的今天，出生率仅为当时的一半。当年年龄在14岁以下的儿童有1400万，与之相比，65岁以上的老人仅为670万人。今天，这两个年龄组人口的比例是1：1。这一组数据的背后掩盖着一场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避孕药物引发的人口发展的革命。避孕药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和对一生的安排。    第三，职业生涯逐渐地取代或补充妇女全职家庭主妇的角色。今天58％的妇女为职业女性(1950年的比例为31％)。更多的妇女进入职场意味着家庭生活被迫重新规划。国家和经济部门也不得不考虑新的途径，增设半职位以及照看儿童和老人的场所，以免妇女为子女的教育所累而被迫放弃就业机会。    第四，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包括研发、生产和营销的企业活动不再是捆绑在一起的统一体。“关、停、并、转”和“外移”现象是大趋势。有些商号则改名换姓：曾几何时，曼内斯曼(Mannesmann)成了沃达夫纳(Vodafone)，哈因嘎斯(}tein Gas)成了艾翁翰瑟(E．onHanse)，荷西斯特(Hoechst)更名为阿文提斯(Aventis)，而24银行则恢复了德意志银行的称谓。这些都加深了职场的不透明度，让员工油然而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无奈之感。他们知道，在德国，农民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已缩减为不到3％。他们还了解到，工业界职工人数也在锐减，从1950年占所有从业人员的一半减少为21世纪之初的21．6％。在第三产业服务的人员今天已占全国职工的三分之二，而在1950年只占三分之一。最近发生的解雇浪潮触发了人们对职场前途的疑虑：难道作为劳动力的人就像发明拖拉机后的耕牛一样成为多余了？    第五，我们的生活正在不容忽视地脱离宗教。这一点在西德不甚明显，但在东德表现突出。今天有74％的西部居民，和仅仅27．8％的东部居民信仰新教或天主教。坚持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在西德仅占四分之一，在东德则大大低于这个比例。以天主教方式受洗、结婚和殡葬者的百分比已下降到一半左右，新教信徒的情况亦大致如此。    第六，在过去，离家最近的山谷对人们来说，也好似有万里之遥。所谓度假，充其量是到姥姥家的园子里待一阵子，最多不过是到波罗的海海边的小旅馆住下来。唯有军官和国家官员才可能到遥远的地方去。如今，远游早已不在话下。马略卡、马尔代夫、大加那利这些外国岛屿和科罗拉多大峡谷好像拐个弯就可到似的。2002年德国共有3400万人出国旅游。    据联邦搬运公司协会统计，平均每个德国人一生中要搬七次家。这样的流动性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损害了“根”的认同性。“全球化”意味着“非地方化”。自打高速公路取代了乡间小道之后，人们就很难说清自己是何方人氏了。    第七，50年前只有很少的外国人生活在德国，而今天如果把非法入境者和790万合法移民一道算上的话，德国每10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这算是同化、归化还是文化的多元化？那个古老的话题“哪儿是德国人的祖国？”又以新的方式回到我们中间：“谁算得上，谁算不上德国人”以及“将成为或希望成为德国人的那些人可以保留哪些民族特征”？    我们的书架上早已堆满了关于这七大发展趋势的学术论著。可又有谁去读它？这些发展在过去的50年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它还没有引起我们真正的重视。为此，《时代周刊》推出了“生活在德国”的专题报道，目的就在于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发展变化不容忽视。《时代周刊》以每周刊登一篇报道的方式，共用6个月、25周的时间，分29个系列介绍德国人的人生旅程。每个系列描绘人生一个阶段的生活状况和它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射。26位撰稿人的不同气质与性格好似一面多棱镜，经过它的折射，形成了对21世纪初德国的一个真正的解剖。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对联邦德国社会具有历史意识、现实依据和未来眼光的“抢拍镜头”。这是编辑部在21世纪初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胆创举。    早在25年前，当我还担任着《时代周刊》总编辑的时候，就有了对德国作这样一次深度解剖的想法。然而却囿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将之付诸实施：或因版面不够，或因未找到合适的撰稿人或因资金匮乏。这一次终能如愿以偿，首先得归功于《时代周刊》“生活”专栏的主编莫里茨·米勒一维尔特(Moritz Muller—Wirth)。他采纳了我的倡议并争取到《时代周刊》“知识”专栏的主编安德列亚斯·森特克尔(An—dreas Sentker)的支持。从2003年10月1日至2004：年4月22日，《生活在德国》在发行于汉堡的《时代周刊》上连载。在增加了一篇与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谈话作为结束语的基础上，这些连载文章以本书的面目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希望它能成为剥去在以往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形成的、包裹我们这个社会的层层外壳的工具，成为一本解读我们这个社会的辞典。    2004年4月    泰奥·松莫(Theo Sommer)

