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出版日期:2016-5
ISBN:9787213071688
作者:冀朝鼎
页数:176页
内容概要
冀朝鼎，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国际上享有颇高声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美留学，后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1年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职，与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黻、陈光甫、贝祖贻、席德懋等人交往甚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在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多次动员傅作义起义，后来傅就是在冀家在北平的老宅决定起义的。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岳玉庆，四川大学外文系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现任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青岛翻译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已翻译出版《沉思录》《林肯传》《伽利略》《日本帝国的终结》《轻松小魔术》《人性的弱点》《剩余人：反抗》《在咖啡馆遇见玛丽莲•梦露》《在咖啡馆遇见莎士比亚》《流动的权力》等多部译作。
书籍目录
序 言
第一章 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及其与水利事业的关系
第二章 中国治水的地理基础和经济区划
第三章 历朝治水活动的地理分布统计
第四章 承担中国国家经济职能的治水的起源
第五章 作为基本经济区的黄土地区和黄河流域中部
第六章 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过渡
第七章 长江流域的经济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作者简介
剖析历代统一与分裂的经济根底
把握中国强盛与衰落的历史大格局
★ 认识中国经济史不容错过的里程碑之作，国内学者首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巨著。
★ 开创性提出“基本经济区”概念，大师级推演中国历史发展的经济逻辑。
★ 洞悉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根由，回答中华文明的形成机制。
★ 作者身为解放 战争时期中共的高级经济间谍，传奇一生铸就本书精神底色。
★ 李约瑟高度赞赏本书，并多次引用本书观点；周其仁在各种场合反复推荐大众阅读。
本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基本经济区”概念，指出无论是哪一集团控制了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的“基本经济区”即可征服乃至统一全中国。以此概念出发，重新梳理中国经济史，描绘两千年来中国经济格局变迁的内在逻辑。
本书论点立足于经济、水利、历史地理等问题，笔锋所指却是历代中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更以此来推演中国的国家组织和形态。纵观世界历史，那些叱咤一时的大国大多烟消云散，为何中国却总能大一统？为了对抗游牧民族，中国的组织机制隐藏着什么核心秘密？翻开本书，了解一段别开生面的经济史，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大国的形成机制。
中国每一个强盛的朝代都形成了新的经济区，经济区越来越往南走，后来逐渐分离。国家靠基本经济区生存，谁控制了基本经济区，就控制了天下。掌控现有基本经济区，开辟新的基本经济区，成为历代经济政策的根本方针。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这些见解我们容或可以闭目揣想出来，但经作者这样一证明，便使人特别确信了，用新的统计方法研究历史，得到这样好结果的恐怕还没有，作者谓其研究为前人所未试过，实在不算夸张。
——杨联陞 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经济史家
迄今为止，所有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
——李约瑟 中国科技史大师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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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冀朝鼎。他的一生做了三件影响历史的事情。1.说服傅作义起义，北京的和平解放有他的一份功劳。2.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发行法币与金圆券，加速国民党的政权在大陆的灭亡。3.写了《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这本书。前面的两件事情，已经通过热播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展示了出来，那么我这里就给大家聊聊他做的第三件事。