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山石刻

内容概要

王浩远，安徽滁州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明清史博士生，师从萧正洪先生。

书籍目录

目录一

以时间为序

唐代

一．李幼卿摩崖题刻

二．皇甫曾、柳遂《题摽上人房》摩崖题刻

三．柳遂摩崖题刻

四．赵元阳、刘约、卢弘宣摩崖题刻

五．钱可复元和十五年摩崖题刻

六．周况、钱可复摩崖题刻

七．庶子泉摩崖题刻

八．吴道子“观自在菩萨”画像碑刻

宋代

一．刘汝言摩崖题刻

二．杜符卿、张及甫、许长裕摩崖题刻

三．杜符卿谒继诠诗摩崖题刻

四．钱公辅摩崖题刻

五．燕度、燕雍、阎士良摩崖题刻

六．史炤、燕雍、胡宗道摩崖题刻

七．固始徐氏建舍利石塔碑刻

八．陈安石、卢盛、胡宗道摩崖题刻

九．蒋之奇摩崖题刻

十．晁端彦摩崖题刻

十一．王古呈方锐诗碑刻

十二．释迦舍利宝塔残迹

十三．邵材、邓公瑾、邓仲贤摩崖题刻

十四．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刻

十五．“醉翁亭”摩崖题刻

十六．曾肇、常安民等游琅琊洞摩崖题刻

十七．王巩、马景文、德圆、惠伦摩崖题刻

十八．钱伯修、胡圣咨、晁将之摩崖石刻

十九．洪昭、洪昕、管思可、管因可摩崖题刻

二十．赵伯逵、张邦宁摩崖题刻

廿一．辛弃疾摩崖题刻

廿二．翟畋、邹燧、莫若晦、杨森摩崖题刻

廿三．杜易“二贤堂”摩崖题刻

廿四．莫叔光、吉良、韩辑、俞九龄摩崖题刻

廿五．清风亭摩崖题刻

廿六．王璆、沈邠、倪震摩崖题刻

廿七．陈晖、丁允元、王璆、王言信摩崖题刻

廿八．朱咢、王璆摩崖题刻

廿九．丁介、张镐、茅同摩崖题刻

三十．“双泉绝顶”摩崖题刻

明代

一．张诚、汪安宅、汪安靖、汪安上摩崖题刻

二．陈大章摩崖题刻

三．刘瑞、毛珵、陈璧、丰坊游琅琊寺摩崖题刻

四．陈达、陈则清游琅琊寺摩崖题刻

五．陈则清重刻欧阳修《丰乐亭记》碑刻

六．欧阳修咏丰乐亭诗  陈则清次韵及跋尾  碑刻

七．杭淮“归云洞”摩崖题刻

八．王邦瑞摩崖题刻

九．张明道《宋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碑刻

十. 朱廷立撰《揽秀亭记》碑刻

十一．郑大同“濯缨”摩崖题刻

十二．章焕撰《绎思亭记》碑刻

十三．黄廷用琅琊寺摩崖题刻

十四．黄廷用醉翁亭摩崖题刻

十五．罗复撰《皆春亭记》碑刻

十六．马乾元醉翁亭摩崖题刻

十七．马乾元丰乐亭摩崖题刻

十八．胡杰《饮庶子泉》碑刻

十九．胡杰撰《三友亭记》碑刻

二十．盛汝谦“君不见琅琊石上松”碑刻

廿一．王鹤、刘秉仁、盛汝谦、胡杰、宋治摩崖题刻

廿二．刘秉仁《游琅琊山寺》、《登琅琊绝顶歌》碑刻

廿三．吴遵《游琅琊山寺》、《登琅琊绝顶歌》碑刻

廿四．李敏《游琅琊寺》、《登琅琊绝顶歌》碑刻

廿五．欧阳昱《游琅琊寺》、《登琅琊绝顶歌》碑刻

廿六．殷从俭、霍与瑕、胡文摩崖题刻

廿七．殷迈、赵輄、胡文碑刻

廿八．孟津、陆光祖、王可立、石玺、李世达游琅琊寺碑刻

廿九．王之垣、刘稳、许孚远、韩必显、刘维题名碑刻

三十．石星、陈行健、吕旻、秦致恭题名碑刻

卅一．秦致恭撰《重修醉翁亭记》碑刻

卅二．石玺撰《琅琊山植木记》碑刻

卅三．南京太仆寺界碑碑刻

卅四．赵用贤、萧崇业、尹瑾摩崖题刻

卅五．萧崇业撰《游醉翁亭记》碑刻

卅六．萧崇业“丰乐亭”碑刻

卅七．沈思孝撰《解酲阁记》碑刻

卅八．杨时乔撰《题醉翁亭记》碑刻

卅九．朱淳“二九径”摩崖题刻

四十．叶向高撰《重修醉翁丰乐亭记》碑刻

卌一．杨于庭撰《重修醉翁亭记》碑刻

