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的故事

出版社:校园
出版日期:2006
ISBN:9789575879402
作者:Charles Colson,Nancy Pearcey
页数:720页

内容概要

寇爾森(Charles Colson)
是廣為人知的作家、講員、廣播評論家。他曾任尼克森總統的幕僚,也是國際監獄福音團契事工的創辦人。一九九三年,寇爾森榮獲敦普雷頓宗教推展獎。他的著作包括《重生》、《愛主你的上帝》、《當代基督教與政治》、《身體》
皮爾絲(Nancy Pearcy)
擔任「威伯福斯論壇」的政策主任,以及寇爾森的廣播節目《分界點》的執行編輯。同時皮爾絲也與寇爾森一起撰寫《今日基督教》雜誌的每月專欄。她亦是探新學院所屬科學和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以及《起源和設計》期刊的主編。皮爾絲曾與薩克頓(Charles Thaxoton)合著《科學的靈魂:基督教信仰和自然哲學》,她的文章散見於多種期刊雜誌。自一九七○年代早期皮爾絲在瑞士「愛的團契」跟隨薛華學習的時候,就培養出對世界觀的專業分析能力。

书籍目录

第一部
世界觀:何以茲事體大?
第二部
創造: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
第三部
墮落:這世界出了什麼差錯?
第四部
救贖:要做什麼才能回復原狀?
第五部
復原:如今我們該如何生活?

作者简介

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們生活的方式。基督徒不只是蒙召接受一份信仰,更要有符合聖經的世界觀,這足以改變今日的世界。本書幫助信徒釐清今日多元主義的社會裡種種吸引人注意的世界觀,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的學說論調迷惑。寇爾森與皮爾絲毫不保留地寫出:任何其他世界觀都無法通過理性的考驗與實際的挑戰,只有基督教世界觀提供了合情合理的方式,來認識這個宇宙;只有基督教世界觀與真實世界相符,可以讓人明白神創造萬物的心意。透過動人的故事與鞭辟入裡的論述,本書幫助您在每個場合,不論家庭、職場、學校、法庭,都活出完整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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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     引言在开始之前,我要讲一件发生在我大学时期的小事情。有一次,我从大学团契聚会完回到宿舍。突然有一位预备党员发现我回来了,他似乎对我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开始问我都去团契做什么事情。于是我非常热情地介绍大学团契和基督教信仰,我希望能够将福音传给我的同学,但是这不是重点。在这个时候,我的另一位同学,是个不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开始插嘴了,很快我和他辩论了起来,但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寝室的正式党员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信仰这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大家都同意了这样的说法,而我很想再辩论下去,但是一方面在真理上还不是很明白,另一方面我心里似乎也有点认同他这样的说法。于是我保持了沉默。我为什么要和大家讲这么一件事情呢?在我的大学寝室里,一共有6个人,每个人的思想观念都是有差异的,在平日生活中我们都会互相地影响对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被他们影响的程度远胜过他们被我影响。通过这么一件小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当中,各样的思想冲击着我们,各种的世界观包围着我们,不同信仰的人群会有不同的思想观念。我们的思想多多少少受到这些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无法确立一个完全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世界观。甚至我们会去认同周边不符合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好使我们能够容易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箴言书23:7说: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句话若是用学术点的方式来表达可以这么说:一个人怎样的生活取决于他的世界观的架构。我们现今这个世俗的世界到底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之上呢,与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一、起源说到世界的起源、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这个问题似乎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也可以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对于我们基督徒 ,我们只要翻开创1:1就可以找到答案,起初神创造世界。但是,对于自然主义者、无神论者或者人本主义者来说,这就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了,他们苦苦思索,到底什么样的起源论可以推翻创造论呢?直到一位名叫达尔文的生物学家提出了进化论,自然主义者们似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进化论,并且使之成为了他们理论体系的房角石。如今,进化论在国内国外的各个校园中被教授,报纸、电视、互联网到处可以看到进化论的影子。人们的思想因着这些所谓的科普知识的宣传早就变得不再像古代那样的了。在古代,传道人只要宣讲耶稣死而复活的故事,就会有大批大批的人归信,因为那时候的人还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但是,现在呢,当你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人们首先会问,上帝真的存在吗?我在大学里向同学传福音的时候,首先碰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自然主义者、无神论者是非常顽固的,无论你从哲学方面、逻辑方面还是科学方面向他们解释,几乎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劝说归信基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社会的群体意志犹如法老的心一样变得越来越刚硬,无神论者所宣传的进化论不断的地在人们心中扎根,甚至入侵神学思想,发展出了所谓的进程神学,企图将全能全善的上帝变成一个只是不断在进化、不断在变得完美的上帝。人们思想中最大的冲突已经不是基督教和异教之间的冲突来,而是有神论和自然主义的无神论的冲突。圣经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而无神论者说,起初有一个宇宙大爆炸。圣经上说,神看着是好的。而进化论说,一切都是偶然产生的。圣经上说,各从其类。进化论说,物竞天择。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因为上帝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个世界也是如此,世界若是出于上帝,那么它的结果也必归于上帝。而世界若是出于毫无意义的偶然,那么它终将归于毫无意义的虚无。可以说,我们的起源,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可是我们现代社会的情况恰恰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这样的一个后果。因为自然主义的科学家采取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策略,他们绑架了科学,如此企图给人们一种映像,使人以为他们是客观地观察自然,通过各种可以论证的实验,最后给出一个公正的、客观的、科学的结果。而宗教呢,他们将宗教扁斥一种主观的、具有强烈偏见的,是不理性的。这样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在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中凸显出来,那就是绝对真理遭到否认,人们再也不去相信绝对真理,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真理都是相对的,真理被定义为运作的最好的假设。正如我开头和大家所讲的那件小事情,我的同学说出了很经典的话:信仰这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他不是以一个绝对的真理作为标准来判定事情的,而是以个人的理性作为标准。更深入的来说,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真理,只有人认为的真理才是真理。既然人会改变,那么真理也就会随着人的改变而改变,如此这个世界上就再也不存在所谓的真理了,有的只有人自己。