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地域文化

出版日期:2016-10
ISBN:9787509778972
作者:葛景春,胡永杰,隋秀玲
页数:596页

内容概要

葛景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前任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其著作曾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论著一等奖等多项。
胡永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
隋秀玲,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书籍目录

绪 论/1
第一章 杜甫与洛阳京城文化/15
一 洛阳在唐代的重要位置/15
二 初盛唐时期洛阳的诗歌创作活动/22
三 杜甫在洛阳的学习与生活/27
四 洛阳文化对杜甫的影响/41
五 杜甫对洛阳的思念/48
第二章 杜甫与黄河中下游地域的中原文化/51
一 杜甫与齐鲁的儒学精神/51
二 杜甫与中原周边晋赵地区的尚武之风/71
三 杜甫与中原地区的求仙学道和隐逸之风/74
四 杜甫受中原佛教的影响及对佛教的态度/85
五 杜甫与中原地区的史学传统/90
六 杜甫与中原地区的“文选学”/94
第三章 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108
一 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的密切关系/108
二 杜甫在唐代中原作家群体中承前启后之作用/118
三 中原文化精神对杜甫及中原作家群体的影响/120
四 杜甫是唐代中原作家群体的杰出代表/120
五 杜甫对中原地区文化和文学的影响/122
第四章 杜甫与长安京城文化/137
一 唐代的长安/137
二 杜甫在长安的活动与诗歌创作/152
三 长安文化对杜甫的影响/171
四 杜甫对长安的怀念/174
五 长安文化与洛阳文化的区别及对杜甫的不同影响/175
六 杜甫对长安文化的影响/179
第五章 杜甫与关中文化/183
一 渼陂风情与杜甫的诗歌创作/183
二 奉先、鄜州风土民情在杜甫诗歌中的反映/190
三 杜甫与凤翔行在的官场文化/196
四 杜甫在华州时期的思想变化/199
五 杜甫对关中文化的影响/203
第六章 杜甫与陇右文化/211
一 陇右文化的特点/211
二 杜甫在陇右的游踪/217
三 杜甫陇右诗歌与陇右文化/235
四 杜甫陇右诗的艺术追求/285
五 杜甫对陇右文学和文化的影响/302
第七章 杜甫与蜀中文化/311
一 蜀文化对杜甫蜀中思想的影响/311
二 蜀中佛教与杜甫佛教思想的发展/324
三 杜甫在蜀中诗歌创作的特点/330
四 蜀中时期杜诗风格的发展/353
五 蜀中生活和风土人情与杜诗题材的拓展/361
六 杜甫对蜀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368
第八章 杜甫与夔州文化/380
一 夔州生活与杜甫思想心态/381
二 夔州生活与杜甫对夔州人民的接近和感情的交融/392
三 夔州独特的山川风俗与杜诗内容的奇光异彩/397
四 夔州文化与杜甫夔州诗多样化风格的形成/406
五 夔州时期杜甫各类诗体的成就/416
六 杜甫对夔州文学及文化的影响/427
第九章 杜甫与荆湘楚文化/443
一 关于荆湘楚文化/443
二 荆湘民风民情、自然地理对杜甫的影响/447
三 楚文化对杜甫的影响/452
四 杜甫的“屈、贾”情结/462
五 杜甫对荆湘文化的影响/472
第十章 杜甫与吴越南朝文化/480
一 吴越文化与东晋、南朝文化/480
二 东晋、南朝人文风物对杜甫的影响/486
三 六朝诗人对杜甫的影响/496
四 杜甫对吴越及江右文化的影响/530
第十一章 杜甫与地域文化的关系/539
一 文化的主调与兼调关系问题/539
二 杜甫以中原文化精神为主调,以其他地域文化为兼调/545
三 时代精神与地域文化精神的关系/560
参考书目/568
后 记/580

作者简介

本书是一部从整体上全面综合研究杜甫与地域文化关系的著作。书中认为以洛阳、长安两京为首的中原本土文化是杜甫文化思想的基础,是他的血缘文化,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基调和写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诗歌道路都是在以两京为首的中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并成了他一生思想和诗歌的主调;但杜甫并未局囿中原地区地域文化的影响,他曾到过吴越、陇右、巴蜀、荆湘等地,接触了丰富多样的异地地域文化,汲收了所到之处地方文化的营养。
序  一
景春兄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杜甫研究”告成,索序于我,并传来电子稿。我最近因应付《杜甫全集校注》出版后几家新闻媒体的采访,又急于趁回国之机处理两部较大书稿的繁体字版,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抽不出时间。但景春兄几次催促,盛情难却,故答应他回美国后抽暇撰写。回到美国,我即拜读书稿。不想一读之下,即爱不释手。“眼见异书分外明”,一连几天,我废寝忘食地读完了这部五十多万字富有新意的大作,受益匪浅,感触颇深。
