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瞩望新轴心时代》书评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牟钟鉴发言

今天确实有一些心得，因为感觉到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找回了做一名学生的感觉。我今天特别高兴的是，汤先生年纪大了，身体有病，但是精神特别好。他的发言思维非常清晰，讲得很有创新意识，眼界开阔，时间坚持也比较久，这是我感到欣慰的。我觉得他能够闯过这一关的，能够健康长寿。虽然汤先生离开了会场，作为一名学生，我还是要祝福他和乐老师健康长寿。在我们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这个领域，汤先生是一面旗帜。老的都不在了，我们希望汤先生把这杆大旗举得更长更久。我为什么说来到会场找回了做学生的感觉呢？我在1962年做汤先生的研究生以后，汤一介先生专门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当时有一个南边，给我辅导，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做得更好。他把自己的一些经验传授给我，我记得特别清楚，一辈子忘不了。毕业以后我到了社科院、民族大学，汤先生一直非常关心我，给我写信，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我感到这份师生情谊非常可贵，我非常珍惜。另外，我想重点讲两点：第一点，我觉得汤先生有很大的担当精神和凝聚力量。他在进入老年以后从事的一些事业，不要说他那个年纪，我比他小十几岁，我都不敢想象。从开办文化书院到编纂《儒藏》，再到主持什刹海书院，他每天要思考多少问题，要做多少安排，这在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我肯定是望尘莫及的。这不仅需要有担当精神，还要有凝聚力，就是要有人跟着他做，要把一支团队凝聚在一起，不光是北大，像什刹海书院，佛教界、道教界的人都有。他能够把儒释道各方面的人组织起来，推动文化事业向前发展。如今，在他这个年龄的学者中间，好像很难找到第二个。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贡献非常大。第二，他有一种文化战略眼光。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文化之路怎么走。另外，如今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现有的思想文化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时代的需求，人类需要创造一种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如何开拓？中国文化在这里面能够或者应该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他在思考的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问题。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宝藏很丰富，而表现出的却是文化贫困户，我们在世界上是文化贫困户。怎么脱贫致富？怎样才能摆脱王阳明所说的那种状态？汤先生提出新轴心时代、中西融合、融会贯通等等一系列的理念，以此来推动我们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汤先生有一个专访，他的题目是“自由是一种创造力”。中国文化要繁荣，就必须贯彻二百方针，必须有学术自由，这是汤先生反复强调的。没有自由，怎么可能有创造？不可能。他提出这一点是很有胆略提出来的。学术不能有一个固定的指导思想，否则的话，就不可能百家争鸣。他讲得很清楚，这是很不容易的。实际上也是如此。比如说指导思想，我们有人把某种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理解上又有不同：有教条主义的，有苏联模式的。如何正确理解，也需要正名；如果不争鸣，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我个人觉得这一条太重要了，尤其是在我们北大。我们北大有什么特点，从北大出来的人有什么特点？就是拥有独立的思考。只有具备了学术自由，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创新，学术也才能繁荣。汤先生在这一点上所具有的胆略，值得我们好好地发扬；我们要共同努力，为中国争光，为北大争光，为哲学系争光。我就讲这些，谢谢。

精彩片断

2000年，我已经73岁了，到这个年龄要想写一本大的专题研究著作是有一定困难的。那么，我如何安排此后的学术生活呢？此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就有个想法，到晚年是否可以编《儒藏》。因为前人已编有《佛藏》、《道藏》，而无《儒藏》，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似有欠缺。而且就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情况看，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于佛道要大得多，因此，纂辑一部《儒藏》，早晚是应该做的。但是，我又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常常在思考一些哲学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自身的天分和外在的环境，我没能使自己所思考的哲学问题系统化，而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就是说，到了晚年，我一方面想编《儒藏》，另一方面还在思考一些与现实有关的哲学问题。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学术生活，也许两方面都做不好。正巧，2002年，教育部有个重大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我想，干吧，不管我是否能看到它完成，一旦启动，总会有人接手做下去。2003年，《儒藏编纂与研究》这个项目北京大学中标了，并由我出任该项目的首席专家。由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习惯，我仍然在关注和思考与现实学术发展相关的问题，因而，在进入21世纪后，我还是写了若干篇哲学与文化方面的论文。在这本集子中，我从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中采择19篇。另有一篇《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是1983年为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发言稿。先前，我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对中国佛道两教的研究，此次发言令我转而对儒学发生兴趣。这篇小文也许对读者了解我的思想发展过程有所帮助，故此作为附录选入吧。本文集中还收入6篇我为前辈及友人著述所写的序言，读者或可从这些序言中看到我思考问题的路子。为什么我特别关注中国的经学？盖“五经”（或“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它是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之中，代代相传发展到今天。我为什么特别关注儒家？由于自先秦起，发端于孔子的儒学自觉地继承、阐扬着“五经”的基本精神，在此后的我国社会诸多方面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它的身体性命之学开启了天人合一、普遍和谐、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国独有的哲学体系，无疑是华夏文明得以繁衍、成长的精神支柱。我为什么特别重视西方哲学文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冲击的积极意义？正是在这一冲击下，我们才有了一个反思、自省其哲学传统的契机，让我们知道应该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吸收什么，从而使中国哲学文化得以在现时代反本开新。反本才能开新；尤为重要的是，反本是为了开新。本文集收录了部分报刊记者对我的访问记。这些访问记在发表前大体都给我看过。之所以收录这些访问记，目的是要让读者了解我写作的背景。我写文章大体上都是由问题引发的，而这些问题又常常与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所思、所感密切相关，我往往是有所思而发。我想，从这几篇访问记，读者或许可以对我为什么写这些论文的原因有所了解。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往往可以不断地探讨下去。然而，学术问题必须是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探讨，才可能真正取得进展。当前，我们的学术研究与理想的境界还有一定距离，还不能做到什么都可以拿来讨论，这对学术的发展并非有利，希望能有所改进。我自知学术基础并不很好，而且也并非天分很高的人，文集中难免有错误，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我会抱着知错必改的态度来接受的。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赵敦华發言

我三天前拿到书，浏览了一下。由于这一次是结集出版，对汤先生的思想有了一个整体的想法，我概括成新轴心时代这一理论的三新：第一个新就是世界领域的视野，因为轴心时代本来就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概念，国外有人讲第二轴心时代，这是西方人讲的，现在，汤先生以中国学者的身份提出新轴心时代，我觉得这个新轴心时代开辟了一个文明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的新时代。第二个新就是儒学复兴的现代性。有人讲北大是激进主义的摇篮，然而，北大也有很多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认为汤先生的思想超越了前人。在北大、在现代中国有三个悖论，第一个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悖论。第二个是复古。第三个是启蒙与救亡。这三个悖论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想潮流，如今，汤先生超越了这三个悖论。第三个新是中国哲学的整合。汤先生继承了汤老先生关于文化移植的理论，这是五四以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继承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路。在古代哲学里，汤先生用诠释学的方法阐述了儒释道的整合。在当代的中国哲学里，他强调中西马之间的融合。我还记得今年刚刚开学的时候，他把王博和我叫到他家去，专门谈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问题。他讲了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胡启立把他们叫到一起，讲：“我们当年为什么要闹革命？就是因为旧社会太腐败，我们要救中国。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情怀，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我想，汤先生这样的爱国情怀始终没有变，但是到了老年，他愈益认识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始终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对话问题。在这三个方面，汤先生引领了中国的哲学界、思想界。我觉得，汤先生在三个方面的思考也是我们北大哲学系以后的方向。就我本人来说，我要向着汤先生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

仰视“光前裕后”的哲学之师—汤一介谈《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

新近出版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一书，收录汤一介先生于新旧世纪之交所撰论文、书序、演讲以及访谈三十余篇，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尤其标举反本开新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在于紧紧抓住当今中西文明对话、激荡的契机，反思、自省其传统，打通中西古今，从而使国人在华夏文明丰厚遗产的基础上重构核心价值理念。汤一介的另一重要命题是世界各国家、地域的文明共存、中国哲学所独有的天人合一、普遍和谐、内圣外王等学说，正可为当今人类解决矛盾冲突提供十分有益的思想根源；而以两希文明为基干的西方现代文明、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相互交流、相互融通的基础上，定当迎来人类的又一崭新的轴心时代。为什么要出版《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作者汤一介坦言，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中，发现了有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已经进入老年了，但我还可以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点意义。”另一方面，“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我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文化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汤一介从这两个前提出发，在年届八旬之际思考，“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哲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从时间上讲，中国对经典的解释并不比西方晚。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注释《春秋》的《左传》，有注释《易经》的《易传》。“我们解释经典的历史很长，有丰富的资料。能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汤一介有了这个想法，这多半缘于他对西方的了解。马克斯·韦伯有一本经典的传世之作，讲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过之后，汤一介想，能不能有一本书来讲述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他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我能写一篇关于中国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文章，从中国儒家伦理中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可不可以呢？”基于这种考虑，汤一介写了长达万字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一文，收录在《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一般人认为，西方是法治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人治国家。汤一介在新近读过的一些书中看到，中国维持中国社会、中国政权靠的是礼法两套。他说，在孔子的《论语》中讲过，在《礼记》中也有，在“二十四史”中同样可以看到每一代正史中都有“礼乐志”和“刑法志”，讲述中国人用礼乐和刑法治理国家。“我就想到，能不能考虑中国传统的礼法合治的社会特点在什么地方？对于建设人类和谐社会有没有贡献？”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述中，汤一介反观中国哲学中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来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同样对人类社会有重大的贡献。比普通读者先读到《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说，我从汤一介的著作中深深地体会到他对中华文化的那种热爱，那种家国情怀，尤其是他有一种世界的眼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刘明清感受到汤一介正是在做这样一份崇高的工作。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汤一介在这部最新作品里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自己是这三者之间融合的典范”。书里特别强调要打通或者融会古今中西，其中特别有一篇文章讲到，也要打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史哲的相互融合。“汤先生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转机，当然也重新有了一种希望和创造的时代，如何去理解中国，去理解中国文化中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思想资源。”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以学生身份评价汤一介说，“汤先生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家，不管做什么工作，最核心的，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新的中国文化寻找一种根基。”“汤先生对中国的思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始终用世界的眼光去看中国。”收在《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的论文，包括汤一介所有其他著作里所表现的那种西方文化的视野，包括对印度、对伊斯兰文明的视野，都给后来者指明了一个方向。汤一介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如果把哲学看作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旅行，汤一介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王博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汤一介就力图突破这样一个框架，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思考，对真善美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从哲学走向更大的文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后来，汤先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关注经典的诠释、经典解释学，这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基。”从2003年起与汤一介共事10年编纂《儒藏》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钦善说，《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收录的文章体现出汤一介拥有一种真正学者的恢宏胸襟和高瞻远瞩的大视野。最为重要的是，汤一介还勇于担当。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汤一介经常讲的“事不避难，又不逃责”的人格风范和学术品格上。汤一介所瞩望的新轴心时代，是一个人类普遍性道德价值与世界秩序重新肯定与建立的时代。“《瞩望新轴心时代》的书名就包含了反本开新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蒙培元说，汤一介对反本开新的这个“本”，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和分析，他提出天人合一，但没有说这个“天”是不是一个本体，是不是一个实体。“这表明汤先生的思想既留有余地，同时又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光明日报刘彬)（《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 汤一介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汤一介新作《瞩望新轴心时代》出版

