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史》书评

伪读后感

因为刚得到消息说要我写《五四运动史》读后感，然而我又没读过，所以先草草浏览过一遍，再写篇伪读后感，希望帮助到你。以下内容有借鉴网络作者，包括，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成洁萍 中间一段话，还有豆瓣的读者 暂停（与同），其余都为自己整理，谁叫我写东西快呢，交这种读后感我最在行，然而我也有自己的浅显感悟在里面。自由与学生党《五四运动史》是著名的学者周策纵先生的作品。周策纵是著名历史学家。1916年生于湖南弃养，他生于那个战乱的年代，有亲身经历五四风云，抗战热血。这本书是作者“想要说真话的书”。详细记载了“五四”前后的史实，探讨了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为新文化运动提 供了一幅全景的历史画面和透视的焦点，是迄今海外公认的对“五四运动”记述最详细、资 料最丰富、研究最深入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本书开篇，有作者自诩“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可以见得，此书不仅是作者的亲身写照更是历史昭昭，留下的烙印，让作者不能再沉默，而执起手中之笔，铺陈史实于纸上，状之于世人眼前。周策纵先生曾写《中国万事以"自由教育"最急》——“尤其是新闻与出版都在一党控制下，学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没有比较便没有选择。这种教育，有时比不教育还坏，因为重新教育或者再教育是最不易收效的工作。让中国赶快来促进自由教育吧，我们再也不能拖延了！”这段话无论那个时代，都是警醒人心的。 然而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缺少自由，其实自由是相对的，只要你去寻找，就有自由。可怕的是不会去思考，人云亦云，黑白不分，我们现在有微博，言论相对自由，所见市面也比以前要多，然而有些人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单向思维容易被山东，而且躺在网络面具之下，还滥用网络暴力，缺乏道德底线！什么是自由？我想就算舆论不够自由，但凡你在学校学习过，也能掌握自由的诀窍，多看书吧！《五四运动史》中周先生提到是：从思想知识改革着手对传统重新估价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发展教育是富强之道真正的富乃是知识因而五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合于未来潮流之处所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五四的指引下前进和探索。记得高中，我的历史老师曾反复提到，五四运动史学生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学生是五四运动的主力军。也曾记得有个外国人了解了五四运动后曾感动到落泪，说你可以想象一群小孩小到只有十三五岁，他们却又觉悟在国家有难时冲上街头摇旗呐喊，不是大人，不是商人，不是工人，而是这样一群小孩力挽狂澜，竟迫使政府关押政府官员！或许作为国人已然麻木，但是这位外国人却惊异并敬佩。周先生说五四是一次思想运动，是文艺复兴。我想不管五四的定义是什么，我们都该从中知道些什么，不是把它当做教科书的定义，而是把它当做一种信条，从中获得些人生的感悟，比如爱国，比如追求自由，比如理智，比如思考力，不要再做一个毫无思想的行尸走肉了。

五四运动史——从宏大叙事回归现场（essay）

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开始了不到三分之一，对于一个需要积淀和沉稳的领域，我能够叙述的好吗？对于那个我并未经历过的时代，以及对那个事件如此破碎的记录。况且又有那么多大家经手，早如周策纵、彭明，中生代有林毓生，近年来更有杨念群、林贤治，我的资料占有量能同其中的哪个相比，且不说分析利用史料的能力。能不能剑走偏锋，寻条前人未走之路，发前人所未发？没办法，无他，只有“在史料求史识”。等到我下决心，真刀实枪开始钻空子或者说捞鱼的时候，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光资料收集，就累得半死：人民出版社从1954年影印了全套《新青年》，1980年起再度影印，并相继影印推出了《新潮》、《少年中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觉悟》、《星期评论》、《新社会》、《秦钟》；上海书店影印了《新潮》；1954年作为内参影印了《每周评论》等。影印的期刊报纸以外，有关五四运动的资料还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近代史所编辑的《五四运动史料汇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以及《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五四运动话天津》等。除了以上，又有陈独秀、胡适、傅斯年、曹汝霖等众多亲历者的回忆。可谓汗牛充栋。综述非我所能，只有回归现场还原几个不大为人熟知的场景，“述而不作”并非取巧，知我罪我，且俟后来。“失败”的巴黎顾维钧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四日离开美国的，就在陆徵祥十二月一日原拟启程的前三日。顾维钧在十天后日记上记到：“我的大西洋旅程平安无事，只是航行的时间稍嫌长点，用去了十天。驻巴黎公使派参赞及领事到瑟堡港接我。我毫无困难就安抵目的地。”仍旧是丛林时代，早已注定了翌年民国外交继续在坎坷中前行。