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全四册）》章节试读

《光荣与梦想（全四册）》的笔记-第312页

V for Vendetta
同时还有人想出一个百试不爽的手法，以后各种政治远动无不加以利用。
　　这个手法的发明人是一个逃亡英国的比利时人，名叫维克托·德拉维利。他也跟戴高乐一样，天天从英国向本国同胞进行短波广播，叫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去。1940年末的一个晚上，他在广播里建议，用粉笔在各公共场所写上V字，表示坚信盟军最后会胜利，让那些纳粹匪徒心神不宁。自从用十字纪念耶稣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符号比v字更加家喻户晓的了。v这个字母可以简代的词意之多，真是叫人意想不到。在塞尔维亚语里，v字代表“英雄气概”；在捷克语里，代表“胜利”；在荷兰语里，代表“自由”。英国广播公司对欧洲广播，开头就用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起首那四个音符，嘀－嘀－嘀－哒，变为摩尔斯电码，是三短一长，恰好也是v的符号。于是一时间欧洲各沦陷国家里，无论鼓门也好，拉汽笛也好，按汽车喇叭也好，叫服务员也好，都是“滴－滴－滴－哒”。朋友见面，伸出两个手指作v字形互相招呼。餐馆刀叉也摆成v字。不走的时钟都拨到11点5分。有色粉笔写的v字到处都是，连德国军官的专用厕所里也有。戈培尔想掩人耳目，将计就计说V代表德语的Viktoria（胜利），是希特勒完全胜利的意思，可是有谁信他呢，连德国人也不信。后来美国也视为时尚。百货店里有镶人造宝石的V字别针出售；在蒂芬尼商店，你还可以买一个用真钻石镶嵌成的v字别针，标价五千元。

《光荣与梦想（全四册）》的笔记-第1153页

理查德·内尔和阿瑟·梅林是一家名叫惠姆－奥制造公司的合伙老板，在二次大战后，以不到一千元的资金开始制造弹弓。他们第一次赚大钱是在1957年制造弗里兹比。弗里兹比是一种轻巧的塑料盘，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时，它会在空中慢慢飘滑过去。1958年3月，在纽约的一次玩具博览会上，有个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很快在澳大利亚到处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转着玩。回到公司后，内尔和梅林便开始制造木圈。但做了二十来个，就停下了。他们不喜欢木头的，想用塑料来试一试。到5月，他们做出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用花花绿绿的聚乙烯管做成三英尺大的圈，每只售价九角三分，可得毛利16％。惠姆－奥公司的这种新玩具定名为呼拉圈。
　　要取得这种玩具的专利权是不可能的，到劳工节时，便已有十多家公司依样仿制，另立商标出售。即使如此，惠姆－奥公司到9月初仍售出两百万个呼拉圈，获得纯利三十多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拉圈来锻炼身体。生产数量激增，惠姆－奥公司的会计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制。这年秋天，若把国内外的仿制品通通计算在内，呼拉圈的总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使用的人多得使欧洲的医学刊物纷纷发出警告，谨防因过度激烈而损伤身体。实际受伤的例子非常多。