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书评

刘仲敬：只有在无知的黑暗中，天下乌鸦才会一般黑

爱因斯坦曾经坦率地说：他执迷于大统一理论的动机不在功利而在审美。也就是说：在简洁优美的理论照耀下，纷繁混乱的自然现象突然变得井井有条。人人都抗拒不了这种醍醐灌顶的幸福感。人文学者其实怀有同样的野心，希望各种零散知识之下存在某种深层次的统一规律。于是，他们不断犯下同一方向的错误：在根本没有联系的地方发现想象的规律，把大鲸和鲨鱼归为同类。相反方向的错误极其少见，因为谁都不愿意否定确实可靠的联系。可惜这种确定的联系实在太少，无法满足全世界学者共同的价值偏好。 　　1960年代是“现代化研究”的鼎盛时期，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半真空地带产生了许多著作。这场运动其实是冷战的间接产物。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想知道：怎样才能顺利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他们希望能找到现代化的灵丹妙药，然后散发给不幸的第三世界人民，就象由好心的美国大兵向柏林儿童发放糖果一样。更何况这样一来，万恶的苏联人就会无计可施。巴林顿·摩尔和塔尔科特·帕森斯都是这场运动的顶尖人物。他们跟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以“两位马克斯”（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工具箱为看家本领。 　　冷战结束后的思想氛围已经巨变，所以我们难以充分体谅六十年代“现代化研究”的空疏和骄狂。很少有一门“学科”象这些学者一样，一开始就无法给自己的主要课题下定义。从来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叫“现代社会”或“现代化”。大家只是模糊地觉得：二战后的美国应该算得上现代化的模范国家。既然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代的美国包括大众民主、工业化和社会保障的元素，“现代社会”大概应该以此为标准。至于什么叫“传统社会”，连这样的参照系都没有。于是，顺化的儒生和山地的苗人、亚历山大的伊斯兰法官和丁卡的黑人巫师有幸分享同样的待遇。这种二分法的愚蠢程度相当于以下的做法：生物学家将物种分为“大象类”和“非象类”，后者同时包括鞭毛虫、渡渡鸟和长臂猿。　　比较聪明的学者早已看出：鞭毛虫进化为大象的方式大概不会跟渡渡鸟相同，如果它们真有可能自发进化为大象的话；但即使在他们最夸张的想象中，可能的路径也不会超出两三条。《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为全人类的现代化勾画了三条路径：西方民主之路、东方共产主义之路、轴心国之路。这种划分法暴露了作者的时代和师承。只有二战结束后不久那一代人、深受五十年代新左影响那一批人才会这样预设框架。当然，这批人在打击韦伯-帕森斯学派的武断作风方面颇有贡献。后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假定：现代化和美国化没有实质性差别。直到今天，新左之所以见重于人，仍然是因为他们有纠偏补弊、拓宽视界的功能。技术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一向不是他们的特长。 　　同样，历史学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也不是巴林顿·摩尔的特长。一位科班的英国政治-社会史专家首先要用三十年时间熟悉东盎格利亚的耕作制度，旁及英格兰东、南各郡。他在退休之前，终于感到有把握将泰晤士河谷到赫尔海岸的庄田制度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如果有人询问约克郡、德文郡，更不用说威尔士和苏格兰边区的土地制度；他一定会回答：从撒克逊时代至今，它们跟英格兰东、南各郡从来不在同一条路线上。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如果有人进一步要求他将印度和中国一起纳入分类体系，他会有礼貌地回答：此事属于社会发展史的范畴。这话翻译成医生的语言，相当于：“患者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不过我碰巧认识一位老中医。　　《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以全世界农民的现代化为主题，因此理应非常依赖史料的准确性。不幸的是，本书中正确的史料屈指可数。相反，如果你把每一处错误做记录下来，做出相应的解释；积累的读书笔记就会超出原书篇幅的五倍以上。这样的著作居然能够在社会学界赢得（虽然只是曾经）赢得一定的地位，本身就是通识教育失败、党派精神肆虐的绝好证据。世界上没有比挑错改错更无聊的活动了；然而在本书的范围，指望“下河不湿脚”实在不切实际。 　　作者在最初两页内就将英国的民主归因于社会冲突和贸易增长；除了谴责流行的神话以外，不觉得有必要提供额外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好无条件信任作者的权威；否则篇幅就吃紧了。他接着就用条状耕地代表全英格兰土地制度，把亨利八世没收修道院土地称为打击贵族，把英国革命的主力称为商品化进程的失败者，把圈地运动称为消灭自耕农的过程，甚至荒谬到把敞田制的没落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中国读者如果不太理解这些论述荒谬到什么程度，不妨想象某一部中国史论著提出了以下的高论：王莽在科举失败后创立了太平天国，匈奴人的衰落为国民党的北伐创造了条件。