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瓶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1
ISBN:9787543860773
作者:龚鹏飞
页数:314页

章节摘录

  还是继续来叙说我与亮亮的爱情故事。这是我写给在县广播站当播音员的杨亮亮的诗。亮亮落第后,一度忧伤苦闷。她给我写信,说终日以睡慰魂,以泪藉魄。我安慰她,要她考电大,边工作边读书,也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的书信频频来往。大一的第一个寒假,我回到故乡。第二天就到了县城,到县广播站我找到了杨亮亮。杨亮亮剪了个平头,穿件红色的毛线衣,热情而奔放。她迎着我,就在她的工作间给我冲了杯麦片。我久久地注视她,她也久久地注视我。这是19岁的亮亮,美丽得真像一株含羞草。我们太年轻,我不敢去牵她的手。中午,她从食堂打了几个菜混在一起,我们都吃得好香甜。晚饭我们也是如此。夜幕降临了,寒凝大地,我说我要回家了。亮亮说,你住县招待所吧,我给你去订个床铺。亮亮真的带我到县招待所订了个几元钱的床铺。我们然后走出来,走过县城的秀山公园,走到了一个亭子里。这个亭子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它形状如一把伞,亭子的柱子漆上了绿色。我们在那里站着,我有些冻,亮亮也有些冷,虽然我有些耳热,亮亮也羞红了脸,但我们终不敢说出那一个字,不敢迈出那关键的一步。  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冬天的月亮,冰清玉洁。我忽然之间感觉到我长大了,今生今世我是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子单独在一起,这是约会吧。亮亮说:“你的诗越写越好了,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诗人。”我说:“大学生诗坛有很多大才,我还不够,还要磨练。《飞天》里《大学生诗苑》的张书绅编辑说我的诗散文味太浓厚。我这期给他投了23首诗,他都退回来了。每首还写了意见。”“成材有个过程,我相信你会成功的。”亮亮说。  亮亮接着说:“你还记得在一中我给你出的题目《月亮赋》吗?”“记得。我又写了一些感受,我念给你听听。”“好”,亮亮兴奋得跳了起来。  “我好喜欢你,月亮。这是一种先验的决定。不是来源于传说,不是得益于某种语汇的启示。在未出生之前,命运就给我作了导读。在好长的一段时间,对我来说,都是漆黑的夜空。我的眼睛很饿,直到你那一痕微笑,笑成圆满。伟大的光芒,像瀑布一样垂挂。我便用我的心订阅你,发表在每个夜晚的封面。我苦苦追索着一种心情。我的心曾是一片冰川,用圣洁来与你对映。抑或恰像火山口,向你喷薄着我的情感。这是严峻的二律背反,挡住我困惑的夜晚。月亮你在梳头时,你那一轮流转的眼波,注视到了这个问题吗?”我一字一句地念,亮亮静静地听着。  当我念完后,亮亮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诗人,你的文字越来越漂亮了。”  我赶快把我的手从她的手中抽出,说:“不敢,不敢,只是一种真情流露。”  我似乎读懂了亮亮的心思,心中也有了跃跃欲试,但我真的迈不出那一步。我说:“我送你回家吧。”“不用了,你回招待所休息吧。”说完,亮亮送我到了县招待所门口。我说:“我不住了,我还是回家吧。只有十多里路。我一个多小时就能够走到,你把房间退了吧。”“订都订了,还退什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去。”“我试试我的胆量,我是男子汉了。”“你还是男子汉呢。我为什么没感觉到呢?”看来亮亮对我在亭子里的无动于衷颇有微词。我把门牌放到她手上,“我真的回去了,谢谢你,杨亮亮同学。你是七仙女,我是刘海,要回去砍樵了。”说着对她扮了个鬼脸,大步流星地走了。  我在狗叫声和自行车的叮当声中,一路小跑,跑回了自家。在铺满稻草的床上,我幸福得想打滚。亮亮,我今生今世爱的就是你。  这个假期我还是与亮亮见过几次面。有一次她娇羞地问我:“我不知道我将来出嫁时是一个什么情景。”我说:“你带着你的表妹。坐着一辆大马车。大马车驰过旷野而来。身后是成群成群的鸽子跟着飞。那天你的新郎穿着黑色燕尾服,戴着高筒大礼帽。你则戴一顶太阳帽。”亮亮说:“我希望那穿着黑色燕尾服、戴着高筒大礼帽的是你。”这时,我在犹豫,她就在我的面前,她的呼吸,我都能闻到。是拥过来还是不拥过来呢?我感到,树上一只鸟也在犹豫,到底是飞呢还是不飞?我还是选择了不。我知道,亮亮和我都处在情感的颠峰,我把肉体的欲望“翻译”成了一种心中的情感。回到学校后,亮亮给我写的信更频了,她还给我寄来10元钱和5斤粮票。我把钱退回去了,把5斤粮票放在贴着肉体的衬衣口袋里。我在存折上写了一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5斤粮票仅作纪念。”  就这样,寒来暑往,我把与亮亮的感情当作我生命之中的重中之重。我参加学校文学社的活动,当上了学校文学社副社长兼诗社社长。激情来时,一个晚上写五六首诗是常事。我把“百叶窗”、“斑马线”、“芳草地”、“歌声”、“五线谱”、“蔷薇花”等字镶嵌入诗,我热衷于上课时写诗,到考试时借女同学的笔记火速复习,求得及格就行了。我每过两天就要给亮亮写一封长信倾吐我对她的情思。亮亮也在电大上课,也是学的中文,我们的共同语言多了起来。  我与她的感情还是被她母亲知道了。她母亲得知县委书记很喜欢亮亮,想让她作儿媳妇。她母亲就眉开眼笑地给亮亮说了,亮亮没有同意。她母亲就请了广播局的同事来劝说,她也没有同意。后来她母亲翻箱倒柜地翻到了我写给她的信,知道了她的心思,便与她展开了长谈。她把与我的事情全部给她母亲说了。