事情接连不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外长陆徵祥因订不到随行最低人员的船票行期不得不延后数周；同月，途径日本被强行安排会见日本外相，并被安排了日本天皇对其的私人接见，陆外长在勉强会见了日外相后只能称病不出，驻日公使陆宗舆不得不因此提出了辞呈；一九一九年一月，运输中的装有绝密外交文件的公文箱在运往巴黎的途中，经过东京时遗失或被偷了（这里引用的周策纵的说法，顾维钧的说法则是推测在东京遗失，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所窃）；同月中旬，代表团内部因为排位的反复发生龃龉；代表团内王正廷博士为南方代表，时时以南方利益事事必争；同月十八日下午，和会开幕前三十六小时，代表团得到正式通知，中国代表团被列为最后一个等级仅能派两名代表出席；最让北洋政府郁闷的是，和会现场除了当地的留学生和华人团体，更有分别前往的汪精卫、伍朝枢、梁启超等人组成“观会团”。说来说去，最损的就是读书人，身为研究系领袖的梁启超与林长民，一个在巴黎，一个在北京，但凡一有消息第一时间以电报传回（五四学潮能持续那么长时间，有此二君的功劳，这是后话）。所以，我一直以为没有那帮学生北洋政府也未必敢在和约上签字（遑论“卖国”），学运至多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话分两头，回到巴黎和会的现场，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十人会”现场，中国第一次有机会辨明自己的立场，中国被安排日本之后。大会主席请阐述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观点，牧野男爵做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声称日本尊重日中之成约，并称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解决。之后，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请中方发言，顾维钧做出了无愧第一流外交家的发言。这里请允许我详述顾博士1919年1月28日在巴黎和会十人会议上的发言并整段引用其发言记录稿：他以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被强占的历史渊源开篇：“该租借地是中国完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是山东的一部分，该省有3600万常住居民，其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都属于中华民族。毫无疑问，大家对德国山东租借地的历史不会陌生。该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强行夺取的。”既而提到山东在文化上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就文化言，“……所在地的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块圣地”；就战略地位言，“胶州可谓华北的重要门户之一，它控制着从海边到北京的最短通道之一，也就是通过胶济铁路，并在济南连接通往天津的铁路而直达首都。”他深知外交家的以退为进，以感谢日本的“贡献”为伏笔：“中国完全清楚英勇的日本陆海军为把德国势力清除出山东所作的贡献。”接着话锋一转，以日方战时对德通牒“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日本帝国政府真诚地认为给德帝国政府如下两条建议是它们的责任”，其中第二条如是，“至迟在1914年9月15日，须无条件无补偿地把胶州全部租借地交给日本帝国政府，以便其最后归还中国。”继而就 “中日协议”产生的若干条约和照会——这个日本帝国政府最后的“遮羞布”予以回击：“（协议）应当是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产生……中国政府是在日本最后通牒后于惊恐失措中被迫同意它们的……充其量只是临时的、暂时的协约”，最后又再一次从国际法角度强化了论证：“即使一直完全有效的，中国对德宣战的事实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也已经改变了原先的形势……中国在对德战争宣言中，已明确声明根据中德战争状态，两国间以往达成的所有条约和协定都视为无效……德国也无权替代中国将山东权利转交给其他强国。”顾维钧的据法引典，陈情说理，掷地有声。发言甫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一齐走上前和顾维钧握手，对他的发言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但是，在这毕竟是大炮、飞机、战列舰说话算数的时代，公理战胜不了强权，精彩的辩论最后还是只能以缺席拒签和约惨淡收场。顾维钧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主要参考书目：1、《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 中华书局 顾维钧 著2、《五四运动史》 岳麓书社 周策纵 著3、《一生之回忆》 春秋杂志社 曹汝霖 著4、《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顾维钧 著“沸腾”的北京“五四运动”发生时其实远不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刻，谈紧迫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情况就要凶险的多。况且，巴黎和会虽然以拒签惨淡收场，但毕竟为1921年华盛顿会议收回山东（虽然是花钱赎回）赢得了国际上的舆论支持和法理上的依据，中国也在和会后不久入选了国联行政院，国际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运动之所以爆发，大概如美国学者格尔的说法，属于“相对剥夺感”最强之时。君不见，老练外交家如陆徵祥也做出了显然过于乐观的估计：中国作为战胜国和大国当可获得五个席位。北洋政府也不遑多让，打算一口气在巴黎和会上解决七个问题：1、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2、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3、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4、归还在华各地租界；5、撤走外国驻军；6、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7、恢复中国关税自主。