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
出版日期:2015-9
ISBN:9787305149349
作者:张春田 编
页数:416页
内容概要
张春田，1981年生，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曾在海德堡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访问研究。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理论与批评。著有《女性解放与现代想象——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革命与抒情——南社的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性》，编有《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译有《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等。
书籍目录
第一辑 国 家
罗 素 中国到自由之路
梁启超 外交欤内政欤
李大钊 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梁启超 先进者之新觉悟与新任务
许地山 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
闻一多 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
第二辑 教 育
章太炎 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陈独秀 近代西洋教育
蔡元培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陶行知 新教育
蒋梦麟 什么是教育的出产品
罗 庸 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
第三辑 青 年
章太炎 今日青年之弱点
蔡元培 北京大学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会开会词
梁启超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吴稚晖 由新校址引起的联想
闻一多 伟大的事实 不朽的意义--给教导团诸君致敬
闻一多 在五四纪念大会上的演讲
张舜徽 谈偏才与通才
第四辑 学 问
胡 适 研究国故的方法
梁启超 学问之趣味
梅光迪 中国古典文学之重要
章太炎 论今日切要之学
章太炎 历史之重要
马一浮 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
闻一多 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
朱自清 怎样学习国文
第五辑 人 生
梁启超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李石岑 象征的人生
张君劢 人生观
罗家伦 道德的勇气
冯友兰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 （甲）
朱自清 论气节
第六辑 文 化
周作人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章太炎 说新文化与旧文化
梁漱溟 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徐志摩 泰戈尔
鲁 迅 革命时代的文学
傅 雷 米开朗琪罗（上）--西斯廷礼拜堂
陈序经 中国文化之出路
废 名 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
沈从文 短篇小说
林语堂 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
闻一多 新文艺和文学遗产
朱自清 文学的严肃性
第七辑 社 会
蔡元培 在上海南洋公学的演说
李大钊 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鲁 迅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傅斯年 文人的职业
闻一多 在五四纪年大会上的演讲
闻一多 在联大校友话别会上的演讲
作者简介
书稿挑选民国时期部分人文学者的演进结集成书。演讲者有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蔡元培、闻一多等人，这些卓越的中国人从不同角度回应社会和时代精神，其影响不仅及于当时，今天的重温我们仍能感受到其中的家国情怀和热切期待，感佩我们有过这么多精彩的人，对时代做过这么严肃的思考。对于了解并正视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文人学者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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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的声音——《讲坛上的中国》小引张春田1927年2月，鲁迅应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香港，在港岛住了两晚，这是他这一年第二次踏上香港。相比于七个月后他第三次路过香港时被“查关”的不愉快经历，这一次似乎还顺利。他在青年会做了两场讲演，题目分别是《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一生演讲并不太多，这两场在南国“边城”的演讲又都十分精彩，因此显得很突出。《无声的中国》是为白话文鼓吹的，但鲁迅的用意显然不止于此。“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可以说是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之父”最为关切、也最为焦虑之所在。这不仅涉及到白话和文言之争、口语与书面语之别，更涉及到民众如何被“代表/再现”，新的集体性的身份意识如何生成，弱势民族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中获得独立解放等一系列更为宏阔的大问题。正如他在次日《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中更为明确地指出，“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必须得告别那种“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国才能有未来。他以革命后的俄国作为参照，相信“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从鲁迅青年时代开始，对“新的声音”的渴望就在他的关怀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他的文字事业、他的人生选择，在在指向并参与了“有声的中国”的打造。