她母亲没有说什么了,只好告知县委书记,亮亮已经有了男朋友。她母亲的好奇心又来了,为了避免兴师动众,她在县城叫了一辆板车,把她拖到了我的家门口。她看了我家的房子,跟我的邻居聊天了解我家的情况,回到家就与亮亮作了严肃的谈话。她说,你可以不跟书记的儿子,但你绝对不能跟这个许上游。现在没有比他家更穷的了,就算他大学毕业,那点薪水,家里负担那么重,你们在一起,何时能够打翻身仗。你要是再跟他联系,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亮亮把这些写信告诉我的时候,我顿时懵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与亮亮的心早已叠印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事让时间来检验。我知道,与其这么写,还不如不说。因为没想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信寄出去了,石沉大海。亮亮很久没给我来信了。我想她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才如此的。我想回故乡县城去看看亮亮,但我怎么能看得到呢?

媒体关注与评论

  《漂流瓶》的主人公是从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偏远山区当教师,后到乡镇当扫盲专干。作者在写其教育理想时,重点突出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显示了主人公对于纯真理想与美好人格的坚守。  ——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委,文学博士,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龚政文    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漂泊史。作者笔下的人物形形色色而又殊途同归,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探索、挣扎、迷途与苦痛,无不呼应着一个时代的风雷云潮。“漂流”并非随波逐流,作者心之所系苦苦寻求的,乃是生命最本真的美好与深情。人生如逝水,何处是归程?《漂流瓶》将带给您一种特别的真诚,一种经验与哲学层面的双重思考。  ——青年评论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季娅娅    与诸多浮躁芜杂、阴暗低沉、颓废悲观的文学世界不同,《漂流瓶》给人一种疏朗开阔、纯净自然之关。这种美来自杨溪县宁静优美的自然风景,来自寅水河畔质朴粗犷的船工号子,来自阿凤所唱的清脆淳朴的民间山歌,更来自许上游、亮亮、瑛子、杨溪中学学生等人对于生活的感悟与歌吟的诗歌传递。  ——青年评论家,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龙永干

内容概要

龚鹏飞,男,湖南益阳人。现任职于湖南教育报刊社,编审。出版有《瑞雪与婵娟》、《神州谁是读书人》、《盛夏的果实》等文学作品多部。

作者简介

《漂流瓶》主要内容: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校园诗人许上游与司马佳、杨运仁等五人来到偏远的杨溪县民族中学任教。司马佳充满理想主义的意味,不顾一切阻力,要在民族中学实践她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思想。她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她的行动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注定了失败。司马佳推行新教育思想不能得到落实只能调任,杨运仁贪于美色放任自流而终酿被开除公职的苦果,许上游大胆进行课改被调离工作岗位。许上游来到更为偏远的六沟垅乡协助扫盲工作,但因不肯弄虚作假而与乡领导雷长虎等人格格不入。六沟垅乡扫盲造假被揭穿后,许上游在校友葛燕南、同学何一火等的劝说与支持下,离开杨溪回到省城,无意中进入文物行业。巨富起来的许上游感到了精神的极度空虚,百般无聊中他与正考研的女孩瑛子有了奇特的柏拉图之恋,使他对古典情怀、传统道德有了更新的理解与认同,在葛燕南因卷入政治纠葛与权力腐败而自杀身亡后,他更有了“回到原点”的人生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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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     一个不是很出名的作家写的一本让人感觉很神奇的一本书。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感觉真的难以言表,不知道怎么说,但心情十分平静。。。不错的一本书。。。
