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一代
出版日期:2015-7-1
ISBN:9787121264536
作者:霍华德•加德纳凯蒂•戴维斯
页数:232页
内容概要
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之一，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被誉为“多元智能理论之父”、“推动美国教育改革的首席科学家”。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认知心理学、教育学教授，同时兼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神经学教授，“零点项目”的主持人之一。出版的二十多部专著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中国的教育界，加德纳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师。
书籍目录
1.简介 001
2.谈谈技术 017
3.剖析几代人：从生理到文化再到科技 039
4.App时代的人格同一性 067
5.App与亲密关系 101
6.当今青少年的想象力表现（和App） 133
7.结论：超越App一代 171
研究方法附录 219
作者简介
现今一代年轻人是数字媒体的一代，没有人能否认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深深地被卷入数字媒体的漩涡。著名教育家霍华德·加德纳和凯蒂·达维斯把今天的这一代年轻人定义为“App Generation”，并完成了这本书。两位作者区分了“App依赖者”和“App使用者”两种人和App的关系，从同一性、亲密关系和想象力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一代人的生活与前数字数代生活的差异性。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文明是通过大量的行动而进步，这些行动在我们并未思考时就实施了。”——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乌托邦（Utopias），反乌托邦（Dystopias）】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可能是凭借其1962年创作的小说《发条橙》才为人所知的。十年后（1971年），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将小说改编成了一部令人难忘的电影——从那个时期起就是一部另类经典作品。简单的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叫亚历克斯（Alex）的小流氓，他十分狂热地参与了蓄意伤人、强奸，甚至谋杀等行为。正如伯吉斯所说，亚历克斯“天生就被赋予了三种特质（可能被过度赋予了），而那三种特质在我们看来是男人的三种必备特质。”具体而言，亚历克斯是非常能会说到的；他热爱美的事物，尤其是贝多芬的音乐；他沉迷于暴力，尤其是在夜里对城市街道进行恐怖破坏。为了使亚历克斯痊愈，当局政府授权采用一种“厌恶治疗”。在这两周的强制治疗过程中，亚历克斯被注射了药物，强迫其将暴力与极度的恶心联系在一起。很快地，他就被转变成一个平和的、略微让人厌烦的社区成员——用伯吉斯的话说，“他被强迫地沿着一条强加的‘善良’钢丝绳行走。”几年后回想这本书，伯吉斯表达了他自己的想法，“宁可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变坏，也不想通过科学洗脑变好。”在文学和科学领域里都有着对乌托邦社会、反乌托邦社会进行反思的传统，伯吉斯认为他这个短篇小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说《美好新世界》里，个体被有意地培养（在胚胎时期就被有意地控制）成预先指定的社会阶层中稳定的成员。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里，极权主义国家尝试对其居民进行完全的洗脑，而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进行一场孤独的战斗后逃离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掌控。在库布里克的电影上映的同时，B.F.斯金纳（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儿童行为学家、心理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讲述了一个人类行为受到完全控制的社会，而控制社会的是特定行为的强化方案（用通俗的语言讲，就是给予奖励并施加少量的惩罚），书中还记述了在这种社会里成长可能带来的良好影响。伯吉斯唾弃所有这种“极权主义”幻想，无论它们是作为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的理想被提出。正如他解释的，“我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会断然拒绝奥威尔式或赫胥黎式的噩梦。可是在某种意义上，相比科学条件控制的社会（想要幸福意味着就要做正确的事），我们可能更喜欢受压迫的社会，充满了秘密警察和铁丝网的社会。”