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绒监狱》书评

艺术，本来就是在批判中生存的

书还没看完，大抵的意思已很清晰。看了豆瓣的评分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豆瓣的评分也是一种非自由的审查。喜欢不喜欢，合适不合适此类，我觉得对艺术本身是没有伤害的。最大的损失在于，将某些意识强加在“艺人”身上！用某种引导或是某种制约来影响创作，那这是艺人的悲哀。是他懂得了赚钱的路数，却忘了艺术的本分。不论审判，或不审判，留下的以及没有留下的，都是时代的特征。具有正面和反面的论证意义。

审查的进化

《天鹅绒监狱》应该是描述东欧后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审查制度极为经典的一本书，我想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的价值在于读者可以从书中发现自己国家的影子，很多文字的描述对于我们国家同样适用，它剥开了审查制度的外皮，抽死剥茧般分析了审查制度的进化，它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审查制度的现实。作者在书中阐明的是“国家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审查美学又是怎样渗入审查制度的肌理的，展现的是后极权主义社会中御用艺术家与国家的共生，艺术家与执法者之间合谋共犯。在资本主义时代，艺术家的饭碗依靠的自身的市场价值，只有得到市场的认可，艺术家才不至于陷入贫困，从而获得丰厚的报酬，而实际上只有少部分艺术家才能有此荣幸，大部分艺术家依旧物质贫困，他们引以为傲的只有自己的风骨，此时的艺术家可以依靠作品向政府、社会进行鞭挞，虽然物质生活没有一定保障，但独立性保持下来。进入到极权主义社会后，审查更为严格，一元化的社会已经吊销了言论自由的存在，权力的毛细血管渗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思想警察无处不在，审查本身已经等同于生活本身，艺术家要么被驯服并同化，要么作为思想敌人被区别对待，它依靠的正是斯大林式的铁腕般的手段，很多艺术家不得不臣服，但内心深处依然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恐惧，它体现的正是权力之鞭下的驯服。后极权主义下的审查制度实际上已经允许拥有少量的自由，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不反对即是朋友的观念，塑造了一种“多元主义”的文化现象，国家愿意拿出更多的金钱、地位、特权来包养艺术家，因此御用艺术家在这一时期更显特色。典型的御用艺术家，比如说文联就是御用艺术家的集合体。国家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鼓励御用艺术家创作更多的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众多的艺术家凭借御用艺术家的身份获得了房子、汽车和其他特权。当然，国家也会严厉打压“唱反调”的作品，它的底线依旧在那，并未动摇。审查制度在后极权主义社会无处不在，但却没有正式的言论审查机构，这正是其权力运作的高明之处。通过模糊化的界定划定底线，但从来不给出明确而具体的说明，权力的运作空间因此而大大得以扩展，当一本书籍不符合规范时，可以随时予以封杀，随时可以要求下架。无疑，审查制度本身就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维护的是国家权力的运行。然而，审查制度是可以进化的，大量的“国家艺术家”好不容易摆脱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匮乏，摆脱了那个充满“罪恶”的金钱至上的社会，因为那使得他们难堪，如今，“国家艺术家”唯一的雇主是国家，已经拥有确定的安全感，金钱与特权随之而来，他们只需要放弃一样东西——那就是作为艺术家的尊严和独立性。他们需要做到放弃风骨来换得安全，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交换，放弃独立性又怎样呢？还是物质与特权来得实在，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地位，而且还拥有了大量的受众，他们得到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收获。由于艺术家的雇主变成了国家，那么他们自然是制度的受益者，怎么会反对为自己提供物质与特权的政府呢？因此，“聪明”的艺术家是舍不得放弃这一职位的，于是国家取代市场，艺术家与国家共荣共生。国家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捕获艺术家，一方面对自愿降服的艺术家以特权，另一方面对“不听话”的艺术家给予封杀。这种制度让艺术家第一次与国家站在同一战线上，大部分艺术家心甘情愿地投入了御用的温柔乡，国家同化了大部分艺术家，而大部分艺术家也丧失了独立性与尊严，完成了自愿的寄生与依附。作者在书中提到，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当局打算进行文化改革，流行艺术由于缺乏“价值”或“教育意义”，不值得国家大力支持，因而想将其推向市场，此举既然遭到官方艺术家的强烈反对，市场化使他们受到了侮辱，“他们抗议艺术再度成为商品，批评物质主义和公共事务中的不负责任，担心危机自己的崇高地位和作品销量。”当局对这一结果很满意。当审查制度与艺术家不再成为对手时，审查制度与艺术家已经一体化，审查已经内化于心，此时的审查已经显得多余，原来艺术家喜欢的不是自由，更多的是安全感。此时的审查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进化。它塑造了一种伪多元主义，给予艺术家和人们以自由的假象，但正如前面所说，它的底线依旧在那，不减一分一毫。这有点像什么呢？作者打了一个很恰当的比方：“在斯大林时期，深陷困境的我们，如同被主人愚蠢锁进水缸防止逃跑的鱼儿。后斯大林时期，主人愈发明智，鱼儿也愈发欢乐，尽管水缸依然是那个水缸。”后极权主义时期审查的“放松”同时也无需让艺术家表明鲜明的立场，国家作了“让步”，当国家意识到它的“宽宏大量”已经让大部分艺术家已经“无力传达任何除同化思想外的其他信息，无疑是十分欣喜的。于是，艺术家们可以在官方允许的范畴内肆意地“挥洒”自由，是的，艺术家们居然创造了自由，尽情地“演绎”，作者写道，“已经有权讽刺，前提是有温情和宽容；我们的作品可以异想天开，前提是处于社会主义现实的万有引力中。”是呀，谁会梦想到拥有这么多的自由？传统的审查制度已经不适合时代，因为它可能会激起反抗，而新的审查创造出“压抑的容忍”，成功塑造了审美的机器人，审查制度已经进化，孵化出一套新的审查美学——戴着金色的镣铐“自由”地舞蹈。至此，艺术家和国家彻底融为一体，进化的审查制度创造了“宽容”环境，“宽容”的环境可以加深同化。正如作者所说，“进步的审查无非是艺术家的自我约束。”应该来说，这一种与时俱进精致的权术，“宽松的条件”是一种统治策略的调整，不过是深入同化的显著标志而已，同化的艺术家在内心深处早已完成了自我审查，并且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审查制度，将其视为一种理所当然，正如面具戴久就脱不下来，自己也变成了面具的一部分。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如今的言论比以前开放，国家的经济多么繁荣之时，他早已掉入了国家“宽容”的环境中，逃脱不了国家设定的逻辑，他们传达的信息已经在同化思想之内。当然，他们看不到底层抗争的惨烈，看不到维权人士的艰险，看不到真正独立的声音，大众看到的是既是国家让他们看到的，也是他们想看的。大众觉得现在比以前好很多，并相信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却决然想不到国家底线的顽强超出他们的想象之外。没错，“天鹅绒监狱”已经打造完成，其权力运作的手段与策略已经超出以往，最厉害的权力运作是让人们完成自我驯化，无疑，在某些国家，这一点做得很好。