  •     漂泊与归家——读龚鹏飞的长篇小说《漂流瓶》杨经建不难发现,《漂流瓶》的作者龚鹏飞曾在书中多次提及米兰•昆德拉的名作《生活在别处》。问题的实质在于,“生活在别处”之说对于《漂流瓶》,可谓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尽言”。海德格尔在《诗歌中的语言》一文中曾引用了特拉克尔的诗歌《灵魂之春》中的一句诗“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不妨说,《生活在别处》正是一种“大地上的异乡者”的存在之思(诗)。昆德拉倾注于一种旨在重建或心造一个理想的“别处”或“家园”的求索范式,其最终的取向颇似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四方联域的栖居之地。在此意义上,昆德拉笔下的“别处”或“家园”所指的并不是可兑现的实存状态,而是一种本真性“此在”境界的敞亮;不是生存的“实在”之所,而是存在的“价值”归宿。《漂流瓶》讲述的是一个类似于“生活在别处”的中国版故事:校园诗人许上游在自己的崇拜者、具有非凡领导才能和号召力的女同学司马佳的劝说下,放弃物质条件较为优越而工作较为轻闲的文联工作职位,与司马佳等五人来到偏远的杨溪县民族中学任教。司马佳是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她不顾一切阻力,要在民族中学实践她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思想。她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司马佳推行新教育思想不能得到落实只能黯然离任。许上游从最初被司马佳单纯的“蛊惑”去杨溪民族中学支教。到后来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去六沟垅乡扫盲,继而做起文物生意,到成功之后变卖公司赋闲在家,他的内心并无多少面临人生选择的审慎感,而是在更多的时候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者。大学中文系的理想主义教育和本身的纯真秉性使许上游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岿然不动,但外部社会的急剧变迁和理想在现实中的屡屡受挫又不断加剧他诗性心灵的痛苦和反思,孤独和彷徨因而构成了许上游生命意识的基调,它在逼使作家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同时又将其转化为反抗孤独和彷徨的生命形式:“走”。在这里,“走”是对“定位”的否定,是否定之后的重新选择——永恒的追寻。无疑,在许上游的身上有着作者龚鹏飞作为一个精神的漂泊者、执着的追寻者和生命的呼唤者的心灵投影。漂流或依附都是精神流放者的态度,无法寻求明确的人生方向,导致了许上游们的困苦,而这种困苦与他们的性格与内心深层对世界的态度结合起来又反过来继续造成了他们的漂流境地,这是不断循环的过程,又是无法解决的终极性命题。问题关键在于,自晚清以降传统的儒、道、释一体的自足的世界解体之后,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开始聚焦在想象性层面思考着怎样进行一种新的人与世界之关系的重建。如果将传统的儒、道、释一体化的世界象征性的当作一个母体,其中儒、道间的互补与张力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意义自足的空间。穷与达、江湖与魏阙、功成与身退,规定了知识分子来回奔走的内在意义。当这一个整一化世界开始解体后,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追寻的焦虑,促使他们不断地进行人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性重建式的写作。龚鹏飞的真诚就在于借助许上游和司马佳表达了这种“想象性重建”的持续受挫。尼采曾认为,摆脱人的根本烦恼和痛苦,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逃往艺术之乡,把这奇异的世界当成美学现象;另一条是逃往认识之乡,这样,世界于你就是一间最合适的实验室。问题在于,这两条路即使行得通,又每每是以青春、生命乃至人格的付出为代价的。即如尼采本人。 情况往往是,在崇尚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的今天,“创世纪”说早已让位于“生物进化论”,科技一直改善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完全应当随遇而安,然而,有关寻找“别处”或重返“家园”的话题仍频频被提起,其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科技虽然改善了人的物质生活,但却没有给人的心灵带来一种“在家”的感觉。在这里,赋予一种生活以意义或评价一种生活的价值标尺主要是技术或数字,生活基本上成为一件与心灵无关的事,套用一个物理学术语——一种“离心”的生活。事实上,人的文化生存方式的本质是一种“向心”的生活,人们正是在“向心”的精神体悟和灵魂勃动中获得了生命存在着的感受从而享受到充实和幸福。进而言之,一种诗意的生存是人类“向心”的生活的本质,即便一切生活方式和人类表达方式都可以技术化或物质化,人在感受和思想时所寻求的仍然是能证实自己存在着的东西。当技术和物质日益成为现代生活的主导力量之后,人们便发现“向心”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而在一种“离心”的生活中技术和物质日益成为强大的异己化力量。所谓“数字化生存”和“物质化生存”正在成为决定人类祸福的力量,它开始改写人的观念。而正是对此的焦虑日益激发了当代人的本体孤独感。当每一个存在着的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孤单、分离的个体,终其一生是个死生无常的困境;于是每个人就会通过自己认同的途径奢想着寻找别的能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即所谓“生活在别处”。