当人只靠自己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自己的生活也是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出于上帝的爱。我们也清楚活着是为什么,我们生活、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说我活着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自然主义和基督教的争论,并不是事实和信心的辩论,而是哲学与哲学、理论和理论、世界观和世界观的辩论。这个世界到底哪里出错了,不是经济,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不是能源问题,而是对自身起源的认识出了根本性的错误,因此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中,其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人性的认识。人性本质上到底是善还是恶呢?二、人性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对于有些人来说似乎是无所谓的、没有关系的。这样的想法是非常无知的,我们先不谈宗教,就这个社会而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群体中,这点是无可否认的,有句经典的话说: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既然有社会、有群体,那么必然就有社会规则,也就是必然会有法律。大家知道法律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吗?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之上的。如果我们去研究法律的话,会发现这样也个奇怪的现象:西方的法律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于是发展出了无罪推定原则(所谓无罪推定就是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必须推定被告无罪);而我们中国的法律一向以人性本善为基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这样,于是中国的法律发展出了有罪推定原则(也就是说,你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必须把证据拿出来,自己证明自己是无罪的)。这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因为两个不同的根基却发展出了与自己完全相背的结果,若是按照正常的推理,人性若是善良的那么我们就无需证明是善的,人性若是恶的,我们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是清白的。由此可见,认识人性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的事情,更不要说我们作为基督徒认识人性乃是必须的。基督教和自然主义者对人性的认识有着根本性的冲突。按照圣经,我们认识到人性是罪恶的,就如罗马书1:28--32节说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我们可以看到人是何等的败坏,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但是自然主义者却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沿着进化论的路线推理出,人性就好像一张白纸一样,受着各种因素的塑造。这个说法看似中立,其实不是中立的,而是承认人性本是好的,善的。18世纪有一位哲学家叫卢梭,就是《社会契约论》的作者,他的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自然主义者们的观点,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性本善;只有在人被社会腐化之后,才变得邪恶。马克思在卢梭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他认为人类私有制的产生和劳动的分工导致人类的罪恶。自然主义者并没有否认罪恶的存在,因为这是事实,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但是他们否认了人才是罪恶的发源处,把罪恶都推给了外界的社会环境。最近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人类发现了基因这一个东西之后,许多的科学家开始将罪恶推给基因了。这两个因素,一个社会环境、一个人类自身的基因对现在的法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法学界中不断有声音传出,将人犯罪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环境和人自身基因的缺陷。诚然社会环境会影响人的性格、观念、甚至行为,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这个社会为什么老是影响别人去做恶事呢?环境也是可以影响人去行善的啊!这只能说是集体的罪恶使得整个的社会变得罪恶,而集体的罪恶正是由每一个个体的人所构成的。所以追根到底人性还是罪恶的。那人类自身基因的缺陷这个总该是事实了吧。但是我们要知道人是有理性的、有灵魂的,是可以控制自己不随着动物的欲望去行事的。当法学界被这一种思想所主导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来会怎么样。法院就会这么写判决书了:你们都是无辜的,你们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你们只不过是被社会环境所压迫的可怜人,是被自己的基因和体内的化学反应所控制的病人。你们不需要监狱,不需要惩罚,你们需要看病,去精神病医院看病。等你们病好了,我们全体公民欢迎你们重新加入我们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果真如此的话,那些犯罪的人在犯罪作恶的时候就会说:我没有犯罪,我只是犯病了而已。当人们自以为善的时候,就试图将自己内心所埋藏着的“善”给现实出来,而结果往往是造成了更多的恶。(因为人的里面本来就只有恶,而自然主义者以为那是善。)我这么说并不是空口说白话的,而是在历史上有实实在在的根据的。我们不说近的,免得被和谐掉。我们说远的,远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场革命被我们高中的的教科书描述成一个非常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乌托邦,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是在大革命后,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派在巴黎实行了恐怖统治,期间30多万的贵族、神父、政治异议者被捕入狱,有1万7千的市民被杀死。他们想要构建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就必须杀掉一切反对、抗拒的人。远的还有前苏联,斯大林为了统治整个苏联,设立了古拉格群岛,将许许多多在政见上和他不符的,反对他的,在思想上自由开放的都扔到哪里,使这些人受尽折磨,据说死了几十万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事实。这么多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恶它真的存在在我们的里面。人不可能通过政府机构的管辖、法律或者药物来胜过;罪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胜过。要说这世界上有哪种力量可以牵制罪恶呢?那只有上帝所赐的良知来约束,或者用人手中的刀剑来压制。承认自己罪恶的人懂得依靠上帝的恩典来行善;而否认自己有罪的人只能选择用刀剑,而且最终的结果是造成更多的恶。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人性的罪恶,我们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社会,但是也不是完美的,除非基督再临的时候。只有知道人性的罪恶,人们才会设计制度来防堵罪恶的破口。而那些自以为善良,怀着乌托邦梦想的人们只会一厢情愿地以为靠着自己能够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度。到底谁才能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度呢?三、救赎说到救赎这个词,我们首先联想的到的一定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场景。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是为了拯救人类。为什么人类需要拯救?因为正如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所有的人类都犯了罪。有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是所有人都会去承认的,那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充满了罪恶。只是所认识到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基督徒知道这是人类犯罪堕落的后果,而自然主义者将这一切都归因于其他外在的因素。