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力量》书评

柯林武德研究的首部汉语专著——读《思想的力量：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研究》

近代以降，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经史研究逐步朝向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分流和转化。从朱谦之率先尝试用汉语方块字“柯林渥特”这一符号对译和替代“Collingwood”这一西方字母组合的专名，到国内出版柯林武德首部汉语专著，百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说来不算长，但从个体生命史的角度来看，仅不过二三代人，其中亦有说不尽的缺失环节需要勾连，道不完的故事需要叙说。如果选择一件来诉说，那就是此专著的面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夹缝中成长作为一门自律的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学科已渐趋获得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但对于纯粹的兴趣而言，这些都还不重要。因现实困惑而追问自己是谁乃至历史是什么，进而遇见柯林武德的读者来说，通由此著的思想旅程会有同样的感触，进一步也会明晰我们原初的困惑。全书共分五章，在综合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以及细致研读新近出版的柯林武德未刊遗稿的基础上，不仅更新了国内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诸多对于当前史学理论有着启发意义的新议题，同时为我们刻画了鲜活的、多维度的柯林武德面孔。第一章，在知人论世的层面上介绍了柯林武德的生平、著述及其思想历程；第二章，重点分析了牛津实在论者与格林学派之间的论辩，而柯林武德深受两个学派的浸润也奠定了他此后能够综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理论品格；第三章，也是全书的重中之重，系统地考察了柯林武德柯林武德的六个核心概念：历史事实，历史证据，历史想象，历史叙事，历史评价。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柯林武德为20世纪留下的思想遗产，尤其是一度被世人忽略的柯林武德关于进步、自由、文明的形而上学思考；第五章，论述了柯林武德在国内的流传和影响，并从语义学和诠释学的角度分析了文本翻译过程中所凸显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社会文化史内涵。该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洗练，论述审慎、有力，不蒂为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本书是由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学术专著，首要地是回答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上的基本问题。一般而言，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欧美各国的历史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相继从历史哲学的层面探讨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他们的历史哲学不同于以往像维科、伏尔泰、黑格尔等哲学家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探讨和理论概括，更多地聚焦在19世纪以来史学实践而产生的一般哲学问题，由此被称之为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在柯林武德看来，过往数学的、神学的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理论均未触及历史知识的特殊问题，由此，柯林武德在1928年的“历史哲学讲稿”（《历史哲学大纲》）中宣称，要模仿康德的批判哲学进行一次“历史理性批判”。这也就是说，在哥白尼式的反转意义上，柯林武德尝试把客体对象意义上的历史事实转换到主体意义上的历史思想，以此来解决以往知识理论带给史学实践上的理论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书把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定位在“历史学元理论的反思”。理清这一思考的进路，应是进入柯林武德运思脉络的前提。而后，我们才能够明晰我们熟知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重演论”所要回应的问题所指。它不是一个分析的陈述或经验的命题，犹如“1+1=2”或“这是一张课桌”。实际上，“重演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唯理论和经验论带给历史学实践的理论困境。如同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样，它是论证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先验原则。不过，本书论述的指导思路和原则不是描述和刻画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摹本论”，而是通过引入当前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讨论的问题重新设定柯林武德历史哲学议题的“重演论”，重点分析历史证据（historical evidence）和历史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的问题。在此关怀下，该书首先分析了历史证据在经验的意义分享着对象世界所给予的“硬性”内核，它必然来源于我们常说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就此而成为了“史料学”，因为历史证据还在认知主体的层面上享有推论和论证活动的证明内涵。更进一步来说，历史认识活动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进行观察、分类和归纳，基于时间的要素，史家面对的仅是过往所遗留到现在的遗迹（traces），历史学家必然在历史思维的层面引入历史想象的活动，以保证能够形成连贯一致的历史解释或历史叙述。在此意义上，历史材料或历史证据构成历史解释或历史叙述在经验上所给予的内容，历史推论和历史想象构成了历史解释和历史叙述在理性上自由创造的形式，历史知识乃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史学研究史融科学性与艺术性一体的综合技艺”。（第28页）由此，我们自然可以建立起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与当前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尽管柯林武德是在历史认识的层面来讨论历史证据与历史想象的关联，而叙述主义者更多在自然语言的层面反观历史想象与历史叙述的关联。该书在这里重点分析了被叙述观念论者忽视的历史证据问题，也同样旨在回应语言决定论所回避的历史经验问题。总体而言，该书能够参照当前历史哲学的热点问题，并兼顾柯林武德前后思想的变化，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认为“柯林武德是历史哲学界的集大成者，他批评了主客相符的真理符合论并改造了真理融贯论，倡导主体间的真理建构论，形成了一种主体间的历史哲学。”（第241页）最后，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是在当下的现实情境下，尝试重新设定和讨论柯林武德关于历史学反思的议题，这不仅体现在作者能够把当前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纳入到与柯林武德的叙事观进行比较视野中，提出了回应当下史学理论困境的有效途径，而且体现在作者能够把当前新文化史的研究成果融入到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讨论中，提供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之间相互发明的例证。譬如，在讨论历史证据问题时，作者就利用新文化史家擅长的“深描法”，来发掘柯林武德所忽视的“约翰•道埃之死”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在讨论历史想象问题时，作者能够借助戴维斯的名著《马丁•盖尔归来》中事例，来论证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划界问题。再者，在论述柯林武德的生平和著述之时，作者亦能发挥中国史学传统中优良的纪传体风格，文末附录的《柯林武德家族系表》、《柯林武德年谱》即为明证，其中也阐发了西方著名传记作家弗里德•恩格利斯（Fred Inglis）在最近出版的《历史人：柯林武德的生命历程》（History Man: The Life of R. G. Collingwood, 2009）所忽略的问题。特别就自传的方法论而言，作者进一步借助柯林武德的自传实践来讨论柯林武德关于“历史学是心灵的自我认识”这一史学命题的得失。而这在口述史学和公众史学越来越成为历史学实践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探讨史学理论这一新兴的自传学方法论问题有利于回应和指导日渐时尚的个体史、公众史写作。原载《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40401期，有删减。http://www.cnepaper.com/zgtssb/html/2014-04/01/content_15_5.htm?bsh_bid=39468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