南都讯 记者李昶伟 发自北京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编撰中心主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汤一介的新书《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日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本书汇聚汤一介先生新世纪以来的三十余篇论文、书序、演讲及访谈录，集中反映了汤一介先生对华夏文明统序的深切反思。“进入新世纪，我已经是一个73岁的老年人，想成为大哲学家是不可能的了，天资不够，勤奋恐怕也不够，知识结构也有缺陷，但至少可以提一些问题。”在提及此书的写作时，汤一介先生谦逊地表示，此书中收录的文章来自中西文化哲学的比较中发现的一些可思考的问题。汤一介先生早年学术活动的重心在研究佛道两家思想及宗教问题，著有《魏晋玄学论稿》、《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郭象与魏晋玄学》等论著。自上世纪80年代受到国际新儒学的影响，汤一介逐渐将目光转移到儒家。在《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汤先生谈及联合中、日、韩、越400多人纂辑卷帙浩繁的《儒藏》的经过，谈及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谈及自己为什么特别关注中国的经学、关注儒家思想，以及为什么特别重视西方哲学文化对中国哲学文化冲击的积极意义等思考。“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汤老说遗憾的是自己一生最有创造力的时间已经过去，但会尽他可能的力量为中国文化做贡献。 稿源：[南方都市报]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方立天教授发言

主持人、各位师友，大家好。我特别高兴来参加汤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我今天想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讲汤先生的素养，意图是在探讨汤先生取得学术成就的主观的因素。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学家、国学大家，他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宗教三个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哲学建设、中国文化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思考他之所以取得这些学术贡献，其原因是和他主观上的学术素养有关的。他的学术素养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问题意识，一个是担当意识。问题意识是和前瞻意识、创新意识相联系的，担当意识是和责任意识、使命意识相联系的。汤先生经常说，哲学就是要能够提出一些问题来，这样才有新的思想。他经常从中西哲学，中西思想的比较当中去发现问题。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苏联流行的关于哲学的唯物、唯心的对比，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提出要把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强调要对哲学思想、对概念、范畴进行分析。由此，他进一步推动了中西哲学的比较，提出中国哲学追求真善美，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追求精神境界的；在实践的途径和方式上，有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区别。为了阐明中西哲学的异同，他很强调解释学。可以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推动中国哲学的研究方面贡献是巨大的。在文化领域，他针对文明冲突论提出了文明共存论，他以佛教传入中国为例，说明儒释道三家合一，这对我们后来提出宗教和谐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另外，他又根据世界历史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参照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提出新轴心时代理念，强调中国文化应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挖掘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文化资源，在汲取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复兴，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文化战略价值。第二，担当意识。这集中体现在他创立中国文化书院和组织《儒藏》工程两个方面。中华文化书院的核心人物是汤一介，中华文化书院的创立对中国文化的走向和传统文化的复兴，对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2004年，汤先生以古稀之年担当了《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科学家，这一浩大的工程很有意义，要担当起这一职责需要很大的勇气。上面两种意识，我认为和汤先生的情怀密不可分。他说，我喜欢自己的国家。我曾亲耳听他说过：“我的根、我的文化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当时我听了很受感动，他的这种意识和他的家庭有直接的关系，他的祖父讲：“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对他的影响很大，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定的启迪的意义。我个人认为，汤先生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同寻常的，他的学术素养是值得我们学习、师法和弘扬的，谢谢大家。

“新轴心时代”中国知识人之天命——评《瞩望新轴心时代》

“新轴心时代”中国知识人之天命——评《瞩望新轴心时代》文/秋风（著名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弘道书院院长,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纠缠百年中国之核心问题是古今中西，汤一介先生在这本大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今天，中国知识人能否走出这一思维定式，承担起自己的文明使命？七十年前，抗战烽火连天之际，汤用彤先生作《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一文，基于自己关于佛教传入及其中国化历史进程之经典研究，指出外来思想输入之基本模式：外来思想之输入，常可以经过三个阶段：（一）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三）因再发见真实的相合而调和。这三段虽是时间的先后次序，但是指着社会一般人说的。因为聪明的智者往往于外来文化思想之初来，就能知道两方同异合不合之点，而作一综合。在第一阶段内，外来文化思想并未深入。在第二阶段内，外来文化思想比较深入，社会上对于这个外来分子看作一严重的事件。在第三阶段内，外来文化思想已被吸收，加入本有文化血脉中了。不过在最后阶段内，不但本有文化发生变化，就是外来文化也发生变化。到这时候，外来的已被同化。比方佛教已经失却本来面目，而成功为中国佛教了。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相同相合的能继续发展，而和中国不合不同的则往往昙花一现，不能长久……照这样说，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而今，汤用彤先生哲嗣汤一介先生著文告诉中国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中国人当在开放的世界中，以中国文化贡献于人类。新轴心时代的说法，乃针对于过去数百年间的西方文化独尊地位。不光西方人，更重要的是，非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西方宗教、哲学、科学、技术等展示着普遍的人类文明形态，此外的文明都是特殊的，最终必将终结于西方形态或西方精神。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西方文化的霸权在中国有上百年（其中包括苏联，变异的西方）。百余年来，纠缠知识分子的核心问题是“古今中西”，而主流知识分子简单地以为，中是古，西是今。基于这一历史观，知识人的文化乃至社会政治上的纲领，就是“去中国化”，以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由此而有一波又一波文化激进主义：从年轻时代的梁启超、严复，到新文化运动，其极端表现形态是文化大革命，最奇怪的是，知识人对摧毁中国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竟一转而成为八十年代反中国文化之“文化热”，而今在思想学术界仍有余绪。然而，九十年代之后，思想学术界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可称之为“保守化”。拙著《国史纲目》及相关论文中论述过，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整体走向就是保守化，或曰中国文明的复兴。只不过，在“野”的基层社会的复兴，远远在先，知识分子深受古今中西范式之纠缠，反而很晚觉醒。当然，放眼世界，不仅中国由此转向，整个世界都有一轮保守化转向。大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一介先生断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相对隔绝的重要文明体实现了其文明的突破，趋向于成熟，形成了各自思考神人之际、人的属性、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关乎人之存在、过程和目的的重大问题之独特理念体系。大约两千年后，有西方文明之独尊地位之树立。但历史地看，这只是短暂的一瞬。人类欲有效地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不能不运用人类过去所生成之全部智慧。故而，西方之外的智慧再度主张其权利，再度凸显其价值。汤先生指出，在相对平等的关系框架中，西方文明与西方之外的文明“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就构成了新轴心时代。在此时代，不再存在独霸者，各种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那么，中国知识人对于这个新轴心时代的到来，是否做好了准备？最为关键的是精神上、心态上的准备。汤一介先生本书正是一个高声的呼唤。汤先生呼吁中国知识人应抛弃把中西与古今对立起来的观点，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汤一介先生回到汤用彤先生的文化调和范式断言，今日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似已过了第二阶段，也即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的阶段，而进入第三阶段，也即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其具体路径则是“外来文化思想已被吸收，加入本有文化血脉中了”，从而让自己的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中国化的佛教、宋明儒学，就是如此。事实上，同样的故事已部分地出现过。汤一介先生反复提及一个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历史事实：现代中国，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不少哲人开始构建现代中国哲学，但各种哲学创造的历史影响，大不相同，其中冯友兰、熊十力先生的哲学影响就比金岳霖、张东荪大。汤一介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冯友兰、熊十力都较好地“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而金岳霖、张东荪的哲学则较为西化。我可能比汤一介先生更极端一些，曾提出过这样一个也许有点极端的命题：现代中国百余年来唯一的哲学成就，就是以熊十力、牟宗三等先贤为代表的新儒学。至于其他一心西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均无任何可观的思想和学术贡献可言。道理十分简单：思想乃是心灵之智性发用，中国人不可能理解西方思想与知识的精微、高明处，沿着西方路径，中国人只能是永远也毕业不了的小学生。而天生中国人，就是要让中国人在中国发现关于人类美好生存之思想和知识，此为普遍的人类思想和知识之具体而微者。因此，中国人在中国文明脉络中就可以发展普遍的思想和知识体系。这就是新轴心时代中国知识人之天命，也是中国文化发展之基本模式。一言以蔽之，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路径，无非就是一百多年前张南皮所说之“中体西用”：以中国之体，化用西方之知识，从而激发自己身体的生机，发育强健。一个强健而文明的中国，必有助益于人类趋向更良好的生存状态。如汤用彤先生所说，中国文化自身进一步成长，而其他文化也因为中国而发生变化。因此，汤一介先生再三呼吁中国知识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中国促成新轴心时代到来、并在此时代有所贡献于人类的关键。编者按：正如秋风先生所言，他可能比汤一介先生的看法更极端一些。二位学者在“体用观”上显然存在观点差异。秋风先生主张“中体西用”；而汤一介先生曾说“我认为不能用‘体’、‘用’来套用‘中学’、‘西学’”，他提供的围绕着“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运转的“普遍和谐”系统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观，是对“中体西用”、“西体中用” 、“中西互为体用”等模式的突破和超越。《读药》书评人介绍：姚中秋，常用笔名“秋风”。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弘道书院院长、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先前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和研究，为中国大陆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出版译著《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哈耶克传》、《法国大革命讲稿》、《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十余种。主持翻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目前致力于研究：儒家义理及其现代运用，中国治理秩序演变之历史，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出版《立宪的技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中国变革之道：当代中国的治理秩序及其变革方略》等著作。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王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致辞

