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章节试读

《闲话闲说》的笔记-俗 - 俗

我的經歷告訴我，掃除自爲的世俗空間而建立現代國家，清湯寡水，不是魚的日子.
我這個朋友還嘴，說您當年不滿意國民黨，您可以跑江西跑陜北，我現在能往哪兒跑？我不就是做個小買賣嗎？自由什麼了？我聽了眞覺得是擲地有聲.
八0年代，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做過一個近代到當代的社會生活品質調查，不料是北洋軍閥割據的時候生活最好。想想也是，今天張軍閥來，地方上出錢打發了，明天李軍閥來，地方上又出錢打發了，地方上眞是有錢啊。
道教管理了中國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也因此歷來世俗間暴動，總是以道教爲號召，從陳勝吳廣，黃巾赤眉，漢末張角一路到清末的義和拳，都是。
這些年來大陸興起的氣功熱，特異功能熱、易經熱，都是巫道回復，世俗的實際需要。不解決世俗實際的「信仰」失落，傳統信仰當然復歸。
中國人不會爲宗教教義上的一句話廝殺，卻會爲「肏你媽」大打出手，因爲這與世俗生活的秩序，血緣的秩序有關，「你叫我怎麼做人」？在世俗中做個人，這就是中國世俗的「人的尊嚴」，這種尊嚴毫不抽象。中國古代的罵陣，就是吃準了這一點，令對方主帥心裡氣憤，面子上掛不住，出去應戰，凶吉未蔔。
大英博物館藏的敦煌卷子裡，記著一條女供養人的祈禱，求佛保佑自己的丈夫拉出屎來，因爲他大便乾燥，痛苦萬分。
據胡適之先生的考證，禪宗南宗的不立文字與頓悟，是爲爭取不識字的世俗信徒。
如果我們將引進的所有漢字形日文詞剔除乾淨，一個現代的中國讀書人幾乎就不能寫文章或說話了。你們若有興趣，不妨找上海辭書社編的《漢語外來詞詞典》來看看，一九八四年初版，收詞相當謹慎。我的一本是一九八五年在湖南古丈縣城的書店裡買到，一邊看一邊笑。
我這個忘年交說，辛亥革命後，清朝的地方誌算是封建餘孽，都拉到琉璃廠街兩邊兒堆著，好像現在北京秋後冬儲菜的碼法兒。日本人先來買，用文明棍兒量高，一文明棍兒一個大銅子兒拿走，日本人個兒矮棍兒也短，可日本人懂。後來西洋人來買，西洋人可是個兒高棍兒也長，還是一文明棍兒一個銅子兒拿走。不教他們拿走，也是送去造紙，堆這兒怎麼走道兒呀？
香港的飯館裡大紅大綠大金大銀，語聲喧嘩，北人皆以爲俗氣，其實你讀唐詩，正是這種世俗的熱鬧，鋪張而有元氣。香港人好鮮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貪言中華文化，正是唐代式的健朗。
八五年我在香港看陳公博的《苦笑錄》，其中講到當年「馬日事變」，陳坐專列從南京到長沙去問究竟，近到長沙，陳下車鑽到殺共產黨的軍隊裡，說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是爲你們這些貧苦農民的，你們爲什麼倒要去殺共產黨？士兵說共產黨殺的是我們一姓的人呀。陳公博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當下領悟，不去長沙回南京了。
民間說蒙古人佔了中原，殺「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八姓，因爲這八姓是大姓，殺光則漢人即失元氣。後世罵人「忘八」，意思是忘了漢人祖宗，不忠不孝，後來演成「王八」，倒把龜糟蹋了，唐朝時「龜」還是美意。
四九年後大陸禮下庶人的範例則是軍人雷鋒，樹「雷鋒式」的小聖小賢，稱爲「螺絲釘」。可是固定螺絲釘的工具應該是螺絲起子，是「刑」，是軍法。毛澤東有名句「六億神州盡舜堯」，滿街走聖賢，相當恐怖，滿街走螺絲釘，更恐怖。
大而言之，我體會「禮不下庶人」的意思是道德有區隔。刑條之外，庶人不受權力階層的禮的限制，於是有不小的自爲空間。禮下庶人的結果，就是道德區隔消失，權力的道德規範延入俗世，再加上刑一直下庶人，日子難過了。

