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师说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试再就两方思想上去看看。思想是什么？思想是知识的进一步，就着已知对于所未及知的宇宙或人生大小问题而抱的意见同态度。思想没有不具态度的，并且直以态度为中心。但我们现在所要去看的只在意见上，不在态度上。态度是情感，是意志，现在则要观察理性一面。思想既然跟着知识来，而照前边所说中国人于知识上面特别的无成就，西方人则特别的有成就。他们两方的“已知”很是相差，那所抱的思想自大大两样不待言了。中国人看见打雷就想有“雷公”，刮风就想有“风姨”，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宇宙间一件一件的事物，天、地、日、月……都想有主宰的神祗。婚姻、子嗣、寿天一切的祸福都想有前定的，冥冥中有主持的。生是投胎来的，死后有鬼，还要投生去。扰乱世界的人是恶魔降生。世乱是应当遭劫。在西方人他晓得风是怎样会起的，雷是怎样会响的，乃至种种，他便不抱这般思想而想是没有神了。长寿是卫生得宜，死是病没治好。无子定是身体有毛病。生非投胎，死亦无鬼。世乱是政治不得法，恶人不过是时会造成。前者因为知识既缺乏，不明白这些现象的所以然，不免为初民思想之遗留，又加以他的夙养，总爱于尚未检验得实的予以十分之肯定，于是就进一步而为有神有鬼等等思想了。后者因为知识既有成就，看出因果必至的事理，对于初民思想鄙薄的很，又加以他的习惯，不能与人以共见共闻的通不相信，于是就进一步而为无神无鬼等等思想了。什么叫知识缺乏？就是无科学。不检验得实而就肯定的，是何夙养？就是“非科学”的夙养。然则中国的思想如是，其原因都在无科学与“非科学”了。什么叫知识有成就？就是有科学。不与人以共见就不相信，是何习惯？就是“科学”的习惯。然则西方思想如是，其原因都在有科学与“科学”了（此处所说于两方思想尚未加是定，读者幸勿误会）。 所谓宗教，可以说就是思想之具一种特别态度的。什么态度？超越现实世界的信仰。思想而不含一种信仰态度的不能算，信仰而不是超越现实世界的也不能算。宗教既是如此的，则其势在西方人必致为宗教的反抗，不仅反对某一宗教而反对宗教本身——因为从科学的看法，要反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于是一面就有宗教终且废灭的推想，一面就有“非宗教”的宗教之创作，例如赫克尔（Haeckel）一元教之类。孔德（Comte）实兼有这两面的意思。可巧他们素来的基督教，又是一个很呆笨的宗教，奉那人格的上帝，如何站得住？只为人不单是理性，所以事实上不见就倒下来，而从西方人的理性方面去看，上帝却已不容于西方了。在虔诚信奉上帝一神几千年的西方人是如此，而在中国人从来并未奉上帝的。但他何曾有一点不是信奉上帝的意思呢？你问他为什么长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他说这是天所给人的。五谷丰熟得有饱饭吃，他感谢这是天赐的。有了大灾变，他说这是“天意”。上帝的思想反在中国了。可见有科学无科学的分别有这么大！

前言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年12月1日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的作者，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近百年来他们用心血写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恢宏的篇章，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二十世纪的生活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页。他们有过愉快，有过迷茫，有过痛苦，但他们矢志不渝爱着中国。他们用心用笔将世界文化迎进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王守常