乖，叔叔给你棒棒糖吃

原文链接：https://rsywx.net/wordpress/2016/09/24/be-nice-and-you-will-be-treated/原文链接这是我泰国旅游看书书评的第三篇。我看的是《天鹅绒监狱》。这本薄薄的书讲述了一个真理：天鹅绒监狱是个美好的地方。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监狱之阴森恐怖不同，它那里窗明几净，舒适和谐，自由自在。只有一点和普通监狱相同：要想过得好，就要遵守规则。也许有人会问，规则是什么呢？于是就会有一位老司机适时出现，谆谆地教诲你：不要问太多。多看多学就是了。作为一个新人，你对此是感激涕零的，而且几乎是立即地将这段话作为你在天鹅绒监狱里立身处世的第一原则。你是个聪明人，所以你很快就总结出了这么几点，而且通过你自己的实践加上和别人的交往，你还肯定了如下几点：监狱长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说的话就是法令，就是最高法则。你试图从监狱长的话语（以及历史话语）中找出一个元规则——也就是在他昨天说A，今天说B，明天说C这样的言论中有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规则。你就这个问题和更老的司机们——因为你也已经被人为是老司机了——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但是发现结论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监狱长非常的“随机”（你很得意你用上了一个数学名词）。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以超过70%的准确性根据他（他们）所声称发现了的元规则预测监狱长下一个要发布的指令。但是，就监狱长本身和监狱本身而言，囚徒们还是找到了一些所谓的规律。比如：讨论监狱长的个人、家庭、亲属是被严格禁止的；讨论监狱长的过去言论（以及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也是被高度限制的——对此监狱本身有所谓的监狱长言行汇编作为官方的参考资料（而囚徒们发现，某些老司机信誓旦旦地说监狱长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在这本汇编上神奇地消失了）；严禁讨论任何有关监狱的基础设施；对监狱环境改善的讨论被高度限制。监狱中所有非囚徒的所有人分为几类：监狱长；管理及辅助人员（狱警、医生、心理辅导师、各类技能培训师、厨师、修理工、清洁工……）。根据他们的住处，他们会自发组织起来，以阅读、讨论监狱长言行汇编作为打发空余时间的重要事项。他们几乎不领取报酬，而是根据狱中他们各自管辖、服务的区域中的产出按照一个复杂的commission based calculation method计算他们可以每周分配多少袋米，多少包盐等等。他们的住所都是监狱统一建造和管理的，其中的家居设备也由监狱按照另外一些算法加以分配。狱警：他这周打了多少囚徒；根据囚徒的申请，完成了多少次囚房的重新分配；埋葬了多少死囚……医生：他这周治疗了多少受伤和得病的囚徒；签署了多少精神正常（不正常）证明；签署了多少死亡证明；开出了多少药药方……心里辅导师：他这周和多少精神不正常的囚徒进行了交谈和辅导；解析了几个囚徒们做的梦……；各类技能培训师：他这周培训了多少囚徒……厨师：他这周为多少囚徒和非囚徒做了多少顿饭；营养搭配合理程度；囚徒投诉、生病次数……修理工：他这周修理了多少米的管道；是否提出了有效降低能耗的建议；发现了多少想越狱的囚徒挖出的通道；因设施不能正常工作而收到的投诉……清洁工：他这周清扫了多少牢房、非囚徒住所；从囚徒住所中发现了多少不当言论的纸条；因清洁不力而收到的投诉……也因此，监狱是个很民主的地方。对于每个提供服务的非囚徒，有不少约束和考核。囚徒的舒适性是得到保障的。但是，你发现囚徒的分类才是最复杂的。囚徒都必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监狱会定时发放劳动报酬，其算法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监狱长对于这周和下周你做了（你认为是）同样的事情而获得不同的报酬具有最终的不解释权。所有的——是的，所有的——工作都是监狱允许而赞许的。你发现囚徒至少有两类：真正的囚徒。你发现对于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就是真正的囚徒。（以下文字中，除非特别声明，所说的囚徒都指这一类囚徒。）安插的囚徒。这又可以细分为两类。间谍囚徒。他们的工作就是装成“真正的囚徒”——而且一开始也往往是真正的囚徒——并挖掘各类消息和不当言论，向修理工和清洁工汇报。他们有一个比较隐晦的特点：就是做出同样的产出时，他们往往会得到比较多的报酬。但是，他们一旦被揭发（囚徒揭发或者被监狱长抛弃），他们的下场也是比较悲惨的——监狱中的囚徒间毕竟还是有潜规则的。异见囚徒。这些囚徒其实是非囚徒。他们由监狱长安插在囚徒中。监狱长也知道，异见永远存在，但是说出来的异见才是对监狱长而言更好的异见。换句话说，他需要知道他的权威是否被受到挑战，他的员工们是否认真地在做事（一方面是为囚徒的需要服务，一方面是为维护监狱的运作而服务）。他也知道，所有囚徒都知道他的元规则缺失，于是由他来倡导所谓的批判（甚至在他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他都会邀请甚至鼓励囚徒来对他进行批评）不会受到真心的对待，也就收集不到真心的意见。于是，他需要有人（异见囚徒）被安插到囚徒中去，以“高知、敢言”或者“莽撞、敢言”的态度，说出（或者说编织出）一些异见来。为了更好地保护异见囚徒——因为毕竟高知敢言的囚徒有时不愿意当异见囚徒——他有时甚至会为一个异见囚徒配备一些所谓的“影子囚徒”。而影子囚徒的工作就是对异见囚徒的看法提出抨击并对监狱进行维护。这样一来，囚徒中的分类就会更加复杂，也更隐蔽了。对于这些异见囚徒，他们的下场无外乎如下几种：真正地成为了囚徒领袖。其它追随他的囚徒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思想，而代之以通过他去思考。一旦被揭发，他们可以被抛弃；或者转移到另外一个监狱中扮演另外一种（也可能还是异见囚徒）身份。如果被抛弃（无论是否被揭发），而且不再有任何新的价值，异见囚徒还是可以最终选择：成为非囚徒的一员，继续为监狱效力；成为一名真正的囚徒。关于囚徒的未来，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除了成为上述几种囚徒身份（那么风险和利益是并存的），成为监狱职员之外，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情形：那就是“消失”。是的，消失了，不见了。消失可以是心理上的。也就是说，其它囚徒在你提到这个囚徒时，会很茫然：“有这个囚徒吗？”“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住在哪个单元？”“他是有大胡子的那个同性恋吗？哦，不是，那是汤姆。”……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让你知道，所有人都记不起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你（或者另外一些人）却是指天发誓就睡在你上铺的。消失也可以是物理上的。也就是说，在极端运气下，他通过自己挖出来的通道，或者某些从上古传说以来就只存在于口口相传中的秘密通道，成功地逃出了监狱，成为一名囚徒口中说的“浪人”。这种情形绝对不是虚构的——虽然很多囚徒认为，他不过是被“处理”了，所以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是，你很不喜欢这样的情形。成为浪人，在你看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一位作家曾经说过：有罪就要寻求惩罚；而另一位作家更进一步，他说：我被惩罚是因为我有罪——只是我也许并不知道而已。===============监狱长高高在上，手中端着的、他正啜饮着的红酒在橙色的灯光下泛出令人目眩神迷的紫红色。他看向他所管理的监狱，看到一切井井有条，囚徒们安居乐业，职员们尽职尽责，他觉得一切都是好的。