实际上，他说，“无论社会意图是多么好，对人思维进行强加控制必然是邪恶的。”作为一个英国文学知识分子、技术批判者，伯吉斯可能对于情感教育的世界会感到轻松些。《情感教育》是一个世纪以前古斯塔瓦•福楼拜写下的作品。那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再退回去的世界（事实上，对于一些人来说，1850年的巴黎象征文明的顶点），书中费雷德里克•莫罗（Frédéric Moreau）的生活环境里没有现代技术或媒体存在的迹象。费雷德里克和他身边朋友生活的世界是由书本、绘画作品和艺术表演构成，由货物、金钱和契约构成，由小道传闻、调情和竞争构成，由理想、成就和失望构成。没有收音机、电影、电视机，更没有计算机、基因处理、药理调节或电生理调节。福楼拜并没有着墨于自由和自由意志的哲学辩论，即使这个话题是费雷德里克•莫罗的生活圈里热衷讨论的（正如我们在书里看到的，莫罗和他的朋友们为讨论古代艺术这种话题感到自豪）。但对于一些读者来说，福楼拜的所有信息是十分明确的：二十岁的生活是充满希望和梦想的，但二十岁以后的生活则是机会减少的，会有错失机遇的后悔，还有着对往事的辛酸回忆。类似的令人难受的信息也渗透到福楼拜的其他作品里，最有名的就是对包法利夫人的描写，那是一个美丽的、风趣的村妇，她那欠缺考虑的婚外关系（似乎难以避免地）导致了她悲哀的死亡。但那是法国，确切的说是旧欧洲的一部分。虽然在两百年的时间里美国从十八世纪中期的殖民地联邦成长为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但在当时美国仍算是世界上的荒野地区，那里的氛围又是怎样的呢？几个世纪以来，有一些欧洲作家造访过北美海岸，而我们从这些作家的作品里可以找到重要的线索。令这些观察者吃惊的是——我们作者也借此机会回顾了他们的主要著作——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美国人埋头肯干的能力，美国人对他们国家法律和政治进程的骄傲。相反地，美国人对外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的欧洲）是不了解的、怀疑的，他们对高雅艺术、文化和哲学感到不舒服，还有就是——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他们对发明、技术和科技的信奉。在福楼拜笔下作品的世界里，空气中充满悔恨，许多道路没来得及尝试，但这种情况在美国很少出现。在加拿大人马歇尔•马克卢汉和法国人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两人于20世纪写的作品里，虽然他们在提及媒体和技术的力量时，并不是必须要用美国做例子，但是他们无疑将美国视为最有可能引领全球的一个领导者。如果世界将会因技术做出根本的改变（很有可能朝着反乌托邦社会的方向），那么改变很有可能最先发生在美国。【超出技术决定论】安东尼•伯吉斯可能会失望了。在我们前面章节描述的“APP世界”里，已经没有主动的计划代理人——没有穆斯塔法•蒙德（Mustapha Mond），他是《美好新世界》里的后亨利•福特（Henry Ford）式的世界控制者；也没有《1984》里的老大哥；也没有T.E.弗雷兹，他是斯金纳的乌托邦社会《沃尔登第二》里的新梭罗式的建筑师。二十世纪后半页里的硬件和软件由一些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充满希望的“硅谷”里）创造，他们不应该因其尝试新事物而被起诉，更不能说他们控制了所有后来的人类行为。事实上，这些数字先驱者受到不同的想法驱动：纯粹的科学好奇心；寻求金钱回报；努力探索电脑对人类智能的模仿（或超越）程度，从预测气候到与人类对战国际象棋、双陆棋时获得胜利；希望通过解决一个个谜题使人类活动变得更简单、更愉快，而最新的谜题是数字电线能否与神经电线（硅和突触）进行真正的融合。在讨论早期技术时，比如轧棉机或蒸汽机，我们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罗列出这些混合的动机（商业、竞争、好奇、整合），同样地，这些动机也适用于早期的媒体，如电报机和收音机。现在的我们已经接近那些小说里描绘的世界了。几乎我们所有习惯的开始和逐步确立都是通过数字技术的日常使用（如果不是指每时每刻）而实现，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可能；我们对这种情况感觉良好 ，这也已经成为可能。而且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确实对此感觉良好。事实上，当今美国人对“幸福”的热衷（又一次，这似乎成为了美国人特有的痴迷）可能反映出一种信念：始终都感觉良好，始终都避免各种问题、灾难、冲突，甚至是避免挑战（可能我们连挑战的资格都没有），这应该都是可能的。（注意：如果只有成功是可能的，那么挑战也就不能称之为挑战了。）那么该如何描述当前事件的真实状态呢？我们作者（就像一个负责合成结果的软件）对这种状况又有什么感受？毫无疑问，同人类历史以往的任何时候相比，科技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从童年生活就开始了）中占据的分量更大了。科技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多样性也是有利的，但现在最具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而言）的科技技术是无处不在的“APP”——它是一个激活的程序，使得用户尽可能迅速地、愉快地达成目标。