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

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们在少数情况下也可免遭这一药物的毒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硫磷及其他的本类药物分解得相当快。故与氯化烃相比较，它们在庄稼上的残毒是相对短命的。然而，它们持续的时间已足以带来从严重中毒到致命的各种危害。在加利福尼亚的里弗赛德，采摘柑橘的三十人中有十一人得了重病，除一人外都不得不住院治疗，他们的症状是典型的对硫磷中毒。橘林是在大约两周半之前曾用对硫磷喷射过的；这些残毒已持续了十六至十九天之久。弄得采橘人陷入干呕、半瞎、半昏迷的痛苦中。这一事例并非最坏的纪录。早在一个月之前喷过的橘林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故，而且以标准剂量处理过六个月之后，柑橘的果皮里还发现有本药的残毒。对于给在田野、果园、葡萄园里施用有机磷杀虫剂的全体工人所造成的极度危险，已使得使用这些药物的一些州设立起许多实验室，医生可以在这里进行诊断和治疗。甚至连医生自己也会处在某些危险之中，除非在处理中毒患者时戴上橡皮手套。洗衣妇洗濯患者的衣物时也同样会有危险——这些衣物上可能吸附有足以伤害她的对硫磷。马拉硫磷是另一种有机磷酸酯，差不多与滴滴涕一样为公众所熟悉。它被园艺工广泛地使用，还普遍地用于家庭灭虫、喷射蚊虫方面，以及对昆虫进行总歼灭，如佛罗里达州的一些社区用来喷洒近百万英亩的土地，以消灭一种地中海果蝇。马拉硫磷被认为是此类药物中毒性最小的，许多人因此就臆断他们可以随意使用而无伤害之忧了。商业广告也在鼓励这种令人宽慰的态度。

前言

蕾切尔·卡森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我在中译本出来后就读过。早在一九六二年，它就为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第一声警报。但是在当年的美国，却遭到与农药相关企业的猛烈抨击和某些舆论的嘲弄。我佩服卡森女士的科学精神、远见和胆识。历史最终证明，尽管当时她是极少数，真理却在她的一边。    按一般常识来说，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    卡森的书出版之时，中国刚刚经历过所谓的“大跃进”年代，“战天斗地”的口号还在喊得震天响，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类第一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寂静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一九七二年召开的。那时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中国政府难免犹豫是否派团出席(这是我在一次环保聚会上，亲耳听到当年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讲的)。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连政府中不少高级领导人也还浑然不知环保为何事，更何况普通百姓？    中国的环境问题说到底，还不仅是个技术或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上世纪中期由于对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马寅初的批判，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使中国人口与生存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比例迅速失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在人口与资源比最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却迎来了其最大、最快的时期。这就使中国的环境问题显得空前尖锐。    卡森在她的书里，着重讲了化学制剂，主要是农药，特别是杀虫剂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但是环顾今天中国，污染环境的岂止是一般化学制剂，整座整座的工厂，尤其是设备简陋、缺乏起码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意识的乡镇企业，将自己的未经处理的生产污水和工业废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把天然河流干脆当成下水道、垃圾坑来使用，以致沿着这些污水河，出现了大量的癌症村和“怪病村”；村子里得癌症和“怪病”而死亡的人数比例高得让人揪心。    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要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卡森笔下所描述的情景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仅举一例：卡森将自己的这本著作起名为“寂静的春天”，是因为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在自家后院里听不到鸟鸣，是件会使人猛然吃惊的大事。可是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中国城市居民，什么年代曾在自家后院或附近听到过鸟鸣呢？对于中国人来说，环境问题已远远不止是什么听不听得见鸟鸣，而是人能不能正常生存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正是卡森这本书的出版，促成了美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的建立。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环保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却是在整整三十年之后，即九十年代初。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多数成立不超过十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各方面还是软弱、幼稚和经验不足的。它们刚刚尝试着为社会大众的环境利益而呐喊。这种呐喊，遭到了那些靠牺牲环境赚取利润的企业的反抗也是意料中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有一些所谓的学者，居然也公然站出来为那些一心只想着利润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根本无视环境和生态保护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辩解，甚至恶言诋毁初生的民间环保组织。这说明，在中国这个缺乏非政府组织传统的社会中，要使人们普遍认识到非政府组织是老百姓表达意见的一种渠道，是创建一个民主、和谐的社会的必要因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民希望实现“小康社会”，希望多数人都能过上富裕生活，这种追求是很正常的，完全无可厚非。但也不能忘记，追求富裕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之一就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负荷的增加。中国人必须学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决不能以预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当代人的“美好生活”。    在中国，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努力提高亿万普通中国人的环境意识。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当多数中国人懂得了环境保护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重要意义时，中国才有可能期盼一个绿色的明天。在这方面，卡森女士的《寂静的春天》将是我们向公众普及环境意识的一个最有力的、经典的读本。    梁从诫    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北京