自我训诫：冷战语境下的艺术生态

（刊于 经济观察报书评 微信公众号）文/俞耕耘当我们探讨艺术发展前景时，独立性、创造性和他律性总是共生共存，形成一种强大的聚合与张力。匈牙利作家哈拉兹蒂的《天鹅绒监狱》正是一部探寻艺术生存、困境与抉择的“奇书”。说它奇，首先是题材的“敏”。它揭开了冷战语境下，东欧艺术失语沉默的“帷幕”。它的敏感锐利，不止托出一种东欧极权社会的文化生态，更是道出了被遮蔽的链条：艺术家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共生同化，合作共赢。其次是形式之“巧”。它言约意丰，尽得一语双敲，反讽蕴藉的妙处。作者对东欧政治、囚禁艺术、和御用文化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然而，全书却从未流于一种暴力宣泄、“怨妇”牢骚的粗陋疏浅。相反，哈拉兹蒂四两拨千斤，戏拟一位“御用文人的良心”，倾诉了“审查美学”的貌似合理，御用文化的形成理由。作者深谙：反话的“防守”往往比正面的“猛攻”更具杀伤，它时刻暗示着一种解构的“自毁”策略。哈拉兹蒂的书写显然是手术刀式的剖析，他没有简单描摹东欧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的内心图景，而是试图勾勒一种冷战背景下东欧的文化生态，一种艺术社会学机制。书中前言所谓“反抗的男爵”，惹人深思：他在反抗什么？如何反抗？事实上，作者反抗的正是一种自动清除异见者、自由主义，不断同化知识分子的系统机制。“服从者存活下来，不服者消失不存在。哈拉兹蒂就等同于不存在。”为了摆脱异在的失语。作者必须描述东欧极权模式如何造就审查制度，如何确立艺术合法性，怎样内在生成附属品（审查美学与御用文化）。换言之，正是在建构性的回溯分析中，作家时刻抵抗了来自极权国家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同化，不断揭示艺术家主动自我训诫、自我改造的危险。从而，哈拉兹蒂在极权系统运作的每一个微观环节，都置入了反抗声音。《天鹅绒监狱》表面上聚焦于极权国家驯化艺术家、艺术家与权力精英的合谋关系、审查美学和御用文化如何产生。然而，这些问题的实质都是艺术生态的“转换”过程：它包含了艺术家身份、艺术功能、国家审查策略的转变等。“当我讨论审查制度时，我指的不仅是某些官僚程序，而是整个文化语境。”转换总要依据文化语境的“两极”：一面是自由资本主义，一面是作家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说，作者对艺术的分析完全基于一种社会学意义：他看重审查制度怎样内在化培育新的阶级，形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同精神，如何把旧有的陈旧自由文人和平演变为御用艺术家，将其收编在统治阶层。最终落脚于：艺术如何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商业市场的落魄潦倒中救赎，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福利中被优抚，赋予政治责任的荣光。所谓艺术与自由天然的同盟关系，那种认为艺术只会依赖独立反抗而存在，自由是艺术必然条件的观点，似乎只是一种纯真的预设。作家看到了东欧极权主义的法宝并不是简单扼杀、钳制艺术。真正的危险来自于这种文化生态使艺术没有自由表达的欲求，丧失了反抗的理由。资本主义对于艺术只是一个美好的“空头支票”，艺术的自由竞争、私有独立并不会使艺术家得到地位与利益。相反，东欧制度却能给艺术家以一种启蒙领袖，政治教化的尊重扶持。它时刻抨击将艺术推向市场，用“最庸俗的原则统治着最崇高的主题”的资本主义陈疾。从而，艺术家在其中看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夺目光芒：通过审查，成为御用文化的一员，至少代表着从独立精神个体向国家集体的转换，从边缘人物向权力精英的转身，这些充满了实利的诱惑。只有当艺术家成为社会的精神领袖，当他受到尊重时，艺术家才有机会影响生活。“艺术家怎能反对这样一个未来的国家——这个国家需要艺术家，并且由他们来决定社会的品味。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国家不会把他们扔给无情的市场。”这种类似文化“招安”的行为，总是体现出知识分子自身的脆弱摇摆与抉择迷途。“布莱希特的例子，就展现了一个最难驾驭的头脑如何迅速堕入对美妙权力的享受”。事实上，一面是自由带来的边缘化代价，“自由”反而囚禁了艺术，使其在穷困中难以为继；另一面要获得尊重，又必须抹杀独立的个体价值。只有将艺术作为国有化价值表达方式，方能许可。身份的转换总是一种折中的技术，而艺术的新任务，新目的（参与政治、改造社会）又嫁接出一个新的品种：政治艺术。在书中，社会是艺术作品，政治是调色板的譬喻或许尤为恰切。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御用文化提供了想象的乌托邦，自足而完美，时刻带来幸福的允诺：政治赋予艺术家公共生活精神领袖和凝聚服务社会之责任，这就是艺术唯一的实现路径。履行义务后，作为交换，艺术家从中得到了虚幻犒赏：“它迟早会把征服的整个社会奖励给艺术家”。资本主义中艺术家的个人危机却直接导向了艺术激进的国有化。艺术本身也被不断修正、增补、替换了新功能。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历史和解，在御用文化中实现圆满，远比保持艺术独立自主重要。这种御用文化导致了审美传统的变革，艺术标准的颠覆。只有具有社会影响力，关乎政治现实才有艺术价值；艺术家必须有公共性，才能有所成就；只有在国家主导的计划社会，艺术才能获得殊荣。审查的美学正基于审美传统的激变：“曾经隐于私人领域的艺术享受，如今成了洞察社会的工具、改造社会的同谋”。作者的社会学分析模式，始终将艺术置于“文化生产”的棋局之中，揭示艺术家的本质正是国家雇佣关系下的工人。他反思了艺术和经济的关系、艺术国有化、工业化的潜台词。它意味着艺术是整套社会系统的生成品，艺术家是分工、组织周密的国家工人，艺术生产被定向规划，并同时承诺生产有组织的艺术受众。哈拉兹蒂全景式展现了艺术创作坊系统、协调系统、发行系统对创作与接受活动的双向联结、引导与监控。“这种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无论对创作实践还是思想控制，都具有积极影响。”欢迎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书语云中君

天鹅绒监狱——审查的艺术！

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种看不见的监狱禁锢着我们。在网络时代以前，审查是不可见的，亦或是十分隐蔽的；但是现在，我们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有些书被下架了，有些关键词是不可搜索的——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审查，感受到那些从我们身边消失的东西。我们与东欧国家有过共同的历史体验，但对其反省与思考却始终受到“审查”与“自我审查”的限制。匈牙利著名思想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在20世纪八十年代，用反讽的文字成就了一本关于审查与自我审查的杰作——《天鹅绒监狱》。他借“御用文人”的身份来阐述“审查的美学”，这种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双簧”手法无疑增加了阅读的艰难——难以把握作者真实意图；不过，这也不能掩盖其对审查制度思考的深度。审查制度源于权力对自由言论的控制，即对思考权利的垄断。20世纪中期，当匈牙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艺术便成为国家宣传的工具——当然，艺人的生活条件大大提高（高工资、别墅与地位），但在摆脱曾经的低贱与贫穷的同时也失去了思考与创作的自由。而审查制度的存在就是只许艺术表达统治者允许存在的事实和真理——定下立场与标准，艺术家与作家的职责不是去怀疑既有立场与标准，而是寻找材料证明它们的“正确”。正确不是基于客观标准，而是意识形态下的立场选择。诚如作者所言，“在国家社会主义降临之前，御用艺术总被强令保护现实，那么现在御用艺术则须时时肯定现实，一个只允许正面、积极向上的一元的御用艺术存在的梦幻世界，真的实现了”。联系我国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艺术家与作家摆脱了在旧中国低贱的地位，成为领取国家工资的“国家主人”；与此同时进行的则是思想改造运动，失去了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与机会。关于审查，最可怕的其实是自我审查。南斯拉夫著名作家丹尼洛•契斯在《审查•自我审查》一文中就自我审查写到，“自我审查意味着用别人的眼睛来阅读你的书，这种情况使你成为自己的审判者。你变得比任何人都要严厉和多疑，因为你身为作者，了解任何审查者都无法发现的东西——那些最秘密、最隐晦的思想，你觉得依然可以从字眼行间将它们辨认出来。你赋予了这个虚构的审查者连你自己都不具备的能力，赋予了你的书一种它并不具有的重要意义。你追捕自己的思想到了荒谬的地步，觉得一切都是颠覆性的，就连近似都是危险的、该死的”。在看完王小妮的《1966年》后，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从故事中看到的是对未来的恐惧，而恐惧下的谨小慎微让人心酸；生活被未知压得喘不过气来，奢求只是活着。读书本是最美好的坚守，现实却把美好砸碎，且诚惶诚恐地面对自己对美好的体验，这是一种怎样的痛？一切从否定自我开始，像极了冬日下雪天的一声叹息”。在该书的导读中，有句话就自我审查的评价可谓极其深刻，即“审查和自我审查不仅导致精神奴役，而且还毁掉了民族千百年发展起来的语言。许多词汇的内涵被扭曲，观念被描述成一个事实”。当思想失去自由，失去多样性（不触碰社会底线），那么整个国家将会陷入僵化与死气沉沉中。当下，很多艺术家与作家摆脱了对国家的依附，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虽然失去了以往“御用文人”的保障，却增添了多种可能性——怕的是，艺术在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后又成为金钱的寄生虫。任何社会，都会有人得意、有人失意，而“边缘人”的失意者对于特权充满仇恨的同时更趋向往；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当下社会何以如此浮躁的原因，艺术亦是如此。审查的可怕在于剥夺民众思考与判断的权利，进而垄断关于真相的解释权。那么，反抗的武器恰恰是读书，是自我的思考与判断。

