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史讲义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3-6
ISBN:9787100091961
作者:柴德赓
页数:361页

内容概要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民国时历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柴先生的一生,有将近四十年从事于史学研究和教育实践,是陈垣史学的主要传人之一。20世纪 80年代以来,柴先生的著述和讲义得以不断出版,有《史籍举要》、《史学丛考》、《资治通鉴介绍》等。

作者简介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柴德赓先生20世纪40年代在辅仁大学讲授清代学术史课程时的讲义以及李瑚先生当时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第二部分为柴先生之读书笔记,题名为《识小录》;最后一部分收录了柴先生有关清代历史和史学问题的代表性论文:《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鲒埼亭集〉谢三宾考》、《王西庄与钱竹汀》、《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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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柴德赓先生(1908-1970),字青峰,辅仁大学教授。1965年调江苏师院,在1970年“文革”劳动中,未随身带速效救心丸,心脏病发去世,活了六十三岁。柴先生著述不多,一部《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9月)因被国家教委定为高校教材而流传较广。这部书原是讲稿,柴先生身后由江苏师院三位学生整理并请许大龄统稿作序。但据启功先生“爆料”,这书有“抄袭”陈垣之嫌,许大龄被夹在其中。再有就是一部《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8),收了二十七篇论文,是柴一生学术结晶。他从陈垣点校过五代史,又钻研宋史,这些在《丛考》中都有体现。关于清代学术的文章在这部论文集中占了很大篇幅,可以推见柴对清代学术下了功夫。但是去年新出版的这部讲义,柴先生必然没准备出版,因为留下来的只是提纲,为讲课而备,很多例子是随口讲的,讲稿上没有。很久以后才知道一位老学生李瑚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听课笔记,凑在一起形成了这部书。老师的讲稿只记了很多条条框框,学生的笔记纲目未必很清,专拣有趣的例子记,最后珠联璧合,这一点最有趣。这部书整理得很好,整理者有水平。但对于“这是什么时候的一部讲义”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却出现严重分歧。“出版说明”说“20世纪40年代初”,李瑚“后记”说“这本书收录了70年前……听柴德赓先生讲课时的笔记”,末署“2012年3月25日”。七十年前即1942年,正是“40年代初”。但陈祖武序却说“20世纪40年代中,抗战胜利,柴青峰先生德赓重返辅仁”讲授清代学术史,真是莫衷一是。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回答。《讲义》讲到明梅鷟时说:“若余嘉锡先生,自十九岁研究《四库提要》,以至今年六十四岁,故能精熟。”(83页)余季豫生于1884年,以虚岁计,六十四年后当为1947年,与陈祖武说合。陈智超《千载师生情》(商务新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附录)说1946年秋柴返回辅仁,亦合。李瑚高年作跋,概以整数,说得过去。“整理说明”据之而误。陈祖武这篇序概括各章大意,四平八稳,不见得好,但对年代敏感,史家求真,倒值得喝彩。考这个时间有什么用?知人论世,在下面会看到分别。柴德赓在梳理剃发令颁布之前的民族思想时说:“中国史上民族思想发生甚晚,南北朝时代,无所谓民族思想,北方人投南方,南方人投北方都不算一回事,都照样做官。唐朝人亦不讲民族思想,太宗时,官儿有一半是胡人,也不理会。到宋朝民族思想才激烈,宋末义士甚多,不仕异族。明末的民族思想是在剃发令下达后激起来的,之前没有。”(31页)其原因有三:一,明末李自成入关,官员受他压榨很深,清兵入关官吏反觉得可以苟安,大批投降。