《闲话闲说》的笔记-俗文学 - 俗文学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遼寧大連，他講起有一次回家鄉山東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個蘆葦蕩，於是捲起褲腿涉水過去。不料人一攪動，水中立起無數小紅孩兒，連說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裡復歸平靜。但這水總是要過的，否則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於是再蹚到水裡，小紅孩兒們則又從水中立起，連說吵死了吵死了。反覆了幾次之後，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這是我自小以來聽到的最好的一個鬼故事，因此高興了很久，好像將童年的恐怖洗淨，重爲天眞。
此前燕趙一帶是河北梆子的天下，因爲被京劇逐出「中心話語」，不服這口氣，年年要與京劇打擂臺比試高低，輸贏由最後各自臺前的俗眾多寡爲憑。我姥姥家是冀中，秋涼灌冬麥，夜色中可聽到農民唱梆子，血脈踴動，聲遏霜露，女子唱起來亦是蒼涼激越，古稱燕趙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果然是這樣。戲劇演出的世俗場面，你們都熟悉，皮簧梆子的鑼鼓鐃鈸梆笛，古早由軍樂來，開場時震天介響，爲的是鎮壓世俗觀眾的喧嘩，很教魯迅在雜文中諷刺了一下。
不少朋友對我說過《紅樓夢》太瑣碎，姑嫂婆媳男男女女，讀不下去，言下之意是，既然文學史將它提得那麼偉大，我們爲何讀不出？我慣常的說法是讀不下去就不要讀，紅燒肉燉粉條子，你忌油膩就不必強吃。評論中常常贊美《紅樓夢》的詩詞高雅，我看是有點瞎起勁。曹雪芹的功力，在於將小說中詩詞的水平吻合小說中角色的水平。
《紅樓夢》開篇提到厭煩才子佳人小人撥亂的套路，潛臺詞就是「那不是詩」。詩是什麼？「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無一句不實，但聯綴這些「實」也就是「象」以後，卻產生一種再也實寫不出來的「意」。
相反，民初一代的革命文人，他們在世俗生活中的自爲活躍，讀讀回憶錄就令人驚奇，直要到四九年都穿上了藍制服，他們才明白味道有些不對頭。
「鴛鴦蝴蝶派」的門類又非常多：言情，這不必說；社會，也不必說；武俠，例如向愷然也就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也叫《火燒紅蓮寺》；李壽民也就是「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狹邪色情，像張春帆的《九尾龜》、《摩登淫女》，王小逸的《夜來香》；滑稽，像徐卓呆的《何必當初》；歷史演義，像蔡東藩的十一部如《前漢通俗演義》到《民國通俗演義》；宮闈，像許嘯天的《清宮十三朝演義》，秦瘦鷗譯自英文，德齡女士的《禦香縹緲錄》；偵探，像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等等等等。又文言白話翻譯雜陳，長篇短篇插圖紛披，足以滿足世俗需要，這股「逆流」，實在也是浩浩蕩蕩了些。
不禁想起自己心中長久的一個疑問：中國古典世俗小說基本上是白話，例如《紅樓夢》，就是大白話，爲什麼還要在文學革命裡提倡白話文？我的十年學校教育，都是白話文，小學五年級在課堂上看《水滸》入迷，書被老師沒收，還要家長去談話。《水滸》若是文言，我怎麼看得懂而入迷？原來這白話文，是爲了革命宣傳，例如標語，就要用民眾都懂的大白話。胡適之先生後來說「共產黨裡白話文做得好的，還是毛澤東」就講到點子上了。
單從白話的角度來說，我看新文學不如同時的世俗文學，直要到張愛玲才起死回生。先前的魯迅則是個特例。
翻譯文體對現代中文的影響之大，令我們幾乎不自覺了。中文是有節奏的，當然任何語言都有節奏，只是節奏不同，很難對應。口語裡「的、地、得」不常用，用起來也是輕音，寫在小說裡則字面平均，語法正確了，節奏常常就消失了。中國的戲裡打單皮的若錯了節奏，臺上的武生甚至會跌死，文字其實也有如此的險境
總有人問我你讀過多少書，我慣常回答沒讀過多少書。你只要想想大陸的幾套關於中國歷史的大部頭兒巨著，看來看去是一種觀點，我怎麼好意思說我讀過幾套中國歷史呢？
新文學則爲自己寫史，向世俗小說挑戰，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奪取解釋權，建立權威話語吧？這樣說也不對，因爲世俗小說並不建立解釋權讓人來奪取，也不挑戰應戰，不過由此可見世俗小說倒眞是自爲的。
