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的时代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年2月
ISBN:9787540404031
作者:[法] 皮埃尔·瑟盖斯
页数: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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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于皮埃尔·瑟盖斯的介绍很少，寓目所及仅有柳鸣九先生的一篇访问文章。瑟盖斯在法国作为出版家的名声更甚于诗人，其诗集也颇为难寻。但这本书虽然出版，其实并没有出版： 《奇迹的时代》，系“现代诗译萃”之一，收诗22首。诗作前有两篇文章，《为绿原的中译本写序》（戴夫·斯密斯，1987年6月）、《译者前言》（绿原，1987年6月，北京）。据内容可知，此书实为美国诗人戴夫·斯密斯的诗选。这大概是排版出现错误。 据网友“tantan”指点，绿原曾翻译了一本戴夫·史密斯的诗集，但未见出版。据1989年《中国出版社概述》，湖南文艺出版社准备出十种“现代诗译萃”，后因故仅出版《蒙塔莱诗选》《奇迹的时代》两种即止。关于戴夫·斯密斯的介绍似乎更少，下面是绿原的简介： 戴夫·斯密斯1942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市，先后获弗吉尼亚大学学士、南伊利诺瓦大学硕士、俄亥俄大学博士等学位。共著有诗集八部，长篇小说《独一无二》、短篇小说集《南方的欢乐》、评论集《局部尝试》。得过美国全国艺术奖励委员会、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研究员基金，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奖金.现任教于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987，6）柳鸣九：诗歌园的开垦者—访皮埃尔·瑟盖斯 来源：《读书》1982年10期 在巴黎的日子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就是逛书店。逛书店当然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乐趣，其中之一，就是看到法国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的书籍。有一天，在蒙巴那斯大街的一家书店里，一本装帧得既精巧又华贵、古色古香、美观大方的书，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那红绸封面和封面上的古典绘画，一看就知道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书名是：《中国诗歌与格言选》。 这本书是皮埃尔·瑟盖斯主编的《世界之镜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刚创办不久，以译介“近东与远东各国的诗、格言与哲理”为目的。《中国诗歌与格言选》作为一个选本的风格，似乎可以比之于轻音乐，从篇幅上说，其中所选的诗歌绝大部分是绝句或律诗，尤以绝句为多，从内容和情调上说，大都是描写景致、抒发闲情逸致而又带有生活情趣、蕴含某种哲理者，清新、潇洒、轻灵、隽永是这些诗的特点。这样一个编选角度，再加上书中印刷精美的中国古典绘画的插图以及民间剪纸的图案，使这个小小的选集成为中国的诗情画意的集中展示，它无疑将在法国读者的面前，呈现出一个东方的、古典的、奇特的美的境界。 主编皮埃尔·瑟盖斯是个诗人，但作为诗歌编选家、出版家的名声似乎更大。过去，我看过他编的一部三卷本的《法兰西诗歌精华》。那是一部从中世纪到当今七十年代的诗选，略古详今。第一卷从中世纪到一九四○年，而对波德莱尔以后的诗人，所选作品的比例又更大些；第二、三卷所选的则都是当代诗人，入选者共有二百七十余人，无疑是规模最大的一部法国当代诗选。要从七、八十年间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选出法国诗歌的精华，显然并非易事。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精品，本来是要靠时光之流经年累月逐渐淘汰之后才留存下来的，而皮埃尔·瑟盖斯则替时间与历史分劳，他先做了这一草创的工作，象淘金的工人一样，淘出来这些诗人，还一一对他们作出介绍和评价，这样一个选本的产生，肯定需要皮埃尔·瑟盖斯付出严肃认真、艰苦细致的劳动。此外，瑟盖斯还主编了一套《当今诗人丛书》，每一本以一个当代诗人为对象，其中除所选的诗歌外，还有长篇研究性序言和诗人的详尽的年表以及有关资料，编得十分认真扎实。以上所有这些，早就使我对皮埃尔·瑟盖斯在法国当代诗歌领域里的作用和地位，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而今，他的《中国诗歌与格言选》，又更进一步引起了我对他的兴趣。