就目前来看，我们现在能使用的所有APP加起来还不能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APP的影响是更为广泛的，而且我们相信它可能潜存着更大的危害。这是因为APP的广泛覆盖和可获得性会给人们灌输一种APP意识，一种APP世界观：无论我们想获得什么，都能找到确定的方法来达成目标；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地找到一组正确搭配的APP，那么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我们就获得了“超级APP”来指导我们度过一个确定的人生，以确定的方式向世界上的其他人呈现自己。让我们在这最低级的幽默中沉浸片刻：一组正确搭配的APP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完全幸福（hAPPy）的生活？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阐述了APP世界观是如何塑造和（可能）限制了某些方式的，而这些方式正是个体应对青少年时期、成年早期的主要挑战时需要采用的。就人格同一性而言，APP使得个体想向别人呈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令人喜欢的自我，个体想确定所有的迹象（和传达出的信息）足以证明自己的自我同一性提前定型，而这都会给个体带来压力。同样地，就亲密关系而言，APP赋予了个体宣称（实际上，是定义）同其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而这可能阻碍了全面的探索，全面的探索虽然增加了个体受到伤害的可能性，但与真正的重要他人建立深层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最后，从一个较为乐观的角度审视想象力和创造力，数字技术给个体或群体提供了巨大发展的无限潜力——前提是现有的APP作为发展的辅助方式（使我们成为APP促进者），而不会扮演压缩或限制一个人的方法和目标的角色（使我们成为APP依赖者）。另外，需要谨记在心的事情是，我们的描述是基于并主要适用于那些富裕的发达国家里的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的青少年。（七十年前埃里克•埃里克森和大卫•里斯曼所描述的也是这一类人群）。我们的研究中既没有关注工薪阶层的青少年，也没有关注那些在经济、社会或人口学变量上被视为贫困的群体。即便如此，令我们有点吃惊的是，参加我们调查的人员讲述了几乎相同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发生在社会的各行各业。教师们表示也感到了同样的技术约束，在需要承担风险的时候也有着同样的犹豫（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同样地努力创作一个理想自我的数字替身。那些家庭贫困的父母们会保护他们的后代免受挑战或障碍的影响，并且他们做出相当大的牺牲，以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够始终接触到智能设备。同人类学家雪莉•布鲁斯•希斯已经指出的一样，如果你生活中有着很多的困难，这要么给你提供了为自己创造新机会的挑战，要么引导你回归到能够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使用麻醉药品或者不停地玩电脑游戏。需要申明的一点：即使我们有关当今青少年的描述是确切的，我们也绝不能证明这些特征是由于某类技术的广泛使用直接导致的或是主要导致的结果。想要进行恰当的充分控制额外因素的实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者整个地球分成两组：一组自由地接触所有形式的数字科技，另一组则以某种方法阻断其与数字科技的任何接触。（任何关于技术——从枪械到电视——影响的论证都有着同样的局限；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人们不会立法制定一个黄金标准来进行实验组的随机分配。）因此，就像一个有说服力的律师（通常情况下，律师能较好地宣扬一些观点），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整理相关的论点，为我们观察到的事件状况和可能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构建最坚实的案例。面对这一难以直接证明的问题，一种解决思路是设想如果计算机在1950年后就停止了发展，同一性、亲密关系和想象力是否还会像我们之前描述的那样演变。而1950年是里斯曼和埃里克森的著作发表的时间，碰巧那也大约是霍华德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在科学里，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思维实验”：没有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网络、因特网或者社交网络。霍华德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这样一个世界，因为那正是他出生时的世界（顺便一提，同样适用于所有霍华德之前的几代人）。对于凯蒂来说，这种想象则是很困难的。