在荷兰的莱登，有个荷兰妇女被送往外科手术室去割除阑尾，但经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病实际上是腹肌受到损伤，而这完全是因为套上呼拉圈旋转过猛引起的。在英国，呼拉圈的销售量达到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已发现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玩呼拉圈，凡是缺乏训练的人都不能一开始就玩得太猛。”在日本，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腰间盘脱出和脊椎骨错位的病人。有一次，一个孩子在东京街上因追赶一个滚跑的呼拉圈被车轧死，从此就严禁在街上玩呼拉圈。尽管如此，东京呼拉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三百万个。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排长队等候购买呼拉圈，队伍在银座一带长达几个街口。岸信介首相62岁寿辰的时候，竟收到一个呼拉圈礼物。
　　约旦的扎伊奈太后旅欧返国时，行李中也装着一个呼拉圈，按说这已足以证明呼拉圈并非不正当的玩意儿。可是，有些玩具制造商仍不免心情紧张。成年人所以愿意观看别人玩呼拉圈，是因为有些人屁股的扭动颇富诱惑性。那年秋天，每当举行橄榄球赛时，常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乐事：那就是观看迷人的乐队女队长发狂般地扭动着自己的腰部，引得成千上万的观众欢叫不已。在法国，有个名叫雅克·德·圣－法尔的呼拉圈制造商，深恐会引起教会的注意和反对。他不愿丢失过去的好名声，因为在呼拉圈出现以前，他一直靠为医院和实验室制造塑料管为生。现在为了自卫，他设法让法国名流都戴上呼拉圈拍照。在芬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舞台上举办呼拉圈持久比赛，参加者要长时间同时转动环绕在颈部、臀部和膝部的三个呼拉圈。
　　不管看的人会有什么样下流的想法，这种美国新玩意儿在其他国家照样十分风行。在德国，使呼拉圈获得推广的是职业拳击家马克斯·施梅林和他的妻子安妮·昂德拉。没有孩子的德国人要买玩具总有点说不过去，为了避免让人看见，他们请商店把货包好，在夜间送到家里去。一支比利时探险队出发去南极时，在他们的行装里也有20个呼拉圈，这笔钱是作为文娱费用开支的。在某些国家，呼拉圈供不应求的现象很严重。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呼拉圈卖六角五分，记者报道说，这只有白人顾客才买得起；当地土人未免十分眼热，后来慈善机构只好免费供应。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报》指出，荷兰需用塑料管的其他工业已陷于停顿；而在华沙，一家为青年办的周报竟谈到：“如果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局还不开始生产呼拉圈，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特别从国际范围来看，就将大大落后了。”这两个部门仍然拖拖拉拉，于是呼拉圈就通过东德走私进来。
　　呼拉圈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样，从这种狂热完全可以看出，美国群众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光荣与梦想（全四册）》的笔记-第1363页

