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瓶》书评

一本平凡的书

一个不是很出名的作家写的一本让人感觉很神奇的一本书。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感觉真的难以言表，不知道怎么说，但心情十分平静。。。不错的一本书。。。

漂泊与归家 ——读龚鹏飞的长篇小说《漂流瓶》

漂泊与归家——读龚鹏飞的长篇小说《漂流瓶》杨经建不难发现，《漂流瓶》的作者龚鹏飞曾在书中多次提及米兰•昆德拉的名作《生活在别处》。问题的实质在于，“生活在别处”之说对于《漂流瓶》，可谓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尽言”。海德格尔在《诗歌中的语言》一文中曾引用了特拉克尔的诗歌《灵魂之春》中的一句诗“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不妨说，《生活在别处》正是一种“大地上的异乡者”的存在之思（诗）。昆德拉倾注于一种旨在重建或心造一个理想的“别处”或“家园”的求索范式，其最终的取向颇似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四方联域的栖居之地。在此意义上，昆德拉笔下的“别处”或“家园”所指的并不是可兑现的实存状态，而是一种本真性“此在”境界的敞亮；不是生存的“实在”之所，而是存在的“价值”归宿。《漂流瓶》讲述的是一个类似于“生活在别处”的中国版故事：校园诗人许上游在自己的崇拜者、具有非凡领导才能和号召力的女同学司马佳的劝说下，放弃物质条件较为优越而工作较为轻闲的文联工作职位，与司马佳等五人来到偏远的杨溪县民族中学任教。司马佳是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她不顾一切阻力，要在民族中学实践她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思想。她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司马佳推行新教育思想不能得到落实只能黯然离任。许上游从最初被司马佳单纯的“蛊惑”去杨溪民族中学支教。到后来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去六沟垅乡扫盲，继而做起文物生意，到成功之后变卖公司赋闲在家，他的内心并无多少面临人生选择的审慎感，而是在更多的时候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者。大学中文系的理想主义教育和本身的纯真秉性使许上游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岿然不动，但外部社会的急剧变迁和理想在现实中的屡屡受挫又不断加剧他诗性心灵的痛苦和反思，孤独和彷徨因而构成了许上游生命意识的基调，它在逼使作家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同时又将其转化为反抗孤独和彷徨的生命形式：“走”。在这里，“走”是对“定位”的否定，是否定之后的重新选择——永恒的追寻。无疑，在许上游的身上有着作者龚鹏飞作为一个精神的漂泊者、执着的追寻者和生命的呼唤者的心灵投影。漂流或依附都是精神流放者的态度，无法寻求明确的人生方向，导致了许上游们的困苦，而这种困苦与他们的性格与内心深层对世界的态度结合起来又反过来继续造成了他们的漂流境地，这是不断循环的过程，又是无法解决的终极性命题。问题关键在于，自晚清以降传统的儒、道、释一体的自足的世界解体之后，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开始聚焦在想象性层面思考着怎样进行一种新的人与世界之关系的重建。如果将传统的儒、道、释一体化的世界象征性的当作一个母体，其中儒、道间的互补与张力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意义自足的空间。穷与达、江湖与魏阙、功成与身退，规定了知识分子来回奔走的内在意义。当这一个整一化世界开始解体后，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追寻的焦虑，促使他们不断地进行人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性重建式的写作。龚鹏飞的真诚就在于借助许上游和司马佳表达了这种“想象性重建”的持续受挫。尼采曾认为，摆脱人的根本烦恼和痛苦，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逃往艺术之乡，把这奇异的世界当成美学现象；另一条是逃往认识之乡，这样，世界于你就是一间最合适的实验室。问题在于，这两条路即使行得通，又每每是以青春、生命乃至人格的付出为代价的。即如尼采本人。 情况往往是，在崇尚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的今天，“创世纪”说早已让位于“生物进化论”，科技一直改善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完全应当随遇而安，然而，有关寻找“别处”或重返“家园”的话题仍频频被提起，其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科技虽然改善了人的物质生活，但却没有给人的心灵带来一种“在家”的感觉。在这里，赋予一种生活以意义或评价一种生活的价值标尺主要是技术或数字，生活基本上成为一件与心灵无关的事，套用一个物理学术语——一种“离心”的生活。事实上，人的文化生存方式的本质是一种“向心”的生活，人们正是在“向心”的精神体悟和灵魂勃动中获得了生命存在着的感受从而享受到充实和幸福。进而言之，一种诗意的生存是人类“向心”的生活的本质，即便一切生活方式和人类表达方式都可以技术化或物质化，人在感受和思想时所寻求的仍然是能证实自己存在着的东西。当技术和物质日益成为现代生活的主导力量之后，人们便发现“向心”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而在一种“离心”的生活中技术和物质日益成为强大的异己化力量。所谓“数字化生存”和“物质化生存”正在成为决定人类祸福的力量，它开始改写人的观念。而正是对此的焦虑日益激发了当代人的本体孤独感。当每一个存在着的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孤单、分离的个体，终其一生是个死生无常的困境；于是每个人就会通过自己认同的途径奢想着寻找别的能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即所谓“生活在别处”。