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思想》书评

明明直照吾家路

英時先生此書是見報文章結集，時間上溯中共建政，下迄文革將盡，內容森羅萬象，足見先生讀書思考之廣。讀書筆記一整理，便是上好的譯介論文。然先生並非替西人背書，他自有其真知灼見，所謂溝通中西文化必得有如是功力。至於什麼「最後一位儒家」之說（此名號坊間冠以數人，不一一），我反正不信——余先生不就是明明白白的「當世大儒」麼！書中文章繁蕪，難以梳理主線，但大致集中探討了幾個問題。我並不能添易一語，唯有談談自己因之而起的些許思考。無知闕漏之處，還望讀者海涵。一、反智主義與長輩先生談的是反智主義與中國政治傳統，要旨在古代溯源。雖則四九後重傷故國文化，但我們知道，傳統是不死的，不過是變換方式存在于所謂現代之中——譬如反智。所以跟不少長輩們辯論問題時，尤其是現實政治問題，常常不歡而散，放假回家真以為自己是海歸。如何能與他們說清楚？你講歷史，他們說談當下別跟我扯陳年舊事；你講理論，他們說你書呆子不懂實踐；你講現實，這下好了，長輩們起碼比你多活二三十年，社會上見多了去，你辯得贏嗎？即便使其一時語塞，也未必意味著他們想法的改變。可是回想下，現實固然重要，可歷史不重要嗎？理論不重要嗎？培根的名言想必大家都知道，「Histories make men wise」（讀史使人明智）。當然你要讀「史」，而不是打著「史」旗號的「屎」。歷史是鏡鑒，現實無論如何千變萬化，總有其歷史背景、規律在，更甚一步講，沒有歷史的關照，何以看清現實？假如你讀過高華教授的紅太陽，我無法想像你對歷史現實沒有一絲轉念。又如賓四先生寫國史，故有其偏頗之處，然在這樣溫情脈脈的文字前，讀者得無對傳統有一新體認乎？理論道理複如是，我不贅言。理論與實踐並不能截然分開，這點留待後文談工業文明再敘。在長輩們的反智「傳統」（如果算的話）背後，隱約可見幾十年來對「智識」的摧殘與扭曲。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人都是臭老九，這種標語正是反智傳統與時代政治運動結合的產物。至於所謂「知識改變命運」，其內在邏輯仍是將「知識」當作牟取利益之媒介，一如今日之教育，考試並非選拔人才，而是淘汰不合體制者也。知識之增長，有賴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體制要這種人嗎？在如是體制裡浸潤數十年，人們能真的尊重知識嗎？ 二、內在理路與史學先生好幾篇文章談及史家、史學、史觀。就我之淺薄而言，特別感興趣于先生所謂「內在理路」（inner logic）。歷史之遷變，固有其諸多外在因素，然最重要者乃是其內在蘊育的變因，終至「逼出」（先生好用此語）新的東西來。在談及清代學術時，先生指出宋明理學以降內在理路之發展，認為傳統定義朴學為理學之反動並不妥當。先生研究朱熹與理學是後來的事了，不過看得出他對理學早有深刻思索，《朱熹的歷史世界》正是他自己的內在理路給「逼出」來的~至於談章學誠、柯靈烏，非我專業不敢妄自評論。不過對黑格爾馬克思一路的「歷史哲學」的評判，還是很啟發人心的。那種唯物史觀包裝下的「宿命論」，終究也難逃唯心的影子。三、工業文明與理學先生指斥五四先驅們好將新文化運動比附文藝復興，並不真正懂得工業文明發展之歷程。譬如推行白話文，屢屢徵引歐洲各國土語取代拉丁文的事蹟，不曾注意到這一取代過程長達兩三個世紀，各國方言與拉丁文相互借鑒，最終在各國語言獨立的情況下，依舊保有「全歐性」之意識。以前我從未想過這點，也算是受了五四先驅的誤導，以之反觀中國，草率廢除文言，將兩千年口語書面兩套系統打破，純用白話，卻又不願學習文言的優勢，終於在歐化、共產化夾擊下，現代漢語狼狽不堪。今日之翻譯界，喜好直譯硬譯者最樂道的藉口便是：「五四後還有好的中文嗎？還不如順著原文句法呢！」再譬如所謂「科學」，中文語境下常常用於特指「自然科學」，然先生講，考諸拉丁詞源"scientia"，本義其實是「有組織的知識體系」（organized body of knowledge）。按《說文》「科」為「程」，乃條理法式之意，譯為「科學」實在妥貼。所以國人拿「科學」當「正確」用並不很準確，蓋「有組織」不代表有邏輯、無缺陷。話題扯遠了。先生主要是以介紹Nef教授的著作為線索，梳理工業文明發展之進程，駁斥馬克思以來學派過分重視經濟之作用而無視文化本身，同時指出理學在工業時代之新用。我的轉述很拙劣，但我很佩服先生，因為新儒學的東西多少瞭解一點，但總覺得懸空而談無法信服；真正能說服我，使我真正確信傳統學說在現代文明能煥發新生的，舍先生為誰？