其实，对“有声的中国”念兹在兹的，又何止鲁迅一人。面对晚清以后迫切的政治和文化危机，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们都在思考和探索如何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梁启超、章太炎到鲁迅、胡适，当然还包括李大钊、蔡元培、闻一多、朱自清，等等，他们思路不一，选择各异，却共同分享着关于我们这个历史文明共同体的“旧邦新命”的伟大抱负。在致力于寻找和建构“中国现代”的漫漫长途中，这些卓越的中国人曾通过各种形式的演讲、报告、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讨论公共的议题，动员民众的行动。这些金石之声一路传扬，很多不仅影响于当时，而且回响于其后数十年，让人心驰神往。拜留声机、速记等技术便利之赐，更感谢很多演说者自己把演说稿或记录稿修订成了文章发表，于是我们今天可以重温众多落在纸面上的、或慷慨激昂，或稳健深沉的声音。本书挑选了民国时期一些人文学者的演讲，结为一集，以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呈现民国的人文风貌。名为《讲坛上的中国》，是想突显这些演讲者们从不同侧面触碰和回应了时代精神，也便于读者迅速获得一种全景式的视野，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有一大致印象。根据各篇主题，大致分为“国家”“教育”“青年”“学问”“人生”“文化”“社会”七辑。但这种划分当然只是一种权宜，相信读者自会注意到一些演讲本身涉及数个论题，宜以不同角度参照阅读。每篇文章前附有演讲者和相关背景的简单介绍，以期更好地呈现演讲的语境。限于篇幅，本书所收大致为人文学者，其实缺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演讲，“人文”的意涵是很不全面的。好在那些演讲，不难在别的演讲录或者政治家们的文集中找到，本书也就不重复了。本书也有意避开了一些习见的篇目，尽可能选择一些未被或少被收录到其他文选或文集中的文章，尽可能选择有助于读者接近民国时期文化思想脉络的文章；重视大家，也注意到光谱的多样性；看重思想的深刻性，同时兼及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本书既然是“民国人文讲演录”，无疑，也希望对读者客观看待民国文化有所助益。近年来，对民国时期文化的热衷和怀旧似乎成为了大众传媒中一个新现象或者症候，“民国范儿”应运而生，当然随之也出现了很多争论。在我看来，把民国过分理想化本身是一种迷思。民国并不是“黄金时代”，套用蔡元培的演讲题目，民国正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时期。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时代”（鲁迅语），我们曾经有过这么多精彩的人，说过这么多掷地有声的话，对时代做过这么严肃的思考和介入。他们的启示、怀疑或者批判，都为我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某种参照和资源。这才是民国或者更广泛的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意义之所在。本书开篇罗素的演讲中提到，“世界的再兴，也要依靠你们的成功。”这是他鉴于一战后欧洲文明状况而作出的判断。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已经富强了的中国的确应该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原刊《书屋》2015年第12期） -
1898年7月3日，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晚清政府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亦即北京大学前身。时隔二十五年，1922年12月17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校第三院大礼堂召开的纪念会上致词。说是“大礼堂”，实则不过蔡校长口中的“席棚”，校长希望一年后“无论如何困苦经营，必定要造成一个大会场，不要再像今天这样在席棚里边开会”。蔡校长把学校二十多年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自开办至民元，十数年中经过好多波折。这个时期，学校的制度大概是模仿日本的。当开办的时候，北京环境多是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的倾向，所以，当时学校的方针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读者、学者大都偏重旧学一方面……第二，自民元至民六……当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但当时的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没有注意到研究。第三，自民六至现在……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致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课程一方面，也是谋贯通中西，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用西洋方法来试验，中国的材料，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蔡元培的致词原载于1922年12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时隔九十多年后，再次被收入集子《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同样收于该书的还有其就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说。相比于1917年元月用文言作的激昂演说，六年后的白话致词显得“务实”许多。巍巍上庠，国运所系。毫不夸张地说，著名教育家对这所最早催生出中国现代学制的国立大学所作的上述历史概括，典型地呈现出中国从晚清到民国，从帝制到共和，从近代走向现代，伴随二十余年时局变迁的思想文化之变化。众所周知，戊戌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志士仁人在时世艰难中从未放弃对国家未来命运的思索与探寻。诚如《讲坛上的中国》的编者张春田在“小引”中所说：“面对晚清以后迫切的政治和文化危机，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和探索如何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卓越的中国人曾通过各种形式的演讲、报告、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讨论公共的议题，动员民众的行动。”