底线为解决山东问题。政府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平头的教授和学生，自是更加乐观。毕竟解决不平等条约，不比搬走一块克林德碑。（某D单方面简单毁约的方法值得商榷）就在这时，身在巴黎的梁启超给在北京的儿女亲家林长民发了一封电报，林旋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报》上全文刊登——终于点燃了“五四”的熊熊大火。《秘笈录存》所载全电如下：“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 电文的背后，还加了一句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载虽稍有区别，但核心意思完全一致，巴黎和会之所以失败，全是一九一八年九月《换文》（笔者按：此处《换文》是指一战结束前夕，北洋政府在日本逼迫下签订的条约）的错。后来参加签字的三人果然成了替罪羊。那么，北洋政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政府？仅举二事，一曰时艰，一曰“软弱”。我要讲的第一件事要把时间退后到1926年的中秋——也就是前文的顾维钧博士第二次出任北洋政府内阁的时候，这次他担任的是财政总长。过节如过关，这是北洋任何一位财政总长都最为头疼的事情之一：政府要在这天为行政机关、教育部门（主要是大学和师范院校）、军警发放薪金，国库空虚的北洋政府自是常常发不出钱的，而卫戍部队们也就会常常拿着枪上门讨债，所以“过节”实际是“度过危机”。国库究竟空虚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北洋政府的政令是不出北京和几个实际控制省份的，钱款呢？更可怜，北京的税收也要被截去大半，比如崇文门税务局的，真正可靠的只有盐务署和海关控制的税收（而这两个部门又要受到外国人的监控），又或者向以张家璈的中国银行为首五大银行借款，他们一向将政府需款视为自己操作政府的筹码。顺带一提，南方的孙文也没好过到哪，北伐前政令不出广州，税收在广州也要被刘震寰、杨希闵之流截去部分，赖以为继的只有特税（官卖烟土）和靠着“不平等条约”得来的贷款（这个在后文详述）。于是乎，到了1926年中秋的前三天，顾博士自然也是急的团团转——总理杜锡圭总理批准并经内阁会议通过的《财务安排和薪饷支付办法》规定，行政机关发40%，教育部门70%，军警70%，这笔款约需50万元。区区此数，顾总长却硬是拿不出来，因为其任职伊始拒签了这家半官方银行提出的高利贷的借款合同。1928《中国年鉴》的记载可以印证了顾式回忆录中的述苦：“1926年6月17日至10月1日，顾维钧博士任财政总长期间，虽然只有三个半月，但下列收支报告和顾博士1926年10月14日致内阁会议的备忘录本身，亟为发人深省。尽管有巨大的障碍，现金收入只有三百五十万元（实际上纯系贷款收入），顾博士除去支出，仍能结余现金二万八千元，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再来谈谈“软弱”。事实上，正是北洋政府的“示人以软弱”才是成就五四运动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的最大原因。先让我们来看看家被打砸抢后又付之一炬的曹汝霖是怎么说：“到了家门口，警察厅派来了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卖国贼”的话或许不可信。证据学上有这么一条：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由此，作为对立方的五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肯定比私宅被烧的曹汝霖的话更牢靠。张是怎么说的？只有寥寥数语：“我和其他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再对比其1924年5月21日的被捕至出狱整整花了48页描述，看来“五四”的初次经历显然没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有篇对警察的“慰谕”更有意思，抄在下面，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军警真实态度：“近来学生罢课，商家罢市，大家兄弟昼夜四班巡逻，辛苦的了不得，本厅长很过意不去。大家兄弟到上海几年，遭过几次变乱，个个皆能守秩序，服从长官的命令，当长官的非常的欢喜，非常的相信。这一次又碰着这宗风潮，我们警察向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政，维持地方秩序为天职，望大家仍旧遵我们的章程，尽我们的天职，服从上官的命令，不要听他人的煽惑，在公时不要与路人闲谈，下公后自己休息休息，不要无故出门。我们漂洋过海，几千里路跑在此地，好容易每月赚了几块钱，养我们的妻子老小一家人家。一旦要变了主义，受了匪人的骗，小则差使撤掉，大则性命攸关。本厅长与大家兄弟相处七年之久，同生同死，真不容易。况且又是同乡居多，所以将肺腑的话告诉于你们，你们千万记在心里。再遇着学生成群结队，须力去解散他们。遇着他们拿着旗子棍子的，就赶速没收过来。如若他们不服从，就到本署报告官长，请示办法。总要和平，不要激烈。他如要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他如要骗，我们不要受骗。我们听他的话，要绝对的不听。如要说出非法的言语，你们就立时将他们拿住，送到署内，自有办法。这几天之内，大家要格外辛苦辛苦。本厅长心中有数，决不能辜负你们一番劳苦。特此传谕。”