逐一指出谬误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相反的做法比较简单。本书只有一项历史论述完全无可挑剔：革命前英国王室没有强大行政机构，基层权力掌握在乡绅手中。其他涉及历史的内容，读者都不宜信以为真。 　　针对这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乃至完全谬误的断语，作者只提出了一项解释：这样可以方便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对比。这样一来，本书就要沦为循环论证；因为此前和此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几种革命可以相提并论。这种提法本来应该是作者负责证明的假设，他却预先以假设为定理，反过来根据自己的假设筛选自己的材料。他试图以社会统计学支持历史论断，然而搜集的统计资料鲜有符合史料标准的。即使以1960年代的史学标准，他引用的史学著作都已经严重过时。何况最近三十年来，英国新政治史和地方史研究经历了深刻的革命。今天的英国史专家只要瞥一眼本书的参考资料，就会断定它们只具备珍玩价值。 　　如前所述，本书唯一靠谱的历史叙述存在于英国史部分。涉及美国、法国、日本、中国、印度的部分，质量甚至远不及英国部分。凡是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能看出，作者的方法是：先编织线索，然后沿着线索部署史料。如果史料不足，就选择最接近的内容，然后重新解释。用中国传统学术语言形容：本书属于“经学”，而非“史学”。前者运用的材料最好是真的；但如果不符合“微言大义”的需要，这方面是可以妥协的。后者体现的意义最好是符合需要的；但如果材料不配合，也可以满足于存材料而不论意义。康有为和廖季平如果对世界史感兴趣，完全可能象作者一样：将印度教暴力分子列入无产阶级革命家系列，将穆斯林暴力分子列入法西斯系谱。　　中国读者很容易忽视西方学者的形而下层面、或是天真地高估他们的客观中立程度，在这些地方难免有莫名其妙的感觉；所以有必要补充点背景知识。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粉红色文化圈内，尼赫鲁的印度和苏加诺的印尼代表最可爱的费边式中左路线：和平，进步，既反西方又不加入共产主义联盟。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却代表最邪恶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路线：坚决反共，加入西方组织的“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建国理由就是为前宗主国（大英帝国）牵制独立的反殖民主义大国（印度和印尼）。历史人物和历史团体的评价通常不取决于其本身，而是取决于他们真实或假想的政治继承人有没有跟作者搞好关系。“祸延考妣”、“泽及枯骨”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不用说，在粉红色左派的圈子里，“法西斯”的定义与历史上的墨索里尼没有多少关系，比较接近于情人口中的“因为你坏嘛”。这个神奇的动物园包括了从伊斯兰学者到波兰工会的各色人物和团队，唯一共同点在于：这些人都曾经或打算利用西方势力对抗他们的共产党邻居。如果出身相同、行径类似的人物曾经或打算利用苏联势力对抗他们的美国霸主，他们就会被称为“进步人士”。读者只要掌握了上述简要原则，本书涉及印度、中国、日本的部分就可以不读、甚至最好不读。如果你不幸读过全文，很可能不幸记住作者列举的历史证据，在复述时顺口带出来；这样，你就会因为作者的不专业而受到不应有的嘲笑。如果你只运用上述原理，就完全能够自己推出同样的结论，而且发言时只有结论、没有证据；这样，别人即使高度怀疑你的结论，也不大可能提出质疑。证据需要验证，结论只需要相信就够了。　　现在，请允许我们用白话（相对于各种专业黑话）解释一下作者的结论。他的结论就是拉斯基、费孝通、印度国大党和中国民盟在1940年代末的观点。所有传统社会大同小异；人类社会有普遍规律；西方民主、苏联和轴心国代表现代化的三种路径；其他落后国家必须在三者当中做出选择；费边式粉红色主义再好不过；搞好费边主义就能避免赤化或法西斯化；已经发生的赤化或法西斯化是费边主义失败的产物。他的材料是不堪一击的，结论是先于材料设定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结论必定错误。我们只能证明一件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内，历史没有根据这种假设发展。 　　在二战结束后那个短暂的模糊时期，费边式改良主义一度拥有比苏联-布尔什维克运动更强大的群众基础。依据简单化的民主理论，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前途。然而，列宁主义政党有更简单、更可靠的程序：极少数先锋队对精英阶级施行深度渗透和外围统战，劫持政治、经济、文化的要害部门，然后由近及远地清算和改造远离力量中心的社会各阶级。这种程序一旦开始，任何组织松散、依赖散沙群众的异己势力早晚逃不了先统战、再消灭的命运。在作者所谓的“传统社会”中，只有作者所谓的“法西斯”（我们今天更习惯称之为“威权主义”）才能替代苏联路线。如果威权主义成功（李光耀或朴正熙的机会至少大于宋教仁或李承晚），某种资本主义社会就要在他们的卵翼下成熟。这种社会将会自动产生作者喜爱的粉红色左派，正如苏联及其盟邦会自动消灭作者这样的人物。　　西方左派传统（社会学尤其是左派的重镇）产生这样的著作，实在无足为怪。中国读书界偏好引进“技术上不及格、感情上有共鸣”的西方著作，尤其不足为怪。