还记得以前学历史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去画时间轴，通过这种方式来记录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但是对历史不感兴趣的同学和记忆不好的同学来说，这种死记硬背的方法是特别费力的。这本《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带领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历史。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朝历代都以农业为立国之根本。而农业的发展，则取决于水利灌溉设施的发展程度。所以作者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对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上。通过研究水利设施的运营情况，反推该区域的经济（农业）的发展情况。先给大家讲讲郑国渠的故事，郑国原本是韩国的间谍，被派到到秦国去游说秦国修建灌溉设施。为的是让秦国把重心放在修灌溉水渠上去，没有精力去进攻其他国家。秦国果然“中计”，任用郑国修好了郑国渠，不过正是因为这刚刚修好的郑国渠让秦国（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年年大丰收。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秦国统一天下的经济基础。韩国万万没想到，原本想通过修水渠的方式想害秦国，反而最后帮了秦国。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也可看出，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而作者通过研究政府对水利设施的投入，反推经济（农业）的发展是可行的。其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还有，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造就了天府之国。再来看看，什么是基本经济区？书中的原文解释是：中国商业的发展，从未达到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性的排他性的水平。这些区域高度自给自足，彼此独立；在没有机械工业现代交通通信设施和先进经济组织的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集权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统一或者国家权力的集中，只能意味着控制一个经济区的问题；在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使缴纳漕粮成为可能，而且远远胜过其他地区，因此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国的关键。因此这种区域被定义为“基本经济区”。对于基本经济区，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经济领先其他地方的发达区域，放在在古时候，就是指农业发达的地区。放在现在的话，肯定是制造业、商业贸易、金融、服务业都发达的地区。书中还说到，一个统治团体只要控制了，这样的基本经济区，就有征服其他地区的能力。仔细想想现在的美国不也是这样吗？因为他控制了全球的金融，和高科技区域，导致他的综合国力最为强大，所以他才敢到各个地方去“维护世界和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最近的南海问题，我们也很好解决。那就是继续加强经济、科技建设，让我们自己强大起来。到时候，什么仲裁结果，什么美国干预我都可以不管。我们就实际占有，他们又能怎样。特别有趣的是，本书还从基本经济区的角度来解释了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为什么是三国而不是四国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开始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在这个过度阶段就产生了三个基本经济区：传统北方、巴蜀和长江中下游。这正好就形成了魏蜀吴三国。这样来看，是不是觉得很绝妙呢？原来，三国的形成，也有经济因素在里面。同样三国的消失也可以用基本经济区来解释，魏国幅员辽阔，不断开发新的基本经济区，书中说到因为魏国开发了淮河流域这一个基本经济区，使得自己的实力大大提升，打破了三国之间势均力敌的状态，才最终统一了中国。其实，不仅仅基本经济区对政治有着重大影响，反过来统治者对基本经济区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都城所在区域，打造成基本经济区或者跟基本经济区建立连接。书中还举例，汉武帝曾经把国家的建设重心，放在首都附近的灌溉工程上，而放下黄河的缺口不去封堵，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吧！这是一本很简单易懂的书，作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把中国历史各个阶段的基本经济区都整理了出来。从大禹治水，到秦汉时期，再到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及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阶段基本经济区的位置，以及统治阶级做的努力，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等等，都做了全面系统全面的阐述。当然这些都是结论，大家要用的时候可以直接去书中查找就可以了。在所有的观点中，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基本经济区下定义的那段话。作者说，统治者只有掌握了基本经济区才有征服统一中国的能力。由此可见，经济实力才是争霸的基础。对于这点来讲，无论是大到一个国家，还是小到个人都是受用的。只有你具备的足够的实力，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文/胡瑞 -
