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近视》书评

有时是其他——读《大近视》BY黎佩芬

昌曾经让我非常错愕，他亲身示范了一个文人的舞文弄墨竟然可于极速之内完成。下午通一个电话，约好时间，晚上就会出其不意的听见电话另一头一把温柔婉静的声音，说稿晚一点就传过来。他的神速应该是享誉的了，记得叶辉在明报坐在我隔邻的那段日子，有一次他听说是昌负责做的访问，就问我：他交稿真的很快是吧。神速并不代表是是旦旦的例行公事， 这大概得力于昌的通才背景，和贴服地我手写我心的文字功力。昌写小说作诗爱听音乐搞文学的推波助澜工作博览群书，住天水围上水搭火车上班，火车上看有线电视新闻，在一家教科书出版社上班，他广阔的生活体验似乎很容易就有某些地方可以对应社会新闻事件，而引发一种事事关心的态度。每次我跟他提议访问对象的时候，他都那么兴致勃勃的点头。虽然只是隔空传音，仍可容易的感受到他对发掘和体验的强大热情。记得那次旅发局说要在香港搞胡士托音乐会以催谷旅游，我们定题探讨40年前的胡士托精神，本来想找一个本土的嬉皮士，辗转又找到昌。昌说他爸年轻时蓄长发，边玩音乐边在工厂打工，于是我们请昌访问他爸爸，就有了〈强哥的胡士托〉一篇。我、昌和昌爸其实都错过了胡士托，都只有一些二手印象，昌就着对音乐作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力量的认知，连夜上网补课，然后，在他爸身上见出了所谓的胡士托精神。昌许是对文字的力量有所想望的，每一回，等到鼠标将昌传来的文本文件打开，读那种他所特有的不愠不火的尖锐，都有预期之内的意外收获，有时是识见，有时是其他。