从1980年代至今，至少有五部流行图书以“愿望的达成”为隐含卖点。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发明了“毛泽东的下层建筑和蒋介石的上层建筑”，从而证明“历史是正确的、未来是光明的”。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发明了“历史三峡”，从而证明“错误是难免的、前途是光明的”。萨伊德《东方主义》免费收复了话语霸权，从而证明“庸人适应环境、狂人改造环境、高人重新解释环境”。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可以概括为“不要帮助中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抱怨了”。基辛格《论中国》可以概括为“美国不输出民主，中国就没有威胁，这样大家都满意”。只要“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伟大传统继续颠扑不破；同样的剧本就会继续上演，每一次都能唤起古老而又全新的亢奋。

农民、暴力与中国的现代化

——读《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他们（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试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共产党宣言》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于建嵘：《父亲是个流氓》一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革命之势可谓风涌云起。在欧陆，由巴黎大学生所发动的“五月风暴”将革命之风推上了令人炫目的顶峰。在美国，兴盛于此时的“嬉皮士”运动至今仍见余音袅袅。而社会文化层面的动荡绝不可能是孤立无援的。在学术领域，左派知识分子同样风光无限地描绘着美轮美奂且颇具神话意味的图景。这些学者叱咤风云、一呼百应，影响力堪称巨大，典型者诸如纵横法兰西大地的保罗•萨特、阿尔都塞、福柯，又如在大西洋彼岸同样声名卓著的马尔库塞、巴林顿•摩尔等人。尽管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们的名字开始逐渐远离公众视野，他们塑造的一段段的“神话”也纷纷曲终人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现代社会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批判，以及对于人类社会可能存在路径的不懈探索，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享用的一笔宝贵财富。这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有巴林顿•摩尔的成名之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部著作被丹尼斯•斯密斯（Dannis Smith）誉为20世纪社会学三大经典之一，而与其并称的则是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论》两部名著。二摩尔的这部著作视野恢弘广博，论述精道且全面，全书着力探讨了在政治现代化背景下各国道路的分殊。摩氏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大致归结为三种类型，即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和以中国和俄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正如中译本在前言中所说的：这三条历史轨迹在发展序列上有着紧密的接续，且在因果链条上是辗转递进的。自由民主道路叩响了德、日、意三国通往法西斯的大门，而中、俄两国在法西斯试验失败的同时，也引爆了共产主义式的革命。在具体论述摩尔独树一帜的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该书撰写时西方学术界的观点流派做一概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风行之时，标榜科学的行为主义学者侧重对于具体行为的研究，而对于涉及国家、体制等宏大结构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摩尔一反彼时学术界的常态，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勾勒了一幅多线复合结构的历史演化的图景。对于现代化道路必然是经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论断，摩尔在著作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反驳。在著作中，他援引庞博却又不失精细的史实，加以精彩绝伦的阐释，不无雄辩地揭示了各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这一观点。犹值一提的是，摩尔对于暴力同样有着一反常态的推崇。可贵的是，摩尔的论点绝非刻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对大量史实论据的充分辨析之后得出的。