既然有罪恶、有苦难,那么人们就迫切渴望被救赎,因为没有人会愿意生活在痛苦之中。犹太人所迫切渴望的那一位弥塞亚,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通往救赎的道路。就像耶稣自己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也会痛苦,难道他们就不需要救赎了吗?他们也需要,而且是比我们更加迫切地在寻求。因为我们活着已经有了盼望,而他们依然在苦苦地寻找。他们找到的救赎的方法是各种各样、五彩缤纷地的,甚至在我们平日的生活中也能够找到这些影子。比如广告。如果你注意观察电视里的广告的话,你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广告先会问你,最近是不是出现什么不顺利的事情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然后总会有个演员表现出一副很焦虑的样子,并且不断的在问: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接着,突然从天而降一个广告要宣传的商品,就好像危机时刻超人突然出现一般,解决了你所有的问题,从此事业畅通,家庭美满。我们可以从广告中就察觉出来,人类渴望被救赎,每一个人都渴望不再有痛苦忧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基督教的救赎观和那些自然主义者或者说无神论者的救赎观。由于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罪人,所有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自己无法救赎自己,我们必须借助一个绝对的他者来救赎我们,而这个他者也必须是有足够资格的,最后耶稣基督成为了实行这一个救赎工作的那一位。而自然主义者的出发点是什么呢?他们的出发点是人性是善良的,人性是没有罪的。因此他们就认定自己能够拯救自己。他们的推论是,既然我们自身是善的,那么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么糟糕,问题就不是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一定是出在别的地方,比如社会、教育、科技、环境、能源等等地方。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那么好,我们起来改造社会,来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我们来改革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变得更加优秀;我们来发展科技,让科技成为生产力,这样我们的物质生活就会非常丰富了;我们要植树造林、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开发新能源;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这里哪里,只要有问题出现我们就把它摆平。大家是否发现这样的论调像极了圣经里的一幕场景呢?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建造巴别塔靠的是谁?不是上帝,而是人。建造巴别塔不是为了让人升到天堂上去,而是要把天堂带到地上来,要把天国拉到地上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心越来越骄傲起来,自信心越发地膨胀,人想要拥有像神那样的能力来救赎自己。人像神一样的想法早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了。魔鬼引诱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也正是这一句“你吃的日子必定如神知道善恶”。马克思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写下这么几行诗:“那时,我将昂首阔步,如神祇,以胜利之姿,穿越世界的断壁残垣。并且,赋予我的话语行动的力量,我将与造物主完全平等。”在这短短的几句诗中,他透露出了在他的哲学背后所隐藏的动机,他想要与神同等。人想要神一样,这样的欲望一直在人的罪恶本性中不断地涌动,从亚当一直涌到如今。佛教徒通过顿悟,要超脱出轮回,达到涅槃那种不生不死的地步;中国的传统道教,通过炼丹,吃那些神丹,期望自己能够羽化登仙;还有在现代社会中开始流行起来的新纪元运动,瑜伽、太极、占星术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的,他们籍望于各种神秘的方式,来达到与所谓的“原灵体”、或者说精灵、元素之类很玄幻的东西,使自己变成像神灵一样可以控制周边的事物。这些例子是从宗教层面来讲的,而从世俗的层面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是多么热心地在追求权力。只有权力这一样东西可以让人很快的拥有像神一样的能力,权力越大就越像神。在古代,被称为马其顿长矛的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个立志要与诸神齐名的男人;波斯帝国的薛西斯,曾经率领百万大军两次攻打希腊,虽然都失败了,他还是要为自己在全国设立自己的雕像叫别人敬拜他;连圣经里也提到一个人,就是尼布甲尼撒,他造了一个金像叫人们都来拜,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这个金像就是尼布甲尼撒他自己;以及后来罗马帝国的凯撒,也成为了被敬拜的对象。这种种的事情之所以会出现,其背后最根源之处就在于人想要和上帝同等。而建立在这样一种欲望根源上的国度肯定不是一个公平、公义、自由、平等、充满着爱的国度,而是一个充满欲望、腐败、权力、罪恶的国度。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尘土造人,所造的人是有他的形象和样式的,但是上帝说:各从其类。万物都要各从其类。因此,人只能是人而不可能成为神。即使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但是我们依然是人,而不是通过救赎我们就成为神了。我们通过耶稣的救赎,要成为的是一个完美的人,就像起初上帝创造的亚当那样的完美。人只有坚定地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尊严,但是假若他跨出了这一步,那将看到的只有自我,一个趋于毁灭的自我。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世界才能够消除罪恶,因此完美的天国不是建立在我们之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之上。结束语到此为止,我们从三个方面分别是起源、人性和救赎,分享了基督教和自然主义之间的世界观的区别,这三点乃是我们世界观架构非常基础的东西,就好像我们衬衫上的第一颗纽扣,假如这颗纽扣扣错了,接下来的每一颗纽扣都会出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今自然主义成为了世界主流的观念,但是自然主义的思想根源是有问题的,因此它所表现出来的漏洞百出的。而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世界观,它的思想根源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它可以医治我们的这个社会。我所起的题目叫破而后立,我们所要破除的就是那个错误的思想根源,并且将正确的、以圣经为基础的世界观建立起来。教我们哲学概论的周永老师讲了一句颇有道理的话,他说:所谓传福音就是要打破人家已经有了的世界观,并给他建立起属于基督教的世界观。我们必须有一个强烈的意识,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所坚持的信仰筑起一道围墙,然后等着敌人来攻击。而是要,主动出击,用我们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的世界观来还击我们的敌人。传道是非常艰苦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去做隐修士,而是要我们沉浸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之间,但是同时,我们要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来对抗这个世界的堕落。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用福音来改变这个世界。
  •     这个暑假里,这本书对我影响对深了。我读完了这本书,它促使了我去写个《科学与护教》的课程。很多人跟非基督徒辩论的时候,总是那自己的宗教去跟他们的科学辩论,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观念。我们谈宗教的时候很自然的想到用信心去接受,而他们谈科学的时候总是很喜欢用证据、事实来述说。这样,似乎处在两条平行线上。我们会感觉谈科学的人不可理喻,他们亦如此。因此,本人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看下这本书。