《漂流瓶》所构建的艺术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借助许上游们的生活界面而展开，人物心灵的游移与精神的迷惑始终伴随着文本的叙事的推进。也许因为年轻，所以彷徨；也许因为无法明确定位，所以始终难以找到一条明晰且适合自己的道路。但，他们用独属于自己的追寻方式审视已走过的人生历程，并且发现其中的意义。谢林曾将其精神哲学命名为《精神漂泊记》，亦即哲学的本质是漂泊：是对精神家园的寻找。《漂流瓶》借助许上游和司马佳们昭示着，文学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何尝不是一种漂泊。尤其是许上游，其实他早就认定自己在这个时代注定要向“别处”漂流，因为在“别处”才有他最终的心灵归宿。于是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成为最富于哲学意味的生命方式，就像浮士德怀着求索的愿望穿越了几乎所有的道路，但当他说“多美呀!请停一停吧!”悲剧就立即发生。这似乎是人类永恒的悖论。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原名叫做《抒情时代》。《抒情年代》展示了年轻诗人雅罗米尔一生的心理发展逻辑，这个逻辑的内涵是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昆德拉认为，当诗人们处于无力突破现实的行动世界而面临的基本境遇时，所采取的对付方法，便是——抒情态度。但是处于这种境遇的，并不仅仅是诗人。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存在境遇，是人类对永恒、崇高、美等一切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而上追求所注定的宿命。生存于人类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对于“诗”、“抒情”、“美”这样的字眼，总是保持着崇高的故意。人类不仅具有抒情的能力，而且具有这种需要，基于生存的需要。当抒情态度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范畴时，抒情诗就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性质的问题。雅罗米尔的一生因此都在追求一个崇高的美学原则，而且实践了它，他用诗歌的美学原则作为他现实行为的准则和解释，最终溺死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永恒的深渊之中。 许上游是《漂流瓶》中最典型的诗意人格体现者。这个本色意义上的校园诗人，他的生活轨迹实际上体现了诗性心灵面对现实生活无所适从的无根性。作者以其生命的敞开为基点，让生命成为一只“漂流瓶”去“打量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去观照与审视精神与灵魂的轨迹。让整个作品呈现出了一种通体明朗的审美境界，一种生命的诗意敞亮。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中说：“抒情的天才同时就是没有经验的天才。诗人对这个世界的事情知之甚少……诗人从来都不是成熟的男人，但他的诗句总具有一种预言式的成熟，在这份成熟面前，诗人本人也无法进入。”许上游和《生活在别处》中的雅罗米尔一样，预言式的诗句展示了他们丰富的内心，同时亦宣告了他们的流亡。虽然，在龚鹏飞的诗意笔触下仍然充满了社会和人事的紧张感，作品中的人物满怀着历史转型期普遍存在的文化焦虑感，显露着社会批判的锋芒。或许，对历史文化的转型他们本来就存有认识上的模糊、理解上的混乱和价值上的迷惘，这一切都将他们置于不利境地——都会给他们的理想主义追求造成内在的困难。于是他们惟有寻找“别处”——为心灵的归宿谋求一个诗意的栖居。由此，《漂流瓶》的作者经由自觉的创作实践把小说引向了抒情贫困时代的诗意之思。这种诗意之思不单是文学家式的描摹、寻找和希翼，并且更多蕴含着海德格尔所谓的“诗之思”，或一种诗人般的追问、解蔽和道说。“以海德格尔之见，现代世界的根本危机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现代人远离了自己诗意的生存根基，悬于无底的深渊之中而不自知。……现代人正走在远离人的命运的途中，如此之‘远离’被海德格尔看成‘离家’。” （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如果说司马佳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超现实性人物，颇有几分像但丁《神曲》中那位早夭的意中人贝雅特丽齐，贝雅特丽齐是但丁笔下引领诗人上升的永恒象征。那么许上游的追询既具有古典式和谐理想又富于人类普适性意识、且体现出一种哲学探究意味的精神漂泊和灵魂寻觅，这是一种生命化了的存在方式和诗意化的人生取舍。这种诗意最为集中地体现在许上游与瑛子的相知相恋上。两人的相遇是一种偶然，但这种偶然是起于庾信的《枯树赋》，是缘于对于生活的审美观照与诗性体验。我宁愿相信这是作者抑或许上游的现实版梦幻，一种寓言化的存在状态。或许，“诗人”在爱情世界中意识不到现实世界的对立（许上游的爱情总是在达到它的现实层面的时候归于失败），而在诗的幻想中则又逃避着这种对立。那么，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应该在幻想中过生活，还是在现实中过生活？只有把这些放到昆德拉所说的“抒情态度”的范畴中，它才完成了从一种生活过渡到另一种生活，不存在任何障碍。在此，青春、诗、爱情，都属于人类“抒情态度”的表达方式。至于《漂流瓶》中那位为诗歌梦想而生，却迷失在物欲里的葛燕南，当他的诗歌“不在”，其生命的“此在”便不再有意义。最后他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存在。他死前留下了“尘世繁华，转瞬即逝”八个字——他的骨子里还持存着诗性，他之所以选择了死，是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走进“昆德拉的《笑忘录》所说的有着夜莺鸣唱的花园那样和谐的地方”（《漂流瓶》第283页）。葛燕南已反证形式诠释了一种抒情化的生存哲学。 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是人的自负推出的无条件的建制，通过技术将世界建立为一个客体，人就阻断了自我存在的开放之路--他的存在被技术遮蔽了，他作为独立的存在者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本质上就是人的存在意义缺失的状态。