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天与崇道》章节试读

《敬天与崇道》的笔记-第414页

按《老子变化经》称：“（老聃）为柱下史七百年，还变楚国，而平王乔蹇不从谏，道德不流，则去楚而西度咸（函）谷关。”
这里的“平王”显系楚平王（前528-前516），而非周平王（前770-前720）。因而此节论述全然无法令人信从。（不过楚平王与老聃怎么发生了关系？）

《敬天与崇道》的笔记-第320页 - 《老子圣母碑考论》

《水经注》卷23载：“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庙在老子庙北，庙前有李母冢，冢东有碑，是永兴元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 ——永兴元年（153）为东汉桓帝年号。
关于此碑，《太平御览》卷1引：王阜《老子圣母碑》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
又，《太平御览》卷361引[北魏]崔玄山《濑乡记》曰：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二里，祠门左有碑，文曰：“老子圣母李夫人碑”。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鹿下，托于李氏胞中，七十二年产于楚国淮阳苦县濑乡曲仁里。老子名耳，星精也，字伯阳，号曰聃。
针对这两段记载，刘屹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又云：
这里就非常莫名其妙。因为从材料看，事实是比较清晰的：北魏时期，李母庙前有一碑，题为“老子圣母李夫人碑”。郦道元和崔玄山都看到了，郦氏还指出此碑是东汉王阜所立。《御览》卷1引了王阜《老子圣母碑》，显然就是这块“老子圣母李夫人碑”喽（虽然碑文略有不同：道也/道君也，很可能是后人引录时擅改）。将此三处所载视为一碑，非常直白顺畅。
而刘屹先生的考辨就非常曲折，他认为：
（1）.直到唐开元十三年《初学记》编成时，史料所见对老子母亲的称呼都是李母、李夫人，而此后（如《御览》）才开始将李母称为”圣母“。
（2）.老子与道的关系，在汉唐间有着”老子，道君也——老子，道也“这样的变迁史。
其实不说其他，这两条意见内部就存在悖论。因为依照（2）——如果不承认这种文字差异是后人妄改所致——我们就可以说《御览》261引《濑乡记》（老子者道君也）与《御览》1引王阜《老子圣母碑》（老子者道也）两处所载不是一碑，因为它们的文字差异体系了历史变迁，而《濑乡记》所载较之后者时代要更早，至晚也是北魏时的说法。而这样的话，就与（1）出现了矛盾：因为《濑乡记》明确说是”老子圣母李夫人碑“，而根据（1），”圣母“的称呼可是唐代才有的。
或许可以驳斥说，《御览》引的材料都经过了唐代的改动，导致了种种混乱与矛盾。但是，用这同样的标准，我们也可以说”道也“与”道君也“之间的矛盾，也是出自后代的改动。
总之，无论如何考辨，见于北魏文献《水经注》、《濑乡记》中的李母碑，都绝对不可能是《金石录》所载的唐碑。而要用曲折的考辨去证明《太平御览》卷1所引明确题为”王阜《老子圣母碑》“的文字，不是王阜所作，其实非常困难。因为文献的记载终究是第一位的，不能仅依据个人的思考，就遽然说记载有误。而且，关于历史事实，我相信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果对于同一现象有两种不同的假说，我们应该采取比较简单的那一种。
【再者，施蛰存先生关于此碑的考证是相当疏陋的，他甚至未检原书，而说《类聚》《御览》所引此碑作”孝文圣母李夫人碑“，显然是直接录自姚振宗的《隋志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