他既例举了英、法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也追溯了日、俄、中等国，指出了在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暴力的无从避免的事实，也是凤凰涅槃的必经之道。当然，提到《起源》一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作者纯熟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并以此建构各国以不同道路通往现代社会的逻辑所在。正如《起源》一书的副标题“现代世界诞生时的领主和农民”所昭示的那样，摩尔把土地贵族和农民两个阶级引作自变量，将上述两个阶级的商品化程度，以及与其他阶级的联合或者对抗作为最终主导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在摩尔看来，英国土地贵族和农民都在进入现代社会前完成了商品化，同时土地贵族与王权形成了力量制衡，故而较为顺利地迈入了自由民主的道路。而法国由于土地贵族与王权的联合，尽管以无套裤汉为主的工人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革命，但摩尔则指出，“无套裤汉是革命的动力，而农民则成了决定革命能走多远的缰绳”。对于美国来说，正是南北战争砸碎了钳制黑奴的枷锁，紧随而来的农民高度商品化也成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稳定器。在分析日本的情况时，摩尔指出虽然农民在土地贵族和王权的裹挟下完成了商品化，但这种既不愿意改变社会结构，同时却又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决策必然会将国家引向军国主义的道路。面对中国问题，摩尔给出的解释则是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民，并且由于农民与土地贵族之间仅存微弱的联系。同时，日本的侵略加剧了这一趋势。这使得以土地贵族为统治基础的国民党在面对善于发动农民的共产党时最终遭遇了失败。摩尔断言，在革命历程中，中国农民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但作为革命主要动力的农民阶级在胜利之后必将遭遇消亡的结局。对于印度，作者把它作为特殊情况，并没有纳入建构的三种类型中。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摩尔提出了民主发展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即建立某一种均势，避免王权或者贵族倚轻倚重的局面；农民完成商品化历程；土地贵族的削弱（转为资产阶级）；防范土地贵族与城市资产阶级建立针对工农阶级的联盟；声势浩大的革命。从摩尔开出的五个条件来看，民主道路的实现并非单个因素可以左右，而是需要复合多线的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农民与土地贵族都成顺利实现商品化，并且成为制衡其他阶级政治势力的一股力量。反观今天的中国，能否顺利走过历史的“三峡”，完成现代化的历程。依笔者管见，最关键之处恐怕还在于农民阶级能否顺利地退出历史的舞台。三摩尔大作，叙事宏大，精辟论点绝非本文所能尽逮。在完成对于《起源》一书的大体素描之后，笔者试图结合摩尔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作用的阐述，对于当下中国通往现代社会的主要困境做一初步探讨。笔者以现代化为宏观背景，以农民阶级为中观分析对象，视农民有可能引发的暴力为具体的微观行为，由此展开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可能会遭遇农民问题阻难的论述。在《起源》一书中，摩尔明确提到消灭农民阶级（完成农产品商品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鉴于摩尔的分析仅限于社会结构层面，并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农民阶级对于现代社会的重大影响。关于农民阶级的特性，马克思曾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谈到农民时，指出农民普遍具有自私、分散、保守的阶级性，他们眼光狭隘，也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古斯塔夫•勒庞则的《乌合之众》尽管侧重对于群体心理学的研究，但他对于群体的归一心理的概括，同样适用于农民。农民阶级在聚合时往往容易形成愚蠢、偏执、极端，缺乏主见的状况。然而，现代公民的主流应当是拥有独立的判断意识和强烈的权利意识，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对于世界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具有完整的行动能力，以便承担作为现代公民理应担负的政治层面的义务。正如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国家对国内的行政完成了垄断，依靠暴力和法律的手段控制国家。作为个体公民，如果不能有效地实现对于国家的反思性监控，便会导致公民权利遭到践踏，继而产生新的暴政。所以，“公民”的诞生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有效保证。