尊敬的汤先生、乐先生，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事，我先代表北京大学哲学系热烈欢迎大家聚集到我们这样一个启用不久的会场，这是我们新的人文学园，也是新的哲学系和中文系、历史系等共用的一个地方。在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代表朱善璐书记向汤先生和乐先生表达他的问候，他昨天傍晚的时候还到汤先生家里看望，说今天下午有事不能过来，特别委托我向两位老人家表达他的祝福；同时，也向各位老师表达他的欢迎。我今天当然是以哲学系主任的身份来讲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以汤先生的学生身份来讲话。我第一次跟汤先生比较亲密的接触是在1985年。那个时候我要读书，我成绩还不错，我要读书。我。开始想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名额满了。我去找汤先生。汤先生说，你就来读中西哲学比较班吧。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上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在那个时候得到汤老师的帮助和指引，让我以后可以走上这样一个学术之路。从每种意义来讲，其实，我们都是跟随汤先生做一些学术活动，进行一些思考。有时候，在向汤先生请教的过程中，我时常感觉到汤先生的头脑中在活跃着一种思想。我从来没有觉得汤先生是一个年纪那么大的人。每次跟汤先生聊天，可能由于我自己水平比较有限，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我总觉得汤先生能够给我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思考。也许我们会说，思维活动是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生命形态。可是，我分明感觉到汤先生不仅仅是在思考，他的思考中包含着一种关怀，或者说一种情怀。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关怀和情怀，我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个也许可以说是中国情怀，另一个是哲学情怀，还有一个我特别要说的，就是北大情怀。当然，仅仅有这些情怀是不够的；不过，我今天试着谈很简单的问题，谈谈三个问题：跟这个情怀相关的可能是眼光，我觉得跟中国情怀相关的是世界的眼光，跟哲学相关的是文明的眼光，跟北大相关的是学术的眼光。汤先生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这也是汤先生的同辈和我们的前辈们的一个共同的思考——就是在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在一个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转机，当然也重新有了一种希望和创造的时代，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去理解中国文化中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思想资源。我们知道，汤先生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家，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新的中国文化寻找那么一种根基。当然，这种根基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汤先生个人可以给出答案的，也不是任何其他人能够给出答案的。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可能看到了三纲五常，或者看到了新的三纲五常；或者有人看到了汤先生面向未来提到的和谐、中庸这样一种理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汤先生不断强调的儒家那种爱的精神，那种人本主义，看到汤先生所体现出的道家宽容的精神。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给我们后辈，给我们的学界、政界、企业界带来有益的思考。中国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可能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这种创造性的东西，最后，也许都可以转化成现实里面比较实在的那么一种东西，一种不断的积累。我觉得，从汤先生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情怀，这种关怀，这种不懈的努力。可是汤先生对中国的思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汤先生始终在世界的眼光里面去看中国。我们这本书里说，通中西古今之学。特别是中西。我们看收在这本书里的论文，包括汤先生所有其他著作里所表现的那种西方文化的视野，包括对印度，包括对伊斯兰文明的视野，这种视野有的时候是我们缺乏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跟不上的，知识跟不上。我知道很多前辈——包括年轻的学者——都具有这样一种根基，但是在我个人学术工作里面，我一直觉得非常吃力。我确实在跟着他，我觉得汤先生的思考确实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方向来。中国和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不能断然画出此疆彼界。所以，汤先生的这种眼光就是中国情怀，世界眼光，我个人觉得是我会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也认为这是当代中国需要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就是哲学情怀，文明的眼光。汤先生一直说一句话，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这可能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定义哲学家。如果这样一个说法成立，那是从大的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旅行，汤先生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汤先生一直是走在问学的路上，他在不断地积累新的知识、新的资源，面向新的现实进行一种新的思考。汤先生也接受过唯心、唯物斗争的哲学理念的影响。汤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力图突破这样一个框架，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思考，对真善美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从哲学走向更大的文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后来，汤先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关注经典的诠释、经典解释学，这可能不是哲学能够说的，这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基的东西。我们看汤先生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一样的。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现实哲学，他更多地关注什么呢？文明，几个大的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他同时关注几个大的文明之间的共同性的东西。我记得这本书里特别有一篇文章在讲各文明中的一种普遍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里有没有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去分享？我想，一定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这也是汤先生对世界文明的关注里很特别的一部分。第三，我感受到了汤先生的北大情怀。去年系庆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汤先生。我们北大的哲学史100年，汤先生两代在其中经历了差不多70年，占三分之二还要多，他对北大充满了太深的感情。每次跟汤先生聊天，我有一种很深切的感受，汤先生在不断强调和传承北大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中西汇通，是那种深切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一点在汤先生的工作里体现得非常明显。汤先生对北大的感情可能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他把自己几乎全部的藏书捐献给北大，这份感情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衡量的东西。这代表了汤先生对北大的一份期许，对某种精神的东西的认同。但是，汤先生对北大的关注是用一种学术的眼光去关注的。我做哲学系主任做了四年，汤先生有很多次跟我谈的都是哲学系怎么发展，哲学学科怎么发展，我本人实在受益良多；有些内容体现在我们的哲学工作里，而另一些我们还需要时间去消化。将来，我们可能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来完成汤先生的期许。汤先生的眼光是一种哲人的胸怀，而不是其他的学术之外的东西。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代表哲学系，表达哲学系同仁对汤先生的敬意和谢意。我们要努力把汤先生的很多关于哲学的理念——包括世界各文明的理念——变成一种实际工作中可以去完成的东西。最后，我代表哲学系祝汤先生健康长寿，祝愿汤先生一直继续您的思考、思想的工作。我也祝汤老师和乐老师结婚60年，你们的婚姻可以延续90年、120年，谢谢大家。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孙钦善教授发言

主席，尊敬的汤先生、乐先生、各位专家，今天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首先，祝贺汤先生大作的出版。汤先生这本书里收录的文章，这一次我集中阅读了一下，以前也是不断地看，很受启发，很受教育。我集中起来读这些文章有如下感受：首先是一个学者的恢弘的胸襟。其次，是高瞻远瞩的大视野。还有刚才方先生提到的勇于担当，知行合一，这集中体现在汤先生经常讲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人格风范和学术品格上，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这几年以来，我有幸参加汤先生主持的《儒藏》这个大工程，跟汤先生的接触更多了，我们一起共事。这些感受更深切了。讲胸襟，是一个学人所应具有的宽阔的胸襟、恢弘的胸襟，不仅爱国，有民族的情怀、国家的情怀，而且还要有人类的情怀。新世纪的思考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立足于中国，胸怀世界，考虑全人类的问题，考虑精神的支柱，考虑信仰。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另外，还要高瞻远瞩，有哲学思考，有最高的视野：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关于思维本身。要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去认识。瞩望，也就是考虑我们整个时代，瞩望新轴心时代。当然，汤先生是立足于中华文明，立足于我们祖国来考虑的，所以，他更关心的、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新文化，是当下文化的繁荣、文化的复兴。他考虑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但是，汤先生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不是自我封闭的，不是妄自尊大，也不是光考虑片面的；他是从整个世界文明的角度、从世界各种文明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角度来考虑的，并在世界文明当中考虑中华文明的地位。在21世纪，中华文明应该作什么样的贡献。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中国的文化被压制了，世界不了解我们，身子我们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我们自己没有自信，没有自立，没有自觉。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文化自觉的问题。如今，汤先生又提出反本开新的命题，我们既不能自我封闭，又须与时俱进，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所谓新轴心时代，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多元文化共存，共融，合而不同，对话交流，最后融会贯通。我们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考虑人类文化的走向、特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是一个大事业。再一个讲知行合一，就是要做实事，把自己的认识付诸实践。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第一，汤先生提出来一个普遍价值，或者一般讲的普世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有人还在否定这一点，不愿意提，一提到普世价值就以为是在提倡西化。当然，西方人有西方人的选择，后现代也有它的毛病。世界上文化多元，如果没有普世价值，像从前那样与过去决裂，与西方决裂，彻底决裂，那就要出问题。文化不能决裂，文化断裂了，我们的民族就会出现断层。不能否定普世价值。我们今天讲继承，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如果没有普世价值，我们还继承什么，借鉴什么？包括对于中国文化，汤先生考虑的很全面，儒佛道都考虑，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儒家文化的普世价值，包括儒家的人文精神。由于这个普世价值的提出，儒学的定位也提出来了，儒学在中国文化定位也提出来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都提出来了，提得都很好。而且，汤先生提出我们文化有走出去的责任，这就是勇于担当。以《儒藏》为例，汤先生在这项工程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原则，充分体现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一家风的影响。汤先生年事已高，然而在工作中似乎忘却了这一切，“不知老之将至”，这一点我体会得非常深刻。因此，与汤先生一起共事，本人深受感动。文化不仅仅是空疏的学问。现在，我们搞文化的人空谈比较多，离开文本，离开自身文化的土壤，崇尚虚谈。离开载体哪有什么文化？没有。汤先生就是要给这些空谈家送去一个文本，坚持编《儒藏》，把这个文本给大家，不空谈，不事奇谈怪论。刚才，很多先生提到了诠释学的问题。现在，诠释学对于我们继承文化传统是十分重要的，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东西。过去，我们如何继承文化传统？只有原原本本地正确地诠释文本。诠释就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正确地理解、诠释文本中所包含的普世价值，继承下来，继承之后再发展。汤先生特别提到创建中国的诠释学，这个提法很重要。我们知道，红海顶（音）在一篇文章里面讲，他说，总的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和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是有区别的。要用这样的特征跟我们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至于怎么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我们今后一起来讨论。我感到中国有很多东西值得发掘，有人说，我们的经典注释只达到施莱尔马赫阶段，还不是哲学诠释学，我不大同意。有一次，我同一位德国教授翻译哲学辞典，我讲到“六经注我”。他一听这个话，马上说：“诠释学这一学科在你们中国早就出现了，几百年以前就出现了。”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对中国经典诠释作一些梳理，便能够提出一些必要的理论，以此来补充西方的诠释学，这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想，这个工作有待大家来做。这是西方的专家说的，是西方诠释学的专家说的。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的诠释学并不是从1969年开始的，应该说从孟子的时代就开始了。我们的经典诠释有三个层面，一个是语言文字，一个内容层面，还有意义的层面。所谓意义的诠释就是诠释学，就是相当于西方的诠释，我们不是补充，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我们要发掘、发展。所以，汤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我们今天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历史上有两种诠释，一种附会诠释，很多思想家通过诠释经典加以附会，从而表达新的思想。另外一种则通过追求本意的诠释来发展。我们要作本意诠释，就要有正确的诠释学，要回到本来的意思，不要歪曲，不能歪曲，歪曲就不是历史了。所以，汤先生提出的方法论很重要，这里面提出接续传统的问题，大家第一要看原典，第二要有方法，这个诠释的方法很重要，汤老的这个提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祝汤先生健康长寿，在理论上有更多的建树。谢谢大家。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金春峰先生发言