内容概要

泰奥•松莫（Sommer T.），博士，出生于1930年，历史和政治学专业毕业。1958年起担任《时代周刊》政治版编辑，自1973至1992年任主编。自1992至2000年与马力昂•葛莱芬•敦霍夫以及赫尔穆特•施密特共同为发行人。自2000年4月起任自由撰稿人。出版的书籍有：《去远方国度旅行》（1964年与马力昂•葛莱芬•敦霍犬以及鲁道夫•瓦尔特•列昂哈特共同出版）；《思念德国》（1966年出版）；《21世纪的欧洲》（1989年出版）；《迎向未来》（1999年出版）；《“时代杂志”周刊在联邦德国时期的历史1949-1999》（1999年出版）；《对21世纪的展望，纪念赫尔穆特•施密特八十诞辰》（1999年与马力昂•葛莱芬•教霍夫共同出版）；《马力昂•葛莱芬•敦霍：对我们重要的东西是什么》（2002年与豪客•封•库恩海姆共同出版）。

书籍目录

前言

1.来到人世

2.孩提时代

3.经历大自然

4.面对“性”

5.认知事物

6.长大成人

7.发家致富

8.大学深造

9.居家

10.劳作

11.培养教育下一代

12.体育运动

13.宗教信仰

14.庆祝活动

15.看病就医

16.烹调与享用

17.刑事犯罪

18.衣着穿戴

19.失业

20.择偶

21.协会社交

22.交友

23.睡梦

24.游戏

25.老之将至

26.背井离乡在德国

27.出游

28.百老归西

29.殡葬习俗

和前联邦总理、《时代杂志》出版人赫尔穆特•施密特一席谈

编后记

译后记

编辑推荐

《看德国•生活在德国:对一个民族的剖析》是一次对故乡全面认识的旅程——《时代周刊》成功的系列报道。《看德国•生活在德国:对一个民族的剖析》分29个系列描绘德国人的人生旅程，目的就在于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发展变化不容忽视。这是编辑部于21世纪之初，在“生活”和“知识”这两个板块下增添的题为“对德国的解剖”的新栏目，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它呈现给我们的是具有历史深度、现实依据和未来眼光的“抢拍镜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胆创举。

作者简介

一次对故乡全面认识的旅程——《时代周刊》成功的系列报道《生活在德国》。

从呱呱坠地，经孩提时代到长大成人，再到盖棺论定，人的这一生要经历生老病死、学艺谋职、恋爱成家、为人父母。要认识外界环境，要操心衣食住行；可能会有种种梦想，可能会发家致富；享受体育运动、度假、交友的乐趣；也可能遭受失业、离乡背井的折磨，甚或触犯刑律，身陷囹圄。《生活在德国》一书多角度、全方位地描述了德国人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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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53年出生在一个与我们今天有着天壤之别的世界的德国人，如今已满50岁。自打他们出生的那年起，生活的进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用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生活模式早已让位给五彩缤纷的生活形态。在过去的这半个世纪中，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受到几大趋势的左右：人口老龄化，生态遭破坏，更多的职业女性代替了全职家庭主妇，工作环境今非昔比，我们的生活日趋与教会无干，以车代步己成为国际标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生活在德国。

我们的书架上早已堆满了各类相关的学术著述。可又有谁去读它们？这些发展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可它还没有引起我们真正的重视。为此，《时代周刊》推出了《生活在德国》这一专题报道，分29个系列描绘德国人的人生旅程，目的就在于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发展变化不容忽视。这是编辑部于21世纪之初，在“生活"和“知识”这两个板块下增添的题为“对德国的解剖”的新栏目，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它呈现给我们的是具有历史深度、现实依据和未来眼光的“抢拍镜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胆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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