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11

章节摘录

书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苏联型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其原因在于它们受到了一种“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的推动。共容利益这一概念是在《国家的兴衰》(Olson，1982)一书中提出并得到检验的。这里我只打算简单地解释一下。如果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能够获得该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并且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该个人或组织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一种共容利益。这种共容利益给所涉及到的人以激励，诱导他们去关心并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换句话说，拥有共容利益者的利益之实现，不仅是力求获得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而且还需要扩大该社会的总产出。与之相对应的是拥有“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s)——即人们只会享有或损失社会产出增减量的微不足道的部分——的个人或组织，他们对增加社会产出既无热情也无兴趣。这些个人或组织所热衷的只是通过再分配上的争斗来寻求该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尽管这种再分配上的争斗会使国民收入的减少额比狭隘利益者所获得的还要大得多。    结果，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很小的游说和卡特尔组织便开始为实现其特殊利益而寻求立法支持并建立垄断，尽管相对于这些组织内的个人所得来说社会的损失很大。同时，这些组织对社会产出的增加从未付出过任何努力。类似地，美国国会的每位成员所代表的仅是全社会极小的部分，所以他们只会热衷于为其选区和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赠谋取好处，而不关注提高国家的生产率。与其形成对照的，是诸如美国或法国的总统，或是像英国纪律严明的政党(如保守党)及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他们代表着广大选民，因而会热衷于为社会带来“和平与繁荣”，并且会尽力减少随人们在社会财富之饼如何分切问题上的争斗而来的社会损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头10年中，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尤其是斯大林，拥有一种与其统辖区内的产出量唇亡齿寒的共容利益(见Murrel和Olson，1991)。实际上，斯大林就是苏联的所有者。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像一位工厂主关心其产出最大化那样关心其领地的生产率。斯大林和他的一些继承人总是利用苏联产出的大部分来扩充其军事实力、国际影响以及个人威望。由于共产主义代表了未来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信念因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得到了加强，故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又热衷于利用强制储蓄的办法来为非常规的高投资提供资金。    尽管苏联型社会的统治者或政治局在努力提高产出水平方面因拒斥市场而遇到了麻烦，但他们却仍然能够利用下级之间的竞争和价格信息，来获得一些制定合理计划所必需的信息。他们恩威并重，以促使下级按照计划的要求来增加产量。只要能够辨别出最有用的信息，上述措施和高额储蓄与高额投资水平相结合，便可以在二战后初期为苏联型社会带来一个与那些西欧市场经济国家相近的增长率。当然，这些苏联型国家相对低的收入水平也意味着它们拥有更大的赶超潜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行业、各部门和各地区的下级官僚逐渐克服了实现集体行动的困难，并且开始心照不宣地合谋，以便使其上级领导无法得到有关他们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究竟能够生产多少的全部信息。这种合谋带来了生产指标的降低，从而使得下级官僚的日子好过多了①。将分散的企业组合成超级垄断组织的做法，也增加了中央利用下级间的竞争来获得信息并提高产量的困难。时间的流逝还使得来自前共产主义时期的相对价格信息越来越不适用。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下级的下级同样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合谋。最后，曾经几乎全部汇集在统治者手里的权力，其相当部分便会通过国家机构内的“新阶级”而散失掉，有时甚至会散到某些幕后统治集团那里。    尽管像斯大林那样的统治者的确在社会的生产方面拥有异乎寻常的共容利益，但各行业、部门或地区中的每一个形成集体行动的下级小集团，所拥有的仅仅是一种狭隘利益。由于每一个小集团通常只能分享到整个国民收入增长中微不足道的份额，因此它们不可能像统治者那样去关心全社会的产出增长。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苏联型中央计划下提高产出的惟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激励——统治者的共容利益——就开始变得不那么强有力了，而那些并未受到任何激励去关心全社会产出提高的国家官员的影响却在与日俱增。简言之，相对于西方市场民主化国家中明显的症状而言，苏联型社会患了一种尽管不那么明显、但却是更为严重的“制度僵化症”(institutional sclerosis)(Olson，1982)。    正如前述理论所示，苏联型国家的经济每况愈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尽管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仍然存在赶超增长的巨大机会，但它们却在经历着越来越低的增长，最终开始被西方市场民主国家越甩越远。这种停滞到了80年代愈发严重。    戈尔巴乔夫1985年推行的、且随着1989年共产主义大厦坍塌而加快的改革或民主化，并没有造就出规模甚大、纪律严明的政党和民主地选举出强有力的总统。换言之，它没有创造出热衷于从转轨时期仍存在的国有产业和计划机关中寻求最大产出的共容利益。拥有狭隘特殊利益的经理或计划者小集团依然故我，并且其利益继续与社会的进步和改革格格不入。在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计划者总要颠覆分权化改革，而经理们则总是努力排斥竞争者(Winiech，1990c)。伴随着民主化的进程，数量更大的狭隘特殊利益集团通常要发挥影响。    共容利益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大多数转轨国家的产出水平为什么甚至会低于旧体制时期。上述讨论还告诉世人，那些转轨国家不应该指望能够在某一时段内按部就班地实施某种计划好了的渐进式改革。    二、原始贸易    前面提出的理论并非能够涵盖一切。一些中央计划经济运作的详细性质或特征告诫我们，该理论所说的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某位集权领导人的共容利益本身能够充分解释战后初期中央计划经济具有相对高的增长率的话，那么计划者们也就一定会借助一些可以确保资源配置效率至少达到某一水平的措施。