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参加汤先生的这个新书发布会。我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汤先生的学生，毕业以后还是汤先生的学生。在北大的时候，我们是在课堂里听汤先生给我们讲；毕业以后，主要是看汤先生的文章了。前几天收到汤先生的新作，这是我们做学生的又一个很好的学习教材。刚才大家都讲了汤先生的治学与德行实践，我结合自己研究的体会，讲一点汤先生在哲学方面给我们学生指引方向、开辟道路的重要意义。我觉得，汤先生最重要的成就是1983年在蒙特利尔的第17届世界哲学会议上提出，中国哲学的精神气质在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在于对真善美境界追求的；还有内在超越、内圣外王一体两面。这在当时是首创，不仅彻底廓清了我们从前所尊奉的教条主义和西方哲学那一套搞法，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时代，是继往开来，是反本也是开新，由此，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便挺立了起来。在蒙特利尔的会议上，汤先生不仅以上述创建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同时也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学说的融合，引起强烈反响。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是人们不敢想象的，因为长期以来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与被封建性扭曲了的玄学二者势同水火，不能相融，哪有融合的可能？但是，这二者的融合今天正在变为现实，因为提出了教条主义的遮蔽以后，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活的灵魂就显现了出来，其内在的精神正是对神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幸福追求的关注，而这也正是一种内在的追求和本质所在。我国传统学说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本质上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神学，从孔子至汉学，一直延续至谭嗣同、康有为，经历了不同的形态，但是内在的精神和关注是始终如此、一以贯之的。作为人类先进思想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不仅接受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也继承和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高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先进思想，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1884年的著作中，恩格斯引入一段话说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博爱、权力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儒学，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的发展，从金钱和异化中挣脱出来的自由发展，即作为享有全部人权的个体的自由发展。这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所焕发的新面貌，成为新千喜年更高阶段的显学。而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方面，玄学也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汤先生的这本新著在我看来既可以说是玄学的，又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两者融合的产物。今天，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特别具有时代气息，这是一个象征，编译局在我们的印象中是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由他们来出版汤先生的新著，这可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因而更应为我们21世纪的学人所重视。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经历了很多变化，中国哲学研究也出现了全新的面貌，这一巨大变化就是沿着汤先生指引的方向进行的，因为汤先生所讲的正是时代所要求的汉代玄学学术界一致认为是经学或者阴阳五行，我觉得应该强调和补充的一点是：其核心是哲学；而这个哲学的核心是在《孟子》中出现的论证神的尊严和崇高价值的儒学，是孔孟学的新形态。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讨论，我也参加了讨论，这对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有很大的启发促进作用。沿着这一方向，我对朱熹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西方出现了诠释学，于是，汤先生就提倡创建中国的诠释学，汤先生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时代特色的问题，很多学者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强化和研究，我在这里听听其他学者的高见。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易学大师余敦康发言

今天的发言本来没有我，主办者临时让我讲几句。我对汤先生的最大感受，即他是一个开风气之人，开一时之新风。上个世纪，我们告别“文革”，进入80年代，汤先生搞了一个中国文化书院。“文革”那段时间，包括新中国成立我做学生的那个时代，我们时兴反传统，越反传统越革命，我是跟着一块反传统的。之后，到了“文革”以后，对“文革”进行反思，那是一个很大的思潮，是思想解放的思潮。那时候利用北大做基地，组织各种文化讲演，令人大开眼界。汤先生的文化书院让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看法，冯友兰等一些老教师都上台演讲，带动学术界出现新的转机。后来，汤先生的书里也说了很多，从创办文化书院到如今30多年来，我们国家继续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汤先生给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是开风气。大家好好看看这几个字——《瞩望新轴心时代》。这个提法也是开风气，这个新轴心时代谁唱主角？汤先生已敲响了开场锣，这个新的21世纪是怎么回事？我就说么，这也是开风气。　　　我还有另外一个感受，汤先生和乐先生在学术上也是一对好搭档，在新轴心时代应该好好翻一番文章。公元前3世纪先秦的时候，华夏文明有一个轴心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说到汤先生和乐先生，汤先生只好算一家，不能说是一朵花，花是哪一个呢？乐黛云呀！乐先生开风气，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大家好好看一下，尼采抬出来了。尼采是谁抬出来的呢？尼采对中国的新文学有很大作用，乐黛云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在那个时候写出这篇文章，不仅开了尼采和中国新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在中文系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汤一介在北大搞比较哲学，比较哲学是受乐先生的启发搞出来的。我们应该讲一讲这个东西，她是一朵花，你是一个家，今天这个会应该两个人共同来开。中央编译出版社要把乐先生新时期的文章好好编一编。现在，我们讲中国梦。奥巴马说，我们的中国梦是跟美国梦学的。美国人有个美国梦，如今我们来了一个中国梦。实际上，大家知道20世纪有个美国梦，可还不知道21世纪又有欧洲梦了。“欧洲梦”这个词是谁说的呢？有一本书，书名就叫《欧洲梦》。有人专门写文章谈欧洲梦。市场经济、个人奋斗是美国梦；可是到了21世纪互联网的时代，不搞美国梦了，应该搞欧洲梦。法德已经形成一个联盟了，25个国家结成一个欧盟，欧盟之所以搞这个东西，是学中国梦的。这个东西习近平说了一句，中国文化早就在先秦搞了大一统。中国梦比欧洲搞联盟还更早，是有这么一个历史。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朵花和一个哲学家珠联璧合，这个除了北大以外，别处可能也有。我在北大找不到第二对如此成功的学术夫妇。我们哲学系就有这个成例，所以，今天最好能够搞两个人的学术研讨，两个人同时搞，北大在全国开一个头，又是花又是家，那才是新风气。汤先生的学术研究一辈子得到了乐黛云的支持，他没有说，我觉得应该好好强调，特别是搞一个研讨会来宣扬这个事情，很好。

《瞩望新轴心时代》编辑手记（作者：韩慧强[本书责任编辑]）

1.有幸做汤一介老《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的责编纯属偶然。我不是汤老的门生，甚至连私淑弟子都不好算。尽管在北大读书那阵子确曾旁听过汤老的课，可只零星听了一些，不成片段，而且年月既久，当年听到的内容似乎也早已所剩无几了。那是近三十年前的旧事了。我于1985年入北京大学读文学史，当时的风气便是好尚跨学科选课，但汤先生的课外系学生是很难选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全校学生追捧的名师，教室人满为患。没办法，只好去哲学系蹭课。这个传统是从蔡孑民先生做校长时就留下的，你堂而皇之地闯进去听就是了，反正没人来验看你的听课证。汤先生的课有许多是安排在下午的，我们中文系的一干人为了占个好位置，午休也免了，吃过饭在宿舍闲聊一阵，或者在别处荡一荡，就连忙跑到教室去了。而手里拿听课证、正儿八经哲学系的学生，由于自恃是正宗，四平八稳按时来听课的，反倒落了后，不是被挤到后排，就是连座位也捞不到，真正成了旁听生。我们手里随便拿本书，一边煞有介事地读几行，一边偷眼瞄瞄身旁的女孩子，但面目清丽、姣好的总不多见。哲学这东西似乎不大适合女孩子们读。汤先生那时年纪总也在五十开外了，但面色红润，精神健旺。我记得开初那阵天气还热，汤先生穿一件浅格子单衫，胸前别一只微型的麦克，其貌温如，其言蔼如，实在是个恂恂儒雅的长者。他讲课声音不大，语气舒徐和缓，大约跟平日与二三子促膝交谈没两样，在我见过的师长中，汤先生要算最谦和、平正的一个。可授课的教室委实不小，若没有那只麦克的帮助怕是不行的。但我们几个总能抢到前排座位。汤先生讲授的是魏晋玄学。我自信在本科是很用心地读了几年书的，不过，汤先生的课是讲给读了一些原典的学生们听的。我当时阅读的范围仅限于先秦《诗经》、《左传》、《楚辞》寥寥可数的几部基本经典，其他则只读选本，即专家、学者们按照阶级性、人民性等等一大套理论仔细挑拣、删削得干干净净的洁本，其可靠性、学术性大打折扣，不大有什么营养的；再说得透天一点，其中大半属于吴小铃先生所说的“假学问、假书”之列，实在是有害无益的。若细究起来，由于眼界的狭隘，就是《诗经》也只对十五国风有兴趣，而雅、颂中那些描写商周先民发祥、征战、流离转徙的史诗及农事诗等，便都被列入“庙堂文学”而束之高阁了。至于魏晋时期的史志及《弘明集》、《广弘明集》等思想史料，是从不曾寓目的。因而，我们当时的那股子劲头不过是一时的好尚，不会坚持太久，诚所谓叶公好龙，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2.约莫一年前，我手里正做着一本刘曾复先生的脸谱图典，又找到汤老。刘先生是我国当代绝无仅有的一位京剧学泰斗，因其出身旧家，自幼即与梨园各门派、各行当的名伶相过从，肚子里装着一部京剧鼎盛时代的演出史和图像史，以前出脸谱特地请北京大学季羡林、吴小如两位先生题签，作序，如今季先生已归道山，吴先生亦因半身不遂，不能把笔。我想，眼下，大约只好请汤老几位耆旧来接续这一工作了。可汤老又言自己不善书，推却了。恰好有位同事影印鲁迅藏“百衲本廿四史”，要请汤老领先担任编委，不巧汤老此时已身罹重症，这类挂名的事儿大都辞了。事情就这么耽搁了下来。但这位同事既然主意已定，就决不肯轻言放弃。大约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一次次地打电话过去，汤老被缠磨得没法，只好将此事应承了下来。然而又不肯挂虚名，专门写了一段文字让我去取。原来，汤老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当年为研究佛教史，亦曾购置一套“百衲本廿四史”，与鲁迅先生所藏为同一版本。令人痛惜的是，“文革”期间汤老一家落难，为救燃眉之急，便将此一大套珍本典兑了出去。嘿，自清季以迄于上世纪60年代，汤氏一门三代读书人，至此竟落魄得连一部“廿四史”也不能保有，这该是怎样一段心酸的往事呢？但我这么说也许并不确切，甚或不免有赚取不相干的廉价同情的嫌疑。所谓辛酸云云，其实仅仅局限于当事者本人，决不涉及他人。因为谁都知道，在那个非理性、反理性的年月，一国的民众受着狂热激情的蛊惑，几乎无一例外，举凡稍稍有些文化气味的东西，通通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扫荡务求净尽，当此之际，实在没有谁会把区区一部“廿四史”当回事。然而，这部“百衲本廿四史”仍有些让人难以释怀。为了补缀这套未经阉割、最接近原始面貌的中华五千年正史，从而矫正二百余年来武英殿本所造成的版本系统的混乱，张元济先生前后耗费了十八年功力，而此时正值上世纪内忧外患、国步艰危的二三十年代，可以说，这样一套记述华夏先民数千年生活样貌的史籍如凤凰一般在烽烟烈火中获得重生，其所承载的“续古代文化之命，续民族文化之命”的意义，于此亦可概见一斑。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的这位同事才抱定一个念头，矢志不渝。或许也正因其间经历这么一段辛酸往事，汤老才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请求。3.是啊，事情就这么凑巧，在相隔近三十年后，我才因工作之故回到燕园，在未名湖畔的寓所拜望了汤老，旧话重提。恰好当年去哲学系蹭课时，汤老的治学方向已逐渐转移到儒学方面来，而儒佛道三家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彼此借鉴，相互融合，其中有许多理路、范畴实难断然划分此疆彼界。记得海德格尔晚年有个说法，人生的道路非止一条，但目标只有一个，恰如人类所有的成员共在一林（见于海德格尔《林中路》）；拿来比之儒释道三家后期的发展，实有类似之处。眼下，在中西、古今这个交叉路口，我们迷惘得太久、徘徊得太久了。多恼人的文化转型期啊。但毕竟还不够久，哲学家的眼界确乎是超越常人的，汤老正是以大尺度、长时段的眼光来审视中华文明的演进的，并对这一文明的未来寄予无限的深情与期许。华夏文明在其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多次经受外来文明的冲击，如汉唐时期印度佛教在中土的流播，以及近世以来西方文明的输入，都对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然而，华夏文明以其广博的胸襟和顽强的生命力充分汲取外来文明的有益的养料，生生不已，从不曾彻底消泯，以儒释道精神为基干的华夏文明的符码已深深印刻在国人情性、禀赋的底里，这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炎黄子孙有别于世界其他任何民族的文明的徽记。生当变革与文化转型时期，汤老深深感到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这或许正是他衰年立志打通儒佛道三家，乃至后来主持《儒藏》编纂这一浩大工程的初衷。话又扯远了，还说那天去拜望汤老。汤老此时已不大在公众场合露面，而且常常要由师母陪同到医院就诊。居间联络的是汤老身边的刘秘书，见面的日期一次次推迟。盛夏的某日，早上，刘秘书打电话来说，汤老下午有空。我们为汤老准备了个花篮，车子停在未名湖畔，天气大热，几个人轮流抱着花篮一路走进去，衬衣几乎湿透。如前所述，为影印“百衲本廿四史”，我打了无数电话过来，简直把汤老和师母烦透了；可事情的另一面，便是汤老和师母或许从这一过程中觉出我们的诚意，才考虑将汤老刚刚编订的文集交由我们来做，而我们事先对这部书稿一无所知。此事曲曲折折，看似偶然，可其中又不无一定联系。4.可以说，《瞩望新轴心时代》是汤老对自己一生学术活动的回顾与总结。汤老在书里清晰地表述了这样一个见解，他的全部学术生涯可断然划分为两个阶段：毛的时代和毛以后的时代；而在毛的时代，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汤一介不存在。换句话说，汤老是在毛以后的时代才获得了学者和思想家的身份，不论是从自我意识的层面抑或是从学术成就的层面来考察，情况似乎都是如此，并无二致。从1949至1976年，汤老没去别处，他在毛的时代整整度过了二十七年的光阴。他没有任何异于常人的逃避或摆脱的法子，像宋朝那位睡仙陈抟老祖，朝廷要他出来做官，他一睡就累月经年，弄得前来征召的人难以复命。汤老就没那么灵便了，为着一家老小的生计性命，不唯不能躺倒睡下，而且还要大大表现一番才成。那些年月，汤老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处发表了三十来篇批判文章，一是批冯友兰、吴晗等学术权威，二是批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这些往圣先哲。初读汤老的坦然的自陈，你不禁要哑然失笑，你会觉得他老人家真逗，如今还说这些！许多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仿佛患了集体失忆症一般从不涉及此类话题，相反，他们仔仔细细地敲打、修补一番，好歹将这段恶劣、丑陋的经历遮掩过去，大家光光鲜鲜地来个华丽转身，早又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谁愿露了当年的老底。汤老就不，他偏要把这段往事悉数抖落出来，仿佛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是的，当年的知识界、思想界就这么可笑，不光事件可笑，人也可笑。不过，如果你听听汤老怎么说，也许就笑不出来了：当年的所谓知识界、思想界是没有思想的，因为思想是由革命导师掌管着的，其他人至多只能对革命导师的思想进行诠释或阐扬，除此而外便无事可做；倘若有谁敢于僭越，公然标举自己的思想，那他是自找没趣，离倒霉不远了。说穿了，在当时的语境下，作为思想家的汤一介先生是不存在的，他写文章是在“代圣人立言”，压根儿就不是他自己在说，他只要听革命导师怎么说就行了。可是，到了毛以后的时代就不行了，这一招不灵了。“我今后听谁的？”这是一个最切近的、没法回避的问题。于是，汤老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终于见着了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汤一介先生。是的，从此他开始思考哲学史上唯物、唯心的问题，思考文化方面中西、古今的问题，并进而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命题的哲学理据。正是为子孙万代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计，汤老才坦然将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以为后来者戒。汤老用自己一生的沉痛教训得出这么个结论，就是“你只能听你自己的”；否则，你犯了错误还不知是怎么犯的。这也许正是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的精义所在。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蒙培元老师发言