“正因为如此，现代人才在存在的根基处感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也正因为如此，解救现代危机的根本方案就不是寻找什么控制技术的办法，或以这个主义来取代那个主义，而是‘归家’，即回归到命运所分派给人的‘世界家园’中去。离家久远而早已忘了家的现代人如何才能归家呢？深蔽于技术对本真家园的隐瞒的现代人如何才能发现自己的家呢？这一问题引出了现代处境中诗人的使命问题。在无家可归的现代世界，诗人的使命就是引领人们归家，就此，海德格尔说现时代之一切伟大的诗都是‘归家诗’。”（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尽管，许上游、司马佳们以自我理想为目标的诗意生活在现实生存中难以企及，或许可以说，龚鹏飞的《漂流瓶》虽然够不上海德格尔所谓的“伟大的诗”，许上游们的追索也并没有通达贫困时代的本真自由之途，但，“诗人的使命就是引领人们归家”，这意味着，《漂流瓶》仍然具有一种“在无家可归的现代世界”的“归家诗”的艺术特质。(作者系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

探寻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之路——评龚鹏飞长篇小说《漂流瓶》

探寻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之路——评龚鹏飞长篇小说《漂流瓶》刘新敖20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期，社会物质诉求急遽高涨，知识分子处境日渐尴尬，不得不在坚持知识分子操守与放逐自我间痛苦抉择。因此，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关注，便成为文学家们不可回避的课题，龚鹏飞以其创作实践了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其新作《漂流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的成功和深刻之处正在于，通过主人公们的人生轨迹，写出了知识分子因理想而叛逆、因自我放逐而无奈何和因追求超越而自我救赎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漂泊史。一、叛逆者：自我确认的尴尬作品描绘的是几个才华横溢、怀揣梦想的大学毕业生：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许上游、具有非凡领导才能和号召力的司马佳、玩世不恭却并不甘堕落的杨运仁、中规中矩却有满腔热情的汤亦武和杨彩霞，他们年轻、单纯、向上，在司马佳的号召下，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帮助边缘地区改变教育落后的现状，断然拒绝了大城市的诱惑，带着夺目的政治光环，只身来到了一个只有三条新街、一条老街的边远小城，执教于民族中学，追寻理想的序曲由此铺开。文学叙事的魅力在于能为接受者提供一个可供想象和思考的独特位置和视角，从知识分子自我角色的确认来解读作品中的主人公，便不难理解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心理轨迹的把握和描述。司马佳及一同前往民族中学支教的五名大学生，无一例外地，还生活在自我的空间之中。他们刚经历大学生活，还是完全的自我，自我认同是完全、彻底的。司马佳以其天才般的口才、极强的政治天赋征服了整个校园，成为大学校园的风云人员，乃至当其决定带领队伍支教时，便成了政府官员眼中的新星、媒体的宠儿；典型的文学青年许上游生活得更加自我，写诗、对女朋友的无尽思念是其生活的全部。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我之外的任何事物会成为日常生活的支配力量。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才蓦然发现，在社会生存法则和游戏规则之中，找回自我是如此艰难。显然，知识分子的自我确认是尴尬的。这些满腔热情的大学生还来不及丈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就不得不面对社会抛给他们的问题。司马佳因其政治光环及其表现出的领导天赋，成为了民族中学的常务副校长，并将在一年以后正式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于是，她开始了目标坚定、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个年轻的女孩，或者说，作品中这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激情飞扬，以出生牛犊之势书写着自己的青春，她放弃在省城安逸的生活，选择了一条在她认为大有作为的奋斗之路，只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可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哲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遭遇现实分裂。一方面，是主人公们顽强地存留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自我确认的努力是带有乌托邦意义的，正如许上游所说：“我这才意识到，此时此刻，大讲苏霍姆林斯基多么地不合时宜。我不好反驳，也无力反驳”[1]P39；另一方面，却是主体精神和价值在现实中的失落，自我体认难以为继。这种矛盾和尴尬可以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体验中表现出来：司马佳改革步履艰辛，许上游教学改革不被认可，杨运仁玩世不恭、见风使舵。现实社会以其固有的轨迹运转， 20世纪末期以来，以升学率为唯一评价标准的教育体系并不会因某个人而改变，这是中国当前不争的社会事实，显然，这群年轻人的以自我理想为目标的诗意生活难以企及。作者对于知识分子的诗意关怀正是体现于这种矛盾之中。不难见出，知识分子自我确认的尴尬，源于个体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断裂。当知识分子群体在象牙塔之内，在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和文学理想营造的诗意生活空间中发现确证自我，为完整的、天才般的自我欢欣鼓舞之后，便不得不面临残酷的现实考验：诗意存在在传统固有轨迹和时代经济生活的撞击下，脆如玻璃，不堪一击，要么回归乌托邦，选择虚幻，要么，放弃尊严，痛苦蜕变。