参考书目：1、《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 中华书局 顾维钧 著2、《秘笈存录——近代史资料专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李宗仁回忆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宗仁 口述 唐德刚 整理4、《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5、《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 新华出版社6、《上海罢市实录》 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3编065）陈端志 编7、《一生之回忆》 春秋杂志社 曹汝霖 著8、《我的回忆》 明报月刊出版社 张国焘 著9、《北洋裂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鸣 著“不在场”的广州有时候读书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过去所见所闻似乎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乾嘉的朴学也好，五四的整理国故也好，小辈我来重检五四现场也是。要把五四的场景连成一条线，至少还得再凑上广州、上海的情形。然而，对于上海我却力有未逮：为什么工人对激进运动——最具工人阶级特征的部分——天生缺乏热情，与《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相去甚远？十几万人的罢工真的是学生鼓动的结果吗？我竟看到许多学生劝说工人不要罢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响在沪的西方人生活的电车、电话电报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是学生特别不希望的。虽然帮会在整合分化的时期，但工人们却鲜有不在帮的，帮会又究竟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知道在后来的年份中，李立三从事工运时鞍前马后的保镖竟都是杜月笙的青帮中人。广东的情形相对简单的多，因为除了向全国通电、喊喊口号这个时期的孙文并没有为“五四”做出什么重大贡献，或者说他对这个并不是很关心。至于原因，张国焘的回忆录里交代的很清楚（本文也被收进《孙中山集外集》）：1920年1月的一个中午，张国焘、许德珩等到上海莫利爱路孙文的寓所去拜访，孙文说：“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号呼。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是真正的革命。”孙文原是赞同暴力革命的一族。但是到此为止，对历史的说明仍不免太过简单。我想有必要追述孙文的“斑斑劣迹”，其如何爱国、如何伟大早已长篇累牍于国共二党“正史”——正如我们了解段祺瑞，除了知道其治下的“三•一八”开创了民国以来镇压学生第一枪，也有必要知道其是之后众多大小刽子手中“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宣布内阁总辞职、发布抚恤令、处罚凶手并终生食素”的唯一一位。择其要者整理于下：1910年3月，孙中山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建立一个“辛迪加”，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州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州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孙中山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信中主要观点概括为四：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3、国民党掌握政府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4、日本能助国民党，则利莫大焉，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最让人诟病的是，1915年3月15日孙中山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的“提携”，并将四人签署的《中日盟约》作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条约共11条，承诺了北洋政府签署《二十一条》时力争幸免的第五号公告。鲜为人知的还有，同年底指使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他的 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著名报人黄远生（此事已在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统一了看法）。参考书目：1、《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裴宜理 著2、《我的回忆》 明报月刊出版社 张国焘 著3、《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 江西人民出版社 杨奎松 著尾声《春秋公羊传》有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对同一事件，不但各人说法不同，往往亲历者在不同时期说法也大相径庭，间接传闻者如我就更不必说了。我并不敢说比别人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情境本来无法完全重建。我只希望能够对作古之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之理解，不再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并籍此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

兩泗渚崖之間，不辨牛馬