我记得在一个访谈中，谈到汤先生是不是哲学家。这个问题似乎围绕汤先生的学术生涯谈了很久。我认为从这部书里所反映出来的汤先生的思考，可以见出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我还记得有人问冯友兰先生：他在做什么，他平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宗璞先生有一个回答：他一生永不停止地思考。所以，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思考是不容易的。而汤先生的思考有一个特点，一方面是极强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理论性，而且能很好地把二者融合在一起。他所思考的这些问题，前面很多学者都谈过了，他思考的不仅是国人所面临的严重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同时，这些思考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比如说，《瞩望新轴心时代》这个书名就包含了反本开新的意义；对于汤先生所提出的“反本开新”这一命题，我认为需要认真地思考与探讨。港台新儒家也讲反本开新，但是这个本是什么，本源是什么，意见是不同的。汤先生对反本开新的这个本有着极深刻的理解和分析。他提出天人合一，这已经站到我国传统哲学理论的最高点了。天有神圣性、超越性，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天是不是一个本体，是不是一个实体，他留有余地的。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可以进行讨论。现在，我们对天人合一的认识众说纷纭，到底天是什么，天人关系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说得很清楚。我觉得，汤先生的思想既留有余地，同时又站在了一个至高点上。另外，比如说，对于中国哲学境界形态的提法，冯友兰先生认为佛教是精神形态，有人认为道家是精神形态的，而儒家则纯粹是有用的。汤先生提出中国哲学从整体上是境界形态的，这一认识具有超越前人的意义。他所思考的问题大都是十分深刻的，具有极高的价值。比如说，与这一问题相关联的儒家的仁学问题，他很强调仁学，而且把这个仁归结为一种情感意识，这就跟境界问题统一起来了。他不是一个主客相分的知识论问题，也不是本体论的问题，他是一个境界形态的意识状态。凡此种种，在汤先生的思想中都具有统一性。我就说这些好了，谢谢大家。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刘明清的发言

刘明清（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尊敬的汤先生，尊敬的乐先生，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刚刚，俞可平局长讲过我们出版社刚刚举办20年社庆，在社庆当中汤一介先生亲自向我们致函，祝福我们出版社事业发展。应该说，汤先生的祝福也代表了我们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老一代专家学者对我们出版社的美好期许。我们这家出版社20岁了，20岁，正当青春年华。这些老知识分子、老一辈专家如此关怀我们这家年轻出版社的成长和发展，对此，本人表示最深的敬意。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马上到冬至，古代讲亚岁，在这样岁末寒冬的日子里，大家聚集一堂，为汤老师举办新书发布会，大家都感到非常温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变革，同时，中华文化的复兴的曙光也已经来临。应该说，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可能比一般读者先看到汤老师的著作。我从汤老师著作中深深地体会到，他对中华文化的这种热爱，这种家国情怀；特别是他有一种世界的眼光。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汤老师正是在做这样一个崇高的工作，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应该说，我们这样一个年轻出版社能够出版汤老师这一部大作，是我们的荣幸和骄傲。所以，今天，我也代表中央编译出版社向汤老师、乐老师和各位在座的专家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敬意。应该说，中国当下普遍存在着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滑坡；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曙光已经出现了，这里面包含着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特别是在座的以汤老师为代表的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的这种敬意是难以言表的，我们愿以我们的出版工作、我们的营销工作、我们的发行工作，来表达我们的心意，为我们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文明的复兴作出一点贡献。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也代表出版社向各位老师、各位专家约稿，请大家关心我们的出版社，支持我们的出版社，向我们赐稿。我们出版社有一个传统，很多专家、学者都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出书。有些年高德勋的大家、硕儒来出书，我们有一种吉祥的象征，所以，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在这里，应该表达我们对北大哲学系王博教授为今天这个会议作出的贡献。也感谢在座的媒体朋友们，也祝福大家。马上就要过年了，在此，我也代表出版社员工向大家致以新年的问候，谢谢大家。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赵敦华教授发言

我三天前拿到书，浏览了一下。由于这一次是结集出版，对汤先生的思想有了一个整体的想法，我概括成新轴心时代这一理论的三新：第一个新就是世界领域的视野，因为轴心时代本来就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概念，国外有人讲第二轴心时代，这是西方人讲的，现在，汤先生以中国学者的身份提出新轴心时代，我觉得这个新轴心时代开辟了一个文明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的新时代。第二个新就是儒学复兴的现代性。有人讲北大是激进主义的摇篮，然而，北大也有很多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认为汤先生的思想超越了前人。在北大、在现代中国有三个悖论，第一个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悖论。第二个是复古。第三个是启蒙与救亡。这三个悖论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想潮流，如今，汤先生超越了这三个悖论。第三个新是中国哲学的整合。汤先生继承了汤老先生关于文化移植的理论，这是五四以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继承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路。在古代哲学里，汤先生用诠释学的方法阐述了儒释道的整合。在当代的中国哲学里，他强调中西马之间的融合。我还记得今年刚刚开学的时候，他把王博和我叫到他家去，专门谈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问题。他讲了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胡启立把他们叫到一起，讲：“我们当年为什么要闹革命？就是因为旧社会太腐败，我们要救中国。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情怀，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我想，汤先生这样的爱国情怀始终没有变，但是到了老年，他愈益认识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始终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对话问题。在这三个方面，汤先生引领了中国的哲学界、思想界。我觉得，汤先生在三个方面的思考也是我们北大哲学系以后的方向。就我本人来说，我要向着汤先生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主持人：谢谢。最后一位有请李存山教授发言。李存山：今天参加汤一介学术思想研讨会和新书发布会，听了汤先生的讲话，也听了前面几位前辈老师的发言，我觉得很受教育。我属于上世纪70年代末入学的这批学生，在座的有很多是我的同学和校友。我看汤先生书里有个题词“光前裕后”，他在北大学统的传承方面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他做到了光前裕后。在上世纪我们入学的时候，有很多老师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研究生导师有冯先生、张先生，后面还有汤先生、刘先生，都是我们的老师和朋友。在这个学统的传承当中，我认为汤先生的确做到了光前裕后。我本人1984年没有卒业，没读博士，就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不过，就像刚才金老师讲的，毕业之后还在继续受教育。的确，汤先生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我还记得汤先生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时的情景，我本人就是第一期学员。汤先生的担当意识和凝聚力都是非常出色的。我还想再提一点，汤先生说：“我们这些搞哲学史的，算不上是哲学家。”我曾几次听汤先生这么讲。这可能是从上世纪50年代延续下来的一个说法。我问张岱年先生，苏联先前有很多思想家，为什么没有哲学家？后来有一位说：眼下苏联只有一位哲学家，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这可能是上世纪50年代受到历史环境的局限，不过，我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也不容易。我看王国维在1902－1911年之间专搞出身。他对这个问题理解得非常深刻，他说，他作为一名哲学史家足可以胜任，但要做一个哲学家就不容易了。可是，仅仅作为一名哲学史家他又不甘心，后来，他就转入了文史研究。而汤一介先生正如前面几位先生所讲的，他还是在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研究中西文化比较和中国哲学史，他不断地在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最初汤先生给我们上课，讲道教、玄学；后来，汤先生讲儒释道、解释学，汤先生的学问的确做到了会通中西古今。汤先生提出“瞩望新轴心时代”，这个提法非常有意义。以前有人认为，大哲学家是那些思想范式的创造家，佛陀、琐罗亚斯德、苏格拉底和孔子四位哲学家都是文化范式的创造者，他们各自创造了一个文化范式，其中包含着一些普世价值。不过，他们的思想中更多地体现了不同文明的特点，例如，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就不同于其他三位。到近代之后，中国面临一个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世界风云汇聚于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在原来的轴心时代的一些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范式，我认为只有按照哲学的眼光走，“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在打破中体西用之后要有新的范式，以便使我们的民族性、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和弘扬。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只有打通中西，熔铸古今；而在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亟需解决，就是如何会通中西马，如何创新。这就是汤先生提出新轴心时代这一命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由于时间仓促，他的书我还没有很好地拜读，以上是我的一点感受。在这里，我祝愿汤先生健康长寿，也祝愿在座的前辈老师能够在学术上不断有所创新，引领我们后学继续在新轴心时代创造一个新的文化高峰。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北大王博教授的发言