给所有正在执行与当代艺术相关的人

口号式的“极权主义、当代艺术、东欧...”这些符号就像今天北京的“重度、轻度、中度”无需前文后缀，大家比天鹅绒监狱所隐喻的“极权、卡夫卡等”更加简练丰腴地彰显着你们这些人的嘴脸。天鹅绒监狱五个字又像是商政之间贪污受贿的“感谢、礼貌、尊重、孝敬”意蕴的礼盒式的，封口。艺术本身，是假象，没有实物，一切被落进实物的艺术，全被那些实物奴役，用它们去赚笔生活费、讨功名，在个人生活质量、商业保障，还是最初开拓为艺术家提供过一段时间的匈牙利政府，源自偏袒的君主，和政府制度。朦胧不清的保障，艺术家们似乎告别了卡夫卡似的饥饿状态，可是。卡夫卡似的艺术家本身，就不应该成为艺术的代言人。只有这样，艺术才能清洁自身，远离艺术，人与艺术精神才有一种灵肉无形交融的相互存在着的对视、凝望、共存。1994年，我5岁，开始学习书法、国画，十年历程，最终我并没有选择与美术相关的职业、专业，甚至从没有被应试教育制度下的美术学科规范过。两次退学经历，中国的画家们，吴冠中也好，齐白石也好，徐悲鸿，皆是亡魂。拍卖场和画廊里的产品，将伴随着此时此刻我的悲凉，应运而生。高价，作为b位，对位a面，正如读者的诞生缘于作家的死亡。今日的展览、合照、自我营销、艺术家身份标榜、项目参与、沙龙，都是对艺术精神的侮辱。没有人能了解艺术，也没有人有能力贬低艺术。如果你没有纯艺术学习史，以尼采式的激情热爱生命般折服艺术，此生你的灵魂被艺术放逐，那么，就不要借由字字珠玑深入我心的哈拉兹蒂德书籍，卖弄你们的符号暗号，接头式的玩耍。

东欧艺术家的自我囚禁

文/严杰夫巴尔扎克曾经说，“我能摧毁一切障碍”；卡夫卡则将这句话改写为：“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有意思的是，卡夫卡的这一改写，道破了“冷战”时期东欧作家与西欧作家间一种微妙的气质差别。波兰作家巴兰察克曾如此描写苏联控制下的东欧的创作气氛，“三十年来，作家们想尽办法对付主题的限制，巧妙地躲避审查，却使得波兰小说中影射和掩饰的模糊之风盛行。为了设法让自己的观点从审查官的眼皮底下通过，作者的技巧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这甚至甚于审查官的红铅笔。” 巴兰察克道出的是那个时代东欧出版审查制度的真实面目。当然，巴兰察克并未能够更深入地去评析那个时代的创作气氛。倒是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在这本《天鹅绒监狱》中，为我们更全面、深刻地分析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创作背景和氛围，并指出了社会主义东欧的文艺审查本质。哈拉兹蒂是匈牙利当代重要的作家、人权运动者。20世纪70年代，哈拉兹蒂是匈牙利著名的地下刊物《讲述者》的核心编辑。在东欧，这类地下文学刊物被称作 “萨米亚特”，即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而在这些刊物上刊登的作品就被称为“萨米亚特文学”。东欧社会剧变之后，捷克曾有位出版界人士指出，当代捷克文学包含三大种类：官方文学、流亡文学和萨米亚特文学。这也是萨米亚特文学第一次获得出版界的公开承认。事实上，《天鹅绒监狱》中所写到的文艺审查制度并不如后人所想象的那般粗暴和专制，反而呈现出令人惊讶的和谐。在这种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合作者、同事和伙伴。他们一起营造出了这种和谐。哈拉兹蒂指出，传统审查制度(斯大林时代的审查制度)是以创作者与审查官是天敌为前提，新的审查制度却努力消除了这种对立。“艺术家与审查官作为官方文化的左膀右臂，携手一道，乐呵呵地勤恳耕耘艺术的大花园。”在这种新的审查制度下，东欧的艺术创作并未枯竭，反而表现出一种起码是表面上的繁荣。同时，国家还对“官方艺术家”毫不吝啬地给予褒奖和授勋，以至于曾经在审查试验中受到迫害的艺术家也开始动摇，想要投入到官方的怀抱中。至此，艺术家与审查制度成为了亲密的伴侣。他们努力从事的创作作品，不再向权威发起挑战，而是成为维护国家和谐的工具。就这样，在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中，“御用艺术”成为新的美学形式，并成为大众的审美观念。哈拉兹蒂在书中半讽刺半严肃地为这种“御用艺术”的出现辩驳：在历史上，艺术家从未获得过完全的自由。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大多数艺术家是服膺于君主的权威；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家就不得不受到资本的控制。当然，在前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艺术家也确实有选择的权力，让自己的创作保持自由，但这种选择同样意味着，你必须成为一个卡夫卡式的“饥饿艺术家”。而东欧社会主义的“御用艺术家”不需要保持其自主性，却有机会承担更多的功能：增强社会主义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御用艺术家”们不用再担心，会重遇难以忍受的饥饿，以及不确定的前途。写到此，哈拉兹蒂似乎是在意味深长地劝诫，一心抱持“异议”的艺术家，不要再顽固地在艺术创作中与国家作对，这样就能继续享受经济、身份上的特权，相较于此，艺术作品的价值自然不值一提。哈拉兹蒂最后还悲观地指出，即使是真的异议者在其面前也无法真正形成“威胁”，反而是成为滋养这种制度的“营养”：他们教文化政客更敏感、批评者更灵活；他们用自己勇敢的自我毁灭行为促进了社会融合。应当明白，作为曾经的“萨米亚特”文学代表者，哈拉兹蒂并非真的是在劝导异议者放弃固执，转向与体制合作。通过这样的“曲笔”，哈拉兹蒂真正想让我们明白的是，东欧知识分子的软弱和病态同样是造成审查制度大获成功的重要因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哈拉兹蒂认为，当时东欧的异议者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以至于成为一种边缘群体，而无法对社会病态的审美观产生影响。哈拉兹蒂并不像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那样，会直截了当呼喊艺术家们不要卑躬屈膝地成为“君主的看门人”，他是从间接的角度，更巧妙地展现了“御用艺术家”们悲哀的灵魂。毕竟，“天鹅绒监狱”在本质上就是一座监狱，在那看似温柔的创作环境里，每一个艺术家最终成为了自我禁闭的囚徒。---------------------------------------------------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帮忙在“朋友圈”转发，并推荐“严杰夫的约柜”。：）