于是，我在三个月的学术考察的尾声中，把他列入了我的访问计划。 瑟盖斯一家第二天就要到国外去旅行，由于格外的重视，才在动身的前夜以家庭晚会的形式接待我们。我向瑟盖斯先生和夫人在百忙中安排这次会见表示了谢意，我说，“我们在巴黎已经拜访了一些文化界人士，我认为他们每个人都代表着一个方面，而我们今天来拜访瑟盖斯先生，也因为您是法国诗歌领域里的一位代表，在我看来，您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是法兰西当代诗歌创作的一个推动者，我指的是您在诗歌编选与出版方面所起的出色的作用。” “我从事诗歌创作与编辑出版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这方面了，如果再细分一下，我在编辑出版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又比我自己的诗歌创作为多，我不仅编辑出版法国的诗歌，而且编辑出版世界各国的诗歌，其中包括中国的艾青。我这样做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全世界人民可以通过诗歌互相加深了解，也可以通过诗歌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总之，我相信诗歌有助于全世界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我听着瑟盖斯先生的叙述，对他所做的工作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瑟盖斯夫人向我表示，她可以送一本她所写的关于她丈夫的书给我，说着，她出了客厅把书拿了进来，书名是：《皮埃尔·瑟盖斯，一个身上布满了名字的人》，作者署名是柯莱特·瑟盖斯。书的封面上，瑟盖斯先生的名字下，密密麻麻有好几十个名字，全是法国和世界各国的诗人或创作过诗歌的作家。 “您在诗歌领域里，的确进行了卓越的活动，在现代，诗歌已经不象在荷马的时代或中世纪那样，是唯一的文学形式或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了，小说和戏剧比诗歌拥有更多的读者和观众，当然也流传得更广，因此，从事诗歌工作，也许需要一种献身的精神。” 我这样说，既是为了肯定瑟盖斯先生的工作，也是为了听他进一步谈他从事这一工作的艰辛。 没想到瑟盖斯先生似乎丝毫也没有感到这方面的艰辛，而是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热情回答说： “我认为从事诗歌工作，是响应一种召唤，是完成一种天职，同时，也是一种愉快，特别是看到法国以至世界上不同的人民通过诗歌而加强了团结和友谊的时候。为此，我愿意送您两本书，一本是我主编的《中国诗歌与格言选》，一部是《抵抗运动及其诗歌》。” 接着，他似乎是唯恐我对诗歌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而力图向我说明诗歌在当代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现在，在法国，诗歌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我想，在全世界，年青人也一定对诗歌有强烈的爱好，我到过法国和全世界很多地方，作过讲演，我亲眼看见青年学生以及青年文化教育工作者对于诗歌的浓厚兴趣。” “在法国，诗歌现在很兴旺，很有生气，据我了解，在其他国家，诗歌也很有生气，现在的确是处于一个诗歌欣欣向荣的时代，如果说，小说、戏剧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真实面貌的反映，那末，诗歌就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东西，是心的声音，而现代的青年，正是很愿意去发掘和表达他们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他们热爱诗歌不是偶然的。诗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心灵的手段，而不象小说那样是叙述的手段，因此，当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感情时，诗歌是非常重要的。” 瑟盖斯先生有的话讲得的确很精辟，如心声说，但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也许是因为瑟盖斯先生太喜爱诗歌了，太专注于诗歌了，所以他难免把诗歌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比重看得过大。 “请问，中国现在的诗歌运动的状况如何？”他也向我提出了问题。 我就我所知道的作了简要的介绍，当我说到在中国不仅有数十种综合的文艺刊物都发表诗歌，而且还有一个专门的刊物《诗刊》时，瑟盖斯夫妇对于中国有这样多诗歌园地感到惊奇和欣喜，他们的惊奇是可以理解的，据我所知，我国的诗歌园地确比法国多得多。