尊敬的汤先生、乐先生，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事，我先代表北京大学哲学系热烈欢迎大家聚集到我们这样一个启用不久的会场，这是我们新的人文学园，也是新的哲学系和中文系、历史系等共用的一个地方。在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代表朱善璐书记向汤先生和乐先生表达他的问候，他昨天傍晚的时候还到汤先生家里看望，说今天下午有事不能过来，特别委托我向两位老人家表达他的祝福；同时，也向各位老师表达他的欢迎。我今天当然是以哲学系主任的身份来讲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以汤先生的学生身份来讲话。我第一次跟汤先生比较亲密的接触是在1985年。那个时候我要读书，我成绩还不错，我要读书。我。开始想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名额满了。我去找汤先生。汤先生说，你就来读中西哲学比较班吧。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上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在那个时候得到汤老师的帮助和指引，让我以后可以走上这样一个学术之路。从每种意义来讲，其实，我们都是跟随汤先生做一些学术活动，进行一些思考。有时候，在向汤先生请教的过程中，我时常感觉到汤先生的头脑中在活跃着一种思想。我从来没有觉得汤先生是一个年纪那么大的人。每次跟汤先生聊天，可能由于我自己水平比较有限，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我总觉得汤先生能够给我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思考。也许我们会说，思维活动是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生命形态。可是，我分明感觉到汤先生不仅仅是在思考，他的思考中包含着一种关怀，或者说一种情怀。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关怀和情怀，我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个也许可以说是中国情怀，另一个是哲学情怀，还有一个我特别要说的，就是北大情怀。当然，仅仅有这些情怀是不够的；不过，我今天试着谈很简单的问题，谈谈三个问题：跟这个情怀相关的可能是眼光，我觉得跟中国情怀相关的是世界的眼光，跟哲学相关的是文明的眼光，跟北大相关的是学术的眼光。汤先生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这也是汤先生的同辈和我们的前辈们的一个共同的思考——就是在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在一个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转机，当然也重新有了一种希望和创造的时代，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去理解中国文化中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思想资源。我们知道，汤先生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家，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新的中国文化寻找那么一种根基。当然，这种根基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汤先生个人可以给出答案的，也不是任何其他人能够给出答案的。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可能看到了三纲五常，或者看到了新的三纲五常；或者有人看到了汤先生面向未来提到的和谐、中庸这样一种理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汤先生不断强调的儒家那种爱的精神，那种人本主义，看到汤先生所体现出的道家宽容的精神。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给我们后辈，给我们的学界、政界、企业界带来有益的思考。中国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可能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这种创造性的东西，最后，也许都可以转化成现实里面比较实在的那么一种东西，一种不断的积累。我觉得，从汤先生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情怀，这种关怀，这种不懈的努力。可是汤先生对中国的思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汤先生始终在世界的眼光里面去看中国。我们这本书里说，通中西古今之学。特别是中西。我们看收在这本书里的论文，包括汤先生所有其他著作里所表现的那种西方文化的视野，包括对印度，包括对伊斯兰文明的视野，这种视野有的时候是我们缺乏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跟不上的，知识跟不上。我知道很多前辈——包括年轻的学者——都具有这样一种根基，但是在我个人学术工作里面，我一直觉得非常吃力。我确实在跟着他，我觉得汤先生的思考确实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方向来。中国和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不能断然画出此疆彼界。所以，汤先生的这种眼光就是中国情怀，世界眼光，我个人觉得是我会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也认为这是当代中国需要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就是哲学情怀，文明的眼光。汤先生一直说一句话，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这可能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定义哲学家。如果这样一个说法成立，那是从大的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旅行，汤先生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汤先生一直是走在问学的路上，他在不断地积累新的知识、新的资源，面向新的现实进行一种新的思考。汤先生也接受过唯心、唯物斗争的哲学理念的影响。汤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力图突破这样一个框架，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思考，对真善美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从哲学走向更大的文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后来，汤先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关注经典的诠释、经典解释学，这可能不是哲学能够说的，这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基的东西。我们看汤先生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一样的。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现实哲学，他更多地关注什么呢？文明，几个大的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他同时关注几个大的文明之间的共同性的东西。我记得这本书里特别有一篇文章在讲各文明中的一种普遍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里有没有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去分享？我想，一定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这也是汤先生对世界文明的关注里很特别的一部分。第三，我感受到了汤先生的北大情怀。去年系庆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汤先生。我们北大的哲学史100年，汤先生两代在其中经历了差不多70年，占三分之二还要多，他对北大充满了太深的感情。每次跟汤先生聊天，我有一种很深切的感受，汤先生在不断强调和传承北大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中西汇通，是那种深切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一点在汤先生的工作里体现得非常明显。汤先生对北大的感情可能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他把自己几乎全部的藏书捐献给北大，这份感情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衡量的东西。这代表了汤先生对北大的一份期许，对某种精神的东西的认同。但是，汤先生对北大的关注是用一种学术的眼光去关注的。我做哲学系主任做了四年，汤先生有很多次跟我谈的都是哲学系怎么发展，哲学学科怎么发展，我本人实在受益良多；有些内容体现在我们的哲学工作里，而另一些我们还需要时间去消化。将来，我们可能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来完成汤先生的期许。汤先生的眼光是一种哲人的胸怀，而不是其他的学术之外的东西。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代表哲学系，表达哲学系同仁对汤先生的敬意和谢意。我们要努力把汤先生的很多关于哲学的理念——包括世界各文明的理念——变成一种实际工作中可以去完成的东西。最后，我代表哲学系祝汤先生健康长寿，祝愿汤先生一直继续您的思考、思想的工作。我也祝汤老师和乐老师结婚60年，你们的婚姻可以延续90年、120年，谢谢大家。

精彩片断

汤一介：“文明的共存”与新轴心时代 ——中国儒道文化可以让文明不再冲突(二) 最基本的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文明的共存”与新轴心时代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由于文明（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更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照我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主要并不是由文明的原因引起的。我对西方文化（文明与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了解很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这里只引用罗素的一段话来说明今日西方文明是吸收与融合多种文化成分而形成的。1922年，在罗素访问中国之后，写过一篇题为《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罗素的这段话是否十分准确，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他说：（1）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2）今日欧洲文化是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文化的因素，而且包含了阿拉伯文化的某些成分。这两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后来才合成一个大体统一的华夏文化。特别是到公元一世纪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更加说明两种不同文化可以共存。印度佛教文化是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的，外来的印度佛教与本土的儒、道两家从来没有因文化的原因发生过战争，只有三次因政治经济的原因有着冲突，当时的朝廷曾对佛教加以打击，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在中国儒、道、释三种文化是同时并存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曾问我：“为什么中国文化是多元性的？”我考虑了一下，说：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观念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一向主张“和而不同”，文化虽可以不同，但能和谐相处，二是制度上的原因，中国以皇帝为最高权威，一切文化（宗教、哲学、伦理），都以皇帝的意志为中心，而皇帝往往为了社会的稳定，不希望因不同文化而引起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皇帝常采用了“三教论衡”的办法，把儒、道、释召到朝廷上来辩论，哪一派辩论赢了就排在前面。不允许他们互相残杀，发动战争。 从以上情况看，根据历史经验，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无论如何是片面的，而且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虽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表明，他敏锐观察到某些由于“文明”引起冲突的现象，例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克索沃地区的冲突，甚至伊拉克战争等等，都包含着某些文化（宗教的和价值观的）原因，但是分析起来，最基本的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我们更应看到，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了解一下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照我看，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火焰，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受到印度佛教文化冲击后，再次回到先秦的孔孟，而把中国本土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对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又一次新的飞跃。 那么，我们是否能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呢？我认为，从种种迹象看也许可以这样说。 首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等），正是重要支柱。我们知道，二战后马来西亚为了强调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建国后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语重新恢复为常用语。一些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性，提出以群体为中心的“亚洲价值”、以区别西方的以个体（个人）为中心的所谓“世界价值”，等等。甚至亨廷顿也认识到：“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其次，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个轴心时代，正是上述各轴心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生产有了大发展，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思想家。而今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又将会有一个大飞跃。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吸收中发展。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此种文化的特点。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一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了解它，也是为了发展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观点。”这种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文化的跨文化研究，逐渐为广大中外学者所接受。从另外一种文化来了解自身文化，正是为了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存文化的特性，传承文化的命脉，无疑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是不可能单一化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看，任何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本土文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就是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必须维护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因此，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必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第三，就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也许二十一世纪将由四种大的文化系统来主导，即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东北非文化（伊斯兰文化），这四种文化不仅都有着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十亿以上。当然还有其他文化也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例如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等。但就目前看，这些文化的影响远不及上述四种文化大。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在文化上不仅要面对这个新的轴心时代，而且必须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使每种文化都能自觉地参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无疑，上述四种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汤一介的发言