书摘

p 52 社会主义没能将工人阶级从锁链中解放出来，而是将他们从资本竞争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让工人们相信锁链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他们的安全链。社会主义亦未能终结工人们所承受的剥削和无意义的劳动。p 52 国有化更易取悦艺术家。受驱于意识形态，艺术家本能地承诺效忠。p 55 斯大林时代提供了丰硕母亲和工人领袖的雕像；“去斯大林化”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母亲和匿名的进步。在这两个时期，艺术无外乎礼品和国家广告。[审美上的含蓄始终被认定为政治冒犯。]note: 想想这个快速消费的时代，裸露、直接、爆粗口被视为真诚，希拉里的正能量不再令人振奋，相反，川普的狭隘民粹反倒扳倒政治正确成为政治正确。无论政治还是生活，审美上的含蓄似乎都被认定为政治冒犯。＃为含蓄／或者为“为艺术而艺术”唱一下哀歌＃p 56 “文化国有化”时间的推移证明：没有官方美学具体持续的指导，文化国有化也能运转正常。……其最佳状态不是源于国家美学的需求，而是艺术家们努力让国家相信他们的作品是可接受的、合宜的。较之于斯大林时代，这貌似是控制的削弱，实则巩固加强。note: 看似是控制削弱，实则是加强。令人想到企业文化的构建。看似声明人才提升、个人发展，实则仍是画大饼式的让你无偿出卖劳动力。最怕的就是对此没有警醒。职业精神与加班狗没有逻辑关系。p 60 我们是有福的真正的精英：代表国家授予大众审美口味，决定传统的用途，这些都是我们的用途，这些都是我们的特权（当然也是义务）。哪怕我们年轻青涩或衣着寒酸，只要我们的身份证显示出“艺术家”或“作家”，警察们都会朝我们敬礼。[如今，社会用尊重兑换我们的忠诚。]即使才气平庸的艺术家也不会遭到遗忘。没有作品会被埋没。艺术亦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战场”。人才互相竞争，希望得到关注，换取稀缺资源。这些都是御用文化特定背景下的发展，亦是我们的新文明价值体系最终确立的标志。note: 社会用尊重来换取忠诚，说的太tm好了。p 71 艺术的幸存，取决于富有之士的心血来潮。石油价格的大幅下挫亦可能影响对美的投资。p 71 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是一种昂贵的装饰；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则是一副必需的行头。p 73 唯一的不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家可以自由辞职，另谋高就。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家只能在国企及其分支机构的艺术部门找到饭碗。p 74 说到底，难道没有人发现自由只是必要的酬劳？p 76 我们被比恐怖更牢靠的枷锁拴绑在一个由“进步”和“需要”构成的社会。p 77 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单一社会的建造者，一度相信唯有军事纪律才能保持忠诚。时间和事实自然而然会导向解决之道：雇佣。一个雇员越是不可替代，就有越多人受其决策和想法的左右。这位雇员也就愈加热情地认同公司目标。毋庸置疑，他希望对这些目标拥有发言权。[ 如果他要享受这份自由，他就必须尊重游戏规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这个巨擘没有竞争对手。雇员辞职意味着其职业生涯落下帷幕——告别唯一的自由。p 82-83 今天，我们不是分别在“创作”和“审查”两个部门工作。“媒介”和“信息”已合并为同一概念。天赋又一次成为了神圣的礼物，神秘的创作再度不受干扰。我们像在指定土壤里播种规定种子的园丁，还满心期待创造出奇迹。[任何文化都是依靠自我复制得以延续。只有局外人，我们才能认清文化作为监狱的隐喻。]note: 文化作为监狱这个概念又比福柯的权力／系统作为监狱更进一步，因为文化是更不显而易见的权力渗透以及洗脑系统。我们往往认为只有创新才能孵化出新的文化为人们记下，然而忽略了文化记下的过程却是不断的重复过程。文化需要复制得以维持。创新和守旧，一如硬币的两面，是人性的两个天平，人们渴望新鲜带来刺激，心底里却又呼唤熟悉来索取安全感。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化既是监狱，也是天堂。但是笔者很出彩的在于点出了监狱这一面，来让大家警醒。p 83 资本主义文化自由基于这样一个共识：市场需求乃是不可回避、无可争议的前提。艺术家可以表达仇恨，甚至攻击市场，只要他有销路就万事大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财政扮演着和资本主义市场同样的角色。它是我们的文明对艺术进行压制或激励的基础，坚实且不可侵犯。社会主义艺术家同样承受着经济压力，只不过这种压力来自于政府。在这里，“许可”取代了“消费”。艺术为了生存，唯有承认其所在的系统——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p 83 只有那些无法顺利过渡的不幸者，才会幻想出更好的或更坏的文明；文明没有好坏，只有成败。p161 ＊卡内蒂说过，一个人多么爱，并且一个人多么徒劳地爱，这是本质的事情。大早上被这句话惊到。或许爱不是本质，徒劳是本质。为什么会产生徒劳感，因为想求求不得。事业的徒劳在于能力有限，爱情的徒劳在于需要两情相悦，真理的徒劳在于历史局限，而无论事业和爱情的徒劳都从属于历史的徒劳。行业兴衰，战乱异地，这些大环境都足以造成前两者的徒劳。

小评

天鹅绒监狱：一直都以为这应该是一本小说，只有小说才会拥有这么带感的名称吧！而事实上不是。一本全是文字的黑白印刷书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纸张，没有流行的故事与内容，书很薄却定价38元。做这本书的人要么就是想钱想疯了，要么就是压根没想从这里赚什么钱。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这本书不太可能畅销。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知不能赚钱，为什么还要做这样一本书，总应该有所企图吧！翻开书，如果不去计较那些无意义的助词，会发现“审查制度”这个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审查制度就是标题所言的“天鹅绒监狱”，在“天鹅绒监狱”里苟且生活着的，是一批又一批“驯化的艺术家”。这本书只讲苏联社会主义背景下的东欧！而我始终觉得传播这本书的人，一定是在竭力表达另外一层不能言说的含义。这也是我惊讶的地方，这本书居然能够顺利出版。但不得不说，这本书有不严谨的地方。封面和其他内文显示的作者姓名都是：米克洛什·哈拉兹蒂，而开头的导读几页一直都在讲“哈拉兹提”。这样一个小细节，会让人觉得这本书连最起码的校对工作都是有问题的。而原本，它应该对严肃对待。