本文作者：禾刀 193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冀朝鼎用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此作奠定了冀朝鼎的学术声誉根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评价说“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水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当然也是中华经济历史发展的重要纽带。在这本著作中，冀朝鼎论证了中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辩证地阐述了海河流域的开发，黄河流域的土壤侵蚀，江南围田的利用及山区土地的利用等，并以中国统一与分裂作为研究对象，开拓性地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个重要概念：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个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有可能统一全中国。水利的“杠杆效应” 历史上，水依次主要表现为三大功能，一是人畜饮用，二是农田灌溉，三是交通运输。至少在19世纪中叶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门之前，农业生产一直是历朝历代“政治与军事力量的衡量尺度”。越是传统的农耕活动越得看天吃饭，对于水以及水利的依赖也就越高。正因如此，中华文明的水利发展历程，与农业发展史息息相关。在长期的农业时代，农业当仁不让地扮演着社会经济主力军角色，因此，水以及水利的变迁实际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冀朝鼎将从公元前255年至公元1842年的中国经济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公元前255年至公元220年的秦汉两代第一个统一与和平时期。那时，以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为其基本经济区。220年至589年的三国、晋、南北朝，是第一个分裂与斗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因为灌溉与防洪事业的发展，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到开发，因而出现了一个能与前一时期的基本经济区所具有的优势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589年至907年的隋唐，是第二个统一与和平时期。此时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将首都与基本经济区连接起来了。907年至1280年的五代、宋、辽、金，是第二个分裂与斗争时期，长江流域作为中国显著的基本经济区有了进一步充分发展。元、明、清三代，则是第三个统一与和平时期，统治者们对于首都与基本经济区相距太远而犯愁，多次想把海河流域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区。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冀朝鼎从历史分合规律中发现了水利的“杠杆效应”。统一与和平时期，水利建设在地理上与统治集团较近，或便利交通有助于统治集团集中资源，农业中心的发展有助于巩固统治利益。如秦通过改造泾水、渭水发展关中农业。隋唐包括元、明、清，其政治中心虽居北方，但发达的运河交通，将长江与黄河地区的农业经济汇成一片，方便资源集中。相比之下，分裂与斗争时期，常常是远离中央的地方得益于水利建设，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终有实力同中央集权掰手腕。如蜀国地处四川盆地，水源充足，农业发达，地理上又易守难攻，所以面对兵强马壮的蜀国，魏国颇费周章。 正是由于一些地方水利蓬勃发展，为基本经济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而有机会撬动既有力量格局，至而影响中国的分离与统一。或者说，谁掌握了这些基本经济区，谁就拥有统一中国的潜在实力。水利被权力化后的角力 《吕氏春秋·慎人》曾曰：“掘地财，取水利”。东汉高诱对“水利”二字的注释为“濯灌”。不难看出，水利最初仅是表达灌溉之意。灌溉受制于水源供给，而水源总量有限，矛盾在所难免，中外历史上均不乏因水源争夺而引发的“水战争”案例。 虽然江河湖泊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冀朝鼎研究发现，同为水利，西北的水利更多突出农业灌溉功能，而黄河、淮河和长江中下游的水利，大都以防治水患为主。