二、挣扎者：自我放逐的无奈所以，我们能理解这种痛苦和挣扎，要追求自我体认与社会整体价值认同达成和谐一致时，选择只有两种：回归或放逐。尽管作者坚定地站在了知识分子守望者的姿态上，但是无可否认，作为社会领域的个体存在，谁也无法逃避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化的存在状态。甚至有学者说“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在社会主流精神之外构建另一种精神话语的可能性”[2]，因此，作品的主人公们，都只能在挣扎中选择自我放逐，尽管他们有着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有着许多无法企及的美好梦想，所有这些，也许都只能在宁静之时细细咀嚼。显然，对这样一个群体来说，对他们的吹毛求疵只能凸显知识分子的自卑，为他们的坚守喝彩，也对他们的放逐给予足够的尊重，是作者的选择，也是读者的心声。作品中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人生体验都是注脚。司马佳担任常务副校长、校长，坚持改革，从未妥协。但是，从一开始，她的改革注定是失败的，当改革并不具备所需的所有条件的时候，仅以某一个人的自我理想为力量显然并不足以推动改革的进行，尽管这种理想是进步的。教育改革失败，司马佳却因有省委组织部领导的重视，被调往州城团地位副书记，一条不错的出路。“消息传来，我们无论如何很高兴……两年来，我们的总体还是得到了肯定的。我们宅心仁厚，我们一腔热血，我们满腹才华，都奉献给了这所学校……我们无愧于这片土地”。[1]P102言语间，她仍然豪情，仍能善言，可细细品味，却又不免有许多伤感。试想当年，是什么使他们来到了这里？是什么使他们叛离传统和陈腐？作为内心的坚守者，作者不愿意直言这种自我的放逐，因为，对于所有知识分子来说，“独立之思想，自由之品格”的渐行渐远，都是一种无可言说却刻骨铭心的痛。接受了政治安排，升官，司马佳在挣扎之后，终于无可奈何地背叛了自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许上游被始终都是坚守者，他没有被其所吸引，或击倒。相对于司马佳来说，他的坚守立场并无痛苦和尴尬。他关爱学生，因材施教，培养了一批可以发表诗作的学生，可正如家长们所说，高考不是考试，在全县44个平行班级里，他任教的语文成绩排在倒数第三，他注定无法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生存。但是，对于政治的权术，他始终是淡然的，当被安排到穷乡僻壤去进行扫描工作时，他仅仅一笑了之，并且深感解脱：“这几年，时空的转换，使我越来越有逃离感，也越来越有新鲜感……这里陌生的一切给了我有种透亮的新鲜。”[1]111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传达着作者的坚守立场。在农村进行扫盲工作，仍然政治复杂，许上游却仍坚定地做回了自我。在失去爱情之后，在这里，又邂逅了美丽纯洁的村姑；他沉醉于此，读书、写诗，一切如此惬意、自我。这与其说是对于羁绊的逃离，不如说是对于真实自我的回归，诗意栖居之中，是知识分子的寄托和慰藉。但是，这一切都在一次偶然事件之后改变了：与暴发的大学同学的见面及一次偶然的古董买卖，让他见识了金钱的魅力。鬼使神差，他走上了古董生意的道路。一切似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政治力量面前坚如磐石的许上游，在金钱中放逐了自我。自此，诗歌远逝，爱情飘渺，精神虚无，知识分子的全部生存法则逐渐消散于生意的喧嚣之中。作品中，不难读出作者对于知识分子自我放逐的无奈和淡淡的忧伤。知识分子自我的剥离，这种痛苦的日常生活体验于作品中彰显，更能使人深感痛苦和震撼，然而，却仍是关注知识分子当下生存状态的人们无可回避的话题。如果说司马佳是因政治而放逐自我、许上游因金钱而放逐自我的话，作品的另一人物杨运仁的放逐则没有任何阈限，他本来就是世俗、卑微的，自始至终，他都不是一个挣扎者，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坚守。他早已经对逐步步入商业社会的社会现实有所洞察，已经有了把握机会、见风使舵的生存法则，他的自我体认方式也不会有身份和道德的重负，所以，他可以游戏人生、调戏同事、玩弄学生，及至开除公职，成为广告公司的老板，腰缠万贯。如果说司马佳和许上游的放逐是被动的，他们心有不甘，内心积蓄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虚空和悲伤，那么杨运仁则正好相反，他的放逐是主动的，他完整的自我是快意人生，知识分子的尊严与人格早已被主动剥离和抛弃。哪种途径才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的、诗意的生存状态呢？作者在主人公们的人生轨迹描述中，彰显出了十分深邃的理性思考。作者以汤亦武和杨彩霞为形象的叙事探索了一种处于上述两种模式中中间状态的可能。汤亦武和杨彩霞大学期间便恋爱，一起支边，工作、结婚、生子，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既不是叛逆者也不是挣扎者，谈上为政治而背叛自我，也并没有为金钱物质诱惑而沉沦自我，一切都按社会轨迹的固有程式运行，没有痛苦的自我确认和自我选择，也无焦虑和惶恐。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生存模式是社会传统和体制已经预设好的。知识分子的更深刻的悲哀或许是对于社会给予的预设生存模式毫无所知，或者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甚至在来不及思考是卑微地退却和勇敢地挑战之时，便已经丧失了自我确认的意识和话语。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与其说是作者对一种自我的被动放逐和主动放逐中间模式的探索，不如说是一种对知识分子有着切肤之痛的生存模式的深刻反思。三、超越者：自我救赎的期待从物质诉求的角度来看，主动放逐者和被动放逐者貌似殊途同归了：许上游和杨运仁都成为有钱人，司马佳也调回省城，他们都有较为丰富的物质条件，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可对于在在骨子里固守知识分子精神和道德操守的许上游来说，自我放逐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富有，给他带来的却是莫大的空虚和内心的孤寂。