一个人与一座城 ——读《袁兆昌：香港文化蒙太奇》

当我看到袁兆昌的书稿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初出道的小伙子，一定是令人惊艳的横空出世。数十个人给他写推荐序，有也斯，也有马家辉、汤祯兆，一个个又写得如此真诚、洋洋洒洒。就像当年足球巨星梅西17岁横空出世的时候，那些足坛大佬纷纷伸出手，邀请他与自己平起平坐一样。袁兆昌很低调。他没有像众多的拿到了名人推荐序的作者一样，密密麻麻的印在腰封上，以显示自己的实力和人脉。他悉数收入书中，却并不显山露水。这本名为《大近视》的图书，在香港出版的时候，他采用了“袁兆昌的文化蒙太奇”作为图书的副标题，但是当内地出版简体字版的时候，他很惴惴地说，副标题还是改成“香港文化蒙太奇”吧，将自己的名字那么突出地显现，似乎一直让他心有不安。袁兆昌给我的来信中，自称“港灿”。这当然是一种谦虚，但是这也是他刻意保持的一种身份——他总是立足于本土看香港这座城市，看这个世界。他中学毕业却无缘大学，于是在书店里做店员，同时拼命写作。后来因为出版的诗集《结账》、小说《超凡学生》而声名鹊起，于是入了岭南大学中文系。他创立了“点出版”公司，又参与了香港本土文学杂志《字花》的创办。一时事业上风生水起。于是，他被港府邀请在2011年书展活动上讲授“香港’80后’小说的六种可能”，2012年，第20届台北书展，他又被港府作为“超人气”作家推介出去。从草根到精英的传奇经历，让他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眼光看待香港这座城市以及他像蒙太奇一样的文化。袁兆昌现在在报纸副刊做编辑，同时经营着自己的出版公司。他在接受采访中说，确实，香港人普遍有一种“揾快钱”的即食心态，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所以充斥着香港图书市场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工具书、教辅书、财经方面的书籍。在这样的出版环境下，袁兆昌确实不走寻常路。他策划出版的“文化行者系列”图书。图书作者全都是他喜欢的作者，叶辉、汤祯兆、洛枫等人。做书对他来说，每本书都是一件艺术品，总是努力求新求精，加入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元素。他为汤祯兆出版的《全身文化人》，被汤认为是自己出版过的最漂亮的一本书，而当他带着自己公司出版的书赴台湾参加书展的时候，也引起了台湾出版同行的赞叹。当初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做书，没有想到，图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出版的书必须首先让自己喜欢，这是理想主义者袁兆昌秉持的出版理念。他编书，写书，自己出版自己的书。1978年出生的袁兆昌，此前似乎给人的印象是写校园题材或者写作对象为中学生的这么一位作家，直到他的这本《大近视——香港文化蒙太奇》的出版。作家、图书馆馆长梁科庆这样谈及袁兆昌：“<大近视>标志着袁兆昌由青嫩的’超凡学生’，过渡为日趋成熟的文化人。”在这本书中，他为香港这座城市留下了自己眼中的断代史。马家辉说：“袁兆昌不算健谈，但下笔为文确实曹操切切，流行与传统，高雅与通俗，所有话题介入其中。他写出了这个城市的热闹和惶恐。”这本书果然体现了袁兆昌在出版上的精致与奇思妙想。书中收录了作者几年来写的各种体裁的文章，有他和叶辉的对谈，有时评，有影评，有听歌后的笔记，也有他采写的访谈，甚至是他的文学创作。这种纷繁的体裁集合在一本书中，似乎除了感觉杂芜之外，还是杂芜。因为读者的阅读，在访谈与文学创作之间毫无章法地跳跃，这个跨度似乎会让读者在阅读中看了后者便忘记了前者——它缺乏一根让读者一以贯之进行思考的线索。袁兆昌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电视栏目”的概念对这本书进行了编排。当他以与叶辉的深度对谈拉开全书的序幕之后，我们看到的便是他对时装设计师以及漫画家麦家碧等人的专访。访谈结束之后，似乎到了音乐欣赏的时间，于是他像一位资深音乐人一样，带着我们欣赏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以及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然后便是时事报道、访谈、金曲欣赏、晚间新闻、文学创作、年度出版回顾••••••这样巧妙的结构方式，让读者在严肃与轻松中跳跃阅读，却不觉得杂乱，很有看一场情节曲折起伏的电影之感。在我们看来，深度访谈的对象似乎只应该是针对名人的。因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他的见识与学识，似乎并不能带给我们全面的视角与深度的切入。但是阿昌却不这么看。1969年，在纽约北部的伍德斯托克小镇，由几个年轻人举办了一场音乐节。这个后来被命名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音乐盛宴最终因为它介入现实的深度与广度，而成为象征美国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的标志之一。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音乐节，地处东亚的香港也感受到了他的气息，以至于后来，“很多英文歌便流行起来”。《明报》专栏作家黎佩芬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想做一期栏目以探讨真正的伍德斯托克精神，于是找到了袁兆昌。袁兆昌凭借他对音乐的理解，找到了他的采访对象——自己的爸爸。于是就有了这篇深受读者喜爱的专访《强哥的胡士托》（注：Woodstock，港译为“胡士托”）。在专访中，作者描述了自己的爸爸那个年代也是“蓄长发，穿喇叭裤，搞舞会结识女生，最重要的还是听音乐”。他从一个人的身上，从他的并不精确的回忆中、生活的细处上，看到了音乐对时代影响的力量。这就是他的访谈特色，他总是以要表达的精神内内核，去寻找自己需要的采访对象，而不是仅仅看到名人身上的光环。比如，在“特别新闻”栏中，他又采写了一个引起些许轰动的网络拍客。当然，他要采写的也有名人。在本书的开篇，便是他采写将容祖儿打造成令人惊艳的“黑白容祖儿”形象的服装设计师Adele，随后便是对《春天花花同学会》《麦兜响当当》的创作者的麦家碧的采访。他的访谈，作家关梦南是这样说的：“关于访问部分，个人认为可以作为教学范本。”打造一个城市的品格的除了音乐、文学等形而上的内容之外，更为实在的其实是居民的生活，以及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一个个故事，就像我们在许鞍华的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踏实、琐碎的香港，而不仅仅是光怪陆离、霓虹闪烁的那座活色生香的城市。在书里，作者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写下了蓝巴勒海峡，写下了天水围。在蓝巴勒，就改造废置焚化炉的问题，他从北京的798厂房改造，到伦敦泰晤士河南岸旧发电厂改造的泰特艺术馆得到启发，探讨“用艺术创造拯救城市”的种种可能。在《请还天水围一个名分》一文中，他建言献策，思考天水围的教育、住房，以及新移民的身份认同。他说：“新移民可不是人人来自深圳，他们有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前半生。每个新移民都有一个故事：与港人结婚、怀孕、诞下新生命••••••新移民的人生，也是人生。”袁兆昌被出版公司编过教材，创办的杂志《字花》，读者对象又是中学生，而自己小说的读者对象，开始也差不多就是中学生，他甚至还教学生写作。这让他与中学生有了密切的联系，也让他对教育的思考更为深入，而且务实。在《有张大春，中文不闷》一文中，他借张大春，谈论香港的“古典诗教育”“素质教育”以及“新生代创意”等等。而在“中文一分钟”栏目中，他写下了自己对“语文自学”“道德修养”“教材版权”“写作话题”的思考。在《品德情义》一文中，他从另外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孔子的“不读诗，无以言”的理解。他说：“它包括听说读写等语文应用训练的教学意识。学生有’言’之前，当然须把《诗经》读通读明。孔子因应当时政治语言潮流创设教学情境，向学生强调诗之用：《诗》可提高道德修养，理解典章制度，若用于‘写作’与‘小组讨论’，可以说无往而不利。”他从事出版，关注的事情则大多在出版以及图书上。在该书最后的“娱乐无穷，节日阅读”栏目中，他则按照月份，将一月到除夕中，每月发生的书界事情记录其中。他在二月的文章中，以哀伤的口吻悼念 “青文书店”老板罗志华之死，六月，他谈论《书城》的复刊、七月谈论书展、十一月谈论文学研讨会••••••就像梁科庆所说，如今，袁兆昌已经过渡为一个“日趋成熟的文化人”。他用自己文化人的眼光、思考，静静地打量着这个繁华的城市，为香港这座城市思忖着现在与未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辈现在也可以拿起笔，记录下我们对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了”。（本文的写作，参阅了严飞、米立对袁兆昌的专访，在此向二位表达感谢。）