近几年来,地域文化研究成为热门话题。地域文化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早在2004年8月,《文学遗产》编辑部和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乌鲁木齐共同主办的“《文学遗产》西部论坛”,主题为“中国文学与地域风情”。我在论坛宣读的论文《唐诗繁荣的西部因素》中曾指出:“关于唐诗繁荣的原因,过去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但对唐诗繁荣的地域因素,特别是西部因素,很少论及。其实,不论就自然地理环境,还是人文社会环境,西部地区对唐诗的创作和繁荣都至关重要,不可忽视。”并进而论证说:“据周祖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载录,唐五代可考的文学家总共不到4000人,而籍贯属于今天所说的西部地区的,就有500多人,占总数的1/8强。单就诗歌创作而言,据中华书局版清编《全唐诗》(含《全唐诗逸》)和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共收诗(包括部分词)55796首,作者3558人。而籍贯(此籍贯的认定以我所主编的《全唐诗大辞典》所载为准)属于今天所说西部地区的作者就有472人,占作者总数的13.27%;作诗12060首,占总数的21.61%。其中国都长安所在的陕西省,作者295人,占总数的8.29%;作诗8059首,占总数的14.44%。而著名的诗人,如上官仪、上官昭容、杨炯、陈子昂、苏颋、王昌龄、李白、裴迪、韦应物、李益、权德舆、王建、薛涛、白居易、杜牧、曹邺、曹唐、韦庄、韩偓、鱼玄机等,都是西部诗人。他(她)们20人就有诗7837首,占唐诗总数的近1/7。这还不包括敦煌唐诗写卷中诸如马云奇、毛押牙等所谓‘落蕃人’及无名敦煌人所写的诗。如果再联系到杜甫祖籍为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又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杜陵野客’‘少陵野老’,在长安居住了十多年之久,又长期‘漂泊西南天地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直接造就了伟大的诗人。李贺郡望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常自称‘陇西长吉’‘刺促成纪人’,他对‘异域’风情的奇瑰描写,如《昆仑使者》《龙夜吟》《蜀国弦》等,真有亲临其境之感,说他是西部诗人似不为过。岑参的诗大多写于西部地区。西部诗人和非西部诗人写于西部或吟咏西部的诗,粗略计算,恐怕要占今存唐诗(含五代诗)总数的将近一半。这都充分显示了西部地区和西部诗人在唐代诗坛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如今关于唐诗与地域文化的研究,已陆续有著作出版,如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胡可先的《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是相当有分量的著作。而地域文化研究与具体的唐代作家的个案研究,如蒋志的《李白与地域文化》(巴蜀书社2011年版)也应运出版了。但关于杜甫与地域文化关系的全面综合性研究,至今仍未有一部专题著作出版。《杜甫与地域文化》的结项出版,正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缺憾,开辟了研究杜甫的一个新视域,对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将起到推动作用。
《杜甫与地域文化》的作者视野开阔,高屋建瓴,详尽而概括地论述了杜甫一生所经历和生活的各地域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文化精神、思想传统诸方面对他的影响,以及杜甫对该地域文化的影响,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议论风生,使人们对伟大诗人的思想发展历程及其诗歌主要风格的形成、风格色彩的多样化、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由于作者身处杜甫的故乡河南,景春兄又主编过《杜甫与中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故对杜甫与中原文化特别是两京(长安与洛阳)文化的关系,论述尤为精到:“杜甫是两京文化培养出来的诗人。他在青少年时代主要受到的是东都洛阳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形成了他坚守中原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的信念和‘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传统。对佛、道二家思想虽也有过濡染,但并不占据其思想的主要方面。