《漂流瓶》所构建的艺术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借助许上游们的生活界面而展开,人物心灵的游移与精神的迷惑始终伴随着文本的叙事的推进。也许因为年轻,所以彷徨;也许因为无法明确定位,所以始终难以找到一条明晰且适合自己的道路。但,他们用独属于自己的追寻方式审视已走过的人生历程,并且发现其中的意义。谢林曾将其精神哲学命名为《精神漂泊记》,亦即哲学的本质是漂泊:是对精神家园的寻找。《漂流瓶》借助许上游和司马佳们昭示着,文学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何尝不是一种漂泊。尤其是许上游,其实他早就认定自己在这个时代注定要向“别处”漂流,因为在“别处”才有他最终的心灵归宿。于是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成为最富于哲学意味的生命方式,就像浮士德怀着求索的愿望穿越了几乎所有的道路,但当他说“多美呀!请停一停吧!”悲剧就立即发生。这似乎是人类永恒的悖论。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原名叫做《抒情时代》。《抒情年代》展示了年轻诗人雅罗米尔一生的心理发展逻辑,这个逻辑的内涵是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昆德拉认为,当诗人们处于无力突破现实的行动世界而面临的基本境遇时,所采取的对付方法,便是——抒情态度。但是处于这种境遇的,并不仅仅是诗人。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存在境遇,是人类对永恒、崇高、美等一切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而上追求所注定的宿命。生存于人类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对于“诗”、“抒情”、“美”这样的字眼,总是保持着崇高的故意。人类不仅具有抒情的能力,而且具有这种需要,基于生存的需要。当抒情态度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范畴时,抒情诗就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性质的问题。雅罗米尔的一生因此都在追求一个崇高的美学原则,而且实践了它,他用诗歌的美学原则作为他现实行为的准则和解释,最终溺死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永恒的深渊之中。 许上游是《漂流瓶》中最典型的诗意人格体现者。这个本色意义上的校园诗人,他的生活轨迹实际上体现了诗性心灵面对现实生活无所适从的无根性。作者以其生命的敞开为基点,让生命成为一只“漂流瓶”去“打量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去观照与审视精神与灵魂的轨迹。让整个作品呈现出了一种通体明朗的审美境界,一种生命的诗意敞亮。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中说:“抒情的天才同时就是没有经验的天才。诗人对这个世界的事情知之甚少……诗人从来都不是成熟的男人,但他的诗句总具有一种预言式的成熟,在这份成熟面前,诗人本人也无法进入。”许上游和《生活在别处》中的雅罗米尔一样,预言式的诗句展示了他们丰富的内心,同时亦宣告了他们的流亡。虽然,在龚鹏飞的诗意笔触下仍然充满了社会和人事的紧张感,作品中的人物满怀着历史转型期普遍存在的文化焦虑感,显露着社会批判的锋芒。或许,对历史文化的转型他们本来就存有认识上的模糊、理解上的混乱和价值上的迷惘,这一切都将他们置于不利境地——都会给他们的理想主义追求造成内在的困难。于是他们惟有寻找“别处”——为心灵的归宿谋求一个诗意的栖居。由此,《漂流瓶》的作者经由自觉的创作实践把小说引向了抒情贫困时代的诗意之思。这种诗意之思不单是文学家式的描摹、寻找和希翼,并且更多蕴含着海德格尔所谓的“诗之思”,或一种诗人般的追问、解蔽和道说。“以海德格尔之见,现代世界的根本危机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现代人远离了自己诗意的生存根基,悬于无底的深渊之中而不自知。……现代人正走在远离人的命运的途中,如此之‘远离’被海德格尔看成‘离家’。” (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如果说司马佳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超现实性人物,颇有几分像但丁《神曲》中那位早夭的意中人贝雅特丽齐,贝雅特丽齐是但丁笔下引领诗人上升的永恒象征。那么许上游的追询既具有古典式和谐理想又富于人类普适性意识、且体现出一种哲学探究意味的精神漂泊和灵魂寻觅,这是一种生命化了的存在方式和诗意化的人生取舍。这种诗意最为集中地体现在许上游与瑛子的相知相恋上。两人的相遇是一种偶然,但这种偶然是起于庾信的《枯树赋》,是缘于对于生活的审美观照与诗性体验。我宁愿相信这是作者抑或许上游的现实版梦幻,一种寓言化的存在状态。或许,“诗人”在爱情世界中意识不到现实世界的对立(许上游的爱情总是在达到它的现实层面的时候归于失败),而在诗的幻想中则又逃避着这种对立。那么,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应该在幻想中过生活,还是在现实中过生活?只有把这些放到昆德拉所说的“抒情态度”的范畴中,它才完成了从一种生活过渡到另一种生活,不存在任何障碍。在此,青春、诗、爱情,都属于人类“抒情态度”的表达方式。