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文集1-6

章节摘录

　　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预言！而在这一即将来临的文化建设的高潮中，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事业，无疑地也将是其中极重要的一个环节。关于这，时贤已每每有所论列。我今不揣谫陋，谨整理他们的要点，参与自己的所见，写成此文，以供讨论。　　我认为旧历史的翻案问题，亦即旧史学的改造问题，是中国新史学建设事业中首要的一个问题（关于这，华岗曾有《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对此问题有所讨论），而在这一问题中，不可避免地会包括以下三个环节，即（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之掌握与运用，（二）两宋以及清代乾嘉以来历史考证学成绩的批判与承继，（三）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田野考古的展开。兹分别论述于下：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掌握与运用，在上述三个内容中不是平列的，而是首要的，起着决定作用的；因为假如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不能学习着去正确地掌握这种“置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的话，那么，他将不能从过去积累下来的反动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心论的或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著作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同时，他也将不能从许多进步派史学家底大体上正确、然而又包含了许多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错误中向前推进一步。这一任务自然是艰巨的，但新时代的人民是有足够的理由向我们的史学工作者作出这样提高的要求，而新时代的环境（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共和国的日趋繁荣等等）也确实准备了同样足够的条件，来帮助我们的史学工作者作出这样的提高，只要他们肯付出足够的主观努力的话。问题是在于切不可忽视这一条件的决定性，或视这一条件与其他条件中平列的，甚或是次要的。李达在替吕振羽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作的序文中，曾说道：　　在中国史研究的课题中，据我目前所感到的，有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历史方法论的问题，第二是史料的缺乏及其真伪考辨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如果能够生动地应用而不误入实验主义或机械论的歧途，困难还容易解决。关于第二个问题，史料的缺乏，阻碍我们研究的进行；而史料的真伪的鉴别如有错误，结果必会颠倒历史的真相。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的联系着，我们必须连同去解决，才能着手研究。　　这一段话，大体上是对的；但当他认为拿掌握方法与考辨史料两相对比，前者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困难时，他显然是错了。自然，这是十四年前的话，而今的看法容或大有改变。但倘如有任何其他的人到现在还认为历史方法论问题，亦即“生动地应用而不误人实验主义或机械论的歧途”的事，是“还容易解决”的“困难”的话，那将大成问题！在史学研究中，或更具体地说，例如在清晰地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或允当地评述一个中国历史人物的过程中，要从反实验主义（或主观历史主义）和反机械论（或“客观”历史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得到胜利，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在处理法国小拿破仑这个历史人物及其发动的雾月十八日政变的再版事件时作家雨果和社会学家普鲁东便发生了各自的错误，而只有马克思才能从对他们底偏向的纠正中，把握了正确的观点和获致了允当的评论。马克思说：

书籍目录

赵俪生文集：1　序　自序　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　　学习《矛盾论》，联系史学工作的一点体会　　论历史科学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马克思怎样分析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历史——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问世一百周年而作　　谈史学研究的工作方法　　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　　二十世纪史学的回顾　　我对“史学概论”的一些看法　　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　　为学途程上的一些遭际　　我和顾炎武研究　　关于两门专史研究的回忆　　读书一定要读序跋　　自学成才从谈　　我对中国史学界寄有厚望焉——答《史学史研究》学者访谈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　　试论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　　秦汉三次农民起义的比较　　“宗人”与“賨人”　　北魏末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论有关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　　北宋末的方腊起义　　南宋初的钟相、杨么起义　　南宋金元之际山东、淮海地区中的红袄忠义军　　　　附篇：记卢兼三同志关于“红袄军”遗址的来信　　明初的唐赛儿起义　　明正德间几次农民起义的经过和特点　　“夔东十三家”考　　恩格斯怎样分析德国的农民战争　　试略论清代农民起义中神秘主义的加重　　论唐末农民大起义之更深远的社会意义　　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　　从土地所有制角度来理解农民战争的几个问题——兼论历史前进的动力　　综论两宋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兼论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发生的可能性　　红袄军史事补记　　明末农民大起义分题研究二题　　辨两“闯塌天”　山东历史上的农民战争　　吕母和赤眉军　　窦建德和刘黑闼　　王仙芝和黄巢　　杨妙真和唐赛儿　　毛贵和徐鸿儒　　于七和榆园军赵俪生文集：2赵俪生文集：3赵俪生文集：4赵俪生文集：5赵俪生文集：6

作者简介

这篇序文，按正常的情况应该是邀请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他熟悉我垂爱我，而我又终生尊重敬仰他，请这样的人来写。但是，自两个世纪交替之际，前前后后，这些人纷纷下世去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所以编辑部就自然而然把这任务派到我本人头上来了。

但这有困难。别人写和自己写，口气就完全不一样。老先生写的口气，不免带些勖勉和鼓励，或者再加一些指摘和置疑。自己写就不行，只剩下恕我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词汇交待和检讨了，而这样的文章，不久前我已写过两篇。

一篇是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俪生史学论文自选集》写的《后记》，一篇是应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命意而进行的一次专访答辞。至此，已没有什么需要再交待和检讨的了。现在来写这篇《序》，就准备以上述两文为基础，尽量避开重复的可能，用新的心情笔触，来概括一下我这一生既适应大时代又努力自我塑造自己的全部过程，一是给后代学人留下一点求教的遗念，另一是给本书读者提供一点阅读全书的“楔子”。

按照一个人头脑发育的自然过程，我是先接触了词章，而后晚一步又接触了逻辑和分析的。前者不免就是读一些唐诗、宋词、古文和传奇故事，这大概是十五岁前后的事。到十七岁前后，通过数学证恒等式、解方程式的操作，加以外语语法分析的锻炼，培养了一点逻辑分析能力，这才慢慢走上了写点东西和做做学问的漫长道路上来。