  •     但是,如果像后现代主义所坚持的,所有的思想理念都同样有理,那就没有任何理念值得我们效忠和热爱;没有什么是值得我们为之生或为之死的,或甚至为之辩论。这种冷漠的风气,使得为基督教真理见证,事实上变得难上加难。从前,基督徒表白他们的信仰,可能预期会遇到激烈的辩论,讨论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今天,同样的信息很可能遇到的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当我还在大学念书时,我是个表现合宜的好学生——至少在我喜欢的科目上,比如说,历史和政治哲学。但读书对我来说只是个工作,有时候甚至是很无聊的事,尤其是跟兄弟会的派对时间起冲突时。在法学院念书时,我是班上顶尖学生,但很少是因为对知识的好奇心;我只是希望在专业上成为最优秀的。但在我归信基督教以后,我感到强烈的求知欲,想要了解神在整个历史中的工作。勒乌雷斯(Richard Lovelace)博士是哥顿•康威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Seminary)的教授,他个别教授我教会历史,我发现那令人深深著迷,就好像我的心智重生了,我的心灵也重生了。历史、文学和科学全都有了新的意义,因为我开始看见这些学科训练全是对上帝真理的探索,我也兴奋地发现,自己可以看穿在大学课堂上学到的哲学之一切虚饰。这就好像探照灯照进了洞穴里,暴露出其凹陷和裂缝。我对知识的好奇心,并没有减少。比如说,当我开始阅读现代自由主义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或古代对于法律的理解时,我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吸收知识。我明白了神的创造大工,见证了神的伟大道德戏剧——我们称之为“人类历史”。然后,我学习新的方法去捍卫上帝的真理。科学家们并不是因为事实而被强迫接受这些“人本原理”的推测形式;相反的,他们是受到了一种宗教动机的驱策——或者说,是受到一股反宗教动机的驱策。为了避开神创造了宇宙这个结论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他们诉诸非理性的观念,比如说,有成千上万个不知名的宇宙存在,或是有一个泛神的宇宙“知道”我们来了。以华盛顿大学教授葛林(Patrick Glynn)的话来说,真相是:许多科学家情愿接受“对于不可见的宇宙之狂野想象,其中没有半点可观察的证据存在;这显示出科学界深受现代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文化影响”然后,葛林发出了令人心焦的控诉:“主流的科学社群,就某些层面来说,事实上更多依附于一个随机的宇宙这种意识型态,而不是忠于科学方法本身。”一针见血!“人本原理”承认我们认同和认加设计的产物,而且承认物质宇宙的特性承载著许多设计的记号。就许多方面来说,科学方法只是常识的书面条列化,对于设计的探查也没有例外。我记得孩童时期曾经去参观“山中老人”(Old Man in the Mountains),这是在新罕布夏州白色山脉(White Mountains)的风景名胜。站在瞭望台上,我们全家就像其他观光客一样热切地东张西望,想要看看能发现什么东西:我们看到了一块轮廓像老人们大岩石。我们当然知道那不是真正人的雕像;这就像其他很多地方标示的自然景观——这些地方,经年累月,风吹雨打,于是雕塑出像人的脸、或是桥梁、或其他熟悉物体的奇妙景观。相对的,想像自己正开车经过南达科塔州,突然之间,出现了一座山上面有四个美国总统离像,看起来跟历史课本中的人物长得一模一样,绝对不会弄错。就在那一瞬间,你认出了林肯突出的下巴,以及华盛顿的高额头。你——或是有人——会认为这些雕像是风化、雨淋,或冰河侵蚀的杰作吗?当然不会!你立刻了解到是艺术家拿着锤子,鐕子,辛苦地敲敲打打,将这四张著名的脸从石头中雕出来的。我们会直觉地判断一个东西是经过设计的产品,或是大自然力量的杰作。在数学家威廉•戴姆斯基(William Dembski)令人振奋的新书《设计参数》(The Design Inference)中,他为了给这种感觉提供逻辑,提出“解释滤镜”(explanatory filter)。当我们尝试去解释任何自然现象时,存住三种可能性:机会、法则,或投计。如果这个自然现象是下规则的、反复无常的,而且不是特定的,我们可以推论这只是随机事件。如果它是规则的、可重复的,而且是可预测的,我们可以推论这是自然力量的结果。但是,如果这个现象是不可预测的,却又具有高度的特定性,我们可以推论这是经过设计的产品。在路思摩尔山(Mt. Rushmore)的四个总统像,是不规则的(这不是我们常见的风蚀现象),却又是特定的(他们符合一个独特们、事先选择的样式)。若运用解释滤镜原理,显然这是一件设计杰作。根据“人本原理”,设计的证据,遍满了整个物质宇宙。如果我们使用戴姆斯基解释滤镜,我们会发现物质宇宙的许多主要特性是不规则的(没有任何自然律可以将它们涵盖在内),却又具有高度的特定性(它们显然事先被选择来维持生命)。简言之,它们具有无法错认的设计特性。(P92-3)我在许多地方看到这样的例子。我和太太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地方,在几年前,此地开始吸引了一些上流阶级的退休人士前来定居:汽车公司的总裁,知名大企业的审计人员、华尔街的金融大亨,搬进了他们专属、有着门禁的豪华社区。周遭是修剪得宜的高尔夫球场、精致餐厅,以及迎风摇曳的椰子树。他们享受著美国梦想成真的日子:无忧无虑、不必工作,而且每天打着高尔夫球。其中许多人的生活模式一成下变,有个人我姑且称作查理。查理终于从工作压力挣脱了出来,他每天早上都等不及往高尔夫球场上跑,打到第十九洞时,就停下来休息喝几杯饮料。然后,及时赶回家翻一下《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再小睡片刻。下午五点钟,查理会从衣橱中拿出整套的浅黄绿色运动夹克和运动裤:这一整衣橱的新衣,是他在当地一个十分昂贵的男装店买来的。查理再也不要穿著笔挺的条纹西装了!接着时候到了,他出门参加邻居在当地俱乐部办的鸡尾酒会。 (姑且称这家主人是海威兹。)每一晚,都会有不同邻居轮流举办鸡尾酒会,若不是在自己家中,就是到俱乐部。大约六个星期左右,就再轮回海威兹家,然后重新开始下一循环的鸡尾酒会。在一、两个循环后,查理开始发现大家谈话内容了无新意。人们对税制大发牢骚、分享新邻居的八卦消息、抱怨园厂或水电工、比较彼此的豪宅……当然,免不了要说天气两句。“嗨,查理,今天天气下错吧?”“对啊,不过愈来愈闷!”查理甚至发现他对于高尔夫球的热情有些减退了!这实在是件怪事,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高尔夫球。而且发现当他浏览《华尔街日报》时,偶尔竟然会涌现一种怀旧情怀,怀念过去那段必须读它的美好时光——那时《华尔街日报》经常引述他的话。他怀念那段时光,每天早晨大步走进办公室,开始新的一天。通常只要六个月时间,最多一年,幻灭就开始现身了。查理不再有兴趣谈论书籍或是时事:平凡陈腐的鸡尾酒会闲聊,已经掏空了他的脑袋。此外,他也喝了太多酒,记忆力逐渐衰退。他变得暴躁易怒,特别容易被技艺不精的水电工和园丁激怒。当某个人粗鲁的甩上车门,又唠叨下停地讲著他的新奔驰着轿车时,他真的变得很沮丧。他开始想自己在死前还可以打多少场高尔夫球。事实上,类似的想法开始在夜深人静时让他惊醒。(P177-8)在一次道德责任之本质的讨论中,某个学生问:“我们应该对谁负责?毕竟,除非我们必须对某个人负责,否则责任这个概念根本毫无意义。”“我们必须对别人负责。”另一个学生回应:“比如说,如果你开车撞到了一个小朋友,你必须对小朋友的父母负责。”“但是,是谁这么说的?”第一个学生坚持追问。“谁要求我一定要对那些父母负责?”“我们必须对社会负责。”第三个学生大胆地说:“社会制定我们必须遵守的法律,它要求我们负起责任。”“但是,谁给了社会这种权利?”第一个学生继续问。潜藏在许多学生心中的答案是:最终,我们必须对上帝负责。任何其他权威都可以加以挑战,除非有一绝对存在——完全良善和公义的存在,才会有一终极法庭,而在其面前人人都必须负起责任。但在一所世俗大学教室中,没有人敢这么说。所以学生们不断来来回回地讨论,希望可以找到某些道德责任基础而不必承认属神的权威。(P256)当犹太裔神学家普拉格(Dennis Prager)演讲时,他经常会邀请听众想象自己夜晚走在一条漆黑城市街道上,突然看见迎面走来一群年轻人,然后,普拉格会问:“看见他们手上拿著圣经,刚从一个查经班出来,你会感到害怕,还是松了一口气?”听众的反应经常是放声大笑,然后承认自己会觉得松了一口气。(P257-8)马克思知道自己提出的是—个好战的无神论信仰,用以替代基督教。“马克思在十五岁时接受了坚信礼,有段时间是个热情的基督徒。”历史学家詹森(Paul Johnson)这么说。但是最终马克思拒圣经的神,谴责宗教是“人类虚构出来绕着旋转的太阳幻象,直到人开始以自己为中心旋转为止。”马克思最终的目的是“自主”(autonomy)。他这么写著:“只有能够自力更生时,这个“存在体”(being)才能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也只有他能够掌管自己的“存在”(existence)时,才能够自力更生。”但是,如果人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所造,就不可能是独立自主的;因为那样一来,“他就是依靠别人的恩典而活”。所以,马克思决定成为他自己的主人、他自己的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这也是我们必须开始驳斥它的地方。坚持绝对独立自主,听起来是多么言之有理啊!相当讽刺的是。马克思自己承认这是相当不合理的坚持。他承认:对于一位造物主的信仰,“要从大众的意识中驱除出去,是非常困难的事”;同时,对多数人来说,绝对独立自主这个观念是“无法理解”的。为什么?“因为它与实际生活中所有明明可知的事相矛盾。”换句话说,在真实生活中,显然我们不是完全自主的。我们并没有创造自己,也没办法完全靠自己而存在。我们是有限的、暂时的、有所依赖的存在——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小颗微粒、历史洪流中的一个小漩涡罢了。结论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有致命的缺陷:它与现实不一致。马克思自己也同样承认:他的哲学与“实际生活中的每样东西部互相矛盾”。使徒保罗曾经描述过未信者,马克思是活生生例证:他们虽然知道真理,却仍然压抑真理(罗1:18-32)。马克思年轻时喜欢写诗,大部分诗作却是以愤怒、破坏、野蛮为主题。在他残存的诗作中,有几行诗这么写着:那时,我将昂首阔步,我将与造物主完全平等。