而当我表示，我国读者对外国诗歌也很有兴趣，我们拜访瑟盖斯先生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更多地了解法国诗歌的现状时，他们就显得更高兴，这时，瑟盖斯先生又在他的礼物单上加码了： “为了有助于您对法国诗歌的了解，我想再送您一部《法兰西诗歌精华》。” 瑟盖斯夫妇很快就把礼物拿进客厅，它们比瑟盖斯先生答应了的更多，不仅有一本精巧的《中国诗歌与格言选》，一整套《法兰西诗歌精华》和两厚册《抵抗运动及其诗歌》，另外，还有一本瑟盖斯自己获奖诗集《奇迹的时代》、一套瑟盖斯编选并主持录制的抵抗运动诗歌的唱片以及瑟盖斯夫人写的一本小说《马丁·昂松》，他们两位还当场在书上签了名、写了题辞。 这些书摆在我面前，厚厚一大堆，使我对瑟盖斯先生成果之丰硕不能不表示赞赏，但瑟盖斯先生却对此表示谦虚，并且说明了自己的信念： “我认为一个人不论在什么领域、在什么地方，总应该对别人有点用处，艾吕雅就曾经在诗里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我不过是想对别人有点用处而已。” 我始终没有忘记我这次访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听听瑟盖斯先生谈法国诗歌的现状，于是，我把话题转到这一方面。 “二十年来，法国诗歌总的来说，写得都比较抽象难懂，常常是表现诗人脑子里一些为一般常人所不有的玄乎的思想，是精神化的诗歌，而近一阶段以来，则出现了抒情性的诗歌，表达真实心声的诗歌，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已经结束了以前那种文字游戏和玄而又玄的诗，那些诗字数愈来愈少，还有不少空白，它们什么也没有说清楚，抽象晦涩得叫人读不懂，现在，法国诗歌中又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的面貌、表现真实而朴素的心声的倾向，总之，有了一些可喜的变化。”瑟盖斯先生这样回答。 “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诗歌如果不抒写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感情，也许就不成其为诗了。”我也发表了一点不一定经得起推敲的感想。 “我们有几个人，就是努力在推动这一新倾向向前发展，可以说，我们都是这方面的战士。” 他用了“战士”这个词，这种为了诗歌的健康倾向而奋斗的激情，使我感到亲切：“我很高兴瑟盖斯先生这一文艺观点和我的看法如此接近，虽然我们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中国。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所讲的法国诗歌正经历着一次复兴，它更注重真情实感和内心的声音，形式主义的东西比较少，这可以说是雨果传统的一次复兴吧？” “对，您说得对，我们现在正在推动一种新的浪漫主义诗歌，即现代浪漫主义。这一运动不仅发生在诗歌领域里，而且，在绘画中也有表现，这是一个全社会性的运动。” 虽然我对于瑟盖斯先生所讲的这种倾向和潮流究竟能发展壮大到什么程度，还抱着等着瞧的态度，但我还是祝愿它的成功：“我个人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爱好者，我在我国出版的法国文学史中对雨果的浪漫主义文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很愿意在法国文学史的当代部分，将有一章献给您现在所推动的‘现代浪漫主义诗歌’。” 我的祝愿引起了瑟盖斯夫妇兴高采烈的叫好，瑟盖斯先生还告诉我，他正在为推动这个新潮流作一次新的努力： “我现在正在为夏特莱剧院筹备一次关于雨果的演出。” “在巴黎，这件事暂时还是一个秘而不宣的秘密”，瑟盖斯夫人补充说。 夏特莱剧院是巴黎著名的剧院之一，其地位与重要性仅次于古老的法兰西喜剧院和巴黎歌剧院，它经常上演一些引人注意的新剧目，外交部文化技术司就曾招待我们在这里观看了美国剧团来巴黎演出的《西部故事》。 “您筹备演出的是雨果的那一出浪漫剧？”我问。 “不，不是演出他的某一个剧本，而是一次特别的演出，根据我的编排，有朗诵，有表演，有舞蹈，有音乐，朗诵和表演的内容，都是雨果的诗或者雨果剧本的片断，而舞台布景，则全是采用雨果的绘画。” 雨果作为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是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可是，他作为一个画家，却很少为人们所知。我曾到巴黎雨果故居中去参观雨果的画展，他那高度的技巧、独特的风格、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使我在那里流连了几乎一整天。 毫无疑问，瑟盖斯先生筹备的这场演出是别出心裁的再创造，要在雨果卷帙繁浩的诗集和剧本中选出一些诗句和片断重新加以组合，再在他绘画的背景上加以搬演，这不仅需要对雨果有精深的研究，而且需要艺术家富有诗意的匠心。