进入史学，已经是二十四岁了，所以我检讨说，“晚了点”。为什么进入史学，理由很简单，它比兄弟学门更深邃，耐人探索。作为进门的引荐，我读了几部书，一是傅青主的《霜红龛集》，二是全祖望的《鲒培亭集》，三是钱牧斋的《初学集》和《有学集》。我被这几部书勾引的神魂颠倒，自己对自己小声呼叫“过瘾呀，过瘾呀”。我梦想有朝一日我会像全祖望写张煌言那样，像钱牧斋写孙承宗那样，写出我自己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事迹。这就是立志了，立下很大的志，终身的志。

光搞人物不行，还要搞社会，搞古代社会、地主的社会、资本家的社会，以及革命成功后理想主义逐渐实现的社会。这样，就不能单靠史料了，还得搞理论。所以搞理论史学，不是哪个谁像填鸭一样填进来的，是自然而然演进来的。这就自必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接触社会发展史。

但当时的主流不是理论，而是考据。他们主张史学是若干细小问题的解决，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至于“理论”嘛，那只是大哲学家们的幻想。这话说的很客气，说白了就是理论只是狂人们的胡说八道。果真如此吗？这就需要辩一辩了。我的辩词见于上述《史学自选集》的《后记》，兹不赘。

史学结合理论，又产生出若干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教条主义。对伟大理论家的论断不是活学活用，而是生搬硬套，套框框。举两个例，对传统思想家的思想不是具体分析，而是施行一种剪纸帽的办法，唯心主义一顶，唯物主义一顶，非此即彼。人们思想的多样性、复杂性，就这样被排除了。再如社会的发展，纯按照西欧的模式(不考虑东方特点)，划为五种生产方式，一个衔接另一个，单线传递，排除了社会形态的可能有跳越和迟滞的现象，排除了复线传递的可能。这就说明，史学结合理论以来所产生的麻烦。幸亏有学术争论，经历后半世纪悠长的岁月，这种弊病总算得到了某些克服。

但说来不幸，时下有些人不是帮助克服弊病，而是全部抹黑。在我来说，我是1949～1979这三十年史学大流的参与者，因此，我既不能因为我是其中的一员而锦上添花，又不愿眼看着自己亲自参加过的事业被说的一塌糊涂。不能用“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的帽子强暴地扣到这三十年事业的头上，记得《圣经》中有一段说，上帝吩咐魔鬼进入猪里去，猪就闯下山崖，跌到湖里，淹死了。我读了时下文章后经常自己默声责问自己，“难道我们都是猪吗？!”

“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应该有两种诠释。一种，是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范畴内的，意思是说，只有我们西方是人类中最先进的，你们东方是低一等或者低几等的民族，活该被我们征服、杀伐、或者奴役。这些东西无疑是反动的。

但还有另一种。一些做学问的人，在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下，要总括人类的发展史，眼前现成的资料就只能看到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日尔曼人的封建制，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兴布尔乔亚的资本主义。顶多，再从英国在印度的杀人放火者的记录的夹缝中得知一点水利灌溉和专制主义。中国有句老话，叫“就钱吃面”。我常常幻想，假如十九世纪初就有《史记》、《汉书》、《左传》等德文译本或英文译本摆在马克思老人家面前的话，他会写出另外多么辉煌的大著来。他会写出多么更全面的东方特征。

他没有写出来，是时代的局限，不是谁的错误。我们继承了这些，发扬了这些，也不应当被认为是我们的错误。错误是我们这些当代人在发扬过程中自己做出来的，不能归咎于理论导师，更不能上溯到鱼龙混杂的“欧洲中心论”和什么“东方主义”。这简直是挂不上边。

我就是伴随着这样的时代潮流与时共进的。六十年来，我治过明清之际的思想史，治过北魏、北齐、北周以来的北朝史，治过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治过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史，以及这两家思想的互补与交融。童书业说过，做学问要有个“老营盘”。他的“老营盘”就是春秋史和《左传》。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的治学，如西域贾胡“至一处辄止”；又如捻军作战“倏忽驰骤”。这不好，不好在于落不下大根基；但也有一点好，好在于面子宽，看问题的眼光就不局限于一隅。我这个做法，做着做着，到老来，就渐近于哲学，至少是历史哲学。

到头来，就剩下这六卷书了。“知我者其在《春秋》乎？罪我者其在《春秋》乎？”一切留给大家评骘就是了。至于我本人，无复他求，至此已可瞑目。

还要说自己的一点感情。六卷中我最爱翻第六卷，因为那里面贮藏着我少年时的一点文采。现在再看，仿佛感到非常遥远，非常遥远了。其次是第五卷，里面记载了我一生坎坷的遭遇，不是一般的坎坷，而是“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我奇怪，为什么人世中有人提倡恨人、害人。至于学问，我欣赏第二卷中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因为它呈现了自己的一点点理论修养和能力；还欣赏第三卷中的《王山史年谱》，这是部赌气的作品，考据家嗤笑我不会做考据，他们自诩“一部年谱起家”。好，我也做一部年谱你看看。

我在兰州大学，转眼已四十五年了，时光过的真快。在一篇小文里，我学着孟获的腔调说“东人不复返矣”。感谢校领导，拨款助我出书。要特别感激我的老学生王劲教授和汪受宽教授，带起各自的研究生在编辑和校对本书方面，尽了辛勤的劳动。也感谢出版社的总编张克非同志、责编刘永明同志和美编张友乾同志，他们在初校、末校、安排版面和美工设计方面都尽了很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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