順便回應一下開頭的伏筆，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工業革命固然催生近代文明，但近代文明有其自身的發展軌跡，並不依賴工業革命始能完成；換言之，文明本身亦推進科技之發展，二者並非單純的決定關係。所謂「需求推動革命」，大而化之常常漏掉很多關鍵細節，可不慎哉？四、兩個世界與紅學「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相信紅迷朋友不會陌生。這其實還是可以回到先生思想的「內在理路」，但他主要談的是孔恩（Kuhn, 大陸譯為「庫恩」）的「典範」(paradigm)理論（參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基於此，他認為胡適所開創之新紅學，固然有許多訛誤闕漏，但這是開創新典範所共有之特徵，不足深責；反言之，正是要感謝這些開創者，為後世研究者指出一條新路，激勵學術之發展。（其實這點用於魯迅與胡適的比較公案也不無啟發，魯迅往往是繼承者的形象，而胡適卻是創新風的干將。）先生繼續順著「內在理路」分析，紅學中考據派與索隱派之爭辯，天長日久便「逼出」新的思索，特別提到的是俞平伯後來關於紅樓夢的隨筆。先生以為俞平伯的思考已經隱約暗涵新的典範，可惜共產批判運動很快將其打倒，使他不得不追隨大流改變自己的觀點。先生寓居海外，奮起為之，提出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身處四十年後，不知當年可曾引起紅學界之震盪？倒是先生有句話深有意味：「在大陸上，誰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寫『前言』或『代序』，誰就是紅學研究方面的『當權派』。」從革命紅學到紅學革命，回歸文本是必然趨勢。但若沒有新的典範確立，紅學的路怕是很難走下去了。五、所南心史與曲學以前看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深為折服（兼指二人）。難以想像四十年前讓人「驚透骨」的廣州，一個雙目失明的老人如何始終恪守自己的原則，如何曲盡詩文以俟後人。一九六四年陳先生《贈蔣秉南序》有言：「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南周有篇評論，呼籲大學教育不要「曲學阿世」，底下的回復都是在罵作者simple、naive，這世道變得，骨氣都成了笑話。先生于「曲學阿世」最為痛恨，想必沒有異議。《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引用先生答覆科學院的信：「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八十年代學術復興，但重新評價陳寅恪的學生者，依舊是稱先生已有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色彩，欲以此為其正名，我恐怕陳寅恪先生寧可承受「資產階級史學」的指責。先生致劉銘恕的信中分明說自己的研究並非「太史公、沖虛道人之新說」（按：此乃避開審查之隱語，太史公即司「馬」遷，沖虛道人即「列」禦寇，合為「馬列新說」），本來話說至此已足夠；但深論之，先生秉承乾嘉學派與德國蘭克學派，與馬克思主義史學本非同道。再看萬繩楠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開首便說老師已經「從資產階級史學向馬克思主義史學轉變」，為替老師正名而硬是比附馬列，這正是老師所痛恨的「曲學阿世」啊！先生泉下有知，怕是唯有心酸而已矣！昨夜睡前再讀英時先生的《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此書最後一篇），興起上網搜尋相關史料，不意得知「馮衣北」身份名氏均已昭示天下。感慨系之，一時無言，就此擱筆吧。英時先生嘗引朱熹詩句為釋證一書作序，謹借用以示銘感。

思想造就伟业

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家思想。没有老子，就没有道家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思想是文学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