二,明末有三饷(辽、剿、练),清兵入关后,立即取消,老百姓一身轻松。三,清朝的制度,旗人当兵是义务,汉人不强你当兵;旗人不许经商。老百姓种田、经商,少受骚扰。“不与民争利,老百姓就不觉得有亡国之痛了。至于士大夫,不讲民族思想的更多。举子、秀才更谈不到,张献忠在四川开科取士,亦有人投考。他们可以要求李自成开科取士,也可以在清朝考举人进士。顺治三年丙戌科进士,不是取了几百人吗!第一名是傅以渐,聊城人,去年傅斯年先生提起傅以渐,原来是他的先世。这一科很寒碜,全是北方人,南方人来不了,还在抵抗。这样的士大夫还有什么民族思想可谈!”(同上)这话若说在1947年前后,那隐含的内容就出来了。我们知道,抗战结束后,傅斯年最主张惩治汉奸及追究留下未走者,“傅斯年惩治汉奸的声誉让人们相信,汉奸应该押送到他那里去拘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205页),甚至引起了抗议游行。傅斯年档案里更保留了一位实业家聂云台写给傅斯年的信,揭发他服务于伪政府的一个亲戚、著名历史学家瞿宣颖(兑之)就藏在他家里(同上)。这些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历史年代。没有见到有材料反映傅斯年对陈垣有什么不满甚至追究,但柴德赓的这段话不会空穴来风。柴自己离开北京去了四川的白沙女师,不存在这问题,他是为陈垣护。不期然地,为历史学家傅孟真先生上了一堂历史课。陈垣看不起思想史研究也是一重公案。认为“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警告蔡尚思应该“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383页)。至于学术史,援庵应该不会看不起,因为他也讲过清代学术的课(柴著与之亦有渊源),但是很显然,学术史的研究弄不好依然要犯同样的毛病,所以援庵原话是“思想史、文化史等”。同时,援庵看不起“终成讲义的教科书”,这也当是柴不甚重视此讲义的原因。今日某巨公自言可以同时带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经学史四个方向的博士,在援庵眼里,前两项首先便落了空,后两项怎样,也难说。援庵这话不是真的反对这几种史,是反对这种极易出现的倾向。柴德赓喜欢引用沈钦韩的几句话,沈在《王荆公文注自序》里说:“夫读一代之文章,必晓然于一代之故实,而俯仰揖让于其间,庶几冥契作者之心。”这话也可以这么说,“夫论一代之学术,必晓然于一代之故实。”不还原历史背景,不能读懂文章;不了解历史细节,不能理解一代之学术。这是柴著第一个特点,从考史走向学术史。柴著注重讲“现状”,是这个特点的反映。他谈到清人入关以后,“第一等读书人决不应考,决不应徵,不考自然不做八股文,一入学即读有用之书,为学问而学问,所以清初学者盛极一时,人人著书立说,开了许多新路子,造成新的学风”(34页)。但不应考,不应徵,当然有风险。清人其实有不能不考的苦衷,为门户计,有的先跪在祖宗神主前打了板子,再去应考的。也有一经考上,立即归家,一辈子不做一天官的,因已保门户,便不进取。明史馆初开,徵聘黄梨洲,不去,没有法子,就让弟子万斯同、万言,儿子黄百家参加(47页)。为了笼络,康熙十八年举行一次博学宏词,十七年即开始保举,地方官如有人才而不保举,则治罪,故官员皆至遗民家叩请应试。能不参加者,生死须置之度外。顾亭林寄诗友人:“为言顾彦先,已办刀与绳。”亭林被保在内,为其甥所撤出。黄宗羲亦被撤出,京师有学生(33页)。剃发令颁布以后,有人剃一次头,作祭文一篇(32页)。环境写出来了,才能让人理解这环境里会产生什么,清代学术就在这氛围里逐渐酝酿。黄宗羲治史,自谓其父被逮,谓之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徵录》。”(46页)焦竑《献徵录》记明代碑传,即名人事迹。柴著第二个特点,就是讲很多故事,讲掌故。我们看到李瑚笔记记了很多例子。掌故是什么?掌故是学术史,谁传谁,谁骂谁,皆是也。可以想见这课当时的效果。沉淀了故事,上升到理论的所谓学术史,摆了辨章学术的姿势,流于姿势而已,一打就垮,也没劲透了,“可以噉饭,可以得名”,以虚论为入微。柴著很多地方注重细节,他讲清代学术的形成,其中一点,万历年间是个转折,清代初年的学者,生在万历年间的非常多,严衍生万历三年,钱谦益万历十年,孙奇逢万历十二年,朱舜水二十八年,李清三十年,傅山三十二年,黄宗羲三十八年,张尔岐四十年,顾炎武四十一年,王船山四十七年,马骕四十八年,这些人鼎鼎大名,都生于万历年间,开花结果都在清初(25-27页)。有些地方讲得比较细,比如他讲顾亭林治学一诵二听三抄。诵就是大声念,然后背出来,三大家里面顾最行,后面王念孙行。