彩色电视发明者
「美国人物画像：彼得·卡尔·戈德马克」
　　他干1906年12月2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他和爱德华·特勒、约翰·冯·纽曼和尤金·波尔·威格纳等人属于同一代杰出的匈牙利科学家。但在那几个人把自己的才能用于杀人技术时，他却成为通讯革命中的领先人物。那几位给美国造出了原子弹，而他却为美国发明了慢转密纹唱片和彩色电视，并展现出即将提供一个在声和色两方面都完全崭新的世界的前景。
　　彼得·卡尔·戈德马克的家庭原是富于发明创造的。他的叔祖父卡尔·戈德马克是十九世纪最使人感兴趣的歌剧作曲家之一。叔祖父约瑟·戈德马克发现了制做红头火柴的主要原料——红磷。约瑟因反抗奥匈帝国政府，逃到美国，参加了南北战争，并给联邦军队发明雷管，对打败李将军作出了贡献。
　　彼得是个早慧的孩子，他承袭了约瑟的气质，把家里的浴室完全占用下来作实验室，惹得他的父母大为恼火。在他还未成年以前，他已组装了一架大型的电影放映机。后来，仍在青年时代，他就告诉老师们，说他在英国最有声望的物理学家欧纳斯特·拉瑟福德的一篇论文里发现了错误。他们都觉得好笑——最后他为老师们重作了拉瑟福德的试验，证明他自己是对的。
　　彼得在一份杂志里看到一位古怪的苏格兰袜子推销员约翰洛吉·贝尔德写的文章。这人在二十年代初期设计出一套原始的电视系统，竟使皇家学会相信他这设计可行，还说服英国广播公司同意让他试行播放。文章介绍了如何装配接收设备，并附有出售成套零件的广告。彼得定购了一套。若干年后，彼得描绘他所看到的结果说：“接收到的图像只有邮票那么大，跳动得非常厉害，你简直着不出是什么。而且有颜色——全是红的。但那却是我一生中最感兴奋的事。”
　　那兴奋的情景久久难忘。他在柏林理工学院获得了工程学学位，又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时期，彼得曾在一系列音乐会上表演钢琴和大提琴，表明他也承袭了卡尔·戈德马克的才能。然而，还是贝尔德的发明吸引住了他的想象力。他在维也纳科学院宣读的一篇题为《离子速率新检测法》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为电视播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系里一些同事劝他继续留下研究物理学时，他婉言谢绝了；他收拾起他的大提琴，搭船去了英国。
　　他受雇于剑桥的派氏无线电有限公司，制作了一部机械的电视播放机。这部机器虽然能够使用，可是公司的播音部门却并不关心它的发展，两年过后，彼得带着二百五十美元的储蓄，离开剑桥，搭船来到了纽约。在这里，他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并向美国无线电公司求职。后来使戴维·萨尔诺夫大为苦恼的是，他的全国广播公司的下属竟没有雇用这位干瘦的匈牙利科学家。结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雇用了他。
　　不久，彼得的新上司就了解到他已在克里斯勒大厦的屋顶上安装电视天线。接着过了四个相对清闲的年头，1940年春，他去加拿大时，偶然走进影院，那儿正放映彩色影片《飘》。那绚丽的色彩使他看呆了，事后他说，他在离开那家影院时，想着“黑白电视，感到一种自卑”。仅仅过了三个月，他就发明了彩色电视。
　　彼得的彩色系统是以一个透明的绿、蓝、红三色转盘为基础的。转盘在电视摄像管前转动着。比方说，要播送表现一个场面中的绿色的图像，那绿色透明部分就对着镜头；而在检视器的机器上也有一个转盘，它和摄像管前的转盘同步旋转，这就使图像的颜色和原来的颜色一致起来。不同的颜色迅速交替变换，观众的眼睛也就自然把各种颜色融混在一起。1940年8月，彼得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经理人员做了一次表演。他们看到一台试脸机器连续地放映出一株可爱的百日草、黑眼睛的苏珊、夕照中的红帆、披着红围巾的棕发姑娘、追逐着彩色的水球进入巨浪中去的金发女郎，最后——象歌舞杂耍表演一样——还有美国国旗在劲风中飘扬。
　　战争打乱了一切。彼得领导一批工程师研制用来干扰纳粹雷达的装置。1945年，他又回去研制彩色电视。联邦电讯委员会在四十年代末对彩色电视装置进行检定，彼得放映的图像极为美丽，美国广播公司放映的电视，却是绿色的猴子在吃着蓝色的香蕉，这不免使得戴维·萨尔诺夫颇为难堪。联邦电讯委员会采用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装置。于是萨尔诺夫就用高薪雇用了一百名技术人员，拨给他们一亿三千万美元的经费，要他们搞出更好的色彩。这期间，彼得又改进了他原来的装置，做出了一种所谓遮蔽屏。联邦电讯委员会批准了美国广播公司的色彩，但是美国广播公司却需要使用遮蔽屏使播送的图像保持正确的色影——因而不得不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交纳专利权税。后来，苏联及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在飞行时都使用了彼得最早发明的那一系统。