但显然，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因为长期浸淫在小农经济的体系中，形成了自私、保守、狭隘等阶级性，这与现代公民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如果农民阶级不能成长为现代公民，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便只能是一个幻影。目前的中国，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近七成。如果不能在城市化中将大量农民转为城市居民，那么可以预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在这一问题上遭遇瓶颈。在思考如何解决城市化问题前，笔者试图先回答的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为何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无论是执政的领导人，还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都无法否认农民问题作为中国根本问题的事实。而要对这一问题的来源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却并非易事。依笔者管见，恐怕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中国有着作为一个巨型农业国家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晚清遭遇变局之前，中国作为东方农业大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前之久。在创造了令人称赞的农业文明的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农业人口。1840年后，即使历经西方列强经济上的渗透，洋务运动、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共产党长达六十年的工业化历程，但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农民依然占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由此可以见农民数量之庞大，农民问题之严峻。其次，上世纪20~40年代的数次战争中，共产党采取立足农村的策略。面对对手国民党和后来入侵的日本人的围剿，共产党通过占据农村得以存活并且逐步强大。中共的农村统治范围往往是封闭的，这一政策虽然利于中共壮大自己的实力，但客观上却强化了小农经济的地位，不利于农民的市场化。再者，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共产党执政后，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以增长军事力量，对农村进行了极为骇人的榨取。政府在1957年正式设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的价格体系，这对于迅速完成原始积累，促进工业体系的建设固然有利，但同时也导致农民徘徊在温饱线附近，非但没有消灭农民阶级，反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问题。最后，改革开放后过早的将改革重心从农村移向城市，使得农村的发展尚未腾飞便遭断翅。城市化的不断进行尽管让一部分农民成了“居民”，但更多的人依然停留在“外来务工人员”之列。这些人往往已经不是实质上的农民，却处于城市的底层，有的甚至成了城市的无业游民。城市化令人堪忧的质量为未来的暴力留下了隐患。四鉴于历史遗留、政策倾向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农民数量过大的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块最大的绊脚石。正如亨廷顿在《变化中的政治秩序》所称：“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的稳定，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农民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将成为左右中国到底是走向文明的现代社会还是滑入充斥暴力的泥潭。以笔者之见，摩尔对于中国问题的阶级分析虽然极富洞见，但也忽视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笔者基本赞同许田波在《战争与国家的形成》一书中对于中国和欧洲社会类型所贴的标签，即中国属于支配型社会，而西方则归为制衡型社会。在西方的制衡型社会，贵族、王权、教会、公民之间往往形成一种均势，至少每一种力量都在此消彼长中，即使是较为弱势的公民也能具备一定的话语权。而各种力量之间的抗衡往往会腾出一定的社会空间，这自然有益于底层民众获取一定的权利。反之，在支配型的社会，农民永远作为社会的底层存在。正常稳定的社会形态下，农民不具基本的权利而处于失语状态。一旦统治阶层遭遇权力失范，农民则往往得以享受无限的权力。这种无限制的权力，如同孔飞力笔下的“仍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可以轻易成为社会暴乱的来源。许田波所描绘的支配型国家虽然直接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但如果我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做一个较为基本的观察，就不难发现这其实与今天颇为契合。