后记

《寂静的春天》于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七年间陆续译为中文，开首几章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环境地贡与健康》上登载，全书于一九七九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寂静的春天》一九六二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你若有心去翻阅六十年代以前的报刊或图书，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确实，在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中，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蕾切尔·卡森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森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蕾切尔·卡森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斯普林代尔，并在那儿度过童年。她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二年间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环境问题。在此期间，她曾写过一些有关海洋生态的著作，如《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我们的海洋》。这些著作使她获得了第一流作家的声誉。一九五八年，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奥尔加·哈金斯的信，诉说她在自家后院饲养的野鸟都死了，一九五七年飞机在那儿喷过杀虫剂消灭蚊虫。这时的卡森正在考虑写一本有关人类与生态的书，她决定收集杀虫剂危害环境的证据。起初，她打算用一年时间写个小册子，但随着资料的增加，她感到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为使论述确凿，她阅读了几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寻找有关领域权威的科学家，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在写作中，她渐渐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她的一个朋友也告诫说，写这本书会得罪许多方面。果然，《寂静的春天》一出版，一批有工业后台的专家首先在《纽约客》杂志上发难，指责卡森是歇斯底里病人与极端主义分子。随着广大民众对这本书的日益注意，反对卡森的势力也空前集结起来。反对她的力量不仅来自生产农药的化学工业集团，也来自使用农药的农业部门。这些有组织的攻击不仅指向她的书，也指向她的科学生涯和她本人。一个政府官员说：“她这个老处女，干吗要操心那些遗传学的事？’’《时代》周刊指责她使用煽情的文字，甚至连以捍卫人民健康为主旨，德高望重的美国医学学会也站在化学工业一边。卡森迎战的力量来自她对真实情况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关心，她一遍又一遍地核查《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许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她的许多警告是估计过低，而不是说过了头。卡森本无意去招惹那些铜墙铁壁、财大气粗的工业界，但她的科学信念和勇气使她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斗争。虽然阻力重重，但《寂静的春天》毕竟像黑暗中的一声呐喊，唤醒了广大民众。由于民众压力日增，最后政府介入了这场战争。一九六三年，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书中结论。该委员会证实卡森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美国第一个民间环境组织由此应运而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上成立。由于《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仅至一九六二年底，已有四十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发明者曾获诺贝尔奖的滴滴涕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终于被从生产与使用的名单中彻底清除。    由《寂静的春天》引发的这场杀虫剂之争已过去几十年了；尘埃落定之后，许多问题变得明澈。第一，虽然滴滴涕和其他剧毒农药已被禁产、禁用，但化学工业并未因此而垮台，农业也未因此而被害虫扫荡殆尽；相反，新型的低毒高效农药迅速发展起来，化工和农业在一个更高的、更安全的水平上继续发展。当环境保护刚起步之时，我们常在“要环保还是要经济发展”的疑问面前犹豫。在“经济—环保”这一矛盾面前，采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才能扭转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寂静的春天》及其后的一段历史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第二，虽然卡森在这场斗争中获胜，虽然一些剧毒农药被禁了，虽然尔后更多的环保法令和行动被实施了，但我们的环境在整体上仍继续恶化。每年新出现的环境问题比解决的多，环境危害正由局部向大区域甚至全球扩展。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由于我们无所作为，而是我们尽力做了，但却无法遏制环境恶化的势头。这是一个信号，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的人类已失去把魔鬼再装回去的能力。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环境问题仅靠发明一些新的治理措施、关闭一些污染源，或发布一些新法令，是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植根于更深层的人类社会改革中，它包括对经济目标、社会结构和民众意识的根本变革。如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推动了许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正在上升为导引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矛盾。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最终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安全的食物和与之共存共荣的多样化生物基因，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社会组织还有什么功效呢？二十世纪后半叶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突飞猛进的时代。在这个小小的蔚蓝色星球上所出现的新思考中，全球环保意识的迅速觉醒是最具根本性的。一个正确思想的力量远远超过许多政治家的言辞。如今，卡森的思想正在变成亿万人的共同意识，这一新意识的觉醒正为人类社会向新阶段迈进做好准备。    世界各国虽国情不同，但面对这一跨世纪改革时的痛苦思考是共同的。中国，由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人口和经济条件，环境与资源的问题会显得更加严峻。如果这一问题解决得好，中国有希望成为一片文明昌盛的人间乐土；若解决得不好，中华民族将会经历更深更苦的磨难。这是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关切和忧虑。    我们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去修订当初翻译时未能深刻理解从而未能准确译出的地方。除改错外，早先被略过的原作者的话、致谢、参考文献等都在新版中补齐。西安外语学院的高万钧先生协助翻译了本书第三章，我们在此深表谢意。    吕瑞兰  李长生

内容概要

蕾切尔·卡逊，1907年5月27日生于匹兹堡附近的泉溪镇，1932年获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生物学硕士学位，1936～1952年在美国鱼类与野生生物调查署工作。著作有《海风之下》（1941）、《我们周围的海》（1951）、《海之边缘》（1955）、《寂静的春天》（1962）。1963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64年4月14日因患癌症病逝。1980年被追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引言

作者的话

致谢

一 明天的寓言

二 忍耐的义务

三 死神的特效药

四 地表水和地下海

五 土壤的王国

六 地球的绿色斗篷

七 不必要的大破坏

八 再也没有鸟儿歌唱

九 死亡的河流

一〇 无人幸免的天灾

一一 超越波吉亚家族的梦想

一二 人类的代价

一三 通过一扇狭小的窗户

一四 每四个中有一个

一五 大自然在反抗

一六 崩溃声隆隆

一七 另一条道路

附录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编辑推荐

《寂静的春天》是新文本译丛之一。

作者简介

《寂静的春天》内容简介：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了许多新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方法；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一个要反复提及的话题是：我们是在与生命——活的群体、它们经受的所有压力和反压力、它们的兴盛与衰败——打交道。只有认真地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希望在昆虫群落和我们本身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

“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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