在经历理想消解和自我放逐之痛苦之后，渴望冲破时代粗鄙气息的蚕茧，超越自我、社会和时代局限，回归尘封的自我，便成了他的莫大追求和慰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还并没有成为一个超越者，只是令人欣喜的是，如同许上游一般，他们已经走上精神的自我救赎之路。超越身份焦虑，回归自我，作品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商海跌爬滚打多年之后，许上游终于选择了回归。他注销了公司，停止了生意，“我成天在家睡觉，养养身，养养心吧，看看书，喝喝茶，心一天天闲适起来，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千禧年很快就到了，千禧年一到，中国社会的崭新格局就呈现出来，我经常到街上看看，感到日子过得真是优雅而美好。”[1]P206知识分子终究无法逃离传统文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这种闲适之中直面自我。陶东风曾指出，在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经济因素在社会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因此，知识分子处于“道德—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模式之中，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经济要素占据社会的支配力量，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到了市场经济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向这种社会过渡)，经济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世俗的与物质的诉求成为社会大众的主导诉求。政治、道德则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态势。于是三者关系又调整为经济—政治—道德。”[3]知识分子自我确认之难，就难在于无法容忍社会经济因素成为扼杀知识道德的魔杖。许上游亦如此。他开始在虚拟的网络寻找心灵栖息之地，显然，正如他自己所说，每天上网、唱歌、洗脚、与朋友喝酒聊天还有相亲的生活，使他觉得生活乏味透顶。于是，需要一种足够自我体认的生活：“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我许上游寻找生活的意义就是这样寻找的吗？”没错，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寻找。事实上，他也找到了最快适心灵的方式：爬山、阅读、品茶。于是，他又邂逅了美丽的大学生女孩瑛子，爱情一发不可收拾，如此纯洁、深情。在这里，作品展示了最原初、最淳朴的知识分子的情感体验和日常生活体验，一切现实的庸俗在纯洁的自我面前都显得如此卑微、渺小，作品对于知识分子人文情感的温情关怀彰显无疑。一切从原初的自我开始，又在遭受现实诱惑的异化之后，得以本真回归。作品给了我们更多美好的期待，许上游和瑛子纯洁的爱情给了我们选择未来美好价值取向的理由。如果说许上游的自我救赎之路是通达的、彻底的，司马佳的自我回归则带着些许无奈。调任州城后，她平调地区旅游局副局长，后来因赏识她的省委组织部领导调任他职，她的仕途也便再无起色。于是，她来到了省城一家报社任副主编，与一位军人结婚，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假若她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假若她能有美好的政治前程，这个司马佳的人生之路也许不会有转折。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对许上游来说，她的自我超越之路，就有些被动。当然，另外构建评判这一人物的精神尺度是多余的，因为，如同许上游一样，在绕完一个圈子之后，不论如何她都回归了自我。以致当许上游决定给他们追逐自我的起点民族中学捐款时候，她欣然应允，并且还希望和许上游一起回那里执教一段时间。虽然她没有成行，但是，再苛求的读者也不会责怪这是人性的虚假。作品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探索，从走回原点的主人公们不依不傍的精神自律中得以凸显。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是一个艰难精神历练过程。作品以人物形象的日常生活书写画了一个完整的圆，从原点起步，经历自我角色的剥离、放逐，再回归自我。“回到原点。我们的原点是什么？……一切美好的价值，我们的社会曾经取得共识的，后来被社会生活颠覆打倒，让我的价值观混淆。回到原点，就是要拨乱反正，回到我们确立的正确的价值观的轨道上。”[1]P309如何回到原点，也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自我确认之难所在。“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建立与当代社会契合的精神性问题。这将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话题。”[4]作者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以诗性的话语形态，探索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漂流史和自我体认之路，并为我们展示了剥离了喧嚣、浮躁、虚假的对于未来的纯净自然的美好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漂流瓶》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小说。——————参考文献：[1]龚鹏飞.漂流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2]邵建.知识分子何为[J],文艺评论,1996(3):13-19. [3]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三联书店,1999:235.[4]张春歌.自我角色认同的尴尬与无奈:析2001年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J]. 南京社会科学,2002(8):73-76.

生命的敞开与人文精神的向度____论龚鹏飞的长篇小说《漂流瓶》