卌二. 钱士完撰《琅琊开化禅寺给常住田记》碑刻

卌三. 戴瑞卿撰《启圣祠记》碑刻

卌四．焦竑撰《琅琊寺悟经台记》碑刻

卌五．杨大化勒、杨桂秋书《金刚经》塔形碑刻

卌六．尹梦璧“寒流疏影”碑刻

卌七．尹梦璧《重浚酿泉七律》碑刻

卌八．文翔凤《让泉次韵》碑刻

卌九. 文翔凤《训滁阳守孙公镌诗》碑刻

五十．冯若愚撰《宝宋斋记》碑刻

五十一．苏茂相碑刻

五十二．玄帝宫香炉石刻

五十三．仇维桢“雪鸿洞”碑刻

五十四. 雪鸿洞“丙子面壁处”摩崖题刻

五十五. 李觉斯撰《琅琊山寺兑换常住田记》碑刻

五十六. 万墀撰《移四老堂记石置生祠跋》碑刻

五十七. 张懋爵撰《明父冯公德政碑记》碑刻

五十八．《闻闻戒师塔铭》碑刻

清代

一．李嵩阳撰《瑞鹿亭记》碑刻

二．刘芳誉《瑞鹿亭咏》、《喜迁莺调》碑刻

三．赵化龙撰《建瑞鹿亭记》碑刻

四．李嵩阳“花中巢许”碑刻

五．晏济《醉翁之意不在酒》诗碑刻

六．颜之阜《游醉翁亭》诗碑刻

七．王赐魁“让泉”碑刻

八．王赐魁摩崖题刻

九．王赐魁“翠积清香”碑刻

十．张鹏翮《欧梅》诗碑刻

十一．张榕端《欧梅》诗碑刻

十二．熊中荣碑刻

十三．胡梅摩崖题刻

十四．琅琊律寺皓清和尚塔铭

十五．琅琊律寺性广和尚塔铭

十六．琅琊律寺圆融和尚塔铭

十七．薛时雨题“醉翁亭”门额砖雕题刻

十八．薛时雨“晴岚叠翠”砖雕题字

十九．黄铎楹联砖雕题字

二十．章家琮题、黄铎书“踏云”砖雕题刻

廿一．薛时雨“有亭翼然”，章家琮“瞻仰烟霞”、“酒国春长”砖雕题字

廿二．薛时雨撰《重修醉翁亭记》碑刻

廿三．章家琮志、黄铎书“玻璃沼”题刻

廿四．熊祖诒撰《重修丰乐醉翁二亭、立二贤堂、王欧二公祠祭田记》碑刻

廿五．满汉合书“与民同乐”摩崖题刻

民国

一．施从滨摩崖题刻

二．潘鸿钧“灵秀独钟”摩崖题刻

三．黄观效“四时之景不同”碑刻

四．章心培碑刻

五．叶玉森“三藏玄枢”碑刻

六．黄铎撰《募修滁县琅琊山开化律寺大雄宝殿缘起》碑刻

七．叶玉森撰《重建琅琊山开化寺藏经楼记》碑刻

八．达修立《重修开化律寺功德碑》之一

九．达修立《重修开化律寺功德碑》之二

十．张广建“琅琊胜境”碑刻

十一．黄仲甫“云根”摩崖题刻

十二. 黄仲甫“怡亭”碑刻

十三．黄仲甫“古梅亭”摩崖题刻

十四. 黄仲甫撰《重修怡亭记》碑刻

十五．陈文权碑刻

十六．高槐川“洗心亭”门额碑刻

十七．达修“南无释迦牟尼佛”摩崖题刻

十八．达修“祇园花盆”题刻

十九．达修“解脱”砖雕题刻

二十．达修“佛”字摩崖题刻

廿一．戴季陶《唯识二十论颂》碑刻

廿二．朱廷燎“醒园”碑刻

廿三．林翔“南无阿弥陀佛”摩崖题刻

廿四．戴季陶叙事碑刻

廿五．戴季陶《题破山寺诗》摩崖题刻

廿六．黄仲甫“枕流漱石”、“游目骋怀”碑刻

廿七．林友松“南谯灵光”摩崖题刻

廿八．林友松“苍翠环回”摩崖题刻

廿九．关赓麟“云荒石老”摩崖题刻

三十．“心即是佛”摩崖题刻

卅一．达修和尚塔铭

卅二．“江山留胜迹”摩崖题刻

卅三.“岁月如川逝”摩崖题刻

卅四．根如韦陀殿楹联题刻

卅五．“复兴冈”摩崖题刻

卅六．沈廷桢摩崖题刻

卅七.“云山之友”摩崖题刻

卅八．陆鹤“六一亭”摩崖石刻

作者简介

《滁州琅琊山碑石志》书稿简介

时间:2010-07-13 15:40来源:滁州地方志网 作者:王浩远 点击:199次

石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或是刻于山崖，成为摩崖石刻；或是镂于石碑，成为碑铭。记功颂德，记游记事，题诗抒怀，目的虽是各异，但都是古人遗留的珍宝。为我们研究当时、当地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石刻也是一门艺术，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陶冶民众情操、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题材。