今天非常高兴，来了很多朋友，特别是来了一些老朋友。我们这些老朋友见面一年也不会太多，但是，到今年年末的时候我们这些老朋友能够见面，而且还与新朋友一起见面，这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这本书，我想说说我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我是在两个考虑下面来出这本书的，一个就是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中间发现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已经进入老年了，70多岁了，也退休了，我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我要想成一个王博讲的大哲学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自知我天资不够，我个人的努力也不一定够，我的知识结构也有缺陷，而且由于时代的原因，我们国家的环境也很难给予你这个条件。所以，我想，至少我可以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点意义。但是问题怎么提出？我是从中西哲学比较中间提出问题的，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我确实像王博讲的，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我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我是从这两个前提考虑，我能不能写一点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哲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但是，中国解释学实际上比西方——不说解释学，中国对经典的解释——从时间上来讲并不比西方晚。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有《左传》，就是注释春秋的；有《易传》，就是注释《易经》的。我们解释经典的历史很长，有丰富的资料，能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可能不可能呢？这是一个想法。这与对西方的了解有关，如果不了解西方解释学，你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比如说，韦伯有一本书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想到，能不能有一本书讲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我写一个中国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从中国儒家伦理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不可以呢？但是，我们当今的企业家很多是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精神的，能不能考虑这个问题。而韦伯的这本著作成了经典的传世之作，我们中国能不能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比如说《瞩望新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讲到中国、欧洲、印度，还有古波斯等等这些国家在公元前600－200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大思想家，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两千多年来影响了人类的发展，而且，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回到原点去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世界历史，印度独立以后，就把印度教（即从前的婆罗门）教定为国教，要回到自己的传统上来。我看到一本书叫《新欧洲》，欧洲也在找寻自己的民族。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向前发展呢？如果说现在可以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这个几大文明——特别包括伊斯兰文明——能不能回到原点，重新燃起人类文明的火焰。我们能不能考虑新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到底能不能对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比如说，一般人认为，西方是法治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人治国家。这样讲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是最近我读了一些书，看到中国维持中国社会、维持中国政权是理法两套，这个在孔子的《论语》中讲到，在《礼记》中间也有，大家可以在“二十四史”中看到，每一代正史中都有“礼乐志”和“刑法志”，中国人用礼乐和刑法治理这个国家，这是儒家的理想，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是儒家的理想。我就想到，我们能不能考虑中国传统的礼法合治的社会特点在什么地方？在建设人类和谐社会有没有贡献？反正我都是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反观中国哲学中间哪些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来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同样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问题是在我们怎么重新诠释，怎么让它能够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确实非常惭愧，没有很好地利用一生的时间。在一生中间最有创造力、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过去了，被浪费掉了，有我自己的责任，也有我们这个环境总体的责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学者共同的问题。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了，让大家自由思想，让大家自由讨论，让大家自由发挥它的潜力，让大家能够有广阔的眼光来关注中国，关注世界，我们的将来才真正有希望。我今年马上要迈进87岁了，比起周有光先生还是小弟弟。我给周有光先生写了一段贺词，完全用孔子的话来写。当然，我现在身体不好，我希望能尽一己之力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北大的复兴作出一点贡献。最后，我特别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特别感谢出版社的同志，谢谢大家。

“新轴心时代”或将到来 汤一介：论儒学的复兴

　　（一）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在我国历史上虽说是由儒、道、释三家构成中华文化，但儒学却一直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国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原因，但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必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二）　　从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形势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64－1920）提出的。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古波斯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古波斯有索罗亚斯特，等等，形成了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起初并没有互相影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些文化传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例如，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其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出入佛老，而反求之六经”，再次回归先秦孔孟而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在人类社会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文化是否会有新的飞跃？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曰"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自上个世纪末，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重视的趋势，而进入21世纪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读经"、"读古典诗词"恢复优良的道德教化传统，蔚然成风，不少中小学设有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等的有关课程内容。许多大学生建立了国学院，孔子学院，开设了多门与儒学有关的课程。社会各阶层、团体、社区也办起了读古代经典的讲习班和讲座。众多的企业家在学习诵读儒家经典，希望把他们的企业办成以儒家伦理指导的新型企业。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17大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更加关注和有较深地研究了。他们知道，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因此，我们期待着和各国的学者一起为建设全球化形势下文化上的"新轴心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在欧洲，经过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思潮的批判之后，出现了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 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新世纪的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他们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宇宙有机整体观，以此反对"现代二元论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里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中强调，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力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以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类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 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对自身的前现代传统某些观念加以重视，要重视两千多年前哲人的智慧。印度在1947年取得了独立。在她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都把印度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武器。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印度思想家戈尔瓦卡就提出：印度必须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特别强调"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1985年国大党的"诞生是印度民族团结和复兴的标志"。他们认为，只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热忱和宗教精神注入到政治中，才是印度觉醒和复兴的必要条件。因此，印度民族的复兴必须依靠其自身印度教的思想文化传统。在进入21世纪，印度国大党连续取得选举的胜利，印度社会"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同质民族。"这有力地说明印度正是"新轴心时代"兴起的一个重镇。 这是不是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印度和欧洲都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期，他们都将再一次得到了"复兴"的机会？我认为，雅期贝尔斯的看法是有远见的。这里，我必须说明，我并没有要否定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样将会得到"复兴"的机会，如拉美、北非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三）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在本世纪初，我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它会对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我们知道，"和谐"是儒学的中心观念，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的"大国"思想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就是说"和谐"将会对调节人们社会生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和而不同"又可以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理据。特别是《周易》中的"太和"观念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这就是说，"和谐"应该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等诸多方面的"和谐"，才可以称为"普遍和谐"。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至"，"太和"是最完美的"和谐"，如此等等，在儒家思想中比比皆是。　　为什么，我们国家在21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想？我认为，这是我国的领导人和广大学术界有见于当今世界正处在一大的转折关头。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十分不和谐的情态之中，有许多人类社会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近两百多年来，由于对自然界无量的开发，残酷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的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类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或者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以及"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这些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其中人们必须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自我觉醒。针对上面说到的三大矛盾，我们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当然，必须注意，我并无意说，上述三大矛盾仅靠儒家思想可以完全解决，真正的较完满的解决还是要靠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不断的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来逐步解决。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可以无疑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智慧。（四）　　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郭店楚简?语丛一》中说："易，所以合天道人道也。"这是说，《周易》是一部会通"天道"、"人道"所以然道理的书，也就是说它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对于如何了解"天人合一"思想，朱熹有段话很重要，他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但是一旦有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责任。"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和"畏天"（对"自然"应有所敬畏，要把保护自然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是统一的。 "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自然）的恩惠。所以"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应担当起合理利用自然，又负责任地保护自然的使命。"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模式和理念应该说可以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某些有意义的资源。　　"人我合一"（同人我）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人我合一"是说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为什么"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人世间的道理（人道）是由情感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质由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孔子的儒家认为"仁爱"不能停留在只是爱自己的亲人，而应该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以及"爱物"。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爱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爱"扩大到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爱，那么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吗？把"亲亲"扩大到"仁民"，就是要行"仁政"。我想，我们今天要建设"和谐社会"，首要之事就是要使我们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固定的产业，要爱老百姓要像爱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就全人类说，就是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地拥有其应有的资源和财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财富以推行强权政治。所以"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爱护和相互尊重的"人我合一"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是有重要意义的。　　"身心合一"（一内外）将会为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身心合一"是说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达到"身心合一"要靠"修身"。《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所以《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果一个社会有了良好的制度，再加之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来管理这个社会，社会上的人都能"以修身为本"，那么这个社会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世界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世界"了。　　在儒家看，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种种矛盾其中"人"是关键。因为，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其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十全十美的，它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值的理念（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在给这些思想资源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前途新诠释的基础上，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它可能作出的贡献。　　司马迁说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是很有道理的名言。我们生活在今天，要了解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把它作一面镜子，但是古今不一定都相同，需要以我们的智慧在传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中不断创新。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对自古以来的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创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学说、新理论。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许抗生老师发言

我今天很高兴能来参加汤先生的新书发布会。我是汤老师的学生，我能够走上中国哲学史教学这条路，也是与汤先生分不开的。我记得以前上中国哲学史课，汤先生讲到老子，我就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作毕业论文，也是汤先生指导的。汤先生还鼓励我考了他的研究生。可惜汤先生带我可能不到一年，后来转到任先生名下。不过，汤老师仍一直在帮助我学习我能在学业上有一点儿进步，能够做出一点儿事情，都是与汤老师的帮助分不开的。汤老师病了以后，我很想去看他，几次打电话，都被乐老师拦住了。乐老师：“你不要来，汤老师身体不好，你来了他还要陪你说话，对他的身体反而不好。” 所以我也不敢去。今天见到汤老来参加这个发布会，实在感到由衷的喜悦。汤老师的这部新书只来得及翻一翻，没有好好读，但我感到的确是部好书，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思想非常深刻。书中不仅谈到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怎么走，而且谈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考虑到世界文化应该怎么发展。刚才，杨辛老师说汤老胸怀世界，情系中国，这个讲法很好。　　　我对很多问题没有什么研究——比如说中国的解释学，等等——都没有怎么研究，应该趁这个机会很好地学习一下。尤其是有关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也是很少关注的，都要好好地去学习。在浏览过程中，我发现汤老谈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吸引我。因为，我感到我们一直没很好地认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当前恐怕存在着两种倾向：一个倾向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排斥传统，就要否定儒学；还有另一个倾向，就是要用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恐怕，这两种倾向都是片面的。我看汤老在这个问题上思考了很长时间。究竟应该怎么看？汤老师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共存共进，二者的关系是共存的，共新的。大家都爱创新，都能共存；还要互补，还要互利，我帮助你，你帮助我。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汤老师说，应当找到儒学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两者的结合点，我感到这个提法非常好。如果能够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就可以互相汲取，互相促进。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汤老提出了“四强”：应该说，两者都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有大成的理想，一个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二者有相通之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两者都强调实践思想，强调实践的作用。第三条，两者都用社会关系来理解人，来定义人。第四条，他们都讲矛盾，讲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思想。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两者有它的结合点，有契合之处。同时，两者又可以相互补充，儒学比较轻视或者忽视经济基础问题，而着重强调道德教育。还有，儒家比较重视人治，轻视法治；我们谈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传统否定得太多，没有强调敬畏传统，而且要与传统决裂。儒家正是强调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则很少讲道德修养，所以，二者可以互相补充。两者结合起来，既促进了儒学的现代化，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果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那么，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就能很好地相互促进，互相吸取，互相发展。我觉得这个思想非常深刻，解决了我们当前存在的问题。我的老师能够谈到这些思想，我要很好地学习。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杨辛教授发言