对于莫莉或者霍华德的孙子来说，这种想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迟到或者走丢了，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办？（例子：霍华德获得了监听一组青少年谈话的许可，他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在开车或遛狗时给亲人、朋友打电话。他们感叹道，如果在当时他们不能使用手机进行联系，他们可能绝不会在其他时间与这些最有价值的他人进行联系。事后，霍华德提醒参加讨论的青少年，在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成长的年代，手机还没被发明出来呢！）在二十世纪的科幻小说里，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人对二十一世纪时世界的预测，构想这些世界的作者有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乌苏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或者还有值得一提的安东尼•伯吉斯。即使数字世界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富有想象力的作者和观察者也是可以清晰地想象出来，有时是令他们兴奋的乌托邦式的世界，有时是令他们不安的极权主义世界。但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我们之前描述的那个世界还会出现么？下面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最佳猜想。即使技术被冻结在20世纪中页，我们所描述的一些特征还是会出现。举个例子，不情愿冒风险的倾向可能还会出现，因为人们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最佳的途径完成，而那个途径就是找到正确的“APP”；也许由于某些原因，资源急剧减少或竞争急剧增加，不情愿冒风险的倾向也还是会出现。进入一个理想的大学并确保很好的工作一直是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的一个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机会很多的时候，也就很少需要去走那狭窄的独木桥，因为有更多的机会去冒险，有更多的机会去探索新的道路（霍华德那一代人就从这种简明的卡米洛特[1]时代获益。）但是当出于某些原因，这些目标被证明很难达成时，偏爱沿着别人踏过的路子前进的倾向就是容易理解的了，也就容易变得理所应当了。我们发现的其他特征似乎与数字革命联系地更紧密。例如，如果没有手机，我们很难想象两个学生之间如何日夜不停地进行联系。这种联系对于亲密关系有着明显的影响，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人格同一性也会受到影响。人类创造并传播新知识的能力也会因数字产品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当霍华德是少年时，查找信息需要花几天或甚者几周的时间。他记得自己曾经无数次地（通常是徒劳地）往返于图书馆的书架之间，而现今同样的信息在网上只需几秒就可以找出来。同样的原理，信息的发现、诉求和反诉求都沉浸在7*24小时的信息洪流里，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轮廓（如果知识没有边界的话）。我们已经看到数字技术对两种表达媒介（文学语言和图像绘画）上的创造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创造力是该定义为有大量来源的群众产物，还是该定义为少数精英的成果，同时这种对创造力进行划分的行为，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数字时代里仍然没有得出定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提到了特定技术存在时（或其缺位时）可能产生的影响。当然，一些其他因素在前几代人的成长过程中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根据划时代的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来定义青少年，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或南北战争时期，法国、俄国和中国各自的政治解放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场战役，或者是越南战争，或者是伊拉克（或者叫中东、巴尔干）冲突。正如同我们注意到的，一代人的共同意识也可以由其他事件引发，如经济活动（大萧条时期、消费社会兴起、次贷危机爆发），自然灾害（火灾、瘟疫、地震、海啸），或者是人为事件（阿波罗探月计划、挑战者号爆炸、世贸大楼的恐怖袭击）。鉴别出其他诱发因素是有益的，并且需要重视的。即使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存在技术，当前一代人也是非凡独特的，这些技术不会也不能单独地发挥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在技术的、经济的、军事的、自然的和人为的这些划时代事件之间是存在相互作用的。