滁州琅琊山，是一座集风光之美、人文之美于一身的名山。而石刻之美自然是构成这座名山不可或缺的条件。山间石刻不可胜数，时代最早者可以追溯到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摩崖石刻，宋、明、清、民国，代有佳作，其中不乏名家所书，“琅琊山摩崖石刻及碑刻”因而成为安徽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文史研究者而言，石刻最重大的价值莫过于文字内容。长期以来，对琅琊山石刻缺乏系统的、历史的内容考订。民国十七年（1928年），琅琊寺住持达修和尚等人修纂了第一部《琅琊山志》，留存了众多诗文资料，但未说明是志书艺文还是石刻抄录。1989年由黄山书社出版了新版《琅琊山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琅琊山石刻选》。《琅琊山石刻选》，对琅琊山石刻进行拓片、照相，对于保护、宣传琅琊山石刻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琅琊山石刻选》侧重于书法艺术欣赏，对其内容的考订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了。此后陆续出版的滁州市一些文史资料虽然都对琅琊山石刻有所涉及，但详加考订内容者甚少。

琅琊山，山名据说以“晋元帝初封琅琊，远避索虏，龙潜于此，因得名云。”（语见钱士完撰《琅琊开化禅寺给常住田记》碑刻）而琅琊山可考证的信史，始于唐大历年间，刺史李幼卿与法琛和尚共建琅琊寺。大书法家李阳冰为寺中庶子泉做铭题于石崖。现存的唐代摩崖石刻仍有六处。其中，大历年间，滁州刺史李幼卿所作《题琅琊山寺道摽、道揖二上人东峰禅室》，并说“此官筑斯地”。从而证明这是琅琊山寺的最早缘起。随后又有皇甫曾、卢弘宣、钱可复等唐代知名人物的题刻。实为山中珍宝。这是已知的我市唯一的唐代摩崖石刻，在安徽省内也可谓罕有。

宋代，是琅琊山摩崖石刻发展的最高峰，现存的摩崖石刻大多为两宋的遗迹。多以访僧问禅、记游抒怀为题，其中不乏诗作。

此时琅琊寺禅宗高僧云集，《五灯会元》所记录的琅琊寺住持就有广照、智仙、继诠、方锐，前来修禅拜谒者众。刘汝言访继诠、杜符卿为继诠题诗、王古呈诗方锐；建塔的记录就有三处：钱公辅往观广照上人塔、固始徐氏为亡夫建舍利石塔、僧众建释迦舍利宝塔。

除了宗教题材，更多的则是表现了古代文人的山水之乐。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欧阳修《醉翁亭记》名垂千古，苏轼所书的《醉翁亭记》碑刻就保存在“宝宋斋”中。字里行间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雅趣。南宋初年，豪放派大词人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大雪后登山远眺，抒发的又是怎样一种济世救民的心情呢！另有蒋之奇、陈安石、晁端彦、曾肇、莫若晦等名人留下的石刻资料。这些石刻大多为其手记，历时近千年，仍能得见苏轼、辛弃疾、曾肇手记，实乃万幸。

经过了元代的荒芜，朱元璋建立明朝，滁州更是赢得了“开天首郡”的名号。南京太仆寺在滁州设立官署，管理马政。情趣高雅的士大夫们政暇游山，诗文佳作自不必说，即使是山中的修葺营建，留下的石刻碑记，也是优雅的散文。