听比较有意思,他找声音洪畅者四人,设左右坐,先生居中,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易一人,周而复,《十三经》毕,接温《三史》,或《南》《北》史(63页)。抄就是抄书。柴先生不是给你总结,而是摆给你看。“你看!他们是怎么弄学术的。”他这样深进去讲,而不是浮在面上。把清代学术的振兴真正讲出来了。前面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讲“思潮”,钱宾四讲“思想”,都觉得有点架空,浮在面上。这倒真不是见庙拜佛,而是鲜明的感受。要究其成因,恐怕不是柴高出梁、钱一截,而是陈援庵“空泛弘廓”四个字挂在头顶,不敢放松,一定要从故实讲进去,从细节讲进去。学术发展有个历史的由头,这才对。不讲故事的学术史,是唬人的。第三个特点是认为目录学是学术史,他讲清代,《四库提要》用不上,就特强调《书目答问》,刘乃和是柴的学生,回忆文章里专门提到这部书;《史学丛考》里有一篇专门的文章。目录学是学术史,这当然也是陈垣的意思。这本讲义不完整,只讲到钱大昕,钱大昕没有讲完就结束了。三本学术史各有特点,各有侧重。梁任公聪明人,善于找个角度,设个统系给你统起来,读得并不细。钱宾四以人为纲,要细些,但思想和学术混在一起,讲理学人物多。(余英时后来在《论戴震与章学诚》里干脆就叫“学术思想史”,其实很混淆,学术史就讲学术史好了。)柴的这部就注重毛奇龄、汪容甫那些读书多的人,他只讲学术,不混思想,故事多,细节多,看得出,他读得最细。但这要看人,有的人完全略过去,理学人物一个也不讲,有些人读得很细,像全祖望。乾嘉里面,可惜有些人物他没讲,是因为没有读,比如高邮王氏四种可断定没读过,因为在《讲义》里明说陈垣的《读书杂志》被周祖谟借去,两三年不还,他没的读。很遗憾,不然乾嘉这段会讲得更好。我们下面着重讲下章学诚。有一句话在讲义里重复了两遍,那就是“陈校长常云,史学不可自章学诚入手”(55、127页)。为什么?还不是因为“空泛弘廓”那四个字,章学诚是史学中的议论派,“主义多,所作者无多”、“少实在东西”(127页)。因为能议论,所以显得有思想。钱大昕,让他如何议论去?《文史通义》五将学者分成两种:“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其实,这不是两种人,是两种状态。只有在沉潜考索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走向高明独断,谁见过没有沉潜考索的高明独断?人的性分确实在两者之间有偏优,但学术之路都得这么走,就是从考索走向独断,两种状态交叉出现,螺旋上升。不走就跑要不得。章学诚推崇郑樵《通志》,认为“卓识名理,独见别裁”,“足以明独断之学”。看不起马端临《文献通考》,“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章氏恨类纂,认为编纂材料无独到见解。很多时候独到见解就是善于找到一个角度,并非真理在握。柴德赓认为《文献通考》之类,实则可以保存材料,亦甚可贵。可见两派意见实在不合。十年前(即1937年),钱穆《近三百年》谓“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可谓拔高。上世纪七十年代余英时作《论戴震与章学诚》,正要坐实师说。他说:“为什么王阳明为了和朱熹争论‘格物’‘致知’的问题,最后必须诉诸《大学古本》,踏进了文本考订的领域?”认为明代理学走到清代考证学有“儒学传统”内的“内在理路”(三联版《论戴震与章学诚》总序)。原来清代考证学的形成竟然有这样的内在理路!我们讲“实事求是”,从来不讲“实逻辑求是”,内在的理路只是逻辑,不是“实事”,要得到“实事”就得考史。柴的这部残缺的讲义倒是立得住。看书这件事,有时候视野窄又盯着看,容易“一星如月看多时”,小星看成大星,大星看成月亮。余先生是月亮还是太阳,我不敢说,但无论如何都是大星;柴先生著作少,只好是小星。但一篇十二页的文章《章学诚与汪容甫》及半部《清代学术史讲义》已使大星相形见绌。当然这是我一人的看法,难免是“抱着小星当太阳”。关于柴德赓的人品略说几句。《启功口述历史》里面说:“当时陈校长有意安排我到校长室做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事态度有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这真叫我有口难言。于是他把一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先生的下怀,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8、89页)考其时间在1934年,启功二十三岁。柴较启大四岁,当时二十七岁。