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据考证，自“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155年间，大水灾就发生了1029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而“明代时大河（黄河）北决者有14次，南决者5次。清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北决者19次，南决者11次”。钱穆先生发现，“黄河的大水患多在宋以后”，之所以经常溃决，权因“不能按其自然趋势以定流向”。 实际上，屡遭黄河水患之苦的历代百姓，多次兴修水利，试图治理水患，但在河道走向上的探索颇多曲折，这既有对自然认知的局限性，也有夹杂进战略这样的军事意图。宋仁宗八年，商胡决河后分成东、北两支。对此，“宋代人主张河水东流，可作防敌的国防线，北流则流经契丹，认为对宋不利”。 历史战争中的水元素比比皆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之所以挥泪斩马谡，就因为马未服膺其计，失去了水源控制权终致兵败。类似把水当成战争武器的现象屡见不鲜，最为常见的诸如大小城镇必依城墙而挖的护城河。战国时期的郑国渠虽为秦国在诸强中率先强大作出重大贡献，但此工程初衷原不过是韩国的“疲秦”大计。 知名史前史考古学教授、英国最高学术机构不列颠学术院院士的史蒂文·米森通过考察发现，水在人类历史上实已被“权力化”：统治集团以此来强化统治力量，上层社会以此来突出地位，强国借助水利赢得战争。 水一旦被“权力化”，自然会开发出许多用来制衡敌方的新功能。水利于是不再仅具促进社会经济建设的和平意义，同时兼具抗衡敌国的军事使命。兴修水利也不再只是单纯有益于百姓的大好事，因为水利工程过多过滥，必定会加重百姓负担，当负担不断累积而无法释放时，自然对统治者构成威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便是此道。应“水”而生的经济区 按钱穆先生的看法，“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早懂得水利的民族”。冀朝鼎认为，“在中国的每个地方，灌溉是集约农业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便确立了中国的农业社会”。在这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郑国渠、都江堰等著名水利工程。不过，对久负盛名的大禹治水传说，冀朝鼎经过严谨考证后认为，只是个被反复移植拔高了的民间传说。这个传说之所以为历代所笃信，主要在于统治者“认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开端，要归功于一个英雄神灵的传递和他的自我牺牲的活动”。在农耕时代，兴修水利虽然大有裨益，但这样庞大的工程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长时间投入，这势必影响百姓群体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封建统治的稳定。大禹传说的存在，就像是统治者为水利工程寻找到来自“天命”的正当依据。 治住了水，农业发展便有了较好的根基。农业发展有了基础，地方经济自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正因如此，无论是位居高堂之上的明君，还是达官贤臣，对于兴修水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识极其深刻。绝大多数水利工程建成后，不仅使百姓大大减少水患影响，还带来了农作物经济的蓬勃发展。两汉时期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如黄河流域以营建灌溉渠系为主，著名工程有六辅渠、白渠、龙首、芍陂渠等；江淮、江汉之间以修治天然陂池为主，著名工程有六门陂；东南以排水筑堤、变湿淤之地为良田为主，著名工程有鉴湖等。这些工程使农业受益匪浅。西汉南阳太守召信臣率众在汉水北部的一条大支流上建成一座水库，灌溉面积“总计有二万顷”；建安四年，广陵太守陈登“建造了一个陂塘”，“可以灌溉一万余顷田地”…… 应“水”而生的本质是顺势而为，在认识自然中顺应与改造自然，这是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大多数朝代赖以发展壮大的重要表征。隋唐接力建设运河，并派生出漕运和依运河而建的粮食储备制度，至于水上交通运输更不必赘言。显而易见，明朝的“海禁”当属违背用水规律的反例。 回溯中华历史，水利之于冀朝鼎笔下的基本经济区不单局限于经济学范畴，更像是一部治世之史。 -
冀朝鼎，与和他同样传奇的弟弟相比，他自己的生平资料可谓少得可怜。除了散见于一些小报和政治宣传资料中猎奇式的“政治正确”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外学术界关于冀朝鼎生平的严肃研究，竟仅有一篇论文——现任教犹他州欧格登市韦伯（州立大学的陆易斯（Gregory S. Lewis）教授的博士论文：Shades of red and white: 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Ji Chaoding, 1903-1963。对于它翻译与出版的可能性，我从未抱过任何幻想。足够幸运的是，被李约瑟称作“迄今为止，所有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最卓越的著作”的冀朝鼎唯一一部著述——《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从未被学界遗忘。