甜蜜的爱人吃了我--读《天鹅绒监狱》

狗儿吃了蛋糕，蛋糕吃了狗，我吃了狗儿，甜蜜的爱人吃了我这是陈升的专辑《我的小清新》里的一首歌，叫“雅米蛋糕店”，整张专辑唱法奇特，基本没调，我媳妇说老诗人被左小带坏了。可我却整整听了一年。今年十一我去成都出于兴趣采访了一位写民国历史的作家，作家慷慨的分享了他对于写作的想法和为什么写民国的原因。我努力在他面前表现我对民国史的热衷，且极力买弄出一些市面上少见的史料和非普世的价值观。看到作家略显惊讶的表情我心满意足。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严重走神，直到采访结束。他说其实作家分体制内外，他算体制外作家。同样写历史，体制内的作家写历史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坐拥大量史料，简单摘引整理即可成册出版，动辄某某合辑，一二十册。胡适全集、鲁迅全集等等有着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地位。但也因为如此，他们对于史料的重视程度和对于研究历史的态度没有那么热衷，以及对非正统的史料中出现的新观点、新角度常常不能接受。而体制外作家没有限制，因为体制不允许将国内一手史料给体制外作家参考，因此他们对于史料的珍惜程度甚之又甚，因为收集资料的渠道没有限制，他们对于从庞杂的资料中汲取有效信息慎之又慎。所以这位作者经常可以标新立异，出版一些令学术界另眼相看的作品。但体制外作家也有很多不便的地方，单单从一个审查制度，就枪毙了无数题材，文章，作品。如果他单说有审查制度，我不觉得惊讶，毕竟电影界还有个广电总局，以外科手术技术高超享誉全宇宙。但一年中电影能有几部，图书就不一样了，每年几万甚至更多图书涌入市场，审查起来的力度只能更甚。他说其实不让出版的类型无非就那么几类，在此不提，但他说在写书过程中甚至不能出现一些名词，而这些名词每年增增减减，无非就那么几个，几十年了，没怎么变过。这让我突然意识到，我近些年所看到的所有史料、图书都是被阉割过的，不仅有无缘相见的观点，甚至有一些词汇、称呼、人名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不论我做何种努力都找不到我想看到的历史。他们做的天衣无缝，以至于他们让我相信我努力搜集的真相是正确的，而当我知道无论我看到多少锋利的词汇，刺眼的赤色都是经过审查后，制度让我看到的结果，当我觉得我找到了那个所谓的真相，得意于比一般读者知道的更多，和别人高谈阔论，看他们脸上因为被驯服和无知而流露出的惊讶，而我却沾沾自喜地躺在审查制度为我编织的温柔乡里，浑然不知的时候；当我意识到我努力挖掘的过程和挖掘出的结果不比那些从来不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更有价值的时候，我不仅仅是失望，简直有些绝望，逃不掉的。而刚刚看完的这本书，将我的绝望推到锋利的尖刀上。他不仅仅探讨作家和文学创作，更将创作高度延伸到整个艺术。这本书是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小书《天鹅绒监狱》，之所以称之为小书，因为他只有160页，这还包括4页的编者后记。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中想要阐明的是，“国家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他采用一种反讽的调子，从一位“御用作家的良心”角度，阐释他所说的“审查的美学”。早在17世纪，弥尔顿就在他的名文《论出版自由》中指出，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来对善恶做出选择，如果人民选择善，却被阻止知道恶，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进行自由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审查制度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真理必然会战胜谬误。但在哈拉兹提的御用作家看来，弥尔顿的言论大谬不然，审查制度完全可以带来文化繁荣。与通常人们谈论审查制度不同，此书没有对审查制度展开控诉，而是极力为审查制度寻找理由。用作者的话说：“这本书描述了审查的美学，以及艺术家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书中研究了国家用于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讨了艺术家与他们所处社会的执法者之间的合谋共犯关系。”这是书中中文版序言的一句话，想象一下，这已经不是审查制度单方面控制言论的行为了，他找到了既臣服于它，又让我们相信那些接近上帝的帮手，艺术家作为帮凶了。他们现场为我们直播在审查制度下艺术诞生的种种奇迹，让我们既感慨艺术家的鬼斧神工又感谢审查制度的大慈大悲，好让我们相信，或者说引导我们相信，这才是真的艺术，红布下的艺术。这些审查制度唯一存在理由就是，艺术只能表现权力者允许存在的事实和真理。它对任何问题都提供一个规定的答案，并把事实变成一种可以删除的信息，不是因为害怕真相会引起公众的痛苦，而是因为它必须不存在。没的选，那不是可有可无的二选一，那是像小学课本的集体意淫：天是蓝的，地是圆的，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我们是祖国的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的祖国是花园。那是2分的选词填空，四个选项里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那不叫选择，那是没的选的选择，你的选择值2分。由于艺术家成了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艺术家与国家的利益已经高度一致。对于艺术家来说，教育人民总比服务市场的感觉要好得多，也要有保障得多。当然，艺术家们需要经常表态向人民学习，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在人民之上，这是从前的饥饿艺术家所没有的荣耀。所以你从小学舞蹈学美术，你放荡不羁爱自由，考进一所教艺术的学校，你看到学校的名字是前国家某位领导人题的字，你注意到艺术学校把艺术分门别类，电影艺术在教3，舞蹈艺术在教4，你注意到开学典礼上，校长、书记欢迎你们到学校来读艺术，希望你们在大学四年里，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为学校、为国家赢得国际名誉。你刻苦学习学校为你准备的艺术课本，认真温习老师教你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你各门成绩优秀，可以保送研究生。年底学校组织汇报演出，校长和书记坐在观众席最显眼的位置，你们群策群力，为学校为祖国又多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但这不是你想要的，你厌倦了条条框框的束缚，于是你斩荆棘，杀恶龙，用10年时间花费你所有的积蓄，背着摄像机，录制一部与现行题材都不相同，真实反映某地某人某事的不为人知却又暗黑的深刻的纪录片后，觉得自己已经脱离当代虚伪艺术领域，重新找回自我的时候，制度宣布，今年的某权威影展最佳纪录片奖项颁于你。颁奖台上，主持人提到你说：你的作品充分反映了我国劳苦大众的真实生活，是此类影片的开山之作，此类问题已经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你颁奖的大领导用力握着你的手说：国家需要更多你这样的人才。你突然得到社会认可，邀约不断，片酬增加，跻身百大名人榜单，获得国际名誉。这依然不是你想要的，你不耻于与这些虚伪假面齐名，毅然放弃繁华，走进深山，和你的艺术，你的村子生活在一起，自给自足，想忘记外面的世界。村长知道你的到来大喜过望，送来本地特产和一张聘书，希望你担任当地的小学老师，教孩子们知识，好让孩子们也学艺术，变得和你一样成功，做知名的艺术家。逃不掉的。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很辛苦，每个字我都认识却很少能看懂他在说什么，他时而站在审查制度者的角度为审查制度极力辩护，又突然转身讽刺在审查制度下苟且的艺术。书中讲到审查制度已经在集权思想控制的社会中根深蒂固到不能撼动的地步，以至于你顺理成章的活在笼子里却全然不知有这么个笼子。然后你告诉我，你傻呀，现在技术这么发达，你翻个墙越个狱，什么看不到啊，谁能拦得住你一颗求知的心？记得《楚门的世界》里，当金.凯瑞在摄影棚里、既偷偷摸摸又众目睽睽划船找到了那画着蓝天白云的小门，向全世界挥手道别的时候，他以为他走出了那个笼子，可外面可能还有更多的摄像机，更多的把戏，更多的观众，更大的笼子在等着他。没人拦得住他的心，但却可以拦住他想寻找的目的地，山外有山啊。为了让艺术在夹缝中寻求生存，艺术家必须担当统治者的工具，他必须和审查制度一起为现行体制服务。是艺术选择了制度，还是制度选择了艺术，是我吃了审查制度下的艺术，还是这甜蜜的爱人吃了我？我希望我想多了，毕竟一家之言，此书的角度实在深刻有趣，在此荐过。