至于《漂流瓶》中那位为诗歌梦想而生,却迷失在物欲里的葛燕南,当他的诗歌“不在”,其生命的“此在”便不再有意义。最后他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存在。他死前留下了“尘世繁华,转瞬即逝”八个字——他的骨子里还持存着诗性,他之所以选择了死,是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走进“昆德拉的《笑忘录》所说的有着夜莺鸣唱的花园那样和谐的地方”(《漂流瓶》第283页)。葛燕南已反证形式诠释了一种抒情化的生存哲学。 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是人的自负推出的无条件的建制,通过技术将世界建立为一个客体,人就阻断了自我存在的开放之路--他的存在被技术遮蔽了,他作为独立的存在者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本质上就是人的存在意义缺失的状态。“正因为如此,现代人才在存在的根基处感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也正因为如此,解救现代危机的根本方案就不是寻找什么控制技术的办法,或以这个主义来取代那个主义,而是‘归家’,即回归到命运所分派给人的‘世界家园’中去。离家久远而早已忘了家的现代人如何才能归家呢?深蔽于技术对本真家园的隐瞒的现代人如何才能发现自己的家呢?这一问题引出了现代处境中诗人的使命问题。在无家可归的现代世界,诗人的使命就是引领人们归家,就此,海德格尔说现时代之一切伟大的诗都是‘归家诗’。”(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尽管,许上游、司马佳们以自我理想为目标的诗意生活在现实生存中难以企及,或许可以说,龚鹏飞的《漂流瓶》虽然够不上海德格尔所谓的“伟大的诗”,许上游们的追索也并没有通达贫困时代的本真自由之途,但,“诗人的使命就是引领人们归家”,这意味着,《漂流瓶》仍然具有一种“在无家可归的现代世界”的“归家诗”的艺术特质。(作者系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
  •     探寻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之路——评龚鹏飞长篇小说《漂流瓶》刘新敖20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期,社会物质诉求急遽高涨,知识分子处境日渐尴尬,不得不在坚持知识分子操守与放逐自我间痛苦抉择。因此,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关注,便成为文学家们不可回避的课题,龚鹏飞以其创作实践了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其新作《漂流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的成功和深刻之处正在于,通过主人公们的人生轨迹,写出了知识分子因理想而叛逆、因自我放逐而无奈何和因追求超越而自我救赎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漂泊史。一、叛逆者:自我确认的尴尬作品描绘的是几个才华横溢、怀揣梦想的大学毕业生: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许上游、具有非凡领导才能和号召力的司马佳、玩世不恭却并不甘堕落的杨运仁、中规中矩却有满腔热情的汤亦武和杨彩霞,他们年轻、单纯、向上,在司马佳的号召下,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帮助边缘地区改变教育落后的现状,断然拒绝了大城市的诱惑,带着夺目的政治光环,只身来到了一个只有三条新街、一条老街的边远小城,执教于民族中学,追寻理想的序曲由此铺开。文学叙事的魅力在于能为接受者提供一个可供想象和思考的独特位置和视角,从知识分子自我角色的确认来解读作品中的主人公,便不难理解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心理轨迹的把握和描述。司马佳及一同前往民族中学支教的五名大学生,无一例外地,还生活在自我的空间之中。他们刚经历大学生活,还是完全的自我,自我认同是完全、彻底的。司马佳以其天才般的口才、极强的政治天赋征服了整个校园,成为大学校园的风云人员,乃至当其决定带领队伍支教时,便成了政府官员眼中的新星、媒体的宠儿;典型的文学青年许上游生活得更加自我,写诗、对女朋友的无尽思念是其生活的全部。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我之外的任何事物会成为日常生活的支配力量。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才蓦然发现,在社会生存法则和游戏规则之中,找回自我是如此艰难。显然,知识分子的自我确认是尴尬的。这些满腔热情的大学生还来不及丈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就不得不面对社会抛给他们的问题。