他在这里,透露了自己的哲学背后所隐藏的终级宗教动机:与造物主完全平等,让自己说的话有行动的力量,就像神以话语创造天地一样。马克思的自我神化(self-deification),给上百万人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导致战争、屠杀,以及劳改营。“任任何一个国家实行马克思主义,最后的结果总是一个古拉格(Gulag:俄文“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的缩写)。”法国哲学家利未(Bernard—Henri Levi)这么说:他自己曾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革命分子总是十分相信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必然代表进步,任何改变都会比现况更好,他们欣然地拆毁、破坏现存的秩序——这在历史上经常意味着杀掉那些反抗的人,从领导者到农民。再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假设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建立足以带来和平与和谐,在新的序中秩中就没有在领导者身上施加道德约束。(P302-3)与桑格同时代的金赛(Alfred Kinsey),在塑造性风潮和性教育理论上也具有同样大的影响力:影响尤巨的是他在一九四零年代出版的书:《男性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以及《女性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金赛所带来的冲击,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以客观科学家的形象出现,将美国人在卧房中所做的事列表陈述。但事实是:他既不客观、也不科学。就像桑格一样,他同样坚定抱持一种意识形态,认定道德是有害力量,必须加以反对,并将性提升为一种救赎方式。为了将性从道德解放出来,金赛把性说成不过是单纯的生理高潮,是种生物行为。金赛宣称所有的高潮在道德上都是同等的——不管是已婚者或未婚者、同性或异性、成人或小孩,甚至在人类和动物之间亦然。他是以动物世界为范本。金赛是个虔诚的达雨文主义者,笃信因为人类是从动物演化而来,所以两者并没有太大差别。他喜欢说“人类动物”(human animal)这个词:而且。如果在动物身上发现了某种特定行为,他就认为对人类来说,那也是合理的。比如说,金赛宣称有些哺乳动物雄性之间有性交行为,甚至会与不同种动物进行性交;他就做了一个结论,表示无论是同性恋、或人兽的性交,都是“哺乳动物的正常景象”,而且是人类可以接受的行为。金赛是如此热切地要把他的哲学说个明白,所以运用了极不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说依赖不具代表性的样本,其中包括高得不成比例的性犯罪者和异常人士。使用如此偏颇的样本去界定“正常的”性,一点也不科学;然而,正如传记作家琼斯(James Jones)的记载,金赛坚持研究那些边缘人之性行为,甚至跨过正常性行为的界线的性行为,譬如:同性恋、施虐受虐狂、偷窥狂、暴露狂,娈童癖、变性人,以及恋物癖之性行为。不过金赛完全不受任何批评所阻,因为他的性观点终究不是以科学为基础,反倒是狂热信奉的个人信仰系统。与金赛气味相投的评论家,史丹佛大学教授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这么说:“金赛视历史为一出盛大的道德戏剧,科学力量与迷信力量在其中彼此较劲,展开争夺人类心灵的竞赛。”“迷信”,就 金赛的定义来说,就是宗教和它的道德规范,有时候,金赛一提起以圣经为基础的性道德,说得就奸像那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是—种“堕落”,我们必须从其中得到救赎。对金赛来说,性表达就是把人性从宗教和道德的压迫中拯救出来的方法。(P308-9)金赛也有罕为人知的秘密生活。博记作家琼斯说,他的目标是“创造属于他自己的性乌托邦”。而金赛确实建造了一个经过选择的朋友和同事圈,其中每个人都坚守全赛所主张的完全性自由哲学。由于行为结果经常以影片记录下来,我们知道金赛和他太太与许多男女职员,并其他人发生性关系。金赛也是一个被施虐待狂,有时候会从事怪异和痛苦的性行为。除此之外,金赛还有—个更黑暗的秘密。在《金赛博士、性和欺骗》(Kinsey, Sex, and Fraud)一书中,研究员芮斯曼(Judith Reisman)提出颇有说服力的看法:金赛对于儿童的性反应之研究,无非是透过他或他的同僚实际涉入性侵儿童而取得,若非如此,怎么能够对两个月大到十五岁孩童的性反应进行“真正的观察”?“而这个人的观念,对于美国性教育之影响却是如此深远。P312一九九O年代末,当电影《ID4星际终结者》(Independence Day)在戏院大卖时,许多观众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事实上,他们以前的确看过类似的故事。这部电影基本上是把一九五三年上映的经典科幻片《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重新编剧制作——但新的电影中,与旧片有一显著差异。两个版本都是述说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在一九五三年的电影中,科学家们使用的武器最后被外星人摧毁。恐慌的人们不得不转向神;教会里挤满了祷告的人们。更进一步地,他们的祷告得蒙垂听——外星人被地球细菌感染,瞬间死光。影片最后的旁白说:“人所能做的一切都失败了”;拯救唯独来自神。电影结束时,人们站在一个山坡上,向神献上赞美诗歌。现代重拍的版本则相当不同——表示在短短几十年间,美国文化已经产生了戏剧性的改变。《ID4星际终结者》礼貌性地向神致意,出现了人们祷告寻求帮助的画面,但真正的拯救,来目于先进军事科技的部署:一枚战略炸弹,把外单人母舰炸掉、拯救了世界。《ID4星际终结者》这部电影表达了一种广为流传的信仰,认为科学与技术是救赎的方式。(P316)反叛死亡有一篇史温牌(schwinn)登山脚踏车的全版广告,画面上是个年轻人骑著他的史温牌单车,高高跳起跃向天空:广告底部,是一具棺材被埋入土里的照片。广告文案嘲弄着读者:“怎么了?小小的死亡吓着你了吗?”这广告所行销的显然不只是脚踏车:它告诉孩子们招惹死亡是很酷的事。与死亡搏斗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是件潇洒的事?由于无所不在的无意义感,使得人们感到如此疲倦,以致必须多点危险才能够恢复终极感。而有什么比面对面挑战死亡,让人觉得更紧张、更有终极性(ultimacy)呢?这种心态或许可以解释愈来愈受欢迎的高度危险运动,比如说,从滑翔翼到攀岩,从街头雪橇比赛到高空跳伞。当《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封面故事以高危险运动作为主题时,副标题寓苦:“最危险、惊悚、完全们反叛。”就像卡缪的荒谬英雄,这是针于荒谬的反叛,反叛生命的徒劳;我们所爱的一切,以及生命所为的一切,都将以死亡告终。当社会变成乏味的世俗主义,唯一剩下的反应就是直接注视死亡……并唾弃它。这是终极的、英勇的存在主义式回应。“极限运动”(extreme sports)的传奇人物克莉丝坦•鸟尔玛(Kristen Ulmer)说,她以“极端滑雪”,故意让人暴露于危险中的滑雪动作)作为战胜无聊的方法。她坚持自己从任问冒险和危难中得到刺激,而且建议可以在传统运动中加人某些危险以增进其趣味:“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篮球选手是一回事。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每次投篮不进,有人就会开枪射你的头。那一定很令人兴奋,不是吗?”在美国中西部,有好几家公司提供游客追逐龙卷风的旅游行程。卖点在哪里?与死亡擦身而过的兴奋,有个人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新闻记者说,接近龙卷风是—种“宗教经验”。对于深深陷入荒谬的文化来说,仅有的是当著死亡的面,故作蛮勇的愚昧举动。而当愚昧的举动不再新鲜,就只剩下死亡本身。海明威(Ernest emingway)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坚信存在主义的信条:“生命,是一段从虚无到虚无的短暂旅程。”为了赋予这个虚无(nothingness)意义,海明威设下了他自己的规则:他要完全品味人生——经验—切,感觉一切,将一切付诸行动。如果把死亡当成是另一种经验——一切事物中最令人兴奋、最有趣的经验,死亡一样可以被征服。因此,海明威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猎人、冒险家和玩弄女人的花花公子,过了恶名昭彰的一生。他于六十一岁时,刻意拥抱死亡。当他再也无法透过大胆冒险,或自我耽溺的生活方式来证明自己是命运的主人时,则藉由控制自己死亡的时间和方法来证明。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那个星期天早晨,海明威拿出他最喜欢的一把枪,上好了子弹,坐在爱达华州家里的大厅,双手握住放在地板上的枪托,把枪管放进自己的嘴巴里面,扣下了扳机。神经过敏?病了?或许不是。根据海明威的世界观,他的行为显然十分符合逻辑。毕竟,如果生命没有价值,而绝望就像门外的一头猛狮,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英雄般地退场。海明威透过控制自己的死亡,最后一次向绝望挥舞着自己的拳头。最终,那些拒绝圣经和历史中的神,发现进步神话是空虚的人,只有两个选择:不是藉著蔑视来贬损死亡,就是以自己的方式拥抱死亡,来加以控制。于是,海明威成了西方科学和哲学失败的绝佳代表:演出了启蒙运动拒绝神的逻辑后果——许多人对于超越的真理或意义完全绝望后的俊果。