魯賓斯坦彈鋼琴“一半音符落在地上”，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我讀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的感受，它不像一般的歷史論文，“箭無虛發”，雖然在此書中他也做到了這點，但是又有不同，也許是因為五四運動時期所思考和發生的事情，很多仍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和所要尋找的答案，也許如作者在《英文版自序》中所講的他對五四的特殊的感情（五四幾乎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共同的情結），也許是周那種旁征博引卻不氾濫的運用史料和清晰的結構以及曉暢的語言，總之，它不僅如一般歷史論文一樣鉤沉歷史，找出線索，表明原因，給予啓發，而且還讓我代入其中，給予我，歷史學手法以外的知識，我自身很困惑而不解的問題，發現前人已經爭論，實在是應當學習和吸收的，而那些五四知識份子的為人與治學，以前也模糊的欽佩，現在則更清晰了。五四運動（周策縱在其書中的界定，即1917-1921年）主要是一場思想上的革命，在經歷了洋務運動的器物以及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學習制度后的學習思想，目的都是要拯救中國，即，五四運動的一個主要主要努力使通過改造國民的思想來救國，這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事情，我覺得從思想上救國是一個需要時間的事情，在此書中周提到在五四行將結束的時候，杜維曾預測說中國或許能在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內取得其他國家用了幾個世紀才取得的思想…..進步。然而當時的中國的政治現實卻使得新思想救國這條路遠水解不了近渴，1919年知識份子的短暫聯合不久就告解體，分化成各種派別，而三十年代左傾思想的大興也表明，當時的情況下，要救國，只能靠鐵和血（救國這詞一般暗示行動者是主動的，但後來看，救國則多是被動）。知識精英或掌權者分裂成自由主義、左傾的、CP、傳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國民黨。但這並非是否定了五四運動，正如周在書中所說“據我們看來，‘五四運動’最重要的成就是思想意識當面的成就，其次才是當時社會平衡方面發生的世紀變革。”五四運動引進西方理論、重新評價國故、提倡民主、平等、科學、理性等觀念，推動新文學的發展，是在思想上對現代性的追求，經過五四洗禮的一些中國人，開始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人，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如何改造自己的思想，追尋現代性，如何在精神上趨向解放，五四時期給予我們一筆十分可堪學習的遺產。當然，應當注意五四時期學習西方文化的一個特點（或缺點），如周策縱在論述1923年關於科學和玄學（人生觀）的爭論中說的那樣“事實上，論戰中雙方很少有人抓住了爭論的核心問題，即從認識論問題。論戰是因為科學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應用于人生觀而起。則是個很模糊的問題，因為人生觀的含義很不確定，而在爭論中卻沒人給他一個準確的定義，爭論開始之後，它就轉變為一場科學與玄學關係的論戰，并逐漸轉移到了其他相關的問題。因為認識論沒有得到充分討論，其他爭論不可避免地就是膚淺了”。“考察論戰的文章，便會看到，張君勱及其夥伴的論證大多根據倭鏗、柏格森、杜里舒、歐力克的理論；而丁文江、胡適及其夥伴所鼓吹的理論大都來自杜威、詹姆斯、赫胥黎、卡爾.皮爾生。這實際是能動的唯心主義與理智主義的實驗主義或自然主義之間的爭論；認識論問題也就變成了一方是直覺主義和人格至上主義，一方是實驗主義的經驗主義之間的問題。最後分析起來，這些哲學流派之間的爭論，可以理解為自由意志論與決定論之間的爭論，這是這種論戰幾乎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質言之，兩個字：雜、亂。這種情況也出現在新文學上，就像李歐梵所說的將西方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表現主義等等一鍋煮的情況。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少了五四前輩們所身處的急迫的境遇，可以不那麼著急的去學習和瞭解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紙上文化，也可以不從救國那麼宏大的角度去看待西方和中國的文化，可以退回自己。其他的還沒想好，想好再添。

开卷有益（不会起名了！）

开卷有益，呵呵，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发现自己遇见好东西之后的反应多年以来都比较弱智，基本上都是很真诚地手足无措。每读完一本好书，都觉得自己收获大啊，见识长啊，自信也暗地里噌噌往上窜，通常上窜高度不免超出了知识增长的幅度（人这东西真TM没救了）。但想到读此等好书之前的景况，不觉汗下——连此等好书都未读过，竟还敢那样招摇过市，呸！闲话不提，本书真该让所有中学以上学生列为教辅，则中国人才智力水平估计可普涨0.5个百分点，呵呵。在古狗上查作者周策纵，其中一条《中国万事以"自由教育"最急》——“尤其是新闻与出版都在一党控制下，学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没有比较便没有选择。这种教育，有时比不教育还坏，因为重新教育或者再教育是最不易收效的工作。让中国赶快来促进自由教育吧，我们再也不能拖延了！”点击本条后，很遗憾，打不开网页。虽然本书的结论此前在他人转述中约略闻及，但从头至尾跟随作者梳理历史，还是令人时而血脉贲张，时而扼腕叹息，时而豁然释怀，时而切齿暗骂。回顾吾国千年以来思想之繁荣，全在中央集权式微之际，远追百家争鸣，近及新文化运动，悲夫国运不脱此窠臼。略检一二收获：1、 梳理出留日、欧（法）、美的学生在所在国的大致活动，及回国后，使中国受到的不同影响。2、 在国内正统课本讲述之外，尽可能客观还原五四原貌，尤其清理出政治思潮与党派力量的参与过程和演变，对国内有意歪曲篡改之处逐一点出。3、 理出了五四之所以为一划时代事件，其前与其后明显之不同。4、 国内学界口径略宽后，作为对此前30余年猛批胡适的反弹，自由主义者显然又过高宣扬了胡的作为和作用，宛如新造一神。本书则做出客观梳理，对当时一甘知识界人物之局限并不讳言，令人信服。读罢掩卷，究竟收获何在？自度比先前又多几分了解我们的命运，然走出宿命之路，迢迢。06、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