我对他的这一设想表示了赞赏，并且问他，雨果是不是他最喜爱的作家，除了雨果以外，还有哪些作家是他所喜爱的，因为，我以为，任何一个鉴赏家、编选家，虽然善于在各种不同的作家作品那里发现优点和妙处，但在他个人的感情领域里，总会保持着自己心爱的一角。 瑟盖斯先生告诉我，雨果、缪塞、阿拉贡、艾吕雅都是他所喜爱的作家，喜爱的程度则因年龄和境遇的不同而有差异。他列举出这几位作家，使我感到他所喜爱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心声派”，即都是让自己的心在说话的作家，其中虽然阿拉贡、艾吕雅曾经是超现实主义者，但他们仍然是抒写真情实感的，并非形式主义者。当我对瑟盖斯先生对不同诗派的感情倾向自以为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后，又进一步要求他谈谈另外两个我所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对现代派诗歌的看法，第二个问题是，他进行编选时所掌握的褒贬原则。 对于现代派诗歌，他认为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开端可以阿波里奈尔发表《酒精》、《穿过西伯利亚》以及《纽约公园》等诗为标志。这种诗是对传统诗歌的一种叛逆。从那以后，现代派诗歌中出现了种种流派和主张，但在瑟盖斯先生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它不仅对诗歌影响很大，而且，在绘画以至整个思想领域都有影响，因为它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而当我问他，他认为现代派对诗歌发展有什么真正值得肯定的贡献时，他指出，把诗歌从学院派的陈规中解放了出来，这是它最主要的贡献，而且，它还使诗歌的语言平易自然，使人们日常交际的语言成为了诗的语言，因而，这种改革应该说是符合现代生活发展的进程的。 从现代派诗歌的发展，瑟盖斯先生谈到抵抗运动的诗歌，他显然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很有感情，他说： “抵抗运动的诗歌，是法国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真实反映，其中有些诗很重要，不过，有的作者为了避免遭到德国法西斯的杀害，不能在自己的诗上署名，因而，有不少诗已经佚名了。这些诗都是正义的诗歌，战斗的诗歌，其中还包括一部分被囚禁在监狱里的爱国志士所写的诗，都很感人，我当时住在中立国瑞士，因此可能接触和收集到这些诗歌。” “您收集这些诗歌，一定费了很大的力气。”看着瑟盖斯先生所收集、编选的厚厚两大册《抵抗运动及其诗歌》， 我这样说。 “是的，很不容易。这是我当时生活、工作的主要内容，如果我停止不干，生活就没有意义了，当然，如果被捕，我就不得不停止，但纳粹抓了我四次都没有抓着。”瑟盖斯先生谈到这里，不禁得意地笑了。 关于我所提出的他的编选原则问题，他讲得很简单： “我不主张在编选中对一派的推崇，我认为，对于一个编选家来说，从自己的感情出发，崇拜一个诗人或少数几个诗人，那是不行的，凡是对整个诗歌发展多少具有价值的，都应该入选，我把自己仅仅视为一个评判员，对于各种诗派，我都一视同仁，甚至是我的敌人，是我很不喜欢的人，只要他的诗好，我就选他的诗。” 这时，瑟盖斯夫人也笑着补充说：“他与安德烈·弗雷诺一见面老是吵架，可是，他很推崇安德烈·弗雷诺的诗，认为他在当代法国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法兰西诗歌精华》已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本，很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至今已销售六十万册。”瑟盖斯先生跳过夫人的插话，又回到他的选本上来。 最后，我向作为作家的瑟盖斯夫人致意。她谦虚地说，她的作品不多，只有六部。我却表示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她告诉我，她只有真正有所感的时候才进行写作，而不愿意内心没有感受时也去动笔，因此，她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出自她内心深处的产物。 我们告辞后，走过了灯火辉煌的蒙巴那斯大街，坐上地铁回各自的寓所。我手上一直提着瑟盖斯夫妇送给我的十来公斤重的一大包书，但并不感到沉重。“诗歌是有翅膀的，您不会觉得这些书太重的”，当我们告别时，瑟盖斯先生一边替我把书装进一个大口袋里，一边这样对我说。 皮埃尔·瑟盖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发表诗作，至今已发表和出版了诗作二十三种，诗论七种，编有诗选五种，主持录制诗歌朗诵唱片十种，拍摄与诗歌有关的影片五部，与当代很多名诗人、名导演、名演员都合作过…… 我回到寓所，一翻阅柯莱特·瑟盖斯所写的《一个身上布满了名字的人》，总算看到了从一般作家辞典中所看不到的这些介绍。 这时，我才深深感到，不论在会见他之前还是会见之时，我都对这个热情洋溢的老人远远估计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