这部足以，并且的确“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理解”的作品，近乎天才地证明了魏特夫广受非议的东方专制国家与水利社会假说，提出了具有”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理论，并以此首次对“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国王朝兴衰循环做出了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这种模式经由拉铁摩尔及其学生巴菲尔德的发展，以及鲁西奇的修正与补充后，可谓已经完成了这个谜题的所有拼图。▲周振鹤一、破解治乱循环之谜的钥匙中国历代行政区划无论如何改变，恰如周振鹤先生所言，其基本原则仅有“犬牙交错”与“山川形便”两条。山川形便易于理解，即力图使行政区划与山川地势相符；犬牙交错者，则是中央政府忌惮地方势力坐大，故意打破山川形便的原则，力图各个政区势力范围互相渗透，以使之相互掣肘。此传统延续至今，正因如此，如果我国各省分界，乍看之下似有颇多不尽合理之处。（参《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冀朝鼎则在数十年前独具慧眼地排除掉了“犬牙交错”原则的干扰，他发现“这种地理区域高度自给自足，彼此独立；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统一或者国家权力的集中，只能意味着控制一个经济区的问题；在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使缴纳漕粮成为可能，而且要远远胜过其他地区，因为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中国的关键”（P4）。▲沃勒斯坦与数十年后同样是左翼史学家的沃勒斯坦在其巨著《现代世界体系》中现代世界“核心—边缘”地区进行划分的逻辑如出一辙，冀朝鼎以基本经济区的转移为判断依据，沿用国际汉学界把中国分为秦汉、隋唐、元明清三个统一时期与南北朝和宋代两个分裂时期的惯例，梳理出了基本经济区与历史时期的对应关系——由秦汉时的黄河下游转移到隋唐时的长江流域，又转移到元明清时的海河流域。而分裂时期均源于原先基本经济区地位受到挑战，原先的统治集团控制全国的优势地位不保，于是各大政治集团为了继续控制基本经济区互相倾轧，当其中某一势力完成对新的基本经济区的掌控时，此一分裂阶段结束，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下一个循环。由此，他找到了破解治乱循环之谜的那把钥匙——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直接原因，或是由于因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农民起义，或是源于少数民族因中国内部经济崩溃而发动侵略，然而“如果认为短期循环附属于长期循环，就好理解了；循环周期受经济重心转移的支配，而经济重心为政治运动和朝代变化提供了场景—无论这些变动表现为内部叛乱，还是外族入侵”。（P10）二、东方专制国家的起源控制了基本经济区是如何中央集权政府又是怎样进入控制全国的呢？答案是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在论述灌溉的意义时，冀朝鼎引用了他的老朋友，同为马克思主义左翼史学家魏特夫的说法：“灌溉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是集约农业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中国的农业社会，就像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媒铁的基础上一样”。提出“东方专制主义假说”的魏特夫给了冀朝鼎关键性的启发。▲魏特夫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假说，简而言之，即东方的古老庞大帝国一定是一种“水利社会”，这种社会的水利工程必须要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正因如此，必须兴建水利工程造的东方帝国一定是专制的。魏氏的学术论断甫一提出，登时轰动欧美，因为实质上，也格外讽刺的是，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假说矛头指向的，正是共产主义的苏联和中国。在冷战的意识形态下，魏特夫政治极为正确的假说受到了热烈追捧。▲赵鼎新“东方专制主义”假说近百年来吸引了不知多少学者与舆论的辩论与口水，恰如赵鼎新所说，对中国学人来讲，这个问题的实质可以化约为“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历史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相比会有诸多不同”。（参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然而，魏特夫的假说实际上在逻辑上是一个很难证真，亦很难证伪的命题。赵鼎新批评魏特夫是倒果为因，然而，他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给出的答案——“东方专制的主因是战争”这个论断，本身也不能逃脱这种批评。▲桑巴特恰恰类似于马克思·韦伯与桑巴特之间那场著名的辩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奢侈与资本主义》皆是出类拔萃的社会学名著，皆试图解决资本主义起源的重大问题。