刘乃和说柴192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33年毕业,1936年受聘于辅仁大学历史系(《史学丛考序》)。中间三年,据陈智超的说法“1933年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回到南方。1936年又调回辅仁大学历史系”(《殊途同归》,110页),但据何荣昌、张承宗《柴德赓先生传略》,中间三年执教于辅仁附中(《青峰学记》,第2页)。那么这个“学生”则是附中学生。刘乃和到1939年才入辅仁作柴的学生,此人决不是刘,但刘后来的经历与此如出一辙,知其事当有。启功又说:“柴德赓为人很乖巧……很能博得陈校长的喜欢。陈校长这个人有这样一个特点,特别是到晚年,谁能讨他喜欢,他就喜欢谁,认准谁,也就重用谁,即使这个人工于心计(原注:这里的这个词不带任何贬义),或别人再说什么,他也很难听进去了。……历史系主任一直由张星烺担任,后因身体不好而辞职,陈校长便让柴德赓接任。后来据历史系的人讲,有些人发起会议,当面指责他,把他说的一无是处,气得他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斗不过那些人,被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苏州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启功口述历史》,114、115页) 写事易,写人难。刻画全面更难。还是启先生又写出柴的另一面,他说:“柴先生朋友特别多,几乎当时学术界、教育界不认识他的人很少,有人说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他有一种魅力,和他认识的人自自然然没有隔阂。”(《尊师重友 真诚待人》,《青峰学记》,23页) 但这个“工于心计”、“乖巧”又“自自然然与人无隔阂”的柴德赓后来到了苏州江苏师院“连遭诬陷,屡受迫害”,最后“含冤而死”(刘乃和《史学丛考•序》,第2页),这又是为什么呢,没人能回答这问题。柴、启二人都少年失怙,视陈垣为父,有竞争关系。二人去世,陈智超所写纪念文章都用同题(《千古师生情》),以示不偏。纸上识人,至难决断;但文字上的事,却八九不离十。柴的文章,屈隐伸张,文字厉害。《史学丛考》里的前三篇都可置于援庵集中毫无愧色,《谢三宾考》更精彩绝伦。朱建春的纪念文章说,钱仲联据新见《陆氏族谱》谓陆秀夫为放翁曾孙,文章发表六天,柴就写出《陆秀夫是否放翁曾孙》,可见积累(《青峰学记》,164页)。启功记陈垣的“一指禅”,学生说错了,用右手食指冲你一指,难过得不得了,回去拼命看书。学生被称为“四翰林”的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在精博二字上都初具规模。但陈要求严,不让多写,柴又下笔矜慎,使得著作不多。启功回忆说:“陈老校长对学生的作品,不管是小论文、一首诗、一篇长论文,他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从题目到末尾写上年月日,一字不落地死抠。我们最怕拿一篇稿子给陈老师看,老师高兴那真是比自己写一篇还高兴。第二步不好过,一个个字抠。问:为什么写这个字?答:我不知道。问:你知道应怎么改?一直问到底,最后老师才指出应用那个字。”(《青峰学记》,21页)刘乃和《史学丛考序》和陈智超《千古师生情》都提到“师生之间讨论学问,有时到深夜。一个问题,双方有不同意见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好以书为证。于是两人提着马灯拿起小凳,到书库去查书讨论。问题解决,乐在其中”。陈智超《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中说:“祖父经常说,文章写好后不要急于发表,一定要请人家批评。有三种人,一种是自己的长辈,一种是自己的平辈,一种是自己的学生辈。”(54页)同辈中主要是三个人:陈寅恪、胡适、伦明。学生辈则是柴德赓,这从抗战时期的家信中看得出来,他让儿子把文章转给柴,一则说“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商榷也”,一则说“《出处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事”(《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附录,165页)。读了柴先生的以及关于柴先生的几本书,生出很多感慨。他是陈援庵的学术继承人,他是紧跟派,不是紧跟领袖,而是紧跟陈垣。我前面说援庵不轻视学术史,但也没说重视,他对思想史文化史“空泛弘廓”的观念影响了柴,从《史学丛考》二十七篇文章来看,能清楚地感受到柴的敏感神经指向学术史研究。