　　战后的一天晚上，彼得和几个朋友正在听由霍罗威茨演奏的布拉姆斯作品的唱片。彼得后来回忆道，“突然，唱片咔嗒响了一声，就在那音乐演奏中间，出现了人类自己发明的最可怕的声音。有人赶快跑去换唱片，可是欣赏的情绪已被破坏。就在当时当地我已明确，必须设法终止这种情况。”
　　三年后，彼得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每分钟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的密纹唱片，这种唱片敷了一层乙烯系树脂来减少摩擦噪音。每分钟七十八转的旧式唱片，每英寸有八十五到一百道纹路，彼得把这个纹路数目提高到二百二十四到三百。这就是说，一张十二英寸的唱片，正反两面就可以放四十五分钟的音乐——从一首完整的协奏曲或一整部交晌乐。萨尔诺夫宣称，美国广播公司已经有一种每分钟四十五转的唱片，他认为需要比这再放慢速度的想法是可笑的。然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密纹唱片集第一集大受欢迎，从巴赫到哈里·詹姆斯的各种乐曲应有尽有，价格从每张二点八五美元的十英寸的流行歌曲唱片到每张四点八五美元的十二英寸的大乐章唱片。美国广播公司的挑战又失败了。
　　到彼得度过五十岁生日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委派了一位经理人员作他的总管（大家都称他是“照料彼得的副总经理”）。这时，彼得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实验室主任。这家广播公司在离彼得家不远、俯瞰斯坦福德主要街道的芳草如茵的山丘上，为他修建了实验室。弗兰克·斯坦顿说，“我们所做的最明智的事，莫过于在乡村为彼得建了实验室供他解闷儿”。从这座实验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靠彼得的发明获得了一百多项专利权。其中之一是一种回响装置，它能再现大音乐厅里出现的颤音以增强音响的深度。此外，还有一种供盲人使用的电唱机和一种能把胃里的情况向外科医生播放出来的微型彩色电视录相机——这是彼得在其身兼数职中，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用电子学教授的身分发明的。也许，他那最不寻常的发明要算是电磁录相设备了，观众只靠一个极小的装置，就可以在自己家的电视机上放映节目，而不用接收商业广告。一卷七英寸的微型影片就能放映半个小时的彩色电视或一个小时的黑自电视，这影片可以象唱片那样自动落在盘上，而且放完之后还会自动卷回去。
　　在康涅狄格州郊区，有关彼得的传说越来越多：他晚上如何同邻居本尼·古德曼一同举办音乐晚会；他如何和别人下棋；他收藏了多少慢转密纹唱片；他的住宅如何象一座教堂，因为屋里到处是巧妙隐蔽的喇叭，从各个角落传出唱诗班的歌声。如果有位秘书上班来迟，说她的车子出了毛病，彼得当场就能替她修好。他对自己的那辆麦塞德斯·奔驰牌轿车的保洁十分在意，在加油站服务员擦过之后，他马上还得自己再擦一次。彼得不分昼夜地工作，他有时会在凌晨3点或5点给助手打电话说：“刚刚又想到点什么，到实验室找我来吧。”说毕就挂上电话。
　　关于他的脾气也有一些传说。然而他却是他那一代少数几个关心社会的科学家之一。他替失业的黑人找工作，担任斯坦福德反贫困办公室的领导人，花费很多时间宣传在公立学校里采用电视教学。他捐赠给斯坦福德江滨小学一间设备齐全的电视广播室。部分是由于彼得的努力，到1971年他退休时，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学校里，教师们都采用了影片、幻灯放映机或其它直观教具。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彼得的退休问题十分不安，这一点也充分表现出了彼得的非凡的才能。这家公司向彼得提出，十年内每年付给他七万五千美元，而不需要他作任何工作。彼得拒绝了。相反，他却投入大量的精力把美国的卫星和海底电视电缆联接起来，一共建立了多达四十个横贯美国东西的电视渠道。在他对未来的设想中，将来会有全国通联的空中影院；参加竞选的政治家们可以不必花钱就能在电视中和选民见面；学生可以在家里上课，以及通过电视播送的全国性传真报纸。
　　六十年代后期，有一次有一个广播电台的记者问他，是否认为有一天精神交感作用会被用来代替电视。他沉吟了一会儿，正了正眼镜说，可以设想，尚未被发现的脑电波，有朝一日可能会被利用起来。他又补充说，“不过，那可是许多年以后的事。”
　　播音室里寂静了好一阵。彼得的事可是谁也说不准的。