甚至，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悲哀之处：目前中国农民的状况难以容人乐观。尽管执政当局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顽固的二元体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还是让人觉得农民争取权利的过程将不会短暂。更重要的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城市化遭遇了巨大的尴尬：许多农民在成为城市居民后，既失去了土地，又缺乏就业能力。此外，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农民工，他们在遭受劣等待遇的同时，在个人的文明程度上也难以令人满意，农民工犯罪率的高居不下显然是一个重要信号。如果上述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二者无法得到良好的安置，那么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频发的今天，一旦发生群体事件，他们必然会成为引爆冲突的炸药。作为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城市化原本是和平消灭农民阶级的良方，但如果处理欠佳，却反而容易成为社会倒退的推力。回溯170年前的今天，仅有两千人规模的英国海军驾驭着他们现代化的军舰高傲地游弋在中国的海域上。他们隆隆的炮声轰开中国守军城门，也拉响了中国进军现代化的汽笛。面对来自地球另一端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攻势，中国人从“技艺”到“观念”，试图完成对于西方的模仿。尽管其中的过程跌宕起伏，令人唏嘘，但面对现代化的目标，中国一直在徘徊着前行。然而，即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中国，此时却依然在政治现代化的门槛边久久徘徊。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众多，但农民问题却首屈一指、不容回避。中国的未来究竟能否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如果农民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一定无法真正实现现代化；甚至，中国走向的将是一条充斥暴力的动荡之路。2010/4/4凌晨1时参考文献：[1][德]马克思,[德]恩格斯.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2][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本书非常好看，出版于1966年，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涂尔干「论自杀」并称20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

2政治与社会-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政的社会起源」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化社会过程中，抛去一般分析新兴资产阶级的方法，通过分析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的角色，影响了三种不同政体的发展：英法的议会民主制、德日法西斯右翼专政和俄中共产主义左翼专政。肯定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及积极意义。本书非常好看，出版于1966年，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涂尔干「论自杀」并称20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摩尔生于1913年，为俄裔美国人，主要从事比较研究，阿旺老师说日本写的最好。

通往现代道路与农民革命

20世纪最令西方人费解和着迷的问题，来源于剧烈的变动和事实，一些国家巩固和发展了民主，而一些国家却走上了专制之路，进行了惊人或者骇人的国家实践。在此之前，中国、日本、印度等非西方文明往往不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因为，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在19世纪60年代的历史讲稿中所表明的，欧洲学者关心的主题是那些显然关乎现在并且关乎未来的过去，而其他的文明在当时还未明显同西方文明相汇。 然而，在现在看来，事情远非如此，殖民和世界大战使这些彼此陌生的世界激烈碰撞，结出相互关联的社会政治果实，这些联系远远早于布克哈特手稿完成的1868年，至少在巴林顿•摩尔看来是如此，从现代化最引人注目的标识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当代，在欧洲、北美及亚洲发生的重大变迁，犹如一条关节粗大错落的巨蛇，一次摆动由头部渐渐蜿蜒传导至尾部。 这一意义深远的摆动，便是现代化，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以这样的视角进入东西方社会历史，这些历史于是错落跌宕，在不一致的起点和不同的道路上总体上前后相继，这种基本的观念形成他分析的起点。