然而，两位大师竟几乎以同样令人信服的程度分别论证了清教带来的节俭与财富带来的奢侈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主因。巧合的是，两人皆是几乎所有意义上的反马克思者。▲余英时若是余英时先生对于桑巴特的著作有所了解，不知他还会不会写出享誉盛名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篇以韦伯的理论与框架解释宋明之际儒商兴起的名作其实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又提出了另一版本的“东方资本主义”假说罢了。▲张亚辉先生的著述，其中评论冀氏《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一文极为精彩。然而冀朝鼎的理论完全不同。恰如张亚辉先生敏锐指出过的，“与魏特夫相比，冀朝鼎并不认为治水是导致国家专制的原因，而是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动用手中集中的权利与经济资源营建水利工程。在秦汉之前的封建制度（按此封建为分土建国之意）之下，并不存在基本经济区和其他附属区域的区别。基本经济区也因此对秦汉之前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解释力、甚至没有必要的概念。”而实际上，冀朝鼎明确指出了，大禹治水的传说与半虚构的井田制不可信，大规模水利工程在汉以后才的情况才迥然不同。但即使是先秦时期的用于灌溉的沟洫，也首先是“承担了国家经济职能的治水工程”。不仅如此，“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就必须动用国家的资源和权威，因此也就成为国家官吏的特权和义务”。▲《流动的权利：水如何塑造文明》，水的社会与政治学。在《流动的权利：水如何塑造文明》一书中，作者说，“在历史上水一直都是一种战争武器，权利也是通过水来获得的，因为利用运河可以促进贸易，而贸易一直是社会变革的驱动力”。冀朝鼎对中国历史上水利工程，尤其对是京杭大运河的卓越分析与全汉昇、张家驹对唐宋经济史的探索，几乎共同开启了20世纪中国经济史上最重要议题“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序幕。三、游牧与农耕战争的周期关系然而，冀朝鼎的逻辑构建有两个不小的漏洞，这严重影响了“基本经济区”理论对于中国王朝兴衰循环的解释力度。▲鲁西奇第一个漏洞，由鲁西奇先生指出并完满解决。鲁西奇认为，冀朝鼎的理论对于魏晋以前时期的解释力远胜于以后，比如京杭大运河，经济物资是由经济远发达于南方地区的南方被抽调到北方，可是按照冀氏理论，南方经济发达得多，所以才更应该是基本经济区，该是北方的物质往南方调运才是。“这是因为，农业经济之发达只是提供了人力、粮食等经济资源，这些资源只有转化成可供国家支配的军兵、役夫与赋税之后，才能成为可以用来争夺天下、控制全国的统治资源，换言之，王朝国家可以赖之以控制全国的基本经济区应是它可以有效地获取足够的军兵、役夫与赋税的地区”。鲁在冀朝鼎的基础上，把这类地区称为“核心区”。鲁西奇的这一看法，被学界公认是近现代学者对于冀氏理论最优秀的洞见。冀朝鼎因为抛开“犬牙交错”，所以更为注意自然经济的作用，但忽略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永远是第一位重要的因素。而第二个逻辑漏洞，则要复杂得多。这必须要从拉铁摩尔说起。▲我的偶像~是拉铁摩尔，不是右边那位~中国现代民族学与边疆史奠基人，因为政治立场偏左而在麦卡锡“白色恐怖”遭受到了迫害的欧文·拉铁摩尔是冀朝鼎和陈翰笙的好友。其最重要的作品《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发表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付梓三年后，拉铁摩尔与冀氏对彼此的学术都非常了解。1893年，美国史一代宗师、现代美国史学的开创者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宣读奠定了他“边疆学说”的名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特纳提出，“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移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由之，美国史上最伟大的论断被特纳提出：“开初，边疆是大西洋沿岸。真正说起来，他是欧洲的边疆。向西移动，这个边疆才越来越成为美国的边疆”。美国的“边疆”其实是不断向太平洋沿岸移动的“活动边疆”。美国终于可以不再仅仅是一个“出口商品进口文化”，在欧洲面前永远都抬不起头来的国家。美国与欧洲原先被认定的那种“出口商品进口文化”的关系，竟与亚洲腹地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关系出奇类似。在晚清西方列强打破东亚的朝贡体系，东南沿海一线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疆之前的几千年中，内陆欧亚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文明的文化交往与战争拥有重要得多的意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被更有文化的汉族汉化，经历一个基本经济区转移带来的兴衰循环后，这些被汉化的异族就又被赶出去。拉铁摩尔追随着特纳的视角，也发现了一条活动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就是沿着长城的胡焕庸线。