中原文化中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则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他的中年是在长安度过的,长安复杂的政治文化和贫富两极分化及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训练了杜甫敏锐的政治嗅觉,培养了他的批判意识与忧患意识,使他的思想逐渐由致身公卿的‘致君尧舜’的理想,改变为‘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民贵君轻’(《孟子·尽心下》)思想,从而展开了对统治者荒淫生活的批判及对下层百姓苦难生活的同情。这种以‘民为贵’‘以民为本’的先秦原始儒家思想,是他思想中的精华,从而使杜甫跃入唐代诗人中思想最先进的优秀诗人行列。他的诗歌艺术也是如此。京城和谐典雅、精致优美的诗学传统,提高了杜甫审美的眼光和艺术境界,家学传统形成了杜甫作为诗人的使命感,而出京之后的广阔人生阅历和深入民间对底层百姓民生维艰的生活体验,则使他扎根于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土壤,使他的诗歌源远流长,具有现实生活的生命力,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基调和写现实的诗歌道路,都是在以两京为首的中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并成了他一生思想和诗歌的主调。”这真是深中肯綮的精辟之见。他对吴越文化、陇右文化、蜀中文化、夔州文化、荆湘楚文化与杜甫的相互影响,都有精彩独到的论述。
我与景春兄相识甚早,是诚挚而纯粹的文字之交。他是詹锳先生的高足,是詹锳先生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的主要撰写者之一。因此他早期的学术著作多是关于李白的,至今已有十来种之多,有的堪称李白研究的经典之作。所以我称他是真正的李白研究专家。他既是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副会长,又是我们中国杜甫研究会的副会长(还曾兼任秘书长)。李白和杜甫是诗国的双子星座,情同兄弟,由李白而研究杜甫,自有独得之利。他的《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就是极富创见的李杜研究的力作。正因深知李白,故亦深知杜甫。在《杜甫与地域文化》中,论及杜甫在秦州写的怀念李白的几首诗时,作者别有会心地揭示出:“怀念李白的四首诗,是杜甫全面认识李白的思想总结,也是他对李白感情的升华。……他清醒地认识到,他和李白在政治上都是失败者,最后的命运都是逐臣,因此他对李白在政治命运方面有很强的认同感。在诗中杜甫悲李白也是悲自己,为李白鸣冤,也是为自己鸣不平。这是对李白一生政治命运的总结,也是对自己政治人生和道路的反思。李白的成功,是以其诗歌的杰出成就,成为‘千秋万岁名’的伟大诗人。杜甫也认识到,他与李白本质上只能是诗人,都不是做官的材料。李白成功的诗人之路,也是他将来所要走的路。虽然这条路很艰辛,也很寂寞。受到李白的启示,他从此决定远离朝廷,走一个和李白一样的能够赢得‘千秋万岁名’的诗人之路。”心有灵犀一点通。景春兄真可为李杜的知音了。
张忠纲
2014年7月12日写于美国旧金山
(本序作者为山东大学原文史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杜甫全集校注》全书终审统稿人)
序  二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除了受到中原文化的滋养哺育,还历经吴越文化、陇右文化、蜀中文化、夔州文化、荆湘楚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因此,若能透彻地梳理杜甫与诸种地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有助于了解杜诗风格的阶段性变化之成因,更能深入解析杜诗及盛唐时代丰富的文化内涵。目前,学界有关杜甫研究的成果已称丰富,然而对于杜甫与地域文化关系的全面综合性研究却一直付之阙如。葛景春先生主持撰写的《杜甫与地域文化》一书从地域文化的层面切入,填补了杜甫研究中这一领域的空白,极具开创意义。总的来看,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一 系统性
《杜甫与地域文化》一书将杜甫一生经历的诸种地域文化进行了系统划分。指出以洛阳、长安为主的中原文化是杜甫思想形成的基础,并成为他一生思想和诗歌的主调;而吴越、陇右、蜀中、夔州、荆湘等异乡的地域文化,乃是杜甫文化精神的兼调。主调和兼调相互配合、相辅相成,这才构成了杜甫既有家乡地域文化色彩的主导思想和主体风格,另外有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的他乡地域文化之异彩。对于杜甫与每一种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本书的著者在设置章节时考虑得亦颇为全面周详。例如,论及杜甫与黄河中下游地域文化的关系时,本书不仅从齐鲁地区的儒学精神、晋赵地区的尚武之风、中原地区的求仙学道和隐逸之风、中原地区的佛教传统、中原地区的史学传统、中原地区的“文选学”等方面详细论述了杜甫与诸种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且注意到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之间的关系,着重论述了杜甫在唐代中原作家群体中承前启后之作用及其杰出代表的地位。除此之外,书中还就杜甫对宋代以后中原地区文化和文学的影响进行了阐述。这样就将杜甫与不同地域文化的关联及其相互作用全面系统地呈现出来,显示出著者思路的缜密与视角的多元。