作为同样的一个从社会角度进入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著作，摩尔与其他一些重要的学者在方法上的一个重要不同是，他在各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努力寻找众多差异中的共同之处。马克思•韦伯也对欧洲、印度及中国社会进行过卓越的比较研究，但他的做法是，例如研究中国，主要关注中国社会中与西欧类似但又有区别的条件，以此揭示中国社会结构最恒久的方面和特征。 摩尔在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也考察种种制度与社会结构的细节，如宗族制、官僚文化、土地制度等等，但他的目的在于揭示走上不同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社会的一些一致性因素，他有着更为稳定和明确的宏观框架——在现代化道路中，至关重要的几个因素——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均势、土地贵族的衰弱、商品经济的发展、反动阶级联盟的形成以及是否发生革命粉碎过去，大部分的社会细节均指向这几条线索，在那些走向有效民主的国家中这几个条件逐一具备，而另外一些国家，则由于缺少了这些条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而与民主失之交臂。那些社会文化的细枝末节，有一些促成了条件的形成，有一些则导致了偏移。上述五个条件的比较框架，表明了摩尔最基本的分析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相同，经济基础与阶级分析，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亦明确的给予批评，将各种非经济的因素纳入考察中，同时认为同一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有着各种各样的分化，不同阶级在不同阶段联合和对抗对历史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摩尔所持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对抗思维进行笼统的批评是不中肯的，特别是在仔细阅读之后，便可以发现他与采用其他视角的理论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对话。与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一样，详述这样的社会史也极耗笔墨，然而它清晰的逻辑结构却可以使我们确定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展开探索。在摩尔的研究中，对于中国农民社会和农民革命的论述占据了不少的篇幅，但其论述和线索散落在各个章节中，有时仅仅是只言片语点到为止，与其他一些中国农民的研究相对照，也许能更好的了解这一主题。摩尔考察的主要国家里，有一些国家发生了剧烈的农民革命，而有些却没有，人们便要探索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者历史环境会促成或者阻止革命。中国便是发生了浩大农民革命的国家，人们早已认识到中国革命产生的农村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摩尔认为，两个因素导向了农民革命，首先是在农村中缺少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商品经济革命，第二是在给农民加上新的压迫枷锁时，切断了农民与上层社会的联系。这两个因素看似简洁，却包含了经济、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的种种信息。在开始探索中华帝国的特征时，摩尔澄清了一种普通的认识上的错误，将封建主义、贵族等概念不加辨明的加在古代中国上，马克思主义将中国说成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而非封建主义，中国社会的另外一项基本特征--官僚主义也不容轻视。与欧洲不同，早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前，中国政治已经解决了土地贵族们骚乱的难题，科举制起到了吸纳官僚联合官僚与贵族抗争的作用。在中国社会中，上层阶级的权力和威望不仅建立在对土地财产的控制上，他们权力和威望本身就是他们垄断官僚政权的结果，这两种混合塑造了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上层阶级与农民的联系的方式。官僚制与宗族制度结合，消除了地主发展商品经济的动力，使土地的集中和财富累积变得困难。实物地租的形式同时不利于商品化。农业社会中生产配置也极大的影响了商品化的进程，中国往往用平均分配稀有资源的方式维持下层的支持，而不是通过劳动分工与合作经营扩大利益，因而保留了大量小农，同时激发了激进倾向。在上层阶层与劳动阶层联系方面，中国的士大夫生活在乡间，但并不参与实际的生产，劳动监督及管理，中央政权依赖官僚系统征收税款，不可能与下面建立紧密的联系，社会通过农村松散的宗族制度实行治理，作为儒生的地主以宗教和文化服务的提供获得大体相称的特权。在现代化进程开始并逐渐发展之际，农村原有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农民原来用以联系的组织遭到破坏，大量无地的农民游离于社会之外，最终走向了革命。