梁启超的铿锵有力，章太炎的一针见血，鲁迅的入木三分，胡适的温文尔雅，闻一多的血气方刚，蒋梦麟的知性真诚，徐志摩的诗意率性……重温集子中诸多大家落于纸面的“声音”，在他们风骨毕现的讲演词中读者能深切感受到民国时期独特的人文风貌，而讲演者以不同的面向触及并回应时代的精神，则能让今天的人们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生出大致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遴选讲演者时，编者并未固守某种立场而厚此薄彼，相反，选文努力兼顾各家门派。无论是反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陈独秀，还是提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人物梅光迪，无论是坚持“伦理本位”传统文化的新儒家代表梁漱溟，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尊孔保教”“读经复古”风潮下激进地喊出“彻底全盘西化”的陈序经，还有主张科学因果律不能支配万事万物却被当时万分推崇科学的学界冠以“玄学鬼”的张君劢，抗战回国因劝人读《易经》并曰“外国亦有臭虫”而招致非难的林语堂，等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面对纷乱的时代课题，“讲坛”上的大师们选择不一，甚至意见参商，集子亦因各家演说激烈的思想交锋而充满文化张力，从而再现出民国思想界“各派争鸣”的多元格局。近年来，有种将民国时期的文化过于美化的倾向，今人对历史的迷思和想象造就了所谓的“民国范儿”。事实上，自辛亥革命以降，中国经历了袁世凯称帝，政客跳梁，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内忧外患的民国非但不是“黄金时代”，简直可谓不折不扣的乱世。而远隔数十年后，人们回过头来体味民国“讲坛”上莘莘士子的拳拳之心，在厚重的历史与丰盈的细节之间，往往会生出相当深沉的感慨。集子中诸多讲演或直接，或迂回地涉及日本与西方。尽人皆知，近代中国的现代之路受日本影响极大。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而一水之隔的日本则通过成功地模仿西方，一跃成为亚洲的“优等生”。戊戌变法即效仿明治维新，没能成功，但取经颇多，别的不说，前文所述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会开会词》的演说中就明确指出建校之初“学校的制度大概是模仿日本的”。而东学之渐，学习日本，真是捷径？参阅集子中章太炎1910年在日本庚戌会上的讲演词《留学的目的和方法》，读者能深受启发。章太炎生性耿介，有“民国祢衡”之称，其演讲也心直口快，擅长“拆台”。“中国十几年前，相信欧洲的学问，没有路去求，求着教士，就觉得教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后来听得福建严几道的话，渐渐把迷信教士的心破了。又觉得严几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后来有游学日本的风气，渐渐把迷信严几道的心又破了。又觉得日本的博士学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及到日本了，晓得分科，也知道一个人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看日本全体的学者，依然觉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是一边的迷信破了，一边的迷信又起么？……诸君现在所驻的这一国（注：日本），他本来自己没有学问，所以只向别国去求；求得了以后，也不想再比那国的人更高，原是这一国的旧习使然。”如果说章太炎的犀利之言揭橥了当时国人向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盲目心态，那么历史的演进则更一步撕开了资本主义列强暴力强权、遵循丛林法则的真实面目，彼时中国拼力效颦的西式“民主”“自由”，不过其皮相而已。 1918年11月15日，为庆祝“一战”协约国胜利，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并把这次针对平民大众的演说大会，称为“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演说热情洋溢，乐观展望了一个光明互助，正义派、平民主义和大同主义共同发展的未来。而“讲坛”外的历史发展却是短短两个月后，在次年1月的巴黎和会上，虽为“一战”战胜国，但羸弱的中国“享受”到的竟然是战败国的待遇。待到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有识之士彻底看清昔日学习对象之狼子野心，其骨子里赤裸裸地流淌着侵略扩张、弱肉强食的现代血液。以此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其包容，其调和，其折中，并非一无是处。1938年8月，国学家罗庸在偏安一隅的云南讲演《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时，激愤地喊出：“假使帝国主义的暴横残杀是人类文化的病态，则中国文化无论有什么缺点其最后的核心到底是人类文化的正常状态！”如鲁迅所言，民国是“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时代”，巨匠辈出。活跃于民国讲坛的人文学者当年所作的精彩演说，至今掷地有声。他们对危机四伏的时代做过的严肃思考和热情介入，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批判，他们对现代性的质疑、反省，无不为我们今天的思想和行动提供了可资可鉴的源头活水。一场场鲜活生动的民国讲演，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沓历史档案，更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本文最初发表于《南方教育时报》，2016年3月4日) -
民国并不是“黄金时代”，套用蔡元培的演讲题目，民国正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时期。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时代”（鲁迅语），我们曾经有过这么多精彩的人，说过这么多掷地有声的话，对时代做过这么严肃的思考和介入。他们的启示、怀疑或者批判，都为我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某种参照和资源。——张春田（编者）
精彩短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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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梁任公的《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受益颇深。那时候的大师都如此诚恳，拥有虔诚的治学态度，炽热的济世之心，令人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