二 深刻性
杜甫的诗歌除了具有“沉郁顿挫”的明显特征之外,在其生活的各个时期,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独特面貌。其早期诗歌气象雄浑、气势宏大,如“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登兖州城楼》);陇蜀纪行诗又变为冷峻峭拔,如“云门转绝岸,积阻霾天寒”(《寒峡》)、“林迥硖角来,天窄壁面削”(《青阳峡》)、“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石柜阁》)等;成都诗多明媚轻快,如“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五)、“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等;夔州诗则在高江急峡的映衬下,显示出雄浑悲壮、色重情浓的特点,以《秋兴八首》为代表,诗人创造了一种萧森沉郁的美学境界;荆湘诗或哀婉悲怆,或开阔雄壮,深得《楚辞》之风韵。如此千汇万状的艺术风格及其发展变化的复杂原因,若不从诗人一生独特的漂泊经历及其与地域文化的密切关系入手,便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前人云:“杜陵诗卷是图经”,宋人刘克庄亦云:“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本书的著者密切结合杜甫一生之行迹,通过详细解读杜诗中体现出的诸种地域文化要素及其影响,详细描述了异地文化对杜甫诗歌内容的丰富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深入阐释了杜诗风格形成、发展、变化的文化原因,所论极为深刻。著者指出,倘若没有吴越、陇右、蜀中、夔州、荆湘楚等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就不能成就杜甫之集大成。然而,其经世济民和忧患意识的主导思想和诗歌“沉郁顿挫”的主要风格却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其忧国忧民的思想、爱国主义的情怀、仁民爱物的博大胸怀、直面现实人生的诗风贯穿着杜甫的一生。这种结论的得出,极具启发意义。
三 创新性
从地域文化这一全新角度解析杜甫及其诗歌,往往能发前人所未见,所得结论常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如书中指出,长安文化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杜甫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的人生立场和诗风也有大的转变。在长安文化的影响下,杜甫培养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眼光,这使他从大唐极盛的表象之下,看出了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的潜在危机,也使他从一个只关心个人前途的官宦子弟,转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仁者。这就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较为确实合理地解释了杜甫困居长安时期思想变化的主导原因。又如杜甫于长安之所以作《兵车行》等反对穷兵黩武的诗作,本书认为是洛阳文化与长安文化的冲突导致的。长安文化中的尚武之风、官场作风、政治色彩,与杜甫在和平年代的洛阳所接受的温柔休闲的陪都文化及儒家的仁爱之风之间存在着一定冲突,而这正是导致杜甫形成反战思想的重要文化背景。这些新颖观点的得出,无疑正是受益于地域文化的独特视角,所论颇有参考价值。此类新见在书中尚有不少,兹不赘述。
杜甫是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闻一多语)。葛景春先生《杜甫与地域文化》一书从地域文化的独特视角,深入解析了杜甫诗歌中文化内涵的丰富性,这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化精华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相信《杜甫与地域文化》的出版,必将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从而推动杜甫研究迈向更高境界。同时,我也期望葛景春先生能够继续焕发学术青春,不断为学界奉献更多大著。今闻书稿已结项准备出版,索序于余,乐观其成,特弁数语于上云。
韩成武
2014年6月9日于河北大学
(本序作者为河北大学原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成功学院杜甫研究所所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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