司马佳因其政治光环及其表现出的领导天赋,成为了民族中学的常务副校长,并将在一年以后正式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于是,她开始了目标坚定、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个年轻的女孩,或者说,作品中这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激情飞扬,以出生牛犊之势书写着自己的青春,她放弃在省城安逸的生活,选择了一条在她认为大有作为的奋斗之路,只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可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哲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遭遇现实分裂。一方面,是主人公们顽强地存留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自我确认的努力是带有乌托邦意义的,正如许上游所说:“我这才意识到,此时此刻,大讲苏霍姆林斯基多么地不合时宜。我不好反驳,也无力反驳”[1]P39;另一方面,却是主体精神和价值在现实中的失落,自我体认难以为继。这种矛盾和尴尬可以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体验中表现出来:司马佳改革步履艰辛,许上游教学改革不被认可,杨运仁玩世不恭、见风使舵。现实社会以其固有的轨迹运转, 20世纪末期以来,以升学率为唯一评价标准的教育体系并不会因某个人而改变,这是中国当前不争的社会事实,显然,这群年轻人的以自我理想为目标的诗意生活难以企及。作者对于知识分子的诗意关怀正是体现于这种矛盾之中。不难见出,知识分子自我确认的尴尬,源于个体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断裂。当知识分子群体在象牙塔之内,在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和文学理想营造的诗意生活空间中发现确证自我,为完整的、天才般的自我欢欣鼓舞之后,便不得不面临残酷的现实考验:诗意存在在传统固有轨迹和时代经济生活的撞击下,脆如玻璃,不堪一击,要么回归乌托邦,选择虚幻,要么,放弃尊严,痛苦蜕变。二、挣扎者:自我放逐的无奈所以,我们能理解这种痛苦和挣扎,要追求自我体认与社会整体价值认同达成和谐一致时,选择只有两种:回归或放逐。尽管作者坚定地站在了知识分子守望者的姿态上,但是无可否认,作为社会领域的个体存在,谁也无法逃避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化的存在状态。甚至有学者说“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在社会主流精神之外构建另一种精神话语的可能性”[2],因此,作品的主人公们,都只能在挣扎中选择自我放逐,尽管他们有着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有着许多无法企及的美好梦想,所有这些,也许都只能在宁静之时细细咀嚼。显然,对这样一个群体来说,对他们的吹毛求疵只能凸显知识分子的自卑,为他们的坚守喝彩,也对他们的放逐给予足够的尊重,是作者的选择,也是读者的心声。作品中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人生体验都是注脚。司马佳担任常务副校长、校长,坚持改革,从未妥协。但是,从一开始,她的改革注定是失败的,当改革并不具备所需的所有条件的时候,仅以某一个人的自我理想为力量显然并不足以推动改革的进行,尽管这种理想是进步的。教育改革失败,司马佳却因有省委组织部领导的重视,被调往州城团地位副书记,一条不错的出路。“消息传来,我们无论如何很高兴……两年来,我们的总体还是得到了肯定的。我们宅心仁厚,我们一腔热血,我们满腹才华,都奉献给了这所学校……我们无愧于这片土地”。[1]P102言语间,她仍然豪情,仍能善言,可细细品味,却又不免有许多伤感。试想当年,是什么使他们来到了这里?是什么使他们叛离传统和陈腐?作为内心的坚守者,作者不愿意直言这种自我的放逐,因为,对于所有知识分子来说,“独立之思想,自由之品格”的渐行渐远,都是一种无可言说却刻骨铭心的痛。接受了政治安排,升官,司马佳在挣扎之后,终于无可奈何地背叛了自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许上游被始终都是坚守者,他没有被其所吸引,或击倒。相对于司马佳来说,他的坚守立场并无痛苦和尴尬。他关爱学生,因材施教,培养了一批可以发表诗作的学生,可正如家长们所说,高考不是考试,在全县44个平行班级里,他任教的语文成绩排在倒数第三,他注定无法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生存。但是,对于政治的权术,他始终是淡然的,当被安排到穷乡僻壤去进行扫描工作时,他仅仅一笑了之,并且深感解脱:“这几年,时空的转换,使我越来越有逃离感,也越来越有新鲜感……这里陌生的一切给了我有种透亮的新鲜。”[1]111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传达着作者的坚守立场。在农村进行扫盲工作,仍然政治复杂,许上游却仍坚定地做回了自我。在失去爱情之后,在这里,又邂逅了美丽纯洁的村姑;他沉醉于此,读书、写诗,一切如此惬意、自我。这与其说是对于羁绊的逃离,不如说是对于真实自我的回归,诗意栖居之中,是知识分子的寄托和慰藉。但是,这一切都在一次偶然事件之后改变了:与暴发的大学同学的见面及一次偶然的古董买卖,让他见识了金钱的魅力。鬼使神差,他走上了古董生意的道路。一切似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政治力量面前坚如磐石的许上游,在金钱中放逐了自我。自此,诗歌远逝,爱情飘渺,精神虚无,知识分子的全部生存法则逐渐消散于生意的喧嚣之中。作品中,不难读出作者对于知识分子自我放逐的无奈和淡淡的忧伤。