译者后记：刀与磨刀石（ 戴潍娜）

我和许知远的第一次见面，是因为这本《天鹅绒监狱》。大约是2011年暑假，我牛津的同窗好友方曌介绍我为单向街翻一本书。在玉渊潭的香格里拉饭店大堂，我头一回见到白衣飘飘的许知远，半分钟前我刚将一个黑衬衣的男人错认为他；此后经年，不论寒暑，几乎每回见他都是一水儿白衬衫，袖口捥得高高的，像一个恒定的少年，风度不羁的奥林匹克思想竞赛中的佼佼者。他抖抖手中这本《The Vevelt Prison》,跟我讲起他与哈拉兹蒂在欧洲短暂的会面。我信手翻了几页，就被书中有力的文字一拳击中；况且，那本烫金装帧、梵蒂冈红布裹面的小书正散发着一圈迷人的光泽——它被一位异议者从古老的剑桥图书馆里“顺”了出来，因而染上了股王法之外的侠盗之气。不久，我又以古老的借阅方式把它从许知远手里“顺”了过来。几乎是倏的一下，我惊叹又不无妒嫉地迷上了书里独特的“双簧体”。作者哈拉兹蒂大概找到了一种最自由的口气，这种口气使他的表达即便是在最不自由的环境中都能存活。他一会儿是一副异议者的愤青面孔，一会儿又摆出御用文人的良心。“审查制度”被他正过来，反过去，层层剖析，像一个无底洞般无限深挖。这让人联想起川剧中的绝活儿变脸——你明见他是包公，下一秒却换了霸王；你刚轻信，他又变出尉迟、八宝；你想该到头了，他却还能跟着愚弄你十八个回合。可不是吗，在一个连“梦”都戴上了面具的年代，想要摘清面具，这需要非凡的技艺。翻到后面，我简直觉得“审查制度”像一个拥有完整肌体、复杂人格的婴儿般，被作者重新生出来了一遍。想象一下，一个颇为年轻英俊的作者，坐在一间四白落地的屋子里放任思维和辩才。他的房间随着他思维的极限运动，时而是寒冷彻骨的冰窑，时而是覆满白羽的温巢。在那里，他创造出了一个深具诱惑的隐喻——天鹅绒监狱！致命的温柔杀死了每颗细胞的反抗之心。“旧的审查制度逐步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模式——更隐性且更危险……审查制度不再是文化的行刑场，而是艺术家天然的家园。”艺术与权力缠绵在一起，孕育出新的审美。这不禁让人恶作剧地串联到《白夜行》中勾结作案的男女——“虾虎鱼永远在枪虾身边”。再没有比合谋共犯更坚不可摧同生共气的“爱情”。这是哈拉兹蒂盘剥严酷现实的淘气逻辑。作者的游戏给译者造下了迷局。他们像一对不和谐的夫妻，总要通过“语种”的拌嘴来达成理解。《天鹅绒监狱》实在是我译过的最饶舌的文字。2013年的整个春节，我埋首最后的核对，打磨字句如剥花生米，须得是卖力嗑开粗砺的外壳，直至捉到里头白滑圆润的胎，再逗引其转世投生到新的语言中来。译书的过程中，我谨记鲁迅先生翻译《死魂灵》时强调的“异域风情”，我希望这本匈牙利的文论译介过来也带有些异域色彩。可这几乎无法实现。这本书的故乡与我们此刻脚下的大地黏得太紧，几乎是无缝重合，连时间的鸿沟都可勾销。很难相信，书中写的是八十年代的匈牙利，它与此刻的中国如此相似，犹如孪生。不用说，这本书与当下现实有着切肤的关联，好比刀与磨刀石的关系——紧张、锋利、深刻相知，在痛彻中相互擦亮。书中论及之处剔骨削肉。为防应景，我尽量让翻译过来的文字带些古意，要有点格格不入，可待发掘的气质。在那些百般寂闷的译书的长夜，时不时地，沈福宗的故事会窜进我的脑海。四百年前，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收到了第一份来自中国的手稿。1604年的英国还没人识得中文。直至又过了八九十年，一个名叫沈福宗的中国人游历欧洲才翻译出这份手稿。当时的牛津怎么也想不到，这部手稿日后会成为整个欧洲研究东方学的重要文献基础。这是时间造下的戏法儿，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出于对时间戏法儿的膜拜，我们不知道自己此刻的忙碌是何等徒劳；又抑或，会在未来焕发何等蹊跷的光彩。哈拉兹蒂写作这部书时是否想到过辐射中国，现无从得知。如今，这本书是现世猛药，却同样不妨碍它作为基础文献存在的意义。事实上，译者写这篇后记的时候，这部书能否最终出版面世，和其未来的命运一样，仍属未知。刀与磨刀石，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敌人。他们的互动，体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彼此消灭。再无眼力之人，都能轻易料到这本书的出版不会顺利。一本写审查制度的书，最终能否通过审查，这是几年来我心头的悬案。三年间，书稿被一搁再搁，一拒再拒，但热爱这本书的人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期间，孙郁、林贤治、四川诗人李加建等诸位师长的鼓励给了我力量。整个出版过程一直全靠知远鼎力推动。我们坚信这部书对当代中国是有意义的。卡内蒂说过，“一个人多么爱，并且一个人多么徒劳地爱，这是本质的事情。”几乎是不打不相识，2013年岁末通过上海三辉，译稿的出版终于有望。得知好消息时，我和徐小斌老师正在日本店吃寿司，我俩的双手越过三文鱼激动得紧紧相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朱丽娟博士和天津诗人雷玉华指出了译文中的多处纰漏，避免了贻笑大方。翻译是没有终点的工作，遗憾如落叶，扫了还会掉新的。译文不足之处，恳请同仁不吝指正。文章最后还想记一笔“一审校对”：作为中文系的老戏骨，我尚未退休的老爸每每戴上老花镜子，以最老派的编辑眼光，纠出我文中的错别字和用语不规范。在此顿首，感谢全家人对我侍从文学的无限支持。2014.3.于北京

【转载】季风书讯：集权制度的伴生物，一个开始自我进化的“怪物”

文/严搏非对于东欧作家的译介，一直是国内出版界的一份小众的却始终坚持着的事业，其中也有成为畅销书的，如昆德拉。花城出版社从90年代就开始做这件事，最近几年又重拾心情，“蓝色东欧”的系列已经很可观，好像已经出到了第三辑。我所在的三辉也陆续地出过一些，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的三卷加上一本他以流亡者在美国生活的自述小说《巢》，南斯拉夫作家契斯的三卷，以及，一部讲述三位伟大的东欧知识者的理论著作《欧洲精神》。在这部《欧洲精神》中，作者断言，真正的欧洲精神，不在西方，而在那个不断地经历苦难、压制，却仍不懈怠地坚持自由人性的东欧，在那些伟大的东欧异议者身上，才真正保留着重建新欧洲的精神基石。而本周上架的这本《天鹅绒监狱》，一位匈牙利作家1986年的作品，则是三辉和中央编译合作贡献的最新的一本。但这些作品似乎大多都没有得到过想象中应得的反应，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朋友之间一些私下的读书会还会专门讨论昆德拉，但就在前年，当米沃什那本《被禁锢的头脑》终于出版之后，竟已经看不到一篇像样的评论。我倒是在那年出版的托尼·朱特的《记忆小屋》中读到了一段朱特对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的评论，那年夏天，我将朱特的评论写进了这份没有多少人看的书讯编后中：《被禁锢的头脑》在国内已经出版了3个多月了，很少见到评论，但这还罢了，问题是国内的那么多知识分子，竟并无几个真正去读并读懂了且感到羞愧的。托尼评论说：“在描绘权力和极权主义对知识界的诱惑方面，迄今没有一本书比它（《被禁锢的头脑》）更深刻、更经得起推敲的”。难道国内的知识界竟真已全面地被内在地诱惑和驯服，不再有自身分裂的感受了吗？或者，就如《被禁锢的头脑》中所说的，将分裂的人格内化于心，“一边游刃有余地适应每一个新统治者的要求，一边坚信自己仍保有自由人的自主性”。托尼对《禁锢的头脑》的这节评论，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评论。《天鹅绒监狱》的命运也许也还是这样，无论我们与东欧曾经的生活多么相近，他们的批判还是很难成为我们的经验，也许就在这个意义上，《天鹅绒监狱》就直接地成为我们自身的生活样态。《天鹅绒监狱》描绘了所有的集权体制下必不可少的一项伴生物“审查制度”，但在后极权时代，这项制度已经不像它的早期，在一套坚硬的理论体系下由一群信仰者所执行的进行精神清理的思想“牛棚”，而已经慢慢演变成一个开始自我进化的社会系统（怪物），它开始自我发展、自我体系化，开始自我同化和自我歌唱，它将犬儒变成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因为它承认了现实的复杂性而到达了政治成熟。在这个系统中，作者嘲讽地说：“按照匈牙利人的说法，如果索尔仁尼琴住在匈牙利，他有朝一日会被任命为文联主席，那样就不会有人写作《古拉格群岛》了，即使有人写，索尔仁尼琴也会赞成将他驱逐出境。”这就是“天鹅绒监狱”，将异议者变成佞臣，然后与僭主同欢，而且，普遍化。2012年4月，Timothy Cheek将这本书推荐给我，他推荐给我时有另外一个理由，因为这本书突然让他明白，他一向以为存在的“公共空间”，在这类体制下只是一种“伪空间”，但Cheek不知道的却是，这个空间其实还不止是“伪”的，它很可能还是一个能帮助体制缓冲危机的“有效空间”，尽管这些所谓的空间一旦坍塌，往往也只是一夜之间。那年9月，我们获得了版权。但这本小册子并不好译，第一位翻译失败了，其时我的同事们在东方历史评论上发现了此书的一部分译文，这份译文很好，晓畅且充满张力，现在的这本书就是用的这位译者的译文，谢谢她了！希望这份反讽的东欧经验，有多一些人注意。原载于http://site.douban.com/jfbooksclub/widget/notes/14304959/note/522750641/?qq-pf-to=pcqq.c2c

