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书评

“文学纪念碑”的开掘之旅

“文学纪念碑”的开掘之旅魏东 苏珊•桑塔格在推荐茨普金作品《巴登夏日》时以“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题，的确，这是茨普金书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动力，同时，也是桑塔格从一堆旧书中翻捡发掘出茨普金的双重动力。回想起来，“文学纪念碑”丛书的诞生也是源于同样的动力。大学三年级时我接触的第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即是其总结性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也许正因为倒着看，从此，无可救药地迷上了陀氏及其作品。2005年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后，热爱就很自然地转化为了事业。最初是打算编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名家书系，成书的有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和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也就是在编辑别尔嘉耶夫的陀氏观期间，跟译者兼好友耿海英聊起相关选题，我们谈到了别尔嘉耶夫夫人的日记，曼徳施塔姆夫人娜杰日达的回忆录，由此注意到到俄罗斯有很多类似的出版资源，且有出版文学传记、回忆录、日记的优良传统，其中一套丛书名若由俄文直译，大约可称作“文学纪念碑”。至此，这一丛书名在我脑子里开始成型，并配上相应的英文“Literary Monuments”。首先想到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符合标准的正好有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氏传记。可是因为体量过大，成本不菲，选题未获通过（2007年，我甚至在彼时刚兴起不久的豆瓣陀氏小组中呼吁同好集资出版，虽有若干响应，终于无果）。2007年下半年，“文学纪念碑”的第一块基石终于确立，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的两大卷《纳博科夫传》选题得以通过。纳博科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微词远近闻名，选择他打头阵对于“文学纪念碑”的初衷来说未免有些讽刺。不过，作为俄语、英语两栖作家，纳博科夫自有其魅力，尤其是其不大为人知的俄罗斯时期。而博伊德作为最权威的纳博科夫爱好者和研究者也确实不凡，立论多有哲学兴味，文采飞扬，加上译者刘佳林的生花妙笔，呈现了传记的书写典范：生活与创作的无缝对接，作品的精妙解读，传主与读者的微妙化学效应。该书为“文学纪念碑”带来了最初的盛誉，并打下了坚实的地基。不过，在树立崇高标杆的同时，也给后续作品带来了影响的焦虑。依照《纳博科夫传》和期待中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规格，“文学纪念碑”的选书标准已然确立：体量丰厚，见识通透，声誉卓著，以同等的深广度呈现经典作家的人生图景与艺术世界。下一步选择什么作品呢？其时，作为《纳博科夫传》的副产品，刘佳林已完成纳博科夫的一本奇妙之作《尼古拉•果戈理》。这是一本小册子，但着实有趣，在果戈理身上烙下了鲜明的纳氏印记。“文学纪念碑”在打造之初，并没有严格归于俄罗斯文学一途，但因为俄罗斯文学本身的品性和质地，加上个人的文学见识和偏好，丛书不自觉地向俄罗斯文学靠拢了，以至于读者经常误解为这只是一套俄国文学丛书。接下来进入视野的首先是德米特里•贝科夫2006年获得俄国首届“大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传》，这是一部创新之作，列入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杰出人物传记”丛书。可惜版权兜兜转转，最终花落别家。关于阿赫玛托娃的传记资料除了好几年前翻译过来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三卷本回忆录之外（可惜译得不好），俄文里并无权威传记，只能假以时日。相比而言，在传记方面，茨维塔耶娃就幸运多了。茨维塔耶娃博物馆前馆长安娜•萨基扬茨所著《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即是理想的茨娃传记。此书特出之处不在于对于茨娃作品的系统深度解读，而在于深厚绵长的“同情之了解”，看似平实节制的文字后面潜藏着浓重的情感。这本传记译成中文有三大卷，篇幅的确骇人，不过，海量的生活细节与茨娃札记摘录，迅速刷新了读者对于茨娃的偏见与不见。编辑茨娃传的过程，于我是个沉重的体验，茨娃生活中虽偶有晴天和温馨，但其间遍布的那些阴郁沮丧绝望实在折磨人，也由此，我深深爱上了这位杰出的天才诗人。围绕她编辑了《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2012）以及她女儿阿利娅的回忆录（待出）。2011年，对于“文学纪念碑”来说，意义非凡。累积的作品相继推出：《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薇拉：纳博科夫夫人》，《黛安•阿勃丝传》，《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薇拉作为纳博科夫身后的女人备受读者关注，史黛西•希芙的叙事飘忽不定，张力十足，这本传记被誉为“纪念碑似的”，曾获2000年度普利策传记奖。阿勃丝是纪实摄影的先驱，残酷真实的摄影理念与不凡的经历使得她更像是一位摄影诗人，此书入选“纪念碑”也不算牵强。《捍卫记忆》成功入选本年度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并上了国内多个书榜，可说是“纪念碑”系列第一部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作品。本书对于国人的要义在于贡献了一个关键词，一个借助邻国反思本朝历史的有效切口。2013年，“文学纪念碑”持续发力。