如果让最认真的学生来研究一代人的共同意识，他们需要并且应该认真地追踪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无论他们是想要理解美国民权革命还是随之而来的女权主张，他们最好都要考察下相关事件的聚合情况。）然而我们也相信，一些观察者有必要退出来，并尝试发现可能对那些“突出贡献的树”提供支持的“森林意识”[2]。在介绍并定义APP一代时，我们也尝试这样做了。还有一点是我们需要尽可能明确地、有力地说明的：本书中我们所写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视为对当前一代人的批评。像“风险规避”、“依赖”、“表面的”和“自恋的”这些特征已经在本书中明确指出，甚至是反复使用的。相应地，我们不得不再强调一下，尽管这些词汇有利于我们行文，但我们绝不是用其责备APP一代人的成员。毫无疑问，这些特征早就出现了，最起码在一些明显的地方已经有所体现，那就是青少年的长辈们对他们采取的抚养方式（或者说失败的抚养），在这里是指霍华德一代人和紧随其后的那一代人。如果有谁是需要被指责的，那应该指向早期的几代人，而不是现在的青少年和青年人。在本章的开头，我们附上了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的一句话。虽然那句话在计算机专家之间可能是众所周知的（霍华德是从一个引领行业的技术专家那里听到的），但我们是直到完成本书的最后时刻才与其偶遇。对这句话的第一印象是它说得很对。一个人会对这话点头称是——对呀，我们应该重视那些发明，它们使我们原本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想法、行动变得简便了，并成为了我们的习惯。而且事实上，我们也能想到一些人造工具（从字母的创造到信用卡的发明），它们确实简化了我们先前的复杂操作，使我们腾出精力从事其他事情。如果没有那些解放我们双手和大脑的众多省力装备，文明是可以想象的么？真该感谢“文明的飞轮啊”！然而再反思一下，怀特海德的那句话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双刃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想要尽可能地自动化，行为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我们心理学的两大对立流派）对这一点也是认同的。但我们会想将所有的事情都自动化么？而且谁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还有在进行的一项活动里，我们如何区分操作和内容？安东尼•伯吉斯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这一鲜明对比的例子。亚历克斯在未受到治疗的教化前，自己决定的东西太多了，因此导致了故意伤害。但治疗后的亚历克斯被过度教化了，他完全失去了决策的能力——都已经被外界力量做了修改和模式化。（回忆下《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的结尾：“但我想我要赶去那还未开垦的西部，因为萨利（Sally）阿姨将要收养我、教导我，而我可无法忍受。我之前可在她那儿呆过。”）当我们思考数字（尤其是APP）革命对我们社会产生的影响时，我们需要时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想要将最重要的操作步骤自动化，还是想清空工作台，以便于我们头脑清晰地、全神贯注地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问题和谜题？[1] 卡米洛特（Camelot），传说中的亚瑟王的宫殿，比喻民众心中完美的政治期望，百老汇也曾有一部音乐剧名为卡米洛特，其中一句歌词是，“不要忘记，曾有一个地方，一个短暂的闪光时刻，那个地方叫做卡米洛特”。[2] 作者此处“突出贡献的树”指对APP一代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森林意识”则指数字媒体时代下APP对人意识的影响，综合来看，作者前文提醒读者要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但也提醒读者这些影响因素的背后会有一个共同的潜在因素的作用。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
结构稍微有点混乱，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不明确，不知道是不是中文翻译的缘故。 -
核心观点是be app-dependent or app-enabled. 另外本书有三个观点：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包装不应desensatize内省的习惯；与他人“连接着”不等于“联系”；有阻力才能运动，app的形式扩展了创造手段的同时也像作唐诗一样规定了格律，于是限制也会激发创造力。其实本书的主体在讲如何具体地be app-enabled，如何在构建可以optimize自己的app set时，规避各种心理误区。（但是此书翻译生硬、句子语病、标点用错、编辑时的数字标注乱入、书页留白夸张等等不一而足，还是看台版或者原版可能体验佳） -
还需要读第二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