人类进步向上、大胆迈向一个演化新阶段的乐观缤纷希望,完全被苦毒的冷嘲热讽取代了,困在现实的岩石上,科学现在许诺的只是近乎卡通般的幻想,认为人类可能会被外太空生物所拯救。可能有人会认为被绝望的死亡结局重创的男女,应该会因此转向寻求造物主。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我们的心找不到平安,直到安歇在【上帝】怀抱中”是真的,人类的本能还是逃离神。因为寻找神要付的代价,是我们珍视的独立自主性。所以人们转向哪里呢?他们转向了『东方』。(P331-3)演员李察吉尔(Richard Gere)甚至更为虔诚。一九八四年,他皈依藏传佛教;现在则每年花好几个月的时间代表达赖喇嘛旅行和演讲。然后,史提芬•席格(Steven Segal),则被西藏的宁玛派(Nyingma)最高领袖确认具有『祖古』(tulku:转世投胎的喇嘛)和“伏藏上师”(terton;真理的揭示者)的身分。下一次当你看到席格在荧幕上扭断敌人脖子时,想—下他居然是个转世投胎的喇嘛!不难了解为什么东方宗教对于后基督教文化来说,是如此有魅救赎形式。藉由宣讲个人的神性,使自我得到纾解;而且它给予个人“灵性”满足感的同时,并下要求任何严守教义或伦理生活。为了使人更称心愉快,靳纪元运动重塑东方思想,使之契台西方心灵对于向上提升、下断进步的饥渴。然而东方思想是宿命论的、悲观的——业的循环破称为“苦难之轮”——新纪元则将之改头换面;变成乐观的乌托邦思想。新纪元运动许诺,如果我们接触了“原灵体”(Universal Spirit,我们全是其中一部分),就会创造一种新意识、一个新世界。新纪元运动的前提是:应许我们正处于跃进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引用摇滚音乐剧《头》(Hair)的说法:这个新世纪,“充满了和谐和理性、怜悯和信任”过去几十年中,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并不警告灾难迫在眉而是革命性转变的序曲,正加新纪元作家肯恩•威尔伯(Ken Wilber)说的:“男人和女人终于从阿米巴变形虫向上演进,而且最终朝向神前进。”威尔伯的意思其实是:朝向成为神前进。他认人类将要发生大突破,出现一个全新的生物,成为神。这其实就是一种灵性化的上升神话‘表面上看起来,一九六O年代出现的新纪元运动,似平是凭空出现的。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早就为它铺了路——当时那是一种反文化。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早在那时有识之士就已看出,科学观点下,世界仿佛是一部大机器,冷酷无情地转动它的齿轮,完全没有美、意义或目的这些事物的立足之地。P337再者,我们有好几千份新约抄本,其中许多都非常古老。(一般来说,愈古老的抄本,愈接近其原始的写作,因此也被认为可信度愈高。)绝大多数新约书卷都以手抄本保存起来,其日期只比最原始的著作晚—百多年(有些残简的日期甚至更早)。相较之下,我们有的古罗马作家塔西陀(Tacitus)的著作只有二十份抄本,最早的手稿日期只能追溯到其死后一千年。亚里斯多德著作的最早手稿,只能追溯到其死后一千四百年。凯撒大帝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s),则只能追溯到他完成此作品后的一千年,然而,没有人质疑塔西陀、亚里斯多德或凯撒的历史性,或他们著作之真实性。结论是:在今天,耶稣的存在比起任何古人都更真确无疑。(P352)伟大的宗教心理学家高登•欧波特(Gordon Allport)对于“内在宗教”(intrinsic religion)和“外在宗教”(extrinsic religion)做了清楚划分。外在宗教的信徒,为了外在目的使用宗教,比如说,上教堂的政客是为了获取尊敬而到教堂,或有人是为了纯粹的物质利益而祷告。相反的,内在宗教的信徒,服事上帝则是没有别的用心:他们祷告是为了跟上帝沟通、了解他的真理:他们拖予,不带任何功利主义的计算。在欧波特的专业经验中,证明了心理健康只与内在宗教相关。宗教的益处只归于那些真诚相信的信徒,而不属于那些别有用心来使用宗教的人。这些发现,似乎震碎了弗洛伊德的宗教刻板印象;弗洛伊德认为宗教只是一种愿望实现,是我们为了取得某种利益而杜撰虚构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为了外在目的而虚构了某种宗教,只会过得比从前更为悲惨。P352约拿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是公理会牧师,学者,以及一七三O年代美国“第一次大觉醒”(First Great Awakening)的领导者,也是一位撼动历史的典范,他和太太莎拉(Sarah)扶养了十一个孩子;一九OO年时,这个家庭已经有了—千四百位后裔,在他们之中,有十三位大学校长、六十五位教授、一百个律师、三十位法官、六十六位医师,以及八十位知名政府官员,其中包括了三位州长、三位参议员,以及一个美国副总统。有这样博学和杰出的家庭,难怪清教徒对于塑造美国心灵和品格做了如此多的贡默。如果现代福音派信徒希望可以留下同样有力的文化遗产,就需要了解文化建造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委身,必须著重于养育敬虔的家庭,以便影响未来的世代。P408第四世纪,奥古斯丁在他的经典著作《上帝之城》(The City ofGod)一书中,教导平安(Shalom)是一幢“秩序带来的平静”(tranquillitas ordinis)。奥古斯丁这么写着:只有透过遵守道德秩序,一个政治社群才可能享受平安和谐;因为唯独有秩序的文明生活允许堕落的人类,可以“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因此,国家最重要的角色并不是追逐罪恶发生后的犯人,而是建造培养“秩序带来的平静”,运用其独特的强制力量,以达到终止犯罪的目的。追求“秩序带来的平静”也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因为虽然我们的视线最终是定睛在“上帝之城”,但只要我们活在“人类之城”的一天,致力于这城的和平就是神赐给我们的道德命令。其间,没有任何选择空间;这是唯一可以制止邪恶的方法。许多世纪以来,这种公共秩序的圣经观,一直主导西方思想。在十九世纪,伟大的福音派英国政治家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注意到:“防治重大犯罪最有效的方法是处罚轻微犯罪者:而且,透过致力于压制一般随便放纵的风气——此为一切邪恶之父,同样可以达到防治犯罪们惊人效果。”同样的哲学,影响了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在一八二九年所设立维持治安的根本原则。皮尔说,警察的首要任务不是打击犯罪,而是维持和平。七十年后,纽约市的第一宪章,重申同样的原则:“据此文件,警察部门的任务特别著重于维持公共祥和,……移除公共街道上的一切公害,……制止一切不法和失序的行为。”结果,在十九世纪结束、迈向二十一世纪之际,是警察们首先发展出供应贫民食物和热汤的供给线;在警察局搭建额外房间,收容移民直到他们找到工作:转送乞丐到慈善机构:他们甚至帮助迷路小孩找到回家的路。(P453)单凭理性可以提供确实可行的道德系统吗?答案是:“不!”单凭理性产生道德法则的失败,最清楚的例证是多年前举行的“科学、哲学和宗教研讨会”(Conference on Science,Philosophy,andReligion)之命运。一九三九年夏天,纳粹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并随时要进攻波兰;安抚希特勒的最后希望终告破灭,整个世界整装预备迎接另一次惨烈的世界大战。纽约“犹太神学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长路易斯•芬克斯坦(LouisFinkelstein)了解西方世界的道德决心必须加以强化,开始筹备一次大型研讨会,召集来自每一学科的伟大学者,希望可以藉由他们的集体智慧设计出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伦理规范,为民主制度提供道德基础。这个研讨会在一九四七年六月正式公告,宣言由七十九位知识份子领袖共同签署,其中包括了爱因斯坦。《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在头版刊出宣言全文,赞扬这是:“知识份子的独立宣言”。一个星期后,纽约时报的社论,标题为:“捍卫民主”,其结论是:“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新的人权宣言。”后来这个团体在那一年举行会议时,其目标是芬克斯坦所谓的“集体思考”——亦即,综合犹太基督教伦理、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以及现代科学的努力,试图为民主社会创造新的基础。然而,连会议都还没开始——在组织安徘议程时——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已经拉起了战线。在传统主义这一边,“经典巨作系列”(Great BooksSeries)的编辑艾德勒(Mortimer Adler)宣称:“我们的教授们,远比希特勒可怕。他指责那些弃绝了历史所接受的道德真理的知识份子。他的对手胡克(Sidney Hook),则回应艾德勒提倡一种“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唯一绝对的是科学!”胡克如此主张,并呼吁应该对道德采取实用主义的取向。现代主义者壬义者主张: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当然,除了宽容(tolerance)的价值之外。不管第一次会议是多么艰难,大家仍对第二次研讨会充满期望。美国所有最伟大的心灵,当然应该对普世的行为规范有所共识,以便在战火灰烬中,重生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媒体持续殷勤地报导。