这一年，期待已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总算有了回响。《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终于借助于上海译文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的“文学回忆录”系列中的《相濡以沫十四年》再版，安娜的《一八六七年日记》则是首次由俄文全本译出。安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伴侣和文学助手，众多陀氏杰作的题献者，她将一生投入到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业中，她的文字（虽有部分文饰）对于理解陀氏意义重大。本年最值得一提的是《曼徳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这一选题早在2007年即已敲定，一直在等待刘文飞老师腾出时间翻译。本书在9月推出后迅速得到书评人的回应，并在本年度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选中位列十四，此后声誉持续发酵，一举获得新京报年度文学书、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凤凰网年度译著等嘉誉。在批判力度上，曼夫人比之利季娅要更具文学性，因之更锋利、更动人。两位女作家的作品也为“文学纪念碑”开启了另一个维度，即对于社会、权力等大词的批判性思考。2014年，“文学纪念碑”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有了重大突破，最初的心愿终于达成。《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五卷本陀传第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近日隆重推出。前者由苏联著名陀学家多利宁主编，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基础的传记资料。弗兰克的陀氏传记第一卷出版于1976年，最后一卷2002年才完成。弗兰克站在多利宁、格罗斯曼等前驱学者肩上，运用英语世界得天独厚的文学史及传记撰写经验，成就了这部伟大传记，它配得上陀氏及其伟大作品。《反叛的种子》作为开卷之作，展示了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置身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学环境，奠定了整部传记的主旨、原则、调性和深度。“文学纪念碑”系列在传记、回忆录、日记领域的耕耘已初见成效，目前已出十三种，规划也有二十几种了。接下来即将推出的是理查德•艾尔曼的《王尔德传》，艾尔曼用睿智的语言富于同情地构筑了王尔德的一生，同名传记电影即是以此书为蓝本（正如《阿勃丝传》催生了电影《皮毛》）。值得期待的还有有利季娅和曼夫人的后续作品，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以及五卷本陀传剩下的四卷。一路走来，“文学纪念碑”能有如今的模样，实在有赖各种合力。首先是传主、作者、译者的三重契合，这是保持高品质的关键。对于译著来说，变数大概就在译者了。所幸这套书系的译者做到了契合。与刘佳林、谷羽、李小钧、蓝英年、徐振亚、苏杭、谷兴亚、刘文飞、戴大洪等诸位老师的合作是愉悦的，也是丰硕的。其次，众多高质量的相关书评也为“纪念碑”的坚固助力不少。当然，还有众多的经典作家的爱好者，你们是这套书系的支持者，也是构成动力的重要部分。以上算是一个浅层的梳理，一个中途的报告，愿与读者诸君共勉。“文学纪念碑”的意义即在于刷新对于经典作家的传统识见，丰富对于经典作家作品的内心体验，修正我们对于社会人生的感知，如此，这座纪念碑还值得不断开掘下去。（本文原载《晶报》2014年6月8日，略有删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材料库

陀翁在泛读者群内也许无法与俄罗斯文学界的另一个巅峰托尔斯泰比肩，但——（虽然没有调查和精确的数据统计，仅凭浏览过的书目而言）他却很可能是小说家和学者最有兴趣深入研究的“材料”，他对后世文学、哲学、心理学、宗教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陀翁是个丰富的材料库，无论是其兼具思想性、艺术性的小说作品，还是充满坎坷、思想脉路波云诡谲的一生，值得研究的节点实在太多。纪德当年曾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托尔斯泰挡住的另一座高峰。现在看来，这话当然已经过时。那些荣膺诺贝尔奖的作家：黑塞、托马斯•曼、库切，包括纪德，无一不是陀翁的超级粉丝，库切为此还写过一本《彼得堡的大师》向其致敬，作家以随笔论述其人其文的，更是不在少数。即使有这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对其做过深度阐释，约瑟夫•弗兰克的这套五卷本传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值得喜欢陀翁的人细细品读。其实，与其说这是一套厚厚传记，毋宁说这是一部严肃、系统、规整、充满抱负心的陀翁学术研究。总括来说，本部传记在写法上确实厉害的罕见，作者老实的地方是，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不可信材料不引用；“不老实”的地方是，把作家观念、生活经历、作品内容一并提起，挑破时空，披沙拣金。这样的写法对于作者本身来说就是个十足的挑战，从第一本传记到第五本传记，约瑟夫•弗兰克耗时二十余年，一个学者把近乎半生的时光放到一位小说家的研究上，足以见其对陀翁的兴趣了。在这部开篇之作中，约瑟夫用“反叛的种子”作为副标题，集中解释了1821——1849年这段时间内陀翁的思想倾向（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社会主义倾向演变）、社交生活（比如与别林斯基从友好到决裂）、以及各种突如其来的变故。虽然本书明确规定了写作的主线时间，然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约瑟夫此作并非是一部标准的“线性叙事作品”，他会时不时引用一些“闪进”手法来叙述此时此刻的事件之于未来陀翁的影响，包括生活方面与作品方面。