《光荣与梦想（全四册）》的笔记-第1822页

　　有一派历史学家认为，在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方面，重大事件也许还并不如——几封信、压在旧书里的几朵花、几张过时的舞会节目单、曾为人所喜爱因而不忍抛弃特意加以珍藏的玩具之类——一些普通人无众留下的小物品。建筑下人常会偶然发现埋截在大邸宅下的这类东西的窖藏。有时他们甚至可能找到象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埋截在会址下的韦斯汀豪斯文物窖藏那样精致的东西。这类发现常常引起极大的好奇心，年代更久远的则更会引起许多人纷纷猜测这件或那件东西对当时的人有什么意义。由于美国人愈来愈流徙不定，留下这类窖藏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了，但如果摇曳音乐的一代留下那么一个——比如在一个仓库里藏下象菲伯·麦吉童话中所说那么大小一个橱柜——那也许就可以让我们看出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忍受过什么痛苦，他们曾有些什么梦想，哪些梦想已经实现，哪些破灭了。
　　如假想有那么一个橱柜，我们将在最上一层里看到一把钢架网球拍子，几本讲饮食卫生的书，一条宽领带和屁股特肥的女式衣裤。在这些东西后面是一幅“欢迎战俘回国”的标语，一幅为下落不明的军人写的标语（“只有河内知道”），和一枚和平徽章；然后是一枚古铜色的鱼雷艇领带别针，几盘录有“卡姆洛特”、阿尔洛·古斯瑞的“艾利斯的饭店”和卡洛尔·钱宁的“你好，达莉”的录音带在这些东西后面，压在一个角落里一堆蜡染蓝布裤子下面，还有几本看得很旧的《范妮·希尔》和《一个跳蚤的自传》。
　　柜子的第二层几乎放满了各种衣服：一件紧身女服、一套灰法兰绒衣服、一顶窄边男呢帽、几条窄得不象样的领带、一顶熊皮儿童帽和一顶帽带上印着“我爱艾克”标语的硬草帽。藏在这些衣服下面有一件过时的妇女用品：装在一个白塑料盒里的子宫帽。再往里有一根奇特的小银别针。那针样子很象一只在脚跟处有一个窟窿的男鞋鞋底。在它旁边是一套“窈窕淑女”唱片、一张艾迪斯·皮艾弗唱的“他哭了”的唱片、一个涅基·丁克工具箱、一顶军帽和一个已坏了的贝比－坦达。一本《救火队员斯康尔》和一本《佩顿地方》放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文件上面：其中有教人如何戒烟的小册子、一本渔家蜜酒酿造法、一份《八十天环游世界》小册子、一叠尿布供应处的帐单和一个从未拆开的封套，里面装着家庭防空掩体计划。
　　在第三格靠前放着一件迪奥尔新式样裙子、一件看来曾由一个瘦高个儿穿过的艾森豪威尔茄克、几双早期的尼龙袜、一顶大学生毕尼帽。一本《北回归线》，下面放着一包三个特洛伊。（当时时价一美元。）还有各种证明文件：陆军退役证、结婚证、大学毕业文凭等。一只破旧的滚球柱。一个陆军番号袖章。一些配给票。一些已变色的海军挂牌。儿张v字信笺。一顶纳粹兵钢盔；一把日本武士剑。一张哥伦比亚公司的凯特·史密斯唱片“上帝保佑美国”。一只水晶的表示胜利的v字形别针。
　　更下一格东西装得很乱。一双极脏的桑姆·麦克安鞋子放在一件同样脏污的正反都能穿的雨衣上面，雨衣下面是一件背上有腰带的便服上衣。两张每分钟78转唱片中夹着一个已枯姜的花束——这两张唱片是“深紫色”和“星尘”。在它们旁边是一些竞选别针，上面的字是“我们要威尔基”和“罗斯福”。另有一个别针做成一朵向日葵的样子。此外还有：一架做成拱门形式的蹩脚的飞歌收音机、一本已翻得破碎不堪的《飘》、一本仿佛只有最后四十页有人谈过的《尤利西斯》、男女童军手册和几本方形的《大小书》。那里还有一个满是尘士的里昂内尔变压器、一根跳绳用的绳子、几颗石弹子和一个钢珠，一只已裂开的曲棍球棒、一只满是油泥的第一垒垒球手的手套、一个仿雪莉·邓波儿的娃娃、一副泡沫胶纸牌、一支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的纸炮枪。两个波斯特·托斯蒂斯黄杨木陀螺。一盒红皮炮仗。一个用塑料绳连结在一只桨上的波洛球。一条棕色灯芯绒灯笼裤。一条发带。一台旧的台式电话机。
　　最后在橱柜的底层是一堆用布朗尼箱式照相机拍下的快照。照片里照了一些汽车：一辆摇下挡风玻璃的A式福特车、一辆雪佛来运动游览车；在一些较老的颜色已发黄的照片上，有一辆T式车，许多人排在那车的踏脚板边，当时是在夏天，但成年人的样子都很规矩。男人都戴着硬领，妇女戴着大帽子，穿着没有体型的布衣裙。但着来样子最奇特的倒是那些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也打扮得很古板。当然还有些别的东西。你一时还弄不清他们为什么看来那么奇怪。然后你明白了。他们的神态非常紧张。他们向前微微探着身子，仿佛要想展望到未来的情景。他们还在微笑着。