摩尔已经洞察了农民起义的保守性，以及农民阶级中各种各样的分化，在摩尔看来，农民革命的结果取决于它同其他阶级的联盟，也是在这里，他注意到阶级分析的有限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摩尔强调了统治阶级的行为对于农民暴力的方式和结果的重要影响，残酷的镇压可能使农民起义停留在低级形态或者一蹶不振，在帝国统治的年代里，中国统治者并未不断遇到来自同等地位的其他统治者的军事竞争，因此常备军并未花费太多社会资源，同时也没有十分强硬的镇压力。这种统治阶层与农民反抗的互动对革命等集体行动的影响后来在蒂利和曼恩等人的著作中被更为详细的论述。在摩尔那里，对于中国的宏观论述将这一遥远的国度视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体，事实上中国社会在辽阔的地域上存在着很多差异。裴宜理在其《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书中，也致力于讨论农民暴力革命发生的原因。她看到的是，在中国内部，有一些地区农民起义频发，而一些地区却并不然，同时，在农民起义多发的淮北地区，阶级分化并未明显显露，大多数农民都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进行耕种，佃农的数量极其有限。而农民起义和暴力的发生，常常是超越阶级界限的，因而农民革命不仅仅根源于阶级差别，裴宜理在对淮北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提出地方环境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与摩尔的理论相呼应的是，淮北高度变动的社会和具有风险的生产环境，造成了落后的农业和文化境况，一方面消除了商品经济兴起的可能性，一方面，造成中央权力与农村的疏离，使政权对于叛乱和革命的镇压力不足。与摩尔远远的观察不同，裴宜理发展了一种生态学分析的新视角，发现了北方与南方农民反抗的不同，在淮北，农民反叛和集体暴力出于谋生和获取稀缺资源在策略上的最佳选择，是掠夺式或者防卫式的，而在南方丰饶的水稻种植区，农民暴力的目的是抗捐和抗税。而中国农民叛乱和集体暴力的行动，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摩尔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论述，还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便是国家权力在农村中的渗透。不过对这一因素的重视，大概是在国家研究范式兴起之后才开始的，摩尔对于这方面的分析，集中于战乱的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中央和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加剧的总体的论述，后来对于这一问题探讨的发展，开始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新视角切入。一个著名的概念来自著名的海外中国研究者杜赞奇——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它指的是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开始向农村渗透，现代化的国家政权财政需求过快，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不适应，削弱了原来乡村中保护型的经纪体制，最后利用赢利性的经纪体制来征收赋税，从而导致的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内卷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的农民境况加速恶化，地方权力陷入土豪劣绅之手。而研究内卷化现象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与内卷化有着近乎直接的联系。“内卷化”这一概念，来源于对中国社会结构中“权力文化网络”的认识，“文化网络”并不仅仅是以文化为起点分析社会变迁的概念，而是指一套蕴涵政治权威的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最典型的是农村社会中的宗教和宗族组织。“文化网络”代表了不能被国家政权强加凌驾的大众信仰和地方权威。文化网络将个体农民整合进松散的组织中，以集体的形式应对外来的变故。 国家权力在20世纪的扩大极大的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替换以一种掠夺压榨式的腐朽权力。摩尔在描述农村社会组织的破坏时提到，中国具有严格财产要求的宗族制，将大批无地农民抛在了社会共同体外部，使他们与上层完全脱节，反映的大概便是这种内卷化的结果之一。不论是生态学视角还是文化网络的视角，都从更为细节和具体的方面丰富了对于农民革命发生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环境的因素的探讨，既对摩尔的研究提出了挑战，也显示了摩尔观点值得借鉴之处。对于中国革命与农民社会的具体关联，我们今天仍然知之甚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与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层关系，这些研究都仅仅提出了重新探索的起点。摩尔的著作至少可以表明，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法，如果能够谦逊和谨慎的使用，仍然对于现实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