举例来说，他后来对欧洲的印象一直非常不好。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得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他不但从中读出了巴尔扎克的艺术表现力，更从中看到了欧洲社会的缩影，那里的人腐化、奢靡、堕落，“巴尔扎克很可能是第一个让他相信欧洲完全被物欲之神巴力所控制并且难逃一场阶级斗争血腥浩劫的人”。即使有着充分介入公共事务的愿望与情怀，但陀翁也绝不愿意自己的文学作品完全为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摆布和蹂躏，简而言之，后来别林斯基的看法是，文学作品应该更加直面社会问题，不用太注重艺术性和诗意，与早期受德国浪漫派影响的陀翁决裂是迟早的事情。别林斯基真诚而富有激情的性格，注定让他无法容忍当时俄国社会的黑暗状况。他敢于舍弃掉一切艺术性，只求文学能够为社会发声。如果有人对俄罗斯当时的文学思潮不甚了解的话，其实把时空背景移植到民国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文人对于时局的巨大迥异看法。著名的论战，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代言人鲁迅痛骂“资本主义的乏走狗”梁实秋即为一例。然而，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矛盾的爆发，与其说是基于文学立场的态度不同，毋宁说是对“保守”与“激进”、“有神”与“无神”之间的本质性对立。约瑟夫认为，在结识别林斯基之前，受到家庭影响，陀翁一直以来都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而别林斯基身上却贴满了无神论、激进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恐怖行动过后，在西伯利亚，陀翁终于彻底转向，“逐渐意识到，无神论只能把个人和社会引向毁灭”。对于弗洛伊德没有证据的联想，约瑟夫也同样予以了强有力的揭露。弗洛伊德以陀翁为病例，阐释其精神分析中的弑父理论。但事实真相是，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陀翁有多仇恨他的父亲，而“癫痫是在闻讯父亲死后首次发作”更是缺少有力的证据表明。速食影像时代，让一个经典作家不被大众遗忘的补救措施就是不断翻拍他的小说。从这点而言，托尔斯泰具有无比难得的优势（尽管被影像化后精神格局与原作比，难以望其项背），但陀翁相形之下就要输掉很多，超长的独白与精妙的心理分析很难予以还原。但在转型期的天朝，读陀翁作品和相关研究一定不会吃亏，因为你会发现，在此刻发生的故事，在一百多年前的俄罗斯，已经上演过。

托尔斯泰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斯特拉霍夫的信四封) 　　 一 　　这几天我身体不好，在读《死屋手记》。有许多地方忘记了，重读了一遍，我不知道现代文学之中，包括普希金在内，有哪一部作品写得比它更好。 　　不是它那种调子，而是它的视角叫人称奇——真诚，自然，基督教徒式的。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的好书。昨天我一天都觉得很满意，好久没有得到这样的享受了。您如能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请告诉他我喜欢他。 　　二 　　我非常希望向你和盘托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您说了您的感想，其中有一部分我也有同感。我从没有见过他，也从没有直接同他打过交道，当他死去以后，我突然发觉他是我最最亲近的人，他对我来说十分宝贵，我需要他。 　　我是作家，凡是作家都有虚荣心，都喜欢妒忌别人，至少我也是这样的作家，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同他比个高低，从来没有。凡是他所写的(他写的好的、真正的作品)，我都喜欢。他写得越多，我觉得越好。他的艺术手法，还有他的智慧，使我羡慕不已；他的心理分析，使我感到惊喜。因此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除了认为同他有可能相见但需要等待机会之外，没有别的想法。 　　不过这只是我的感觉。而突然之间在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吃饭，时间也迟了)读到报上的消息：他死了。我的一根支柱倒下了。我昏昏沉沉的，后来才开始明白过来，他对我是多么的宝贵啊，我哭了一场，现在也在流着眼泪。 　　他去世之前那几天，我读了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深受感动。 凭我的直觉，我知道葬礼上无论怎么议论……这些报纸，都是真实的感受。 　　三 　　他是令人感动的，引人注意的，但是他全身充满斗争，不可能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纪念碑的顶上教育子孙后代。从您的大作我第一次了解到他的智慧的分量。非常聪明，真正的智慧。我至今仍然深感遗憾，我没有能够认识他。 　　屠格涅夫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会活得更长久。不是因为艺术的功力，而是由于脚下没有闪失。真诚地拥抱您。 　　四 　　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笔下的人物描写自己，并认为所有人都是这种模样。那又算什么！他笔下的人物，即使是非常特别的人物，说到最后，不但与他同一族类的我们，甚至是异族人，都会从中认出自己的面貌，认出自己的灵魂的。开掘得越深，大家会觉得越有共同点，越熟悉，越亲切。 　　不但艺术作品是如此，科学的哲学著作也一样，无论如何努力想写得客观再客观，即使是康德、斯宾诺莎，我们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仍然是作者本人的灵魂、智慧和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