《光荣与梦想（全四册）》的笔记-第407页

二战时的美国广告
最能引起大家发牢骚或哄堂大笑的，还是国内的广告。他们对报纸的简报版有意见，理由之一就是这些简报没广告，而他们就是想看广告，还特地写信回家要这些东西。麦迪逊大街【麦迪逊大街在纽约，是美国广告业中心。——译者】下一步究竟打算干什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先睹为快。
　　但是，如果麦迪逊大街的说法真的可信的话，那他们的所干的事就是为了战争得胜。一则典型的广告写着这样的标题：给母亲们的最好礼物！头两段的广告说明，这礼物是磺胺剂。但看到第三段你就知道，作广告的是个冷气设备公司。原来磺胺剂之所以能合成，是因为冷气设备使科学家们能舒舒服服地工作。这是绝妙的一着。另外一家抢生意的公司也不示弱，声称有一次用鱼雷击沉日本货船，他们也做出一份贡献。因为那艘美国潜水艇的潜望镜是在装上冷气的车间中磨光的，所以“正是这些冷气设备，使这一击才有可能”。
　　另一则广告又说：“化肥可以使战争得胜。”小伙子们都认为，真的那样的话，麦迪逊大道真是干得不错。一个轴承制造商叫大后方的人们不用担心，美国兵能从“公路上安全驶回家”，因为他用的还是军用轴承。食糖用去杀纳粹了。家用药箱没有蓖麻籽是因为送到安齐奥去了。幸运牌香烟的烟叶，也用到战争上去了。老人牌刀片的钢用去造刺刀了。闹钟要保证将军们按时行动。有些广告则说：“要使空战获胜，棉布可以助一臂之力”，“不管那次进攻，电线都是骨干力量”，“在清扫颓垣断壁、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中，重型设备正在发挥作用”。在一幅广告画里，一个士兵卧在吊床上。那个金属机件的制造商说：“他这一摇床绝不会掉下来，因为那个夹钳，比之规定强度还要强30％。”总之，广告文字越是有趣，士兵们越是爱读。但是，有些广告调子，则可以说是缺德的。例如纽约一个坟场有意选择国外发生一场激战之后播送它的广告节目。在大兵们发现这情况以后，这个广告很快也就收档了。另外一个说来难以置信的广告是，建议爸爸妈妈们买眼镜要买一副好牌子的，这样才能认出他们从前线回来的儿子。结果，一大堆愤怒抗议的“胜利”邮简，有如雪片飞来，送到这个广告商的桌上。又有一家飞机公司的广告提出问题说：“谁怕福克伍尔夫大飞机？”陆军航空队某个基地的飞行员给这公司写信说：“我们就怕。”那里每个飞行员都在下面签名，连指挥官也不例外。
　　战争期间最著名的广告，是“四号上铺的小伙子”。它描述一个士兵，躺在卧车的一个卧铺上，回想当年“碎牛肉排和爆玉米花的味道……驾驶一部敞篷赛车的劲儿……还有一条小狗，叫做什么呸呸，或者小斑，或者讨厌鬼比尔”。它接着说：“他喉咙哽咽，说不定泪水盈眶。不过这没关系，小伙子。没人看见你……现在太黑了……”当然，大兵们认为这也是一大堆废话。但至少这广告是做好事（要大家为外出的军人让座），这好比呼吁大家买战时公债，不要上黑市买东西，搜集废铁，或者如果知道部队调动的消息“要守口如瓶”。大兵们对这些宣传都会默然置之，不会有什么反应。但真正使他们感到好笑的还是有些人明目张胆地利用战争谋求私利。例如有的广告说，如果每人每天多嚼几块威力格利口香糖，战时生产就会增加。或者蒙星威亚服装店的妇女紧身内衣广告，画着一名陆军妇女队队员，她说：“别说鼓鼓囊囊的才爱国！”或者在中士牌灭蚤粉的广告画中，一个“老中士”立正报告“发现蚤子，已予消灭”。
　　另一则广告“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则独具一格。在广告画里，一个护士俯身在一个伤兵上。广告商仿佛猜透了那个士兵的心思：“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快步如飞，笑声阵阵的姑娘……你就是我所喜欢的那种讨人喜欢的姑娘……你并不是老是穿着这些沾满泥浆的靴子的。有一次，你穿着崭新、轻快的鞋子，在夏天的草坪上奔跑……”说着说着，那个广告起草者就做起梦来：“是的，她长大了……看见她那沾满泥浆的靴子，就知道了。那些手艺高明的男女工匠……当初给她制了色泽鲜艳的各种便鞋，后来又用他们的手艺为她制成坚韧结实的靴子，使这个护士可以踏进泥浆，穿过雨水……战争爆发了，又是这些鞋匠创制了护士的北极鞋、士兵的北极鞋、丛林靴、飞行靴、在甲板上能防滑的航海靴、北极毡里靴等等……有朝一日，又会有姑娘们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心里像夏天一样的明朗轻快，脚上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当然，这个广告起草人不是要她们穿什么“彩虹”的，所以他说：“穿着玩玩的鞋子又会上市的，记着这个商标罢！……”不知怎的，大家还是把这个商标忘掉了。