“有我的历史”——评袁兆昌《大近视》BY汤祯兆

袁兆昌出新书， 名为《大近视》─ 我视之为一反讽的命名。「近视」也者，近清而远不明者也；然而袁兆昌却是彻头彻尾的历史论者，他对轨迹脉络的执着，已迹近流露原教旨主义式的癖好。何以见得？ 倘若仅从「金曲倒数」中窥探，你可能还以为作者是一把年纪的老头─由欧阳菲菲、姚苏蓉、李香兰、白光到静婷等，总不能说成为年青人的口味吧。那其实绝非只限于兴趣品味的定位玩意，而是一种对老好日子的宁静向往。此所以反过来纵观全书，即使内容好像芜杂烦琐，其实内里贯通脉络的，是作者对过去的好奇， 以及对承传的坚持。你可以看到作者无论访问时装师、画家、作家又或是填词人，同一铺陈方向是先寻根究底，为读者建构出受访对象的背景轮廓，然后才展示各人不同的视野角度。鉴古知今，是作者切入眼前世界的重要钥匙。然而作者对历史的溯源思考，亦非刻板的规行矩步。袁兆昌明白到历史的相对论，于是敢于挪移文学之笔，在人与物之间游弈，以「有我」的态度钻入缝隙。我对于书中原先的点题文章〈每当见琼楼　便知时光去〉， 以及〈强哥的胡士托─强哥专访〉尤有好感，原因正好是作者从个人的草根背景出发，然后透过对人（父亲）及地（粉岭）的好奇探究，再点拨虚实，从而生成趣味盎然的采访文章。你可以说一切因作者熟悉环境及对象使然，但于我而言，这正是见微知着的显影─作者大胆迈步由时光隧道入口向前走，追踪旧日的未知底蕴。我认为读者也可尝试用相若的态度阅读全书。今时今日，抗拒主题式的汇聚编收、对非主流议题的距离式审视（对地区重建及发展，乃至语文教学的回应，均非针对论坛版走向的定见反省），都可以看到文集「以人为本」的出发点。是的，历史总是要沉淀下来才可以看得清，老去的历史如是，年青的历史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