换句话说，他们一定会通过一个最优化过程，也即他们将会利用随官员们之间的竞争而来的信息制定出一个至少是大体上接近资源最优配置的计划。他们还会设计出一套强有力的或“高效能”的激励机制，以鼓励企业的经理们去勇于承担开发潜在的新技术和促成知识进步所必须承担的风险。    然而，中央计划经济中的计划者却没有做到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在计划方面，虽说他们总是不断变更计划并力求使之逻辑连贯和统一，但他们却没有通过这些计算来给出一个类似资源最优配置的计划。由于对一切与利润沾边的东西均表示厌恶，他们也没能设计出一套让创新者获得相当一部分风险创新收益的激励机制。因此，排斥风险、得过且过这种在缺乏利润动机的官僚机制内极为典型的行为，始终困扰着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       正因为如此，尽管在开始时中央计划经济的计划者们非常热衷于使其社会更具生产性，同时他们也的确干了些增加生产的实事(如惩罚那些不服从行为并且强制实行高储蓄高投资率政策)，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地找到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鼓励企业创新的途径。为了解释二战后的20多年内中央计划经济令人瞩目的增长率，同时也为了说明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其产出增长率的停滞甚至是下降，我们不能仅考虑统治者所拥有的共容利益，而且还应至少注意到另外一个因素。    令人多少感到吃惊的是，使苏联型社会之所以如此的更进一步的原因竟是其原始社会性。下面这一点以前并未有人明确地讨论过，即苏联型社会与历史开始时的社会十分类似。让我们看看下面一段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其《历史》一书中所描绘的古代世界的情景：    “迦太基人也说过，在利比亚有那么个地方居住着许多人，这块地方已经不在大力神海格里斯的影响范围之内。当迦太基人抵达那里的时候，他们卸下货物，在沿着海岸将其摆放整齐之后便回到他们自己的船上，并以燃烟为号。一旦见到了烟雾信号，那些当地土著人便会走到岸边，并且留下一些黄金以购买已摆放在那里的商品，然后走开。迦太基人再次下船来，这时如果他们觉得土著人为购买商品所留下的黄金价格公道的话，他们就拿走黄金并回家。如果觉得价格不甚公道的话，他们就再次回到船上坐等。这时土著人就会在已经放在那里的黄金上再加上一些，最后直到迦太基人接受所给出的价格为止”。    当然，在迦太基人和他们的贸易伙伴之间并不存在那些保障贸易进行的法院制度或政府。但尽管如此，贸易还是发生了。的确，从希罗多德论述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由于燃烟信号的被承认，由于这一程序已经成为惯例，这种独具特色的贸易方式竟然被经常采用。交易双方很可能都希望在今后类似的贸易中获利，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均力图避免那些可能会妨碍未来贸易的事情发生。在众多其他的文化当中也有许多与之类似的“沉默贸易”的例子，或是在没有政府或制度、甚至没有宗教e或语言的情况下个人之间进行交易的例子。举例来说，甚至有一些正处于交战状态中的部落也还会安排本部落的妇女进行一些贸易。    有些贸易甚至在最困难和最原始的条件下还会发生，原因之一是来自贸易的收益相当巨大。得自专业化和贸易的收益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它实现不了的话，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将生存不下来(0lson，1984)。这类收益有时在当场交易中能够立刻得到实现。这样，部分贸易也就可能在不同的原始部落之间发生了。对原始社会中的贸易问题的讨论还直接地揭示了下面一点：许多得自贸易的收益在希罗多德所描述的环境内是无法实现的。毫无疑问，无论交易的一方能够从借款中——甚至是高利率贷款——获得多大的回报，不管交易的另一方多么希望从其资本中得到可观的收益，迦太基人和当地居民是不可能创造出长期信贷的。假如交易的一方愿意为躲避与己不利的风险而支付保险费，或是从对方那里购买某种承诺，他很可能干脆就做不成这笔买卖。上述诸种交易难以实现的原因就在于交易双方都没有使这些必要的合约得以执行的法院或法律制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苏联型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其原因在于它们受到了一种“共容利益”(encompassinginterests)的推动。共容利益这一概念是在《国家的兴衰》(Olson，1982)一书中提出并得到检验的。这里我只打算简单地解释一下。如果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能够获得该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并且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该个人或组织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一种共容利益。这种共容利益给所涉及到的人以激励，诱导他们去关心并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换句话说，拥有共容利益者的利益之实现，不仅是力求获得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而且还需要扩大该社会的总产出。与之相对应的是拥有“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s)——即人们只会享有或损失社会产出增减量的微不足道的部分——的个人或组织，他们对增加社会产出既无热情也无兴趣。这些个人或组织所热衷的只是通过再分配上的争斗来寻求该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尽管这种再分配上的争斗会使国民收入的减少额比狭隘利益者所获得的还要大得多。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在本辑《比较》中，我们提供了弗农·史密斯的《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和生态理性》一文。他因“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室里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的贡献而获得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即弗农为颁奖大会所做的讲演。本辑中还包括《正统经济学的威力、局限与拓展》，这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黄有光教授在今年1月份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的演讲。近来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瑞银华宝亚洲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将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印比较的观点汇集成《中国和印度比较的十大谜思》一文，以澄清十大似是而非的观点。《比较》站在理论前沿，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书籍目录