《光荣与梦想（全四册）》的笔记-第216页

不论什么行业，大体都有一批独出心裁的奸商滑贾。约翰·D.洛克菲勒（他是旧式资本主义的象征，在《美国名人录》里傲然自称为“资本家”）1937年死了，这也许有象征意义。企业现在改由经理人员管理，他们都有新的操纵推销之术，并且倚仗尼尔森的“广告成效调查”。他们大吹大擂，说什么“利斯特林牌牙膏能把口腔细菌消灭百分之八十六点七”；说妇女们担心干家务活使得“脸干皮皱手粗”，害上了“星期一忧郁症”；说男人胡子没刮净，“下午五点脸上出现阴影”，丢了饭碗；说“体重九十八磅的瘦小子”无法找女朋友；说男人要是裤子没安上“塔伦”牌拉练，将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等等，等等。（那时男人裤子多数仍然钉扣子。如果漏扣了一个，在有妇女在场时就互说暗语：“一点钟了”。听到这话，安上拉练的处之泰然，其他的毛头小伙子就得偷偷摸一下，看是不是“出现漏洞”了。）

《光荣与梦想（全四册）》的笔记-第1页

30年代的美国，就像在看今天的中国

《光荣与梦想（全四册）》的笔记-第87页

三十年代美国广告
广告的撰稿者们想尽办法来吓唬她，弄得她怕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内衣臭，怕坐办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烟味，怕结肠功能衰竭，怕乳房下垂，怕脚癣。裙子要长过小腿肚（如果裙子不过膝，那准是个婊子）。有身份的妇女不戴上扣钟女帽就不能出门，就像丈夫没有戴上前檐下弯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样。她可以用“伊帕纳”牌牙膏（据说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韦斯特医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红，但是指甲油和染发水却不行。理发师那时还不懂得怎样染发，这样的事情体面的妇女们连谈都不敢谈。纽约大学化学专业有个聪明的青年学生，挨家挨户兜售自制的“克莱罗尔”牌染发剂，可是为了混饭吃，竟不能提“染发”，只能说给头发“上上色”。

《光荣与梦想（全四册）》的笔记-第1页

配合一下风行老师的贴子：http://www.douban.com/note/140450183/
　　在进入原子时代的初期，有很多不得体乃至完全是粗俗的说法，可以归之于不理解。这个概念太大，人们马上掌握不了。根据爱因斯坦的公式，相当于一角镍币的十分之四的一克物质，能把一百万吨重的东西举到六英里高的山顶上，或者说，一口气就可提供充足的燃料，使威力强大的飞机日夜飞行一年。这样说说是一件事，但是要你接受已经出现的事实，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脱衣舞名舞星在广告里可以把自己标榜为“原子弹”。萨姆·戈尔德温【美国著名电影制片商。美语称戈尔德温主义，意即用词往往离奇古怪。——译者】不幸说过：“原子弹么，那是象炸药一触即发的。”但他们和阿肯色州新港市一个农场主一样，对核裂变一无所知。那个农场主以为橡树岭市真有一个“原子弹公司”，于是他写信给这个并不存在的公司说，“我地里有些树桩，想把它炸掉。请问贵公司有无这样规格的原子弹？要是有的话，请函复我并把价格告诉我。我想用原子弹该比用炸药好些。”很多人嘲笑阿肯色那个乡巴佬，其实他们对链式反应的知识，也和他一样无知。更多的人根本就不能相信或者不肯相信链式反应。
《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准备随同第二颗原子弹去长崎，他好奇地看着那个“胖子”。他想，这东西“造型真精美，任何雕刻家要是能够塑造这样的东西，都会引以为荣的。”尽管他曾参观过在阿拉莫戈多沙漠上的试验，他还是怀疑，“这个看上去好好的、设计又是那么精美、操纵又是那么安全的东西，难道会在不到转瞬的工夫就把整个城市和它的人口全部消灭么？”其实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干过一回了。8月9日又再干一次，又毁灭了第二个目标城市的三万五千人。甚至就在这时，还是有人怀疑。在提尼安岛上，太平洋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把从新墨西哥州运来准备飞往长崎的U－235那个箱子的尺寸观察了一会，就对康耐尔大学的查尔斯·贝克博士说：“当然啰，这里面装着的物质的原子，只是起着引爆作用，引起长崎上空的原子爆炸。”“不，将军！”多贝克说，“爆炸完全是从这箱子里的物质发出来的。”斯帕茨将军瞪着眼对他说：“年青人，你可能会相信，我可不相信呢！”