罗复《皆春亭记》、秦致恭《重修醉翁亭记》、萧崇业《游醉翁亭记》、叶向高《重修醉翁丰乐亭记》、冯若愚撰《宝宋斋记》则是研究醉翁亭景区布局、营造、变迁的原始材料。钱士完《琅琊开化禅寺给常住田记》、李觉斯《兑换常住田记》，这些碑刻就是研究明代琅琊寺寺院管理的钥匙。

沈思孝、杨时乔针对明朝中期因循守旧、留恋酒乡、长醉不醒的官场陋习，分别撰写了《解酲阁记》、《题醉翁亭记》，借题发挥，仿佛是对明朝统治的深深忧虑，读之令人深叹。焦竑《琅琊寺悟经台记》以“菩萨转轮，生生世界。如来说法，万万恒沙”开篇，令人击节，可见焦状元文笔功力之深。仇维桢“雪鸿洞”碑刻、万墀《移四老堂记置生祠跋》，文中流露出对时代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叹，不正是对行将就木的明朝无奈的感叹吗？更有石玺《琅琊山植木记》在三百五十年后，得到了丁玲、方令孺的赞赏。更多的游记题名，大多为南京太仆寺官员所为，因为明代文献资料的缺失，这必然是研究南京太仆寺官吏任职沿革的绝佳资料，如时任太仆寺卿的石星纪年碑刻，就记录着自己的生辰。

明代是琅琊山发展兴盛的黄金时代，现存的石刻多为明代所遗。而其中碑刻又占了绝大部分，义理性命、长文抒情、大段议论，凸显了明代士大夫的风貌，风采翩翩，如在眼前。

随着明朝的灭亡，南京太仆寺撤销了，琅琊山也不免物是人非。不过，清初的琅琊山，少了沉重的感慨，又回归到了山林雅趣的时代，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督学江南的李嵩阳为欧梅题“花中巢许”，在山中建“瑞鹿亭”，并为之作记；知州王赐魁为“让泉”立碑，对出了明代尹梦璧“寒流疏影”的下联“翠积清香”。

清中期，琅琊寺也在皓清和尚的托钵千里中，迎来了律宗的时代。今天皓清和尚及其弟子的墓塔碑铭，仍在琅琊寺后山静看琅琊山色，似乎是一种冥冥定数一般的神奇。

清末，琅琊山惨遭兵燹。太平天国战乱之后，醉翁亭、琅琊寺再化焦土。薛时雨、熊祖怡、达修又开始了重建的历程。留下了薛时雨《重修醉翁亭记》、熊祖怡《重修丰乐醉翁二亭、立二贤堂、王欧二公祠祭田记》，正是为此不懈努力的见证。山水有幸，灵气不衰！

不得不感谢达修和尚，二十八岁受知州熊祖怡之邀住持琅琊寺，直到六十四岁去世。大半生的命运都与山林契合。今天我们在琅琊寺祇园内看见的民国巨型摩崖，可以说是达修的功德碑。如果没有达修的大愿之心，今天的琅琊寺、琅琊山不知是何等模样呢。

达修所立《重修开化律寺功德碑》看见张勋的名字，有一种奇怪的趣味。看见施从滨的题刻，又不免联想起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施剑翘为父报仇的故事来。而黄铎《募修滁县琅琊山开化律寺大雄宝殿缘起》、叶玉森《重建琅琊山开化寺藏经楼记》、戴季陶撰于琅琊开化律寺酴醿轩的碑刻，其中又隐隐有一丝伤感和落寞，对时局的不安，即使在佛的面前，也不能免俗，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碑石中所记录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而碑石的字迹依然清晰，碑石所承载的历史更加厚重。带着历史的体温，带着千年的唐代直到民国的万千气象，即使落寞也是那么地有张力。这些碑刻是前人留给滁州的宝贵遗产，是不可多得的珍宝。但并不为人所知，或是所知有限，缺乏必要的保护。

作为一个滁州人，我自觉有这个责任，更有这个义务，来做这项基础的工作。对琅琊山的石刻，进行较为仔细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对石刻进行文字释读、年代考订、人物注释。从而汇总为《滁州琅琊山碑石志》书稿。既可以作为基本文献资料使用，又能够以此作为加强琅琊山石刻文物保护工作、推介滁州、提升滁州人文品位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本书编写体例以独立的石刻（碑刻、砖雕）为基本单元，其下分列“石刻（碑刻、砖雕）原文”、“释文”、“地点、纪年”、“人物”、“景物”、“评介”六大栏目。