知识分子自我的剥离,这种痛苦的日常生活体验于作品中彰显,更能使人深感痛苦和震撼,然而,却仍是关注知识分子当下生存状态的人们无可回避的话题。如果说司马佳是因政治而放逐自我、许上游因金钱而放逐自我的话,作品的另一人物杨运仁的放逐则没有任何阈限,他本来就是世俗、卑微的,自始至终,他都不是一个挣扎者,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坚守。他早已经对逐步步入商业社会的社会现实有所洞察,已经有了把握机会、见风使舵的生存法则,他的自我体认方式也不会有身份和道德的重负,所以,他可以游戏人生、调戏同事、玩弄学生,及至开除公职,成为广告公司的老板,腰缠万贯。如果说司马佳和许上游的放逐是被动的,他们心有不甘,内心积蓄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虚空和悲伤,那么杨运仁则正好相反,他的放逐是主动的,他完整的自我是快意人生,知识分子的尊严与人格早已被主动剥离和抛弃。哪种途径才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的、诗意的生存状态呢?作者在主人公们的人生轨迹描述中,彰显出了十分深邃的理性思考。作者以汤亦武和杨彩霞为形象的叙事探索了一种处于上述两种模式中中间状态的可能。汤亦武和杨彩霞大学期间便恋爱,一起支边,工作、结婚、生子,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既不是叛逆者也不是挣扎者,谈上为政治而背叛自我,也并没有为金钱物质诱惑而沉沦自我,一切都按社会轨迹的固有程式运行,没有痛苦的自我确认和自我选择,也无焦虑和惶恐。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生存模式是社会传统和体制已经预设好的。知识分子的更深刻的悲哀或许是对于社会给予的预设生存模式毫无所知,或者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甚至在来不及思考是卑微地退却和勇敢地挑战之时,便已经丧失了自我确认的意识和话语。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与其说是作者对一种自我的被动放逐和主动放逐中间模式的探索,不如说是一种对知识分子有着切肤之痛的生存模式的深刻反思。三、超越者:自我救赎的期待从物质诉求的角度来看,主动放逐者和被动放逐者貌似殊途同归了:许上游和杨运仁都成为有钱人,司马佳也调回省城,他们都有较为丰富的物质条件,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可对于在在骨子里固守知识分子精神和道德操守的许上游来说,自我放逐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富有,给他带来的却是莫大的空虚和内心的孤寂。在经历理想消解和自我放逐之痛苦之后,渴望冲破时代粗鄙气息的蚕茧,超越自我、社会和时代局限,回归尘封的自我,便成了他的莫大追求和慰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还并没有成为一个超越者,只是令人欣喜的是,如同许上游一般,他们已经走上精神的自我救赎之路。超越身份焦虑,回归自我,作品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商海跌爬滚打多年之后,许上游终于选择了回归。他注销了公司,停止了生意,“我成天在家睡觉,养养身,养养心吧,看看书,喝喝茶,心一天天闲适起来,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千禧年很快就到了,千禧年一到,中国社会的崭新格局就呈现出来,我经常到街上看看,感到日子过得真是优雅而美好。”[1]P206知识分子终究无法逃离传统文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这种闲适之中直面自我。陶东风曾指出,在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经济因素在社会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因此,知识分子处于“道德—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模式之中,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经济要素占据社会的支配力量,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到了市场经济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向这种社会过渡),经济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世俗的与物质的诉求成为社会大众的主导诉求。政治、道德则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态势。于是三者关系又调整为经济—政治—道德。”[3]知识分子自我确认之难,就难在于无法容忍社会经济因素成为扼杀知识道德的魔杖。许上游亦如此。他开始在虚拟的网络寻找心灵栖息之地,显然,正如他自己所说,每天上网、唱歌、洗脚、与朋友喝酒聊天还有相亲的生活,使他觉得生活乏味透顶。于是,需要一种足够自我体认的生活:“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我许上游寻找生活的意义就是这样寻找的吗?”