生命的敞开与人文精神的向度：____论龚鹏飞的长篇小说《漂流瓶》龙 永 干龙 永 干一味地揭露社会的腐败与黑暗，而将腐败与堕落的根由归罪于社会环境的恶劣；感喟于生活的乏味与意义的虚无，而以游戏态度玩世或放纵自戕；不断地唠叨欲望的泛滥与生活的无奈，而又为自我利益的获得自足或辩护……这些已经成为当下文坛的一种共相，但就在诸多创作在进行这样一种叙说的同时，文学作为审美当引导生命的向善与求真、给生命以精神的澄澈通透，心灵的诗意栖息的本质却被悬搁与遮蔽，文学的主体精神在晦暗不明中以其滑行而无法触及到生命的神圣与高贵，所引发的不仅是文学的尴尬，而且是生命自身的惶惑。但当我们翻开《漂流瓶》（《芙蓉》杂志2008年第6期，2009年第1、2期）时，一种久存于心中的价值意向获得了审美的引导，在一味表现世纪末的烦恼与世纪初的浮躁之外给我们建构了一方诗意栖居之地。一《漂流瓶》以许上游、司马佳、杨运仁、葛燕南等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主体，在广泛展示时代变化的同时，重点考察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心理与生存状态的演变轨迹。这里有精神的裂变，有价值的转向，有生活的堕落，也有灵魂的异化，有痛苦的反思，也有执着的坚守，……但总体来看，文本以生命的敞开为基点，在一种涤除成见中领人进入一种澄澈的生命境界。故事的开端是90年代初。一群拥有激情与梦想，理想与信念的青年大学生，远离了繁华热闹的城市，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而选择了“文盲和半文盲高得吓人”“危房大量存在”“师资严重不足”的偏僻边塞，期望用自己的青春与知识去改变贫困地区教育落后的状况，去实现自我的意义与价值。杨溪县民族中学成了他们进入社会的第一站，也成了他们真正面对生活与社会的起点。虽然他们多是失意地结局，有的改志从政、有的弃教经商、有的无奈地留守……但从叙事者的意图来看，作者并非在于批判与揭露腐败，也不是在于展示伤痕与咀嚼苦难，而是在于以一种迎接生活的“同情”，去体验属于生活的一切，去体验生活的丰富多样与复杂深沉，去从中接近属于自我的生命本真从而去探询属于生命的“自由”。 当许上游、司马佳、杨运仁等人怀着改变边地落后教育状况的理想来到杨溪中学的时候，理想在现实面前只能是意向性的悬搁。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生活条件的艰辛、待遇的低下、人事的纠葛，还有教育观念的陈旧、自我意志的脆弱与心灵的芜杂。但在这些之中给他们激情以极大阻挠的是陈旧的教育观念。当司马佳组织全校教师讨论《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名言集锦》时，新与旧、科学与落后、素质提升与应试取向的矛盾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的冲突。最终是司马佳与许上游等人在群情汹涌、锋芒所指面前无从辩驳。与之相应，许上游尝试着用讨论法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白杨礼赞》一课也就被否定，文学社在《州城日报》上发表作品也成了不务正业。而当许上游被抽调到六沟垅乡去从事扫盲工作时，他的理想主义的做法在教育办主任王明学与党委书记雷长虎那儿显得更是显得不合时宜。为完成扫盲任务，党委书记不顾实际情况，动用拆屋抓人的粗暴强硬手段。日本人捐助的款项没有用于发展教育，而是用于发放拖欠的工资与购买吉普车。为了应付检查，多方作假而闹出了啼笑皆非的问题……与外在的矛盾与阻力不同，各个生命主体也在杨溪中学中开始了诸多的变化，许上游在教学方面遭受挫折之后并没有颓废与消极，但不得不采取了在内敛中坚守的方略。雷厉风行的司马佳在激进中逐渐圆通，有意无意地为自我权变。同去的汤亦武、杨彩霞虽未过多涉笔，但生活的琐屑已然让两人沉沦，民族中学中蔡文科等人的生活就隐现出两人的生活状况。杨运仁面对生活无所用心，现世第一的他选择了“入乡随俗”的顺应，在教学中按照刻板模式操作，在日常生活中烧电炉、钓鱼、吊儿郎当，最终在自然欲望的驱使下与女生出轨……正因为作者在于以生命的敞开为基点，在一种涤除成见中去探询生命的向度，从而文本并没有自闭于杨溪中学，而是将其置于社会转变的时代之流中去建构其广泛的外在联系。这就是较为隐在的杨亮亮、葛燕南、何一火等人构成的都市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青春美貌的杨亮亮在生活的旋涡中成了“二奶”，何一火虽在远东师范大学却心仪商场，葛燕南在商场大显身手却身心孑然，在案件败露后自杀身亡……在城市与边地，学校与市场，每个生命都在演绎着自我的悲喜剧。但就在文本展示着生活的多方与芜杂的时候，叙事主体并没有简单地将生活划分为是非错对的格局之中，也没有将矛盾与弊病归结为生命的异化或社会的黑暗，而是在面对生活的矛盾与弊病时，排除成见，用心去贴近生活，去体验生活的真实。杨溪中学老教师们虽守旧，但守旧中的认真、执着却让人感喟，杨运仁虽吊儿郎当，但却是出自生活逻辑的必然，司马佳渴望有所建树，但最终也只能事与愿违，葛燕南虽有成功，但却自戕而亡……生活自身的多样生态，让每个生命都在自我的轨道上展示出其自身的轨迹……让生命成为一只“漂流瓶”去“打量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去体验生活的复杂与生命的敞开，去观照与审视精神与灵魂的轨迹。也正是叙事者这样一种开放的视角与澄澈的胸怀，让整个作品呈现出了一种通体明朗的审美境界，一种生命的诗意敞亮，因为“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之思” [1]二“体验也就是从自己的命运和遭遇出发来感受着生活，并力图去把握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体验需要有灵魂要求把生活的种种关系和基于这种关系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内在要求，是生活着的反思，或反思着的生活。因而，体验是一种指向意义的生活。”[2]而这种生命意义的指向在文本中则体现为人文主义的维度。与当下众多表现生活黑暗、意义虚无的作品不同，生活强差人意之处同样也出现在《漂流瓶》中，但创作主体并没有在虚无的情境中让人物滑向解构的泥淖，而是以人文精神为基石去建构许上游的生命主体，人文精神也成了整个作品意义得以生成的基石。《漂流瓶》所构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许上游的生活界面而展开，也就在他的视界与生命体验中，我们见到了一个以人文精神为轴心而建构的直观生命的诗意栖居之所。人文精神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内涵。