爲大眾服務，因此有大眾文學，再加上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來，你們是不是覺得有點恢復世俗文學的味道？唐玄宗、宋徽宗再是文藝皇帝，明崇禎再有爲，都沒有想到利用世俗文學，難怪毛澤東要感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工農兵文藝」是僞的，因爲新中國是掃除自爲的世俗的，由此建立的權威話語，是一種強效消除世俗劑，禮下庶人的醬蘿蔔，偶爾下飯雖無不可，常吃肯定營養不良。
當時響徹大街小巷的鄧麗君，反對的不少，聽的卻愈來愈多。鄧麗君是什麼？就是大陸久違了的世俗之音嘛，久旱逢霖，這霖原本就有，只是久違了，忽自海外飄至，路邊的野花可以採。海外飄至的另一個例子是瓊瑤，瓊瑤是什麼？就是久違了的「鴛鴦蝴蝶派」之一種。三毛亦是。之後飄來的越來越多，頭等的是武俠。
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的城市逐漸農村化，以上海最爲明顯。上海所有的城市外觀，都是在四九年時類似電影的停格，凝固在那裡，逐漸腐蝕成一個大村鎮的樣子。我去看上海，好像在看恐龍的骨骼，這些年不斷有新樓出現，令人有怪異感，好像化石骨骼裡長出鮮骨刺，將來骨刺密集，也許就是上海以後的樣子
共和國之後的文化，基本是向軍旅的文化構成看齊，文人文化在消滅之列。
中文裡的頹廢，是先要有物質、文化的底子的，在這底子上沉溺，養成敏感乃至大廢不起，精致到欲語無言，賞心悅目把玩終日卻涕泗忽至，《紅樓夢》的頹廢就是由此發展起來的，最後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眞幹淨」，可見原來並非是白茫茫大地。你們不妨再去讀《紅樓夢》的物質細節與情感細節，也可以去讀張愛玲小說中的這些細節，或者讀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當會明白我說的意思。大陸的粗陋枯瘦，拿什麼來頹廢？頹廢什麼？政治失意，又少自爲餘地，失望銜怨罷了。大陸有的是「白茫茫大地」無物可頹的無可做爲，譬如地球上的林木消失，水質敗壞，空氣污染，食物鏈中斷，瘟疫橫行，人類尚無移民其他星球的能力，只好等死。
天津的馮驥才自《神鞭》以後，另有一番世俗樣貌，我得其貌在「侃」。天津人的骨子裡有股「純侃」精神，沒有四川人擺「龍門陣」的妖狂，也沒有北京人的老子天下第一。北京是賣烤白薯的都會言說政治局人事變遷，天津是調侃自己，應對神速，幽默嫵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圓形，質好多變。
近年所提的暴力語言，在文學上普通話算一個。普通話是最死板的一種語言，作爲通行各地的官方文件，使用普通話無可非議，用到文學上，則像魯迅說的「濕背心」，穿上還不如不穿上，可是規定要穿。若詳查北京作家的文字，除了文藝腔的不算，多是北京方言，而不是普通話。但北京話太接近普通話，俗語而在首善之區，所以得以滑脫普通話的規定限制，其他省的方言就沒有占到便宜。以生動來講，方言永遠優於普通話，但普通話處於權力地位，對以方言爲第一語言的作家來說，普通話有暴力感。
以前說「文以載道」，這個「道」是由「文章」來載的，小說不載。小說若載道，何至於在古代叫人目爲閑書？古典小說裡至多有個「勸」，勸過了，該講什麼講什麼
平心而論，七九年時內地大陸的大部分小說，還是中學生作文選的範文，我因爲對這類範文的味道熟到不必用力聞，所以敢出此言。而且當時從域外重新傳進來的例如「意識流」等等，也都迅速中學生文藝腔化，倒使我不敢小看這支文學隊伍工農兵文學預備隊的改造能力。
「工農兵文學」有一種假陽剛，影響到八0年代的大陸電影雖然要擺脫「工農兵電影」，但常常變成灑狗血，脫不出假陽剛的陰影。
顧城和謝曄自德國過洛杉磯回紐西蘭，與之夜談，不知怎麼我就聊到中國大陸人的「毒面孔」，還扮了個眼鏡蛇的相，謝曄神色觸動隨即掩飾過去。顧城隨後的殺謝曄，他性格雖不屬強悍，卻算得是搶先一步的毒手。顧城原來在我家隔壁的合作社做木匠，長年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