審查的究極進化

極權制度下的東歐常被作為現實的隱喻。縱然自第三波民主潮至今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東歐各國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實現自由民主的轉型，然而，極權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更隨著大國崛起而愈臻無解。幸運的是，當年東歐高牆下的自由之聲相繼被譯作中文，進入了古老的帝國。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茲蒂的小書《天鵝絨監獄》就在這個冬天出版了。「這本不厚的小書描寫了東歐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社會文化生態和文藝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態，對於我們了解冷戰結束前的東歐及其文化觀念相當有價值。作者在書中也以種種或直接或曲折的敘述表達了他對東歐社會的意見，這些意見明顯地帶有作者的右翼立場，其中的大部份都是我們所不同意的。然而，此書在文學和社會學的意義上，依舊有相當價值，值得推薦給研究者。」書的出版說明如此道。換言之，此書的出版是作為一份史料，記載冷戰末期東歐的社會狀況，以史為鑑，吸取共產體制失敗之教訓是也。而且，此書又在豎靶子，提供了一個右翼知識份子的範例，為如何判別敵我作出一個清晰的示範。「然而，」所謂欲揚先抑，出版的真正意圖在最後的一句才點明。此書有重要的文學和社會學意義，確如所言。而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社會的意義。此書不單值得推薦給研究者，也值得推薦給有心人，那些堅守著良心的人。作者米克洛什·哈拉茲蒂是匈牙利當代的重要作家，除卻作家，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匈牙利民主與自由出版運動的領軍人。《天鵝絨監獄》就是他挑戰審查文化的一部精彩而深刻的政論隨筆。「審查制度」，即是哈拉茲蒂在書中處理的核心問題。衆所周知，作者生活的匈牙利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環境較為寬鬆的國度。1956年匈牙利事件後，卡達爾上臺執政，實行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改革，措施歸結就是「放權」二字，放鬆控制，適度自由。這就使得匈牙利的社會主義體制與蘇聯的斯大林體制產生差異，顯得更溫和，或者是更「自由」。但我們要保持清醒，溫和的極權主義依然是極權主義；「自由的」極權主義顯然也是非自由的。顯然，作為極權體制的關鍵環節──審查制度，不過也是披著「自由」的外衣，行著極權的勾當罷了。從根本而言，「審查」與「自由」絕不相容。所謂的「自由」，以其消極面向而言，指的是不受外在障礙。「審查」從來就是作為障礙而存在：限制創作意圖、限制表達形式、限制思想傾向──總而言之，限制自由。同樣地，就算以自由積極的面向審視「審查」，也會得出「非自由」的結論：自由的積極面向是指主體能夠主動地實現自身目標，「審查」的出現會妨礙能動的主體，以強力制止主體的行動。「審查」本質上是一種暴力，是針對思想的壓迫，就算怎樣變換形式，貼上怎樣的標籤，依然改變不了非自由的本性。實際上，審查的放鬆意味著審查制度的邪惡進化──審查制度成了藝術的一部份，哈拉茲蒂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審查制度的初級階段也是它最為粗暴的階段。審查者用強制的手段整肅一切威脅自身存在的文化。這種整肅沒有預兆，沒有理由，不確定性造成的恐慌，極權力量的凶惡，致使文藝界陷入噤聲之境，處處謹慎，為了免遭禍害，只好壓抑思想的鋒芒。但正如力與反作用力的關係，壓迫越強，反抗越烈。粗暴的審查制度在施展權力之時，也為其覆滅埋下禍根。審查制度尋求改變的一個表現是確定禁區。無論如何，極權國家自身的資源總是有限的，因而審查行為也不可能全方位地介入文化圈，它只會針對對它危險最深的話題，斬草除根。當整肅行為集中地針對某些主題、領域，敏感的文藝工作者就自覺地以之為禁忌，形成集體的沉默。如是，禁區被劃出，自我審查出現，審查制度實現了第一次進化。自我審查是極權侵入內心領域后產下的惡卵，宛如癌細胞，無限繁殖，摧殘藝術的高潔精神。極權之下，文藝無時不在牢籠之中。只不過，以前，創作者是被極權者所禁錮；如今，創作者卻為自己建起一座監獄，收容良心。過程無疑是極度痛苦的，思想是人之天性，遭受外在與內心的雙重禁錮，良知的消失也意味著生命的枯竭──藝術奄奄一息，行將就木。但極權不能讓藝術死去，極權需要藝術。需要注意的是，極權者眼中的審美沒有形而上的享受，只有功利的算計──維持政權。它需要藝術來滿足人民的需要，為人民提供單純的感官的快感。藝術之死是因為藝術敵不過癌細胞的侵蝕，假如藝術成為癌細胞，藝術就獲得了「新生」──預示著藝術獨立精神的蕩然無存。當審查成為藝術，審查制度完成了終極進化。哈拉茲蒂諷刺地將這種狀態描述為「藝術的解放」。此時，藝術成為權力的一種，藝術家獲得了官僚的身份──御用文人，成為了「人民的藝術家」。成為藝術家再不是不確定的冒險，只要進入機構，遵守規則，必有出人頭地之日；藝術家不必畏懼藝術實驗的失敗，因為政權願意支持你的一切創作──它是你唯一的觀眾。換言之，藝術成為了完全的服務業，藝術家擁有一切「自由」──只需要你全心全意地充當極權的僕從。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哈拉茲蒂描寫的「藝術家收容所」：「流放貴族的莊園被重新裝修──雇來忍受，擰開暖氣，發出邀請函，反正貴族們付不起這些費用。這一刻歷史是公正的：藝術家們填滿了豪華的房間。重大的任務、緊迫的截稿期或響亮的名字都可能會影響到邀請的順序。不過，每一個登記在冊的御用藝術家都有機會輪上。儘管曾經潦倒的藝術家們擁有的私人別墅數量在攀升，藝術家收容所的受歡迎程度並未減輕。新兵和老手，輕歌劇作曲家和讚美詩作者間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空氣和睦，工作室、書桌、有關單位和同行的上流社會八卦（一個強烈又寧靜的創作氛圍所必需的元素）等待著我們。公園裡開著花，一池湖水為詩人備著，一塊供小說家思考的林間空地，還有如詩如畫的農家小屋。距離首都亦不算太遠。早餐被送進房間，午餐和晚飯則一塊兒吃。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連同和諧公社在這裡夢想成真。多少電影劇本在這鑲裝有護壁板的活動室里寫就！多少詩意的帝國在此建立！多少無處落腳的人們，他們了解自由幾分！不用為藝術家進了收容所擔心！」完美的創作環境，藝術家的烏托邦！沒有經濟的顧慮，沒有藝術的分歧，沒有等級的排序──所有人都是極權者忠心的侍從，一視同仁。只是當如斯美妙的圖景浮現腦中，我總不寒而慄。只是，當我從令我不安的聯想中迴歸現實，我卻沒有絲毫解脫感，而是更感窒息。潛藏在空氣中的無形之手扼著我的喉嚨，無法掙脫。審查制度仍如影隨形，又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進化。審查不單單成為藝術，更成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