没错,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寻找。事实上,他也找到了最快适心灵的方式:爬山、阅读、品茶。于是,他又邂逅了美丽的大学生女孩瑛子,爱情一发不可收拾,如此纯洁、深情。在这里,作品展示了最原初、最淳朴的知识分子的情感体验和日常生活体验,一切现实的庸俗在纯洁的自我面前都显得如此卑微、渺小,作品对于知识分子人文情感的温情关怀彰显无疑。一切从原初的自我开始,又在遭受现实诱惑的异化之后,得以本真回归。作品给了我们更多美好的期待,许上游和瑛子纯洁的爱情给了我们选择未来美好价值取向的理由。如果说许上游的自我救赎之路是通达的、彻底的,司马佳的自我回归则带着些许无奈。调任州城后,她平调地区旅游局副局长,后来因赏识她的省委组织部领导调任他职,她的仕途也便再无起色。于是,她来到了省城一家报社任副主编,与一位军人结婚,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假若她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假若她能有美好的政治前程,这个司马佳的人生之路也许不会有转折。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对许上游来说,她的自我超越之路,就有些被动。当然,另外构建评判这一人物的精神尺度是多余的,因为,如同许上游一样,在绕完一个圈子之后,不论如何她都回归了自我。以致当许上游决定给他们追逐自我的起点民族中学捐款时候,她欣然应允,并且还希望和许上游一起回那里执教一段时间。虽然她没有成行,但是,再苛求的读者也不会责怪这是人性的虚假。作品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探索,从走回原点的主人公们不依不傍的精神自律中得以凸显。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是一个艰难精神历练过程。作品以人物形象的日常生活书写画了一个完整的圆,从原点起步,经历自我角色的剥离、放逐,再回归自我。“回到原点。我们的原点是什么?……一切美好的价值,我们的社会曾经取得共识的,后来被社会生活颠覆打倒,让我的价值观混淆。回到原点,就是要拨乱反正,回到我们确立的正确的价值观的轨道上。”[1]P309如何回到原点,也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自我确认之难所在。“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建立与当代社会契合的精神性问题。这将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话题。”[4]作者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以诗性的话语形态,探索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漂流史和自我体认之路,并为我们展示了剥离了喧嚣、浮躁、虚假的对于未来的纯净自然的美好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漂流瓶》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小说。——————参考文献:[1]龚鹏飞.漂流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2]邵建.知识分子何为[J],文艺评论,1996(3):13-19. [3]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三联书店,1999:235.[4]张春歌.自我角色认同的尴尬与无奈:析2001年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J]. 南京社会科学,2002(8):73-76.

精彩短评 (总计1条)

  •     在全民浮躁的年代理,《漂流瓶》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带有强烈浪漫色彩却以冷峻现实主义的笔调,记录着某一个年代的大学生在改造与适应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以漂流瓶为喻,理想的漂流瓶不是简单的随波逐流,漂流瓶中的理想是尘封的,是纯结的,是在某一天会重新放出来大放异彩的。
    在现在汗牛充栋的各类哗众取宠或唯利是图的小说丛中,无异于杂草丛中一株奇葩,熠熠夺目却又容易被过多世俗功利的受众忽略。
    不管如何,《漂流瓶》凝结的是作者赤子般的理想和情操,在日益功利的社会中给大家保留的一份纯结的执着。
    我曾经的梦想与追求,亦装在作者的漂流瓶中了

    全文形散神连,可谓小说中的美文,美文中的小说,没有目录,没有序言,一气呵成,直抒胸臆。作者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积累的这份理想追求在小说中象洪水般暴发,又象甘泉般流淌在读者的胸膛,何处是我精神的家园,适彼乐土爰得我所? 作都似乎没有给出答案,也没必要给出答案。
    前段时间看到网络上在寻找湘西的翠翠,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在现实的湘西还能找到么?我心从疑虑,但漂流瓶中的“我”却能在商海大潮中找到一拔又一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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