借用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理论，拉铁摩尔通过对于长城以外沿线的生态环境、社会形态、历史演进行现代意义的社会学考察后，开创性的把中国边疆划分为满洲、蒙古、新疆与西藏四大“基本经济区”。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只有区域沿革地理，考察政区、地名的变化，地方史志的编纂成千上万，终归是一个从文献到文献的历史编纂学过程。边疆民族史地更是主要依靠的只是历代正史各西域外国传的材料。是拉铁摩尔第一次把现代社会学理论引入中国边疆史和民族史中，彻底改变了整个学科的范式。而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与产生于蒙古和新疆的三次征服王朝关系密切。魏特夫与拉铁摩尔均已注重到游牧民族统治循环的问题。然而，是拉铁摩尔的得意门生巴菲尔德给出了关于游牧民族与汉民族最为杰出和完美，也极为令人震惊的解释。巴菲尔德注意到，历史事实恐怕与我们的常识，即汉民族衰落时，游牧民族乘虚而入，待到汉民族强盛时就可以把他们赶回草原完全不同。实际上，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通常都会伴随一个同样强大的游牧政权诞生；同样，中原衰落后，那个曾经强大的草原游牧政权也会跟着衰退。当两者都衰退时，位居东北的渔牧民族便会趁势而入，占据华北甚至染指中原。无论两晋、辽金、满清，皆应验了这条乍看之下与我们的常识极度相悖的理论。整个中国历史上，仅有一个例外，就是蒙元。据巴菲尔德解释，来自蒙古的游牧民族的生态环境使他们难以产生定居内陆的需要与政治构架，他们的活动主要以获取物资、钱财为主。正因而此，一个高效、强势的中央帝国反而可以更高效的与之谈判，中央帝国越是强大，蒙古地区游牧部落就可以越是简单的获得更多渔利，反之亦然。而东北地区因为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故混合了草原游牧民族、平原上的汉人农民、森林地区的畜牧与农耕部落以及海岸地区的猎人与渔民。正是因为这种混合性，东北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两元制”的治理模式，对游牧民族采取传统的草原自治方式，对汉人则采用中央集权的文官统治模式。这样的混合统治模式既有外向扩张性，又可以管理广大的内陆地区。唯一的例外蒙元则是伊斯兰的商业、阿拉伯的科技和草原游牧民族的武力与内陆农业文明的政体组成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奇迹。▲秦晖在秦晖、金雁的名著《田园诗与交响曲》中，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关中模式”（关中地区几乎不存在地主，几乎不存在土地兼并现象）、“太湖模式”（江南地区正好反过来），遭到批评，因为即使在关中也不存有完全没有地主的县区，江南就更找不到土地兼并率百分之百的地方。秦晖反批评道：“关中模式”与“太湖模式”已经抽象为一种类型，它与现实的关中农村与太湖农村并不完全等值。现代社会学中的模式分析不同于传统的个案描述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是一种经验概括，而且是一种逻辑建构。胡适1936年7月18日的日记，竟有这样一条记载：“读冀朝鼎的Key Economic Area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英文名），大失望。此君先有理论，然后去寻材料，其方法至松懈可骇，其结论也幼稚的可笑。”大概只懂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以为一个文字的意思和发现一颗小行星同等重要的胡适，是不会思考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这样的没法“假设”，也没法“发现”的问题的吧！不知胡适若在今天看到是以逻辑建构为先的社会科学方法对于如今历史学的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会不会为当年自己的话感觉到惭愧呢！
精彩短评 (总计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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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书，其实是上周五（1-6）晚上读完的。 -
书评双休日奉上~ -
很牛逼的概念创造。看导言和前几章即可。 -
历史的滚滚长河，冥冥之中又有必然 -
短小精悍，政治和经济区域的联系变化一目了然。 -
非常後悔這麼遲才讀這部有啟發性的作品 orz -
中国的"半封建时期"，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生产和发展要依赖国家建设的水利工程来维持。治水工程被当做政治斗争的经济武器，也是维护和发展基本经济区充当经济基地的主要手段，借以控制和削弱其他的经济自足地区（尤其唐以后居经济统治地位的长江流域），实现天下一统。 -
反正还是有点少，笔记倒是记了 -
一本神奇的书，改变了中国近代史。 -
历史是地理的第四维度，它赋予地理时间和意义。 -
全他妈是水 -
私以为可以解释政权的成功但不能解释政权的失败 -
以水利工程为轴，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又梳理了基本经济区自关中开始东移南迁的历史。实为中国经济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
有点过时 -
剖析历代统一与分裂的经济根底
把握中国强盛与衰落的历史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