后记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从2010年5月份策划、启动，到现在已经两年零七个月了。从开始的讨论，到今天的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同仁以及导师家属、学生、出版社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与艰辛，可以说，大家一路相伴，风风雨雨，因而今天能看到这十五卷触手可及的《导师文集》，幸甚大焉！    最初，按汤一介先生的意见，计划给九十岁以上的导师各出一卷文集，按年龄数下来就有二十多位，分别是梁漱溟(院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名誉院长)、袁晓园(导师)、邓广铭(导师)、张岱年(名誉院长)、虞愚(导师)、季羡林(院务委员会第二任主席)、何兹全(导师)、侯仁之(导师，1911年生)、启功(导师)、金克木(导师)、周一良(导师)、吴晓铃(导师)、杨宪益(导师)、阴法鲁(导师)、任继愈(导师)、石峻(导师)、牙含章(导师)、宫达非(导师)、吴江(导师，1918年生)、王元化(导师)、李慎之(导师)先生等。但最终因各种原因，如有些先生离世多年，亲属虽多方联系没有音信，还有其他“原因”，因此有七位先生的文集无法出版，故而原计划的二十二卷就成了今天大家能看到的十五卷文集。    当时我们在拟定策划案上，写了很多“豪言壮语”——“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处于伟大复兴的前夜，中国文化书院应当继承前贤，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反本开新’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文化书院联合出版社，意图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其目的是“为表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敬意与纪念”。编辑方法和要求，则是“选取导师们代表性文章或散文、随笔，文字30万字以内为宜，由这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的直系亲属或其学生担任，文章多能体现导师们的真性情与人生本色，内容活泼，不限定内容的范围，没有固定规则，每本有一简明的内容提要，选取导师们的自述文章作为代序前言，最后由编者写编后记或者跋语。《文集》体现亲情，反映导师们的人格风貌，也能反映后人对前人的认识”。    所以就这个问题回到最初，汤先生最早和我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导师们的学术地位很高，文集、选集出的并不少。当然，也有如研究藏学并护送“班禅”进藏的“特使”牙含章先生，研究佛教因明学的虞愚先生，今天学界亦少有人知。如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再编一套学术文集，其意义和现实作用何在？最终我们决定，从“学术生活史”的概念，编辑一个含有学生、亲属的纪念文章、评论文章的亲情感性文本。我以为，这样的文本，更具有生命及其理由。    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成立，到2014年就是三十年了。成立之初，中国文化书院“是推动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热’的北京三大学术团体之一；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中国文化书院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分布在海内外的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这次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自然成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十五卷《导师文集》的出版面世，我特别感激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是他们提出并促进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还要感激书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魏常海教授，是他们的热情支持，使得编辑以及具体编辑环节都得以顺利实现；书院秘书长苑天舒、院长助理江力，以及在书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办公室“管家”刘若邻，更是多年来的得力助手。没有他们的参与以及支持，也不会有《导师文集》的及时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    另外也要感谢老朋友张云昌先生，我们在“大家文丛”、“四为书系”等文集出版方面有着良好愉快的合作，他也是这套文集的发起人之一，感谢他以及继任耿明山社长和中国三峡出版社为了这套书初期付出辛劳的副总编肖玉平先生以及编辑们！    话说到这里该谢幕了，我们要谈谈这套书的出版者东方出版社。中国文化书院与《新华月报》合作“文化中国”学术栏目，故因张杰先生结缘东方出版社，并把《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交付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同时我要感谢《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所有的导师、亲友以及编辑者，没有你们的支持、宽容与理解，是不可能有这套文集的出版。    最后说说书名，汤先生提出一个“师道·师说”，我觉得是神来之笔，突出了这套文集所给予的内容与含义，因此决定这套文集的名称：《师道·师说——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仅以此书系，献给2014年——“中国文化书院”建院三十周年！    王守常    2012年12月18日于北京大学治贝子园

内容概要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书籍目录

总序一 总序二 编者的说明 梁漱溟先生生平（代序）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选） 自序 第八版自序 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上） 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下） 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之比观（选录） 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选录） 《人心与人生》（节选） 自序 绪论（上） 绪论（下） 略说人心 计划性 我对人类心理的认识前后转变不同 东西学术分途 谈人类心理发展史 孔子真面目将于何求？ 孔学绎旨 儒家孔门之学为体认人的生命生活之学 道德为人生艺术 佛法大意 儒佛异同论 东方学术之根本 民族自救与社会演进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社会演进上之中西殊途 《中国文化要义》（节选） 自序 绪论 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理性——人类的特征 文化早熟属之中国（选录） 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 思考与回忆 谈静 谈乐天知命 怀念熊十力先生 思亲记 三种人生态度 ——逐求、厌离、郑重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 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如何成为今天的我 编后记——“文期后世知” 总后记

编辑推荐

《师道师说:梁漱溟卷》编辑推荐：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编者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师道师说:梁漱溟卷》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作者简介

《师道师说:梁漱溟卷》收录了《我对人类心理的认识前后转变不同》；《民族自救与社会演进》；《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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