非常高兴，因为我看了汤先生的新作以后，自己很受教育。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老师都是我最尊敬的学长，而且我们有将近70年的友谊。参加这个活动心里面特别高兴，昨天我写了一幅字，表达我对汤一介的祝贺。这是昨天写的，这幅字是我作的《泰山颂》，为什么我要写这首字呢？因为我觉得汤一介先生的精神是泰山精神的象征。汤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有一种恢弘的胸襟了，读他的书，感觉如见其人，心胸非常恢弘。我在写这幅字的时候，我觉得汤先生这些年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就好像是登泰山，要登到极顶，胸中就要有一个高远的目标；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又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去做。我与汤先生相处几十年，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把学术当成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不仅他自己一个人奋斗，而且带领一个团队共同来进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有一种情感在里面，一种大爱，就是对民主、对世界人类有很深的感情，这是大爱。这种感情体现了他的一种精神境界，所以，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即使身体有疾病，还是坚持去做，很辛苦，但在辛苦当中能够享受到一种快乐，自得其乐。这种人生境界深深打动了我。这是我的一种很真切的感觉。另外，我觉得他的研究工作不是关着门做静止的研究。他做事非常有信心，有魄力。在学者里有一种最可贵的品质，就是把人生的境界和学术的境界高度地统一起来。我觉得汤先生做学问和做人是统一的。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他把学术当作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汤先生继承了汤用彤老先生的高贵品质。汤老先生也是我的恩师，我终身都会感激他。汤一介先生在书中讲到要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弘扬当中还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地来丰富它，发展它。汤先生热爱自己祖国的文化，情系中国，胸怀世界。我现在受他的影响，也在做一些事情。我最近办了泰山书法展，还有一个荷花展览，两个展览有意在展现儒家思想，而且尽量地把内容与时代精神融合在一起。这都是我向汤先生学习的结果。在这方面，我还会继续弘扬汤先生的这种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祖国的文化的精神。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中央编译局俞可平副局长致辞

尊敬的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女士，大家下午好，离开北大将近30年了，每次回来参加北大的会议都有很多感慨。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尤其有感慨，因为是我们老一辈学者又出了新的学术成果。首先对汤一介先生出版的最近学术成果表示祝贺，同时对汤一介先生在中国思想文化方面所作出的新的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能够出版汤先生新的大作是我们中央出版社的荣幸。刚刚在几天前，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举行了建社20周年座谈会。今年是我们出版社建社20年，回顾我们出版社20年的历史，大家对我们出版社有一个定位，也是我们出版社建社之初的定位：中央编译出版社是思想文化的摆渡者，我们出了三千多本书，其中一千多种是翻译著作。思想文化摆渡，我们是定位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摆渡，但是，回顾20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思想文化的摆渡不仅仅是中西文化的摆渡，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摆渡，是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的摆渡。我想，汤先生本身就是一个模范的摆渡者，因为纵观汤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他就是在这三个体系里面进行摆渡。我觉得每一种文明——包括我们中华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与其他文明的相互融合，相互学习。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化主要应该是三个，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是不可否认的），还有一个就是西方文化。我觉得，汤先生在这部最新的大作里特别强调这三者之间的文明，他自己是这三者之间融合的典范，他在书里特别强调要打通或者融会古今中西；其中特别有一篇文章讲到，也要打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史哲的相互融合。不同的文明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说一个基本原因，是因为不同文明之间或者整个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价值，寻求各种文明背后的普遍价值就是我们学者的责任，尤其是思想家的责任。在当代中国我们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发现汤先生特别强调要弘扬我们中国文化背后的普遍价值，要寻求各种文明之间的普遍价值，这一点尤为可贵。现在，我们举国上下正在大说中国梦，大做中国梦，中国梦按照官方界定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人民的美好生活。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思想文化的繁荣，思想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我们学者、知识分子的努力，探寻。我觉得，在这方面汤先生也是典范和表率，他一辈子追寻学术文化。这样的追寻离不开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我特别注意到，汤先生的这部新作里特别讲到需要有更好的环境，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推动中国进步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也向汤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建社20年，我刚才讲了，我们立社的主要特色是思想文化的摆渡者。我后来发现还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在座的各位一定会感兴趣的，我们出版的著作里有一个群体，就是长寿群体，有许多著者都是80、90岁高龄的学者。在我们编译出版社出书的人非常高寿，汤先生今年80多岁；我们不久前出版了吴敬琏先生的书。还出过吴江先生的书，他曾经是95岁高龄的中国党内的资深理论权威；特别是我们出版了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最高寿的周有光先生文集。到中央编译出版社出书都健康长寿，我把这个作为祝愿奉献给汤先生和乐先生和在座的各位前辈学者、各位嘉宾，谢谢大家。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成中英教授发言

主持人、汤一介先生、在座的各位，下午好。我非常荣幸参加这一次汤先生的新书发布会，也是他哲学思想的学术研讨会。我写成一页纸的发言稿，时间应该不会太长。我的题目叫做《我对汤一介先生的深刻认识》。我认识汤一介先生很早，早在1983年，到今天刚好30年。我记得在1983年7月，我邀请汤一介先生来参加第五届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这个会在纽约召开，我们就是在这个会上认识的。这中间还有一些细节，我将在合适的机会表述。汤一介先生所瞩望的新轴心时代，那是一个人类普遍性道德价值与世界秩序重新肯定与建立的时代，不同于人类早期的那个轴心时代。人类在全球化的经济一体的新世纪，可以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甚至于相互约定，建立通用的、共同的价值标准。人们因而可以期待一个繁荣的、和谐的、免于战争的世界秩序。　　　我们可以说，汤一介先生自1983年以后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进行的，包括他谈中西古今之争，谈精神与信仰，谈反本创新，谈中国诠释学——也叫做解释学，我和汤先生有一些讨论，我是首先翻译成诠释学的学者；至于中国诠释学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其他不同的东西，这也在我们的讨论之中。汤一介先生甚至谈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谈到儒道归一，谈到礼法合治等问题，都透露出他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积极追求。他的追求不是片面的，也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系统的和坚持不懈的。这可以从他编纂《儒藏》这部大书得到证明。他说他要作中国儒家研究，要研究中国儒释道三角关系学，要研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融合。他已经带领学者完成了第一项工作，其他两项也在积极进行之中。这都显示了他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确定中国文化地位的世界眼光，他不但要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还要为人类开拓一条新的文明之路。　　　汤一介先生说到，1983年，他站在中国传统儒学的立场，传扬中国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之真，知行合一之善，情景合一之美。那是在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哲学圆桌会议上说的话，那个圆桌会议由我以中国哲学会议的名义组织的。我于1973年创办《中国哲学》学刊。1983年，我在纽约大学组织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会，同时也应世界哲学大会主席之邀，组织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中国圆桌会议。我首先邀请汤一介参加纽约会议，随后邀请他出席8月在世界哲学大会期间的中国圆桌会议。我是该圆桌会议主席，也为汤先生的讲述进行了口译。汤一介先生的发言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他说，他从此才开始研究儒家。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发展。现在，我要从五个方面总结我对汤一介先生作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的看法。我跟汤一介先生交往了30多年，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同时，他也是长者，他比我年长10岁。作为一个后学者，我和汤一介先生有许多系统的兴趣，因而，他也是我的学长。我从五个方面来作些评价：第一，汤一介先生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他关心人文，关心中国文化的复兴。第二，他具有理性启蒙时代的求知眼光，他对新知识，甚至于后现代的人类发展有密切的关切。第三，他具有传统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胸襟，他心怀开阔，能够海纳百川。第四，他具有当代哲学智慧的深刻卓见。汤一介先生很谦虚，他的哲学眼光是非常深刻的，非常锐利的。最后，我要说第五点，汤一介先生呈现了一个儒学学者刚建自强、厚德载物的气质与气象，这是他的修养所致，也是他的精神所在。最后我要说，有了汤一介先生这样一位承前启后的典范人物，中国文化的新生与现代化、世界化——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化——也就成为可能，不但成为可能，而且也将永永流传。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成中英教授发言

主持人、汤一介先生、在座的各位，下午好。我非常荣幸参加这一次汤先生的新书发布会，也是他哲学思想的学术研讨会。我写成一页纸的发言稿，时间应该不会太长。我的题目叫做《我对汤一介先生的深刻认识》。我认识汤一介先生很早，早在1983年，到今天刚好30年。我记得在1983年7月，我邀请汤一介先生来参加第五届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这个会在纽约召开，我们就是在这个会上认识的。这中间还有一些细节，我将在合适的机会表述。汤一介先生所瞩望的新轴心时代，那是一个人类普遍性道德价值与世界秩序重新肯定与建立的时代，不同于人类早期的那个轴心时代。人类在全球化的经济一体的新世纪，可以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甚至于相互约定，建立通用的、共同的价值标准。人们因而可以期待一个繁荣的、和谐的、免于战争的世界秩序。　　　我们可以说，汤一介先生自1983年以后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进行的，包括他谈中西古今之争，谈精神与信仰，谈反本创新，谈中国诠释学——也叫做解释学，我和汤先生有一些讨论，我是首先翻译成诠释学的学者；至于中国诠释学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其他不同的东西，这也在我们的讨论之中。汤一介先生甚至谈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谈到儒道归一，谈到礼法合治等问题，都透露出他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积极追求。他的追求不是片面的，也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系统的和坚持不懈的。这可以从他编纂《儒藏》这部大书得到证明。他说他要作中国儒家研究，要研究中国儒释道三角关系学，要研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融合。他已经带领学者完成了第一项工作，其他两项也在积极进行之中。这都显示了他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确定中国文化地位的世界眼光，他不但要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还要为人类开拓一条新的文明之路。　　　汤一介先生说到，1983年，他站在中国传统儒学的立场，传扬中国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之真，知行合一之善，情景合一之美。那是在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哲学圆桌会议上说的话，那个圆桌会议由我以中国哲学会议的名义组织的。我于1973年创办《中国哲学》学刊。1983年，我在纽约大学组织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会，同时也应世界哲学大会主席之邀，组织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中国圆桌会议。我首先邀请汤一介参加纽约会议，随后邀请他出席8月在世界哲学大会期间的中国圆桌会议。我是该圆桌会议主席，也为汤先生的讲述进行了口译。汤一介先生的发言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他说，他从此才开始研究儒家。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发展。现在，我要从五个方面总结我对汤一介先生作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的看法。我跟汤一介先生交往了30多年，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同时，他也是长者，他比我年长10岁。作为一个后学者，我和汤一介先生有许多系统的兴趣，因而，他也是我的学长。我从五个方面来作些评价：第一，汤一介先生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他关心人文，关心中国文化的复兴。第二，他具有理性启蒙时代的求知眼光，他对新知识，甚至于后现代的人类发展有密切的关切。第三，他具有传统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胸襟，他心怀开阔，能够海纳百川。第四，他具有当代哲学智慧的深刻卓见。汤一介先生很谦虚，他的哲学眼光是非常深刻的，非常锐利的。最后，我要说第五点，汤一介先生呈现了一个儒学学者刚建自强、厚德载物的气质与气象，这是他的修养所致，也是他的精神所在。最后我要说，有了汤一介先生这样一位承前启后的典范人物，中国文化的新生与现代化、世界化——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化——也就成为可能，不但成为可能，而且也将永永流传。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