最遗憾的就是他自己没有及早地意识到这一点,集中精力做一部东西出来。在《章实斋与汪容甫》中他考出王念孙、孙星衍、洪亮吉、汪中、章学诚曾先后在朱筠幕,如果能继续考他们几位的相互影响,将是非常有趣的一部书。我一方面同意援庵的意见,一方面又为柴没有全力研究学术史而遗憾,这个矛盾也很有趣。最后说一下目前学术史研究的现状,援庵说的不能“垂久远”,我觉得一点不错;但他说的不能“动国际”,却完全错了,动国际的正是这一套,不很有趣吗?《讲义》开篇就说后世了解前人,时空隔断,只能凭著作,当时再有名再厉害,没著作白瞎。竟一语成谶,惜哉!最后读了陈垣柴德赓通信,1958年10月28日,陈垣写给柴说:“你十一月中旬到京开会,当可畅谈,藉申积愫,可惜一元诸旧,均与我等分途,会晤时,未必能如前此欢畅耳。”(《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595页)颇有孤立感。前边说陈门四翰林,并非陈门弟子就这四个,也并不是这四个最厉害,而是“九一八”以后星散,只留这四个经常去,其他如储皖峰、牟润孙、台静农都是亲近的弟子。我问过牟润孙的一位很亲近的老学生,问牟先生对柴有评论吗,答说:“竟然没提过,可能不以刘乃和为然。”这回答很妙,不提柴因了刘。柴、刘都左倾,陈垣晚年为人所议,身边的人有无责任,有多大责任?启功看似说小孩儿话,保不准话里有话;看似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恐怕还是没说尽。当然这些是猜测,这种事没有记载,如果猜错,只好自己认。我虽然极爱柴的考证文字,但也不能为他护。(原载2014年6月1日《东方早报 • 上海书评》)

精彩短评 (总计18条)

  •     虚昧斋
  •     青峰先生的讲义,果然是援庵一派,益我良多。只是作为主要底本的是课堂笔记,现在书中不少错误,可能是当时口误,也可能记录者的错误,未能在整理时校改,略有遗憾
  •      此书为柴德赓清代学术讲义稿,相比梁钱两部讲义稍显不足,与张舜徽的清儒学記则亦有不如。然柴著好在收家法,不失朴学本色。
  •     前130多页是讲义(到钱大昕为止),后50页为柴氏的读书笔记《识小录》。剩下半本书都是《防乱留都诸人事迹考上》等几篇旧文。
  •     整理不易。亦有小誤。阮元之事,亦有。終於抽了時間讀完。柴先生屢屢談到著述之事,學問好與著述。其實柴先生亦有此嘆。。。其中論清初學術到乾嘉之轉型,多有可值得思考處。另外頗有幾則與陳援庵校長有關的掌故,讀之莞爾。
  •     71
  •     沉珠重光,为清代学术史研究又添一部力作。全书8章,约10万字,上起明清易代,下迄乾嘉两朝,180余年间的学书大要,灼然大明,朗然在目。分析清代学术发达的原因,探河穷源,举其荦荦大者,从晚明学风转变、西学输入、政治变迁和理学程朱陆王势力的消长着眼,揭示宋明理学向清代学术转变的历史必然之势,鞭辟入里,令人信服。清代学术史上,名家、名作如林,不胜缕举,书中博稽慎择,搜罗略备,介绍清初三大师开创的新学风与乾嘉学术的成就,以经史之学为主体,在有限的篇幅内,钩玄提要,别择适当,且能旁征博引,详略得宜,见运筹布局之功力,收博观约取之效。列举清初汉学家的学行,从中窥知顺、康两朝学术演进之迹。探讨乾嘉间的学术分野,以吴、皖、扬州三派为重心,人物多连类而及,如联珠贯穿,层次不紊,脉络分明。
  •     其中《识小录》为青峰先生笔记,第117条云:“偶阅谢某《明季奴变考》,取材甚鲜……”鲜,少也。刚主先生又遭白眼矣。
  •     好多小八卦。真是言必称陈校长啊,难怪启功那么怨念。
  •     放假前便从校图借了来,一直拖到现在才刷完。
  •     狂论可喜
  •     比较多的八卦
  •     两年前翻过,今时重温,觉得比那时候多读到了一些东西。读讲义,可以了解学者是怎么读书的。
  •     妥妥的干货,没有废话,几乎全是深造自得之言。不依傍前人权威。虽然系统性远不如梁启超钱穆,广泛程度也不如张舜徽,或者可以与他们并称清代学术史研究四大家,可惜柴德赓出生晚,后赶上抗战建国后一系列事件,不能尽其天年以治学,看其文章已然浸浸乎有一代大家的规模,可惜无年,可惜啊,学者真不能无年无时间,今人思及此,可发一叹
  •     援庵学派,光照千秋。
  •     有生气
  •     后面几篇去看《史学丛考》就可以了,至于前面的部分。。。感觉读课堂笔记需要的想象力超出我智力水平了 。。。
  •     此书甚妙,柴先生重在论史而不在述学。补充的史料以及其中的小考证皆可观,讲义补充的小注尤佳,可读性强。其述学则无太多新意,不过此讲义中已经将扬州学派分章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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