一直到了第三次会议,乐观的兴奋之情开始消退,讨论陷入了僵局:到底该接受哪一种道德呢?全国各地的报章杂志,开始慢慢降低期待,打出了诸如“学者承认陷入困惑”之类的标题。“科学、哲学和宗教研讨会”在大战期间及战后,一直持续召开会议,讨论诸如原子弹、世界共有一个政府、终结西方殖民主义之类的问题。在一九四八年的会议中,伊利诺州大学的弗雷德•布特勒(Fred Beuttler)指出:“绝大多数学术界知识份子的最大恐惧是教条主义和教化。”换句话说,相对主义者引领时代风潮。“一切绝对的思想,”他们说:“都有极权主义的潜在危险!”到一九六十年代早期,这个研讨会解散了。其原始目标是想定义“文化的普世原则”,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试想一下: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心灵致力于激励人心的讨论,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为什么?因为他们彼此无法在伦理知识的合宜起点上达成共识,传统主义者,就像阿德勒一样,了解若要有客观的、放诸四海皆准的伦理原则,必定要有一个绝对的起源、超越的权威。现代主义者的假设起点则是:科学是确定知识的唯一来源,自然就是一切。道德只是人类发明的,可以改变来适应不断演化的世界。两边阵营各自以冲突的世界观作为开始。在毫无果效的意见交流中,只是演出他们的起点必然带出来的逻辑结果。芬克斯坦不切实际的努力让我们看清楚,想要单凭理性导出伦理规范,必然带来失败。今天伦理退为相对主义,每个人切割出属于他自己赖以存活的真理。以纽浩斯神父(Father Richard John Neuhaus)的话说:我们是“心灵独立的—群,向着道德沦亡前进,一边从双唇吐出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不智的大话——“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P465-7)比如说在十八世纪后叶,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工作定义为只是完全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他认为没有人是出于爱心行事的,只有为了个人的进步才会采取某些爱心行动:“我们不会期待我们的晚餐是出于肉贩、酿酒师傅或面包师傅的爱心,那只是出自他们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我们是针对他们对自己的爱(self-love)说的,而不是针对他们的仁爱说的。”然而,不论是古典伦理或基督教伦理,都认为个人利益是—种为了社会共同利益必须加以克服的邪恶,斯密却主张个人利益对于社会有实质的好处。他的资本主义把一度被视为邪恶的态度变成—种美德。神学家迈可•诺维克这么写著:“矛盾在于,透过较少强调道德目的,并更多强调理性的个人利益,而得到高度道德结果(消除饥饿和贫穷)” (P482)从艺术到反艺术要了解艺术为什么失去了它崇高的目的,必须将它置于更宽广的世界观转变之情形下加以了解(一如本书第40章所提到的)——亦即:现代科学被提升为偶像,成为知识的惟一源头。这个假设坚持任何科学无法侦测和衡量的东西,必定不是真实的,结果不单攻击了宗教,也攻击了以艺术表达想象和直觉的领域。一开始是理性主义的评论家,以轻蔑的眼光批评深受诗人和画家喜爱的神话角色,实质上他们说:“来吧!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独角兽和人马、没有女巫和仙女,也没有火龙和库克罗普斯国的独眼巨人(cyclopes)。远离那些神话和迷信吧!”最后,理性主义者下了一个结论: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现实的伪造。文学难道不是由想象的故事组成吗?诗难道不正是运用隐喻和夸张的修辞写成的吗?艺术家必须以所有辉煌的色彩画出绚烂夕阳,而科学家则知道夕阳“其实”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白光经由灰尘的分子,在不同密度的空气云层中折射的结果。”对许多人来数,似乎开始认为如果科学是真的,艺术必定是假的:或者好一点,艺术只是个人情绪的表达。这种不留余地的竭力攻击,使得艺术家居于辩护的位置毫不令人意外。艺术家们开始质疑艺术的意义和目的何在:如果艺术不是以某种方式表达真理,那么艺术在做什么:有些艺术家向科学帝国主义投降,试图在作品中表现出科学主张的那些支撑找们所看见、所听到之事物的一般性原则。这造成一股更为抽象的艺术风潮。比如说,“立体派”(cubism),以几何图形和角度著称,可以被了解为企图想要描绘支撑物质世界之数学结构。在建筑上,则有德国的“包豪斯”(Bauhaus)建筑美学,以及荷兰的现代艺术运动“风格主义”(de Stijl),建造出坚固如盒子一般的建筑物,致力于把他们的艺术奠基于“数字、度量衡,以及抽象线条”。(P552)今天,这个用词是知此耳熟能详,以致我们不知道仅仅在四个世纪以前,如果说一个诗人或画家“创造”了某种新东西,那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一件事。因为这种用词,好像把艺术家等同于神作为造物主的独特角色。当然,从圣经脉络来看,宣称人类的创造力反映出了神的创造力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但离开了那个脉络,这种观念,很快就变成了偶像崇拜。在辩护他们的作品时,艺术家开始产生过度补偿的心态,宣称艺术实际上优于科学。他们主张与神更相似的想象力,而不是科学理性。他们坚持艺术的最佳形式在于创造某种完全新的、富想象力的东西,而不在于呈现事实。在每一首诗、每一幅画中,艺术家都像是一个新宇宙的造物主;在这个小宇宙中,他或她的决定,是绝对下容争议的。艺术家的创造力,文艺批评学者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这么说,足以“创世纪中耶和华的绝对认可”为模型的。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艺术家开始被偶像化,艺术本身成了宗教的代理人。萧伯钠(George Bernard Shaw)在1908年所写的《医师的困境》(The Doctor's Dilemma),这出戏剧中,一个临终前的画家不断地诵读一个信条:“我相信米开朗琪罗、维拉斯贵兹(Velasquez)和伦勃朗,我也相信设计之力量、色彩的奥秘,以及一切永恒美丽事物的救赎……阿们!阿们!”如果艺术是宗教,那么艺术家的作品就无可批评,因为“对于神的合宜态度,当然,就是崇敬仰慕”,亚伯拉姆斯这么写着。普罗大众不再有资格表达艺术是好是坏的看法,艺术成了菁英份子才能涉猎的领域。“于是,艺术【承继了】教会所有的责任。”历史学家雅克•巴森(Jacques Barzum)这么写著。艺术家被提升到先知的地位,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作为拥有独特洞见的人,提供理想社会愿景;作为谴责真实世界之罪恶的人。就其第一个先知功能来说,艺术家被宣告成为社会的先驱,成为远比普罗大众更有远见的人。这种态度制造出象征主义、抽象派,以及表现主义的艺术风格——全部企图将艺术从日常生活世界的污染中解放出来,建构一个理想的、自主的、半灵性的(quasi-spiritual)社会。在第二个先知功能中,艺术则以谴责中产阶级、物质主义,以及工业化社会的丑陋为己任,而这使得艺术家本身的角色变得十分危险、不稳定。这种态度促成了艺术的自然主义:企图以全然不带感情的态度,精准地刻画社会病态。然而,这两种先知功能——理想的愿景,以及对现实的谴责——全都结合于一个共同的主题:对于真实世界的敌意。结果,敌意成了主导一切的主题,使得前面两种先知功能都崩解成为示威抗议和批评主义,而且攻击既存的道德和社会结构。理想主义艺术家所企图创造的自主世界,其实相当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雅克•巴森这么写著:“这需要一位无所下知的上帝”,使邪恶变成美善、使在后的变成在前的,并使在上位的降卑、降卑的升高。因此,“对无神的时代来说,这种翻转的负面结果仍然影响很大”。所剩下的一切,都是为了攻击和毁坏、为了颠覆和“踰越”——或是以诗人波特莱尔(Baudelaire)的用词来说,是为了“惊赫”中产阶级!但是当艺术攻击一切的标准时,结果是摧毁了自己——因为最终连艺术家的标准,也破攻击,丢弃一旁!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杜尚(Marcel Duchamp)会展出商业制造的马桶,然后称之为艺术的原因。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让颜料在画布上随意地流窜。安迪•渥荷(Andy Warhol),复制了很多康宝汤罐。罗依、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则在画布上画漫画人物。今天,艺术家展出“废物艺术”(junk art)或“恰仟物艺术”(found art),把砖块、碎玻璃、或压扁的铝罐,粘贴于画布上或堆放雕塑作品。所有这些例子的共同主题是:没有员正特殊的栗准,可以用来区分艺术和日常生活世界之物品的差别。在音乐方面的平行发展,是约翰•凯奇的“机遇音乐”:他以掷骰子或其他某些机率运作机制来创作音乐。凯奇甚至演出没有声音的“音乐”作品。在表演他的“4分33秒”作品时,钢琴家坐在钢琴前面,注视著空白的乐谱,双手则悬放在琴键上方,好像准备好要开始演奏—样。他维持这个动作4分钟又33秒,然后将乐谱合了起来,离开舞台。平行于“拾得物艺术”的音乐,称为“噪音音乐”(noise music):穿梭在城市中的大街小巷,录制城市的噪音。比如说,路易吉•卢梭罗(Luigi Russolo)录下了“心脏瓣膜跳动的扪声音、活塞秆开关的声音。电锯咆哮的声音,还有火车在铁道上颠簸的声音”,然后在这些作品上签名。品质或标准的概念,被当代许多艺术家拒绝,并认为那是“父权社会的杜撰”;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修斯(Robert Hughes)这么说。