经过两年的时间，我对琅琊山的摩崖石刻及碑刻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对碑石文字进行抄录、核对、照相，做到抄录文字不出现错漏。这是做好考证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在“石刻（碑刻、砖雕）原文”一栏中，尽可能附上原文拓片、图片。尽量使用石刻中的繁体字、异体字、简化字。通过拓片、图片、原文，增强读者的感性认识。

其次，即是对文字进行释文断句。“释文”一栏，是把石刻原文改为今天标准的简体字，加上标点符号，便于读者阅读。释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读者的观感，决定了本书的可信度。没有正确的释文，更是难以理解古人用词造句的深意，难以体现琅琊山石刻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原文、释文的基础上，则是要进行详实可靠的考据。这也正是本书能够称为“志”的原因。纪年、人物、景物的考订是考据中最关键的部分。

“纪年”在题刻上多有记录，这样的题刻只需要说明此纪年为某朝某代即可。而对于没有纪年的，则是根据题刻者及文中相关人物的情况进行考订。如大家熟知的“二贤堂”题刻，无纪年，仅有“濉阳杜易书”、“郡守魏汝功立”。针对这一情况，首先查找志书，查明魏汝功为南宋滁州太守，以其任职期间，确定该摩崖题刻纪年区间。

“人物”是依靠历代文献，对石刻中所出现的人名进行介绍。为了增强“人物”一栏的可信度，一般以权威史料为准。如《新唐书》、《旧唐书》、《续修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明实录》、《南京太仆寺志》、《清实录》等等。

琅琊山碑石之中，以明代为最多，本书中收录四十九篇，与宋代碑石相比，尚且多出近二十篇。明代题刻多为南京太仆寺官员所作。南京太仆寺是有史以来唯一设在滁州的国家级政府机构。对滁州的政治、人文、社会生活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也是滁州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南京太仆寺职官表载于清康熙《滁州志》上，但大多只存名录，而无任职纪年。我依据《明实录》以及明嘉靖《南京太仆寺志》查找南京太仆寺官员任职情况，整理出了起于洪武、终于弘光的南京太仆寺卿、少卿年表。既为明代题刻中“人物”一栏作出了较为详尽的人物简介，又纠正了康熙、光绪《滁州志》的错漏，填补了《滁州志》的空白。

提及方志，则需要说一说关于方志使用的问题。方志是记录本地历史的重要文献，在很多情况下，更是唯一的文献。方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滁州现存的传统方志有万历《滁阳志》，康熙《滁州志》、康熙《滁州续志》，光绪《滁州志》四种。使用方志采取“时间就近原则”，以“景物”一栏来说，如唐、宋两朝的景物，如庶子泉、日观亭、玻璃沼等，一般以万历《滁阳志》为准，时间相近，较为可信。而庶子泉在嘉靖太仆寺卿郑大同题“濯缨”二字之后，光绪时已称“濯缨泉”。这样的景物名称变化，则加以说明。

“评介”一栏，较为庞杂，或是对景物变迁的考订；或是对石刻时代背景、深层历史文化内涵加以说明；或是通过引用艺文，加深对石刻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等等。以宋代王巩、马景文、德圆、惠伦摩崖题刻为例，题刻涉及日观亭，在“评介”中就抄录了参与建造日观亭的吕元中所作的《日观亭记》，对日观亭的位置加以考证。又如明代刘秉仁、吴遵、李敏、欧阳昱都作有《游琅琊寺》、《登琅琊绝顶歌》，四方碑刻嵌在大雄宝殿后墙。其中，《游琅琊山寺》皆为用刘梅国韵。一般推测，既然是次韵刘梅国，自然有刘梅国碑刻才是。其实不然，刘梅国生活在明正德、嘉靖时期，而刘秉仁等四人则生活在嘉靖末期。四人与刘梅国并非同一时代，只是次韵而已。以上情况及刘梅国《游琅琊寺》诗则在“评介”中加以介绍。

《琅琊山碑石志》书稿从开始写作到基本定稿虽然经过了二年多的时间，即使加上历年考察，从粗陋认识，到略有所知，直到认识较深，也最多是六年间的事情。相对于历经千年的琅琊山摩崖题刻、碑刻来说，那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况且写作多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仓促之中错误难免，文献的考订依据也局限在正史、方志、诗词、艺文之列，恐有不足。另外，书稿所收录的琅琊山摩崖题刻、碑刻，只是相对全面，难以做到绝对全面。不少石质风化、难以辨识的摩崖石刻，碑断文残、难以卒读的碑刻，只能忍痛舍去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深切遗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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