正统经济学的威力、局限与拓展

一 转轨经济

1 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

二 前沿

1 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和生态理性

三 海外特稿

1 中国如何从亚洲危机中汲取教训

2 中国经济该在制度转型上提速――兼评吉富胜

四 改革论坛

1 金融混业经营和监管现实

2 2004年宏观经济面临减少失业与控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的艰难平衡

五 比较之窗

1 有关中国和印度的十大谜思

六 法和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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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新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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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在本辑《比较》中，我们提供了弗农·史密斯的《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和生态理性》一文。他因“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室里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的贡献而获得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即弗农为颁奖大会所做的讲演。本辑中还包括《正统经济学的威力、局限与拓展》，这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黄有光教授在今年1月份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的演讲。近来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瑞银华宝亚洲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将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印比较的观点汇集成《中国和印度比较的十大谜思》一文，以澄清十大似是而非的观点。《比较》站在理论前沿，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作者简介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在本辑《比较》中，我们提供了弗农·史密斯的《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和生态理性》一文。他因“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室里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的贡献而获得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即弗农为颁奖大会所做的讲演。本辑中还包括《正统经济学的威力、局限与拓展》，这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黄有光教授在今年1月份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的演讲。近来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瑞银华宝亚洲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将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印比较的观点汇集成《中国和印度比较的十大谜思》一文，以澄清十大似是而非的观点。《比较》站在理论前沿，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本书是比较中的第11辑。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25年的历程，主编吴敬琏曾经指出，综观中国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其挫折与成功都与人们对经济理论的接受和认知有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政府”的角色不仅在现实中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日益占据关键地位，对“Governance”的研究更是越来越深入和广泛，政府的治理“好”还是“不好”是要影响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所谓“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国家悖论”中如是说。《比较》一直关注这一主题，如第五辑发表了钱颖一的《政府与法治》，第七辑发表了李稻葵的《官僚体制的改革理论》等。本辑《比较》的主题紧紧围绕政府治理而展开，其中有理论研究，有实证分析，内容涉及如何建立值得信任的政府、如何建设有诚信的法治国家、经济和法律中的组织理论、公务员能力的培养，以及有关中国政府治理水平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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