对标准的全面拒绝,导致反艺术的运动,最有名的例子是一九九三年在纽约市“惠特尼现代美术馆”(Whitney Art Museum)的“被厌弃的艺术”(Abject Art) 展览。这个展览陈冻列了故视为“被厌弃物质的东西,比如说:泥土、头发、大便、动物尸体、经血,以及腐败的食物”。展览作品包括了三尺高的人造大便,两个破肢解的身体、正在进行性交的女人塑像,以及一部正在播放中、把耶稣基督刻划成为裸体女人的电影。这一切展出要表达什么?展览目录上写着:“对抗一切性别和性行为的禁忌”,以及其他“对保守主流社会来说,注定是不合宜的主题”。这场展览,也处理了稍早才发生过的公共争议:塞拉诺(Andres Serrano)在马桶上钉十宁架的照片,梅波索尔波(Robert Mapple thorpe)的同性恋照片,以及—部以脱星玄妮•史平妮可(Annie Sprinkle)为主角的电影——名称是《荡妇与性感女神:成为性感女神简易方法101》(Sluts and Goddesses;How to Be a sex Goddess in 101 Easy Steps,直译)。换句话说,艺术家除了谴责普通人的信念和标准外,没什么其他更崇高的目标:特别是那些旁若无人地抗议过去道德标准的人,更是如此!于是,二十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派别,退化成一种叛逆的表达,跟八岁小孩看着厕所涂鸦吃吃地笑没什么两样。甚至举世闻名的美术馆,也展出反艺术作品,再也没有人可以清楚地说出艺术是什么。然而,如果艺术是无法被界定的,就必定会被摧毁。几年前,曼彻斯特美术学院(Manchester Academy of Fine)Arts)举行了一次美术比赛,得奖的作品是一幅名为《树的律动》(Rhythm of the Trees)的水彩画。评审决定:这幅作品“展现了色彩均衡的品质、构图完善、技巧纯熟。”令他们遗憾的是,这个艺术家只是个四岁小孩,孩子的妈妈只是开玩笑地把作品寄出参赛。艺术家的标准完全被揭穿了:平心而论,艺术评论家根本无法分辨受过训练的艺术家,以及那个胡乱泼洒颜料的小孩之间的差别。因此我们要再回到莫雷•薛佛的问题:“这就是艺术吗?”对于今天的世俗世界来说,答案是:“谁知道!”没有任何可以界定艺术的标准。艺术的衰微,说明了错误的创造、堕落、救赎观点所带来的冲击多么惊人!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衰微过程开始于艺术家接受了科学的自然主义之教义,认为科学是惟—真正的知识源头,而美丽则属于主观的领域。出于防卫,艺术家宣称艺术领域本身自成一个舞台,在其中他们可以像神一样地统治自己的创造能力。艺术成为代理宗教,艺术家则对“罪人”投掷出先知般的谴责。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救赎力量的宗教,结果退化成攻击主流社会信仰和价值观而已。(P553-6)路易丝-考恩(Louis Cowan)是《世界文学名著概览》(Invitation tothe classics)一书的其中一位编辑,诉说她如何在大学宗教课上失去她的童年信仰——之后在文学课上重新找回信仰。探究在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基督教主题,远比推论式的神学论文更能够对她的心说话。如果古典文学显得十分遥不可及,就从较为近代或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开始:他们一样面对了世俗世界潮流的挑战,却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做出了强而有力的见证。比如说,在二十世纪的作曲家中,创作杰出音乐反映出基督教信仰的有普朗克(Francis Poulenc),他是个法国音乐家,向来是个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直到一个朋友的死亡将他丢入绝望之中,接著经历深刻的宗教经验,自此激发他音乐创作的灵感。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以他怪异、不和谐的音乐震惊了全世界,不过后来在生命中,经历了宗教的归正,创作《信经》(Credo)这个乐章,将“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谱成音乐,在当代作曲家中,可以认识约翰•塔弗纳(John Tavener,别与前面提倒的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约翰•塔维尔纳),以及佩尔特(Arvo Part):佩尔特定东正教的信徒,他以现代音乐风格表现教会的古老音乐。品尝古老圣乐和中古世纪圣乐的乐曲新编,已经成为今天广受欢迎的风潮。相当讽刺的是,许多教会正忙着模仿世俗的音乐风格,而教会自己的音乐传统则在世俗世界蔚为风潮。就文学上来说,二十世纪的作家有艾略特(T. S. Eliot),经常在文学课本里被尊崇为第一位现代主义的诗人。但很少书籍提到艾略特在中年时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写了相当重要的作品,如《圣灰日》(Ash Wednesday),以及《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耶稣会教士,以及作为诗人的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他用晶亮剔透的语言召唤我们敬拜神:“世界在神的雄伟壮丽之中。像燃烧的火焰,在金箔上闪闪发光。”基督徒也应该熟悉当代诗人,如萧露西(Luci Shaw)、约翰•力克斯(John Leax)、保罗•玛丽亚尼(Paul Mariani),以及艾莉娜•拉土辛斯卡雅(Irina Ratushinskaya)。在小说家中,基督徒应该探索鲁益师的丰富,特别是他的太空三部曲,以及纳尼亚(Narnia)系列故事:此外,乔治•麦当努(George Macdonald:鲁益师的心灵导师)的传奇小说、桃乐丝•赛儿丝(Dorothy Sayers)的侦探小说、查两斯•威廉斯(Charles Williams)的超自然小说,以及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奇幻小说,特别是他的《魔戒》(Lord of the Rings)三部曲,都是不可错过的文学杰作。在大西洋的此岸,沃克•柏西(Walker Percy),欧康纳(Flannery O'Connor),以及泰德(Allen Tate)的作品,代表了一九四十年代天主教文学的复兴运动。在现代作家中,基督徒应该认识赖瑞•沃伊沃德(Larry Woiwode)、福莱端德•华克纳(Frederick Beuchner)、隆恩•汉森(Ron Hanson)、安妮•迪勒(Annie Dillard)、温杰林(Walter Wangerin Jr.),以及史蒂芬•罗海德Stephen Lawhead),这只是其中一些名单而己。我们必定不可忽略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动人小说——他的作品不仅揭露了苏维埃囚犯集中营的恐怖;更流露出人类心灵对于无法言喻之苦难的反应。视觉艺术,同样以现代形式表达古典基督教信仰,在二十世纪家中,某些最美丽、最温柔的画作出自于乔治•卢奥(Georges Rouault),长大后,他成为福音派的天主教徒。卢奥使用现代艺术的语言,画出使人想起教堂彩绘玻璃的意象,纯黑的线条、佐以光亮的色彩,在传统和创新之间达成异常的平衡。当代艺术家中,以动人意象表达属天恩惠之戏剧效果的还有珊卓•鲍登(Sandra Bowden)、泰德•普莱斯考特(Ted Prescott),以及威廉•康登William Congdon)。整体来说,教会可以透过邀请艺术家参与教会事工来支持他们的艺术:可以邀请音乐家作曲,并演奏音乐;邀请诗人和作家为宗教节庆创作戏剧演出;鼓励艺术家设计旗帜、程序单,或为圣殿布置美丽作品。有一年圣诞节,我的同事穆雅(T. M. Moore),乞沙比克神学院(Chesapeake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长,改编了弥尔顿(John Milton)的《基督降生之清晨》(On the Morning)。(P558-9)国家图书馆有收藏:http://opac.nlc.gov.cn/F/V6IX6FCQQ13K2PDGGNKQLA8VPUXF845CGYJQBDA2HEPLHNDP9R-02698?func=find-m&request=%E4%B8%96%E7%95%8C%E8%A7%82%E7%9A%84%E6%95%85%E4%BA%8B&find_code=WTP&FIND_BASE=NLC01&x=61&y=13也可通过孔夫子旧书网订购:http://search.kongfz.com/book.jsp?act=newSys&query=%E4%B8%96%E7%95%8C%E8%A7%82%E7%9A%84%E6%95%85%E4%BA%8B&sale=0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     很好的世界观的教材
  •     速读的 是面对现代世界的很整全的护教 应对后现代怕是不足够了
  •     没有任何一种其他思想的世界观能媲美基督教的世界观,其背后都存在着莫大的谎言与罪恶,因此,要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来更新社区、更新文化等等。。。
  •     相逢恨晚,慢慢品读学习。
  •     :无
  •     写给福音派基督徒的《右派国家》,完全给美国右派思想背书。
  •     我还是赞美自由意志,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以,无法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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