《光荣与梦想（全四册）》的笔记-第354页

罗素在美国的八卦
　　洛杉矶市郊阿尔汉布拉有一所中学，那里的女生在搬进新大楼的时候发现只有一间大浴室，大家得脱光衣服，集体沐浴。16岁的女生琼·艾夫琳·劳伦斯不肯这样干，她宁肯体操不及格也不愿意在其他女生面前裸体。她父亲是工程师，看见女儿这般非礼勿动，表示百分之百支持。这位女学生向法院起诉，要求向校方发出禁令，理由是：强迫她当众裸体，是不道德的行为，又违反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当众脱衣的法令，还侵犯了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即个人有生活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她的主张获得了大众的支持，甚至青年们的支持。在同级学生中，就有275名联名请愿，要求设置单人淋浴室。
　　洛杉矶的法官感到进退两难。他觉得自己应该乖巧一点才是：学校房子早已盖好，女生不集体淋浴，就只好任脏不洗，所以他没有对该校发出禁令。
但纽约州的法院可就不客气了。关于第三世的罗素伯爵（即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讼案，也许最能说明战前人们是怎么拘泥礼俗，70年代对放荡行为又是怎么地轻轻放过的。学术界早就知道罗素是个与众不同的怪人，他那些独特的见解超越于性爱和婚姻之上。而且，他在数学和哲学方面都卓有成就，英美两国作家中他的文章写得最为深入浅出，并曾任教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所以，当他答应到纽约市立学院担任教授和哲学系主任时，学院当然喜出望外。纽约的记者访问他，报道说：这位哲学家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双眼深蓝，鼻子特大，瘪下巴。有一位还写道：“英国上层人士认为罗素是个疯子。”
　　纽约主教派教会的主教威廉·曼宁本人就是个英国人，他认为这位爵爷是个伤风败俗的老头子。他给各报编者写了一封公开信，坦率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先引证了罗素的一些话（“人类只有欲望，并无道德标准可言……只要不生孩子，性关系全然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对国家和邻居都毫不相干”），然后提出问题：像罗素这样的人，能摆出来作为青年人的师表吗？纽约市立学院代理院长的回答是：“罗素先生应聘前来是讲授数学和逻辑学，并不讲他个人的伦理观和道德观。”
　　这样，罗素便赢了第一个回合。但是不出所料，这事果然引起了许多方面的愤慨，例如赫斯特报系、爱尔兰老修道会、美国天主教女儿会、路德教徒公会、浸礼会牧师联合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等等就都通过决议，致书报馆，举行群众集会和抗议游行。但是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开会讨论的结果，还是支持这位哲学家。于是罗素又赢了第二个回合。
　　要是在今天，事情也许就此结束，姑且假定有什么主教会发动这样的圣战，但这是极不可能的。然而40年代初期为父母的可是要竭尽全力防止孩子们变坏的。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牙医凯先生的太太琼·凯就是这样的一位关心儿女的母亲。她这样想：假如她的小女儿长大之后进纽约市立学院，落到罗素这个恶魔的手里，怎么办？她请教约瑟夫·戈尔茨坦律师，律师替她以纳税人的资格向法院起诉【罗素讲学与她无直接关系，但是学院是市立的，经费是市拨的公款，所以纳税人有权起诉，说是滥用公款。——译者】。他们带了罗素所写的四本书来到纽约州高等法院，向法官约翰·麦克吉汉作证。戈尔茨坦说，这些书是“淫荡的、猥亵的、污秽的、色情的、刺激性欲的、色情狂的、春宫一样的、亵渎神明的、大不敬的、撒谎骗人的、极其不道德的”，也是“思想狭窄的”。
　　麦克吉汉法官是仰仗民主党坦慕尼俱乐部的大力才当上法官的。他一看到这案件，就知道大有文章可做。他读过一些剪下的报章，知道人们对罗素传说纷纷，有的说他在英国主办过裸体新村，有的说他不反对同性爱，有的还说他欣赏猥亵的打油诗。于是这位法官便手不停挥，一口气写了长达17页的火辣辣的判决书。麦克吉汉说：高等教育局聘请罗素讲学，实际上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开了一个“诲淫讲座”。他判断说道：不能以学术自由为名而容许教师胡说学生任意性交是正当的。何况罗素是个外国人，更不应如此放肆。他取消了纽约市立学院的聘约，把这个大逆不道的人打下地狱，结果却是，赶到哈佛大学去当正教授——这一来，哈佛大学当然高兴不过了。
　　罗素最初对这场官司摸不到头脑。当记者把法庭裁决告诉他时，他只是倒抽一口冷气，说：“这对我是一记闷棍，我不知道怎么看，怎么说好。我只想说明，我并不像曼宁主教那样对性的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他委托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替他应付官司。过后不久，他却很不痛快起来。又三年，他回到了英国，从此成为批评美国最厉害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