文艺复兴时期，是对宗教神权的对抗中确立人性与人权的价值与意义，在启蒙主义时代，是对人的理性的肯定与强调，19世纪以来主要是对理性主义的反驳，20世纪以来则是在物化时代重新建构人的主体性[3]……但无论哪个时期，它都是以人的主体性的自我构建为其根本基质，在对人的尊重、理解、“同情”、认同的基础上，去寻求一种与生活实在同一性存在的精神的超越。这种价值取向在许上游身上获得了最为集中的体现。与司马佳、杨运仁等人相比，许上游去杨溪民族中学的决断更多的是生命主体性建构的召唤。在杨溪县，他能从琐屑的生活中抽身而出，能去领会自然之美的澡雪与疏瀹；在闭塞的环境中他并未屈服于应试教育的压力，而是引导学生在机械沉闷的课堂中去发现生活的诗意；他不满于蔡文科等人教学观念的陈旧与教学形式的呆板，但并不虚设价值的自我指向，同情他们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感喟他们对生活与教育的“诚”与“真”；在杨运仁最低落的时候，他不以冷眼待之，在无言中给予一种理解；自己聘请的雇工“三爷”携款而逃，他也认为“合情合理”；即使得知亮亮成为别人的金丝鸟后“也不责怪命运”……与一般知识分子形象与生存环境的格格不入不同，他与生活之间并不存在严峻的张力，也没有与其他人形成尖锐的矛盾，更没有体现出飙张的个性与突兀的性情，他身上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柔和与恬淡的生命情怀，一种澄澈朗照的诗意人格。当然，许上游的生活并非皎然不滓、圣洁无比，也不是坚定无比、毫无游移，叙事者也不想标举一种虚无抽象的圣人伦理，他的不足与弱点，游移与迷惑始终伴随着叙事的推进，具体地体现在作品之中。在检查教案时匆忙抄袭、敷衍了事，与杨溪教育现状产生矛盾后选择逃离，在六沟垅乡扫盲时对雷长虎与王明学采取迁就，在醉酒中对阿芳的冲动……这些不足与缺点并不影响他对生活的探求，恰恰从生活本身的逻辑让其成为了一个具体的真实的生命，他的世界有人性的弱点与欠缺，有着生活本身的芜杂与多样，但他并没有陷入颓废放纵，也没有面壁虚设自足的世界，更没有在慨叹中实用性地参与，他是一个实在具体的生命，但在实在具体的生命中所贯注的是对生活有限性的超越，是灵魂要求把生活的种种关系和基于这种关系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内在要求，是生活着的反思，或反思着的生活，让他总能超越外在生活的限制，让灵魂将自我与生活结合起来，在一种精神的联系中去建设一种诗意人格。也就是说，在许上游身上，他并没有与生活隔离，也没有弃绝生活，因为自我的意义与价值就在生活之中，这是一种建基于经验式的体验，在这样的一种有限的存在中，无限与永恒，超越与本体才有可能获得。简单的说，就是在生活本身获得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的需求。他在抄袭教案后，能深刻地审视着自我人性的弱点；在失去亮亮后，会更为宁静地面对命运的安排；在获得财富后，“决心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葛燕南死后，捧读王阳明，想辨清“乱”与“正”；在经历如许的纷杂后渴望回到“原点”，回到“传统美德”“善良友爱”“关心他人”……“精神生活要摆脱我们的有限性所涉及的要求不可能满足，除非精神生活显示它自己不只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实在的附加物，相反，是实在本身极深刻内容的展现，实在正是在这里获得自我直观性并显示出一种深刻的意义”[4]， ……也就在这样一种生命感悟中，他最终决定再次回到杨溪中学去做语文教师。可以说，这种回归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歉意，也不是偶在性的忏悔冲动，而是他的性情与心里的必然，更是其对生活诗意一贯追求的必然，因为生活的诸多有限性“把人带离了自己的根，漫世飘飞，离开了人之为人的人性法则，才带来普遍分裂的出现。因此，在历史境遇中要寻得同一，首先就要返本探源，寻回自己的本真。” [4]只有回到精神与灵魂的“原点”，才找寻到人文之本，才能获得一种诗意的直观……三在当下后现代语境中，许多小说在灵魂亏空的情境中总想追求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在远离创新的境遇中反而标举“反小说”自慰，消解情节、瓦解叙事、话语碎片成了一种疯狂的“时髦”……与之相比，龚鹏飞的《漂流瓶》显得不甚时髦，但其中却有一种为当下诸多小说所缺乏却深潜于一般读者审美召唤结构中所渴望的疏朗开阔、平和冲淡、朴质自然的诗意之美。 与诸多浮躁芜杂、阴暗低沉、颓废悲观的文学世界不同，《漂流瓶》给人一种疏朗开阔，纯净自然之美。这种美来自杨溪县宁静优美的自然风景，来自寅水河畔质朴粗犷的船工号子，来自阿凤所唱的清脆淳朴的民间山歌，更来自许上游，亮亮、阿瑛、杨溪中学学生等人对于生活的感悟与歌吟的诗歌传递，它们风格或单纯稚气、或激情昂扬、或伤感忧郁、或明悟澄澈，篇幅或长或短、体式或新或旧……这种诗意最为集中地体现在许上游与瑛子的相知相恋上。两人的相遇是一种偶然，但这种偶然是起于庾信的《枯树赋》，是缘于对于生活的审美观照与诗性体验。随后两人交流中的谈诗、诵诗、作诗，灵魂的琴弦在共鸣中奏出了美妙的乐章，达到了一种“情往以赠，兴来如答”的灵之境界。“看着一朵花儿睡/心里怀着淡淡的喜欢/我知道这是哪一朵/知道春天领她出来……”，“一切回到原点/在十二点的钟声准时敲响的那一刻/这里没有童话/只有一条内陆河/一直流向永远……”这一首首诗不仅让读者获得审美的熏陶，更让人体验到爱情的纯洁与高贵。可以说，作品中的诗歌都是感于生活，缘于性情而发，与情节相契而见，既无炫才使气的强性征用，也无故作姿态的矫揉，了无痕迹中将人物的心灵进行了诗意的展现，就如托盘中流转的珠玉，闪烁出熠熠的光华。不仅各种样式诗歌的镶嵌让作品增添了一种诗意的氛围，而且小说中人物心灵深处对于诗意生活的渴望与追求也让作品骨子里见出一种无法掩抑的诗性精神。许上游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自然之美的领悟，对于当下生活的超越，让其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诗性神韵。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是一种不偏持、不严峻、不俗气、不焦灼的人格魅力，是一种恬然而出、过而不留、通而不滞的禅性智慧，是一种既融于生活而又不为物累的通脱，是以儒家的醇厚为肉道家的超然为骨的生命气象。与作品的诗意氛围相应，小说的结构也表现出一种疏朗开阔，自然朴实的风格。