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书评

关于转型的一个很好案例剖析

这本书研究了90年代俄罗斯民主转型的过程。在制度选择的研究上，作者并不着力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历史等结构性因素，而是更关注作为参与主体的个人的行为选择。作者认为，有两个重要因素对转型的路径产生影响：有争议的议程的范围以及对权力分配的认识。变迁的议程涉及争议的范围越窄，越容易达成契约，以实现和平的、协商式的制度变迁。早先的理论认为，权力平衡有助于达成妥协。但本书的案例则显示，权力接近平衡但有关权力分配的信息不完全时，僵局可能导致冲突，因为行为者会高估自己的权力（误判）。从路径角度看，由相对平衡的对立双方来完成协议性过渡容易产生更自由民主的制度，强行制定的制度则几乎难以产生自由民主的结果。但是，一旦主要行为体认可了新的规则，并按新的规则行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既有规则的代价就会提高，规则就会产生自我存续的力量。拉美和南欧的民主转型仅涉及政治体制，相对较为简单。而俄罗斯的转型则同时面临三个议题：国家的边界、经济制度以及政治体制。争论的范围较广使得俄罗斯的转型变得极为复杂。国家边界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决策一旦做出，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非此即彼，利益不可分割，这也使得对立双方妥协回旋的余地很小。俄罗斯在转型的前两个阶段，权利的相对平衡以及权力分配的模糊性，最终造成了暴力冲突。但是暴力冲突也使得某些争议获得解决（1991年8月的冲突解决了国家边界问题，1993年10月的冲突则解决了经济制度的争论），从而使议程的范围变窄，使这之后俄罗斯的领导人能把精力集中于政治改革上。俄罗斯的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自上而下地推动经济改革，但由于受到阻碍，他开始政治改革，引入政治自由化（公开化、言论自由、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分离）和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政治自由化促进了新的政治组织的形成，公开化使不同政治观点碰撞，提升了大众的政治能力，选举起到了政治动员的效果。这些都刺激和动员了公民参与到改革的过程中来。随着党的分裂和新的政治势力的产生，俄罗斯政治开始在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之间逐步走向两极化，并且蔓延到整个社会，中间派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都被边缘化，最终以8.19政变收场。第二阶段从1991年8月到1993年10月，这一阶段的转型议题主要是：俄罗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由于未对旧制度推倒重来，旧制度中的要素得以保留，旧制度中的权力在后苏联时代继续扮演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角色。叶利钦瓦解苏联的计划获得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支持，但盖达尔新自由主义的激进经济改革方案则激起了巨大的反对。总统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划分缺少明确规则，经济改革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又加剧了关于规则本身的争论。社会被分裂为支持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两半，这一时期的极化又一次以暴力冲突告终。第三阶段是1993年10月以后，新的权力平衡使叶利钦获得了单独设计一套政治统治规则的权力——胜利者制定规则：超级总统制、混合选举制的议会。失败者权衡之下决定接受规则，参与游戏。尽管最初的制度设计有不少是对短期需要的权宜之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巩固了政治制度，规则很难再加以改变，并开始与赤裸裸的权力进行斗争。路径依赖使得选举成为在俄罗斯取得权利的唯一合法途径。由于争议的变迁议程的范围缩小，关于权力分配的看法改变，以及路径依赖，使得第二共和国比第一共和国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都更加稳定。本书的理论总结在第一章及最后一章，中间几章介绍几个阶段的细节，第九章介绍俄罗斯民主仍存在的问题。可惜从叶利钦到普京的过渡未作介绍，因为本书毕竟关注的是转型的理论框架，而不是一般的历史介绍。与中国的改革不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由其一人推动的。而中国经历了文革之后，通过解放思想，改革成为社会共识；而戈氏改革原动力来自个人，不是对社会压力所作出的直接回应。在改革的步骤上，中国先从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推进；而戈氏改革则很快由经济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并同时激起了其当时未曾预料到的民族问题，变迁的议程扩大太快，激进改革引起了党的分裂。在改革议程上，中国政府在最初的政治体制改革遇到问题后放慢了政改，而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上，为中国的改革赢得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也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原因。从俄罗斯和中国的实践看，改革还是要注意控制进程，尤其在扩大政治参与时要注意防止极化。街头政治有利于激进分子，却未必能够建立新的秩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形成共识不容易，推进改革时必须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尽量形成共识，绝对不能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