结构不仅是叙事展开的一个维度，也是作品审美构成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无论其结构是单线式、双线式，还是蛛网状，套盒式，都不能脱出小说内容表达的需求去作一种思辨式的抽象，也不能因着意去贴近生活的自然状态而失去其应有的组接融裁功能。《漂流瓶》正是避免了上述种种偏颇，没有故作高深之嫌，也没有散漫随意之弊，而是以许上游生活界面的拓展为线索，杨溪民族中学从教、六沟垅乡扫盲、省会商场打拼，弥勒山闲居相恋……简明自然、疏朗开阔，与整个故事内容的推进相契相融，而又毫无滞碍……当然，《漂流瓶》并非没有自己的不足，如故事的后部分因过多表现许上游与瑛子爱情的诗意而让整个结构显得有些松散，许上游决定回归杨溪民族中学的内在逻辑显得有些仓促……当然，这都是白璧微瑕，并不影响整个作品的艺术水准。参考文献：[1]（德）马丁•海德格尔.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85.[2] [5] 刘小枫.诗化哲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7.238.[3]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4] （德）鲁道夫•奥伊肯.万以译.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0.（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 410205）

当理想照不进现实

当理想照不进现实——读龚鹏飞长篇小说《漂流瓶》汤文培我们的时代是怀旧的。我想我必须强调一点，我说的这个时代，是我身处的这个时代，并且是我所看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时代，它涵盖了我的视野范围和阅读范畴。在我下这个结论的同时，我在心里稍微掂量了一下：这个时代不乏有人在建造祖辈的坟墓，为他们撰写传奇经历和长篇大论；这个时代不乏有人在研究一些看起来非但不能接受而且本身也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疯狂、梦、野兽与未来等；这个时代也不乏有人讲述自己走南闯北的故事，希望后人能从中受到启发并且少走弯路……可是，我总感觉这个时代缺少点什么。读《漂流瓶》之前，我在精明的出版商发布的故事梗概里看到这样一句话：“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作品。”我不得不承认，这句话刺痛到了我，我想我还没有真正地理解生活，总觉得自己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反复穿行，却始终没有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节奏。大学毕业两年了才知道，理想是虚无的，面包才是实在的；理想换不来面包，面包带不来理想。但是，面包可以让理想有延续下去的力气，所以我得出一个“面包比理想重要”的结论。故事梗概里还介绍说：“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天哪，假如我和小说里的主人公一同经历这些故事，那么，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一起回顾过去的生活，面对那时所做的那些义无反顾的决定和仔细权衡的选择，会觉得是毫无疑义的幼稚，还是不可思议的坚强呢？这两句话强烈地诱惑着我找来这本书，因为我渴望和小说里的人物一起去经历一段理想和现实的较量。事实证明，《漂流瓶》没有让我的渴望落空。校园诗人许上游大学毕业后在自己的崇拜者司马佳的劝说下，放弃物质条件较为优越而工作较为轻闲的文联工作，与杨运仁等五人来到偏远的杨溪县民族中学任教，他们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司马佳推行新教育思想不能得到落实只能黯然离任；杨运仁贪于美色放任自流而终酿被开除公职的苦果；许上游大胆进行课改，教学生写诗得到社会好评却因期末考试排倒数第三被调离工作岗位。这中间，以及后来许上游去了更为偏远的六沟垅乡协助扫盲工作，再到许上游离开杨溪回到省城无意中进入文物行业，后来许上游巨富起来了，却感到了精神的极度空虚，于是又有了一段与正考研的女孩瑛子的奇特的柏拉图之恋……在这些围绕他而发生的一个又一个故事里，我读出许上游是一个单纯的人，一个性情中人，他不会算计别人，即使被别人算计了也能做到豁达而淡定，这些品质让我对他心存敬意，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当从电视上得知杨溪县遭受百年不遇的洪灾、教育基业几乎瘫塌的消息，诗人情怀的许上游不仅立即捐献了50万元的赞助，而且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重返杨溪县民族中学从事教育工作的新征程……《漂流瓶》的作者龚鹏飞是一位诗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许上游也是一位诗人，所以，在阅读这些理想主义者面对现实四处碰壁的故事的同时，还能够欣赏到很多耐人寻味的诗歌作品，在这个浮躁而现实的社会，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关心的只是许上游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探索和挣扎的命运，可能忽略了其他的很多问题，而当我合上书，我好像已经与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然后才与他们挥手告别。闭上眼睛，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幕幕场景：许上游为了迎接突击检查不得不点着蜡烛在办公室抄写教案到深夜；许上游因不肯弄虚作假而与乡党委书记雷长虎等人发生争执……许上游不是圣人，有时也会妥协，但是，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且忠于自己的理想。是的，《漂流瓶》是一部理想主义的作品，同时，它也给读者带来了一道思考题：当理想照不进现实，你是选择站到现实的一边，致使理想孤立无援慢慢地死去，还是选择勇敢地面对现实并且坚守理想，让理想与现实有朝一日能